十四年后，我终于回家了。
院门口槐树底下，胡乱停放的私家车之间的狭小空间里，我提着行李箱，把手上的飞机托运单还在，脚步却一毫米都挪不动了，像是被什么东西牢牢钉在柏油路上。远远地，我看见了她。
她头发已经掉得差不多了，脑袋顶上的中分几乎是秃的，银白色的短发远看去像一层薄薄的塑料皮淋了雨。如果不是她抬起手，向空气中摆了三摆，我差点认不出她。要知道年轻时她那双大黑辫可够她骄傲的。是她没错了。摆手的体态一点没变，手过头顶时眼睛闭住，头偏向一侧，和她当年对我做的一模一样。她顺势望向我这边，我忙蜷起身子，缩到树后，心口突突直跳。她转过身，继续和邻居们搓起麻将，蒲扇摇得飞快。我心一横，转身离开了。
从旧金山飞了将近16个小时，才降落在灰濛濛的Y城。过去十余年，我经历过两次失败的婚姻，仿若身体的炉灶刚添一把柴火，冒过几缕薄烟，火刚烧起，又被冷不丁抽走，只剩细土般的暗青色灰烬。绕地球兜了大半圈，回来后还是一个人。如果说要怪罪谁，这一切都是那女人的缘故（不想提母亲两个字）。我无法原谅她。
那个年代，我结婚算晚的，1992年嫁给下海经商捞到第一桶金的刘宏新时，虚岁已经二十八。我们的结合就像儿戏。母亲上街买鱼，路上碰见同乡吴阳，聊起家事，顺便就把我给“交代”了。你闺女多大？我儿子大她四岁。那正好。母亲担心塑料袋里的鱼放久就不鲜了。就是这句该死的“那正好”，或者说，就怪那条倒霉的鱼，我们四人第二天一起吃了顿不冷不热的饭。母亲在席间表现得极为开明，说什么“闺女的幸福就是我的幸福，也是她爹的愿望”。我讨厌她拿我爹说事，更烦她擅自绑架我的幸福，牙咬得直痒，吃进去的肉和菜没了味道，竟忘了多看对方几眼，只记得那人一笑眼睛眯成一条缝，讲话慢吞吞，不像坏人。好人和坏人——这神奇的二分法居然成了我丈量结婚对象的标准，和看爱国电影如出一辙。现在想来不可思议，虽然那时我已快三十，对结婚二字一头雾水，没隔个把月却成了一场婚姻的主角。
刘宏新是工厂厂长，手握一个厂子从进货到用人的实权。逢年过节，我们家从不缺年货，杭州的丝绸，海南的水果（平生第一次吃到芒果和香蕉），工人托人送来的布票，零零碎碎的金银首饰。我真嫁对人了。可算离开了从前那个死气沉沉的家。
事情急转直下从来没有预兆——如果说和刘宏新的婚姻给了我什么启示的话。那天早晨一如往常，我起床后在家收拾房间，擦拭床头柜上那块他常戴的金表，心里想着以后厂里不忙了，也一起出个国度个假，享受享受。从前“享受”这个词和罪恶相连，那时却开始时兴起来，人人口口相传，却对它的意思似懂非懂。结婚不到半年，刘宏新就让我从小学辞掉工作，每天收拾照顾家里（当时还不兴全职主妇这个词）。那时我虽干劲十足，但一想吃穿不愁，还不用每天面对情绪不定的学生、生一肚子窝囊气，很快就接受了。
擦拭，清洗，归置，买菜，做饭，做完家务，差不多就到傍晚，等到六点左右，他就该回家了。只是那天，手里的金表还在滴答滴答走，直到晚上他也没回。打电话到厂里，接电话的支支吾吾，一句完整的话都说不出，到后来干脆挂了电话。第三天，杳无音信，至此我也没想到他是丢下我跑了，以为是遭人劫持了，还傻傻报了警。和警察前后脚找上门的，是一群催债的盲流，半夜里疯狗一般砸门踹门，还用红油漆在楼道里喷上“刘红（宏）新去死”的话，五个惊叹号一个比一个长，直戳进我心里。难过的倒不是这些话，而是和你同床共枕两年的男人，不打一声招呼就从你的生活里彻彻底底消失，仿佛从没存在过。桌边的蜡烛烧了一半，烛泪还凝在烛台边上，冰箱里的生日蛋糕剩下一角，给我制造惊喜的那个人却不知去向。
来讨债的人开始三三两两聚集在楼底下，来回盘问路人“刘宏新死哪儿去了”。好在住这里两年，我们和邻居来往并不多。唯一认识的就是隔壁刘姨，她劝我出去躲一躲，神情夸张，仿佛家里着了火，生怕连累了她一家。我边打包边哭，虽说刘宏新人间蒸发快半个月了，但我还是不信他会丢下我不管，我抿住嘴，尽量不让自己嚎啕大哭。其实我是在默默期待敲门声，钥匙孔插入钥匙的咔哒一声，打开门，我想抱他大哭一通，安慰他说没关系，厂子倒了人还在，人在就能东山再起。可他再没给我机会。催债的人手握木棍，在我家门口烧起了纸，浓烟顺风飘到屋里，熏得我睁不开眼，眼泪更多了，止也止不住。有那么一瞬间真想打开门大喊：搞死我吧！我和他刘宏新没半点关系了！但我害怕，不敢开门，不敢再报警，一起身就感到脚边的土地轰然塌陷，坠入无风无声、时间停滞的深渊。手脚发麻，我只是哭，天昏地暗，倒在床上。
醒过来时已是夜里七八点的样子，天全黑了。我在窗前呆坐了好一会儿，空气里烧纸的糊味还没散尽。楼下路灯的黄色光晕里，一丛丛飞虫环绕，试探，冲撞，不舍离开，靠太近又烧死在灯泡上。就像我。开灯，不亮。他们可能已经从外面掐断了电线。是时候离开了。黑魆魆的房间里，摸黑把衣服和首饰塞进结婚时我妈送我陪嫁的唯一一件嫁妆——蓝灰皮革箱里，我身体里某个不具名的内脏不住颤抖，两只手不听使唤，眼泪也早流干了，拦了辆拉货的三轮车，拖着皮革箱，灰头土脸地逃命。
约莫半小时，三轮车停在了父亲铁路局分的砖红房子底下，前二十几年我住过的家。母亲开了门，屋子昏暗，只有内屋的电视机叫嚷着，旅行社红色的鸭舌帽底下，母亲露出惊恐的神色，她像是不认得我，凑近了，迟疑的目光落在我脸上。简单的一声“妈”梗在喉头，凉风从肺里升起，嗓子连着心凉了半截。时间凝结。她摆摆手，让我睡在父亲那屋的地板上。父亲去世后，他的床成了她的储物间，摞满了没用的商品盒子和废旧报纸。她没问我为什么来，刘宏新去哪了，她什么都没问，什么都不关心，又坐回到电视机前看起了歌舞节目，嘴里念念有词。第二天，她掐着皱巴巴的记账本，计算起住在“她家”的费用，煤气费，水电费，每顿饭的成本，连早餐喝的奶粉，吃的苹果都计算在内。她戴着老花镜，镜框卡在鼻尖上，看我时翻起松垮的眼皮，露出浑浊的眼白。等她最终说出那一串钱数，我心里最后一丁点火苗也熄灭了，黑洞洞的，整个人被掏了个空。
“我是你闺女，你都不肯通融吗？！难道要我拿首饰来抵？！”我喊出的话带颤音，嘴角忍不住抽搐，眼泪下一秒就要喷涌，但我咬住嘴唇，拼命忍住。像这样冷血的女人，不值得我在她面前哭，那无异于在猛兽面前流了血，露了短，只会引发更暴虐更疯狂的袭击和嗜血。
“通融？谁通融我？明天谁通融你？别指望着全世界都围着你转！你算老几啊？”她生气时五官揪在一起，眼睛不再浑浊，闪出凌厉的凶光。站在我对面的这个人不像是我的母亲，倒更像是毫无人情、视财如命的包租婆，或是在街边偶遇的疯婆子。
“你疯了！我没钱给你！错了！我有钱也不会给你！”之前听人说，人生气时呼出的空气都是黑色的，我那一刻感觉自己心肝脾肺肾都被染成了黑墨一般的颜色，每吐一个字，鼻孔都散出一道黑烟。
“刘凤湘，你可以走了。出了这个门，咱俩不认识。”她说完，就把手里的记账本摔在地板上，瞪我时眼睛是血红色的。
我的人生轨迹就此被改写。如果母亲继续收留我，我们可能重归于好，不排除一起生活的可能；我再不喜欢她，也知道她受的苦够多了，想过为她做点什么。但她替我关上了这扇门，锁得死死的。而我没有钥匙。
跌跌撞撞下楼，不知怎的，脑海里一幕幕都是惨剧，我被讨债者的棍棒袭击，刘宏新在背地里窃笑，我和母亲老死不相往来。那一天，我生命里最黑暗的一天，像卡了带的磁带，一遍遍回拨，命运用黑色的刻刀将它牢牢嵌入我的皮肤，翻出血肉，每碰一下，抽筋拔骨的疼痛便袭来。——1971年10月6号，父亲从江中被捞起，肿胀得不成人形，他卧在一块透明塑料布上，凹进被雨水打湿的泥土。我跪在妈妈和姐姐身边，反复念同一句话：“我想回家。我想回家。”我不明白我们三个为什么要跪在脏兮兮的泥地里，为什么要挤在混乱的人群中，为什么要对着一个根本不像爸爸的人哭喊，为什么不能回家。如果姐姐说的是实话，父亲的死和母亲脱不开干系。
从记事起，父亲就是个影子一样的人。他常年在火车机务段工作，那时的火车烧煤，父亲有时铲煤，有时轮班开车。因为工作忙，他常趁我们沉睡时回家，偷藏几块大白兔奶糖在衣橱左下角的抽屉里，再用花布盖上。我和姐姐都记得他说过的那句话，宛如蜜糖：“乖乖听妈妈的话，有糖吃。”我们开始还真以为糖果有灵，听话就会出现哩。直到一晚装睡时，看到父亲偷偷放糖时隆起的肩膀。一个人的背影比脸要多情。父亲的背影，母亲的脸，一个是温情的美梦，一个是惊悚的噩梦，两个天差地别的人怎么会生活在一起？我想不通。
10月6号是没有糖的日子。之后再也没有了。姐姐说，前一天的晚上，母亲和父亲大吵了一通，大概是和父亲不肯检举揭发他的老领导有关，母亲口口声声：连累了这个家。父亲和别人不一样，姐姐说，别人都肯说胡话，为了保住自己、保住整个家，可他偏不肯。第二天，父亲的火车发生特大事故，整条列车脱轨后冲入江水，瞬间无声无息。
不幸。自从我学会了这个近乎悲壮的大词，父亲就是那个和它相配的人，而母亲则是自作自受，不值得怜悯。从那天起，家里的唠叨多了，饭桌上的剩菜剩饭多了，父亲在她口中成了不知体贴人的“老头子”。我们之间，隔一整座冰山。
母亲朝我挥手、拒绝我的决绝刺痛了我。万念俱灰，我想起远在美国的姐姐。我用红布兜收好带在身上的首饰，拿去金店典掉，换来几张旧票子，饿着肚子挤上公交车，到邮电局排队，填表，打国际长途，一分钟十六块，说了足足五分钟才讲明我的处境，那几乎是我身上所有的钱了。
到美国的第一晚，我把头埋进被子，欲哭无泪。一半是因为远离家乡，一半是因为姐姐。多年不见，她的神态和脸上的纹路全数继承了母亲，她对我笑，我却感觉不到亲情和温暖；她摇头表示遗憾，却像对着街上的乞丐那般置身事外。我接受了她提议的房租价格，因为没处可去，只能安慰自己说，这是美国人的习惯，怪不得她，唯有这样，才能从绝望中暂时解脱。
为了还清房租，我在披萨店里切过披萨，给家具店扛床垫，替老到不能动的人遛狗，在商场里卖过化妆品，给社区学校擦过地板，在饭店后厨刷盘子，因为没身份，时薪低，只要别人乐意聘，我就拼命干活，有时同时打几份工，比那些墨西哥、菲律宾、印尼来的都勤快，几年时间攒下了点钱，终于在旧金山郊区买下一处年久失修的老房，逃离了姐姐，过起了独居生活，没人认识，没人惊扰。
我醒着就玩命工作，饿了就大口吃饭，夜里倒头便睡，别的一概不想，一概不念。因为我知道，只有像蛇一样冷血，没有温度，不念情面，滑过遍地荆棘才能不受伤，不受伤也就不需要时间舔舐伤口，等待痊愈。就这样，我忘记了上一段婚姻，忘记了国内大大小小的伤心事，渐渐活成了一个没有根也没有未来的人。无论对谁，我都不抱怨，一个人的时候更不为过去的事后悔，不去想以后怎么办。人呐，一旦没了退路，就比刀枪剑戟还坚韧。
唯一还能挑动我神经的，就是独自一人走夜路。家附近的路灯灯泡都被穷人拧走卖了钱，在寂静无人的黑夜，鸦鸣遍野，我竟怀念起小时候被姐姐牵着手走过深夜的巷口，还有母亲哄我入睡时哼唱的歌。后来我买了辆不知是几手的车，再也不敢走夜路了。
保罗的出现弥补了这些空洞。同居七年，无非搭伙过日子，说爱也没多爱，只不过凑巧在彼此的空当认识了，像饮食男女那般满足对方的需求，好不再那么难熬。原先我以为自己爱刘宏新，可分开后这个人的面孔早就模糊了，偶尔想起，心里不疼不痒。我以为自己爱保罗，可当他说分开，我没多说一个字挽留。他不能忍受我用“结婚”二字反复试探他，我也受够了他凡事都AA制，像极了我那绝情的母亲和姐姐。
分开后，我失去了继续独居下去的胆量。无论怎么劝服自己，这里都没什么值得留恋的了。我决定回国。十四年后，我回到Y城，看见了母亲。
自那之后，每隔一段时间，我就会回去看一眼，就站在院门口那棵老槐树底下。我说不上自己为什么要去，为什么始终不肯上前说一句话，我们为什么不能像别的母女那样自然地聊起家长里短。这些都是太宏大的课题，仅凭我一个人的力气，解不开。
久而久之，我摸清了母亲的“行踪”：早上七点到菜场买菜，她喜欢将两兜子的西红柿和芹菜系在一起，一前一后扛在肩上；她站在摊子前挑苹果，眼睛紧贴上去，好像要把整个苹果塞进眼珠子里，用大拇指从头到尾抹上一遍，确认没有破损后再丢进布袋。下午两点，她出门遛弯，有时到家门口的凉亭打扑克，为谁该坐在阴凉的地方争得面红耳赤，不用猜，结果总是她赢。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耳背，她的说话声永远是人群中最大的，还没进院子，就能听见她高高吊起的嗓门，声调比年轻时训我们还尖锐。她热衷于和人吵架，吵的时候一根手指指天，好像那里有谁在看，虽然已经掉光了眉毛，还是隐约看到她眼睛上方的一弯肌肉在用力颤抖，像进攻前的母狮子。晚上七点之后，她多半在客厅看电视，三楼的窗口黑洞洞的，交替闪烁着蓝色和黄色的光。
有几次，我就站在三楼楼梯口左侧的漆红色铁门前，用手摸一摸生了锈的圆形门锁，锁眼周围都是钥匙戳的凹痕。门上挂的春联卷起来的残角上积满灰尘。小时候每到春节，家里就会煮猪肉白菜馅的饺子，父亲和母亲不在那天吵架，只哄我和姐姐开心。在国外的这十几年，我不过春节，不和人提起过去，用尽全力忘记这个家。可什么是家呢？眼前这扇熟悉又陌生的铁门吗？还是屋里那个把我生下来，养我二十几年，到头来却不肯收留我一起生活的女人？那个一头栽进江水里早早死去的面目模糊的爸爸？远在美国的姐姐？给过我幻想却悄无声息消失的刘宏新？和我同样恐惧婚姻又频频试探婚姻的保罗？我蹲在家门前，眼泪扑簌簌地滚落。直到邻居家有人出来，门锁一响，我扭头便下了楼。
之后的若干年，我从未鼓起勇气敲响那扇门，也无法知道那扇门打开之后，得到的是冷漠的挥手还是热情的拥抱。我偷偷摸摸地上楼下楼，害怕相遇，又默默期待一次不经意的迎面撞上。我需要一个理由，一句说得出口的借口，才能在真正面对她时不那么慌张失措。
再见母亲，她已不能说话，不会挥手，不会拥抱，也不会谩骂。她躺在窄窄的病床上，小小的，像一颗干枯的火柴头。急救医生在她随身携带的卡片上找到了我的电话号码，我不知道她是怎么知道这串号码的，也不知道她出于什么心情把它写在那里。电话那头，医生语气平淡：人快不行了，还有一口气。赶往医院的路上，脑袋和身体都是空的，像一块碎纸片那样轻飘，每一步都像踏在风里。我无数次预设相见的画面，也曾设想自己紧握住她的手说，算了，妈，我原谅你了。我想拨开她额前稀疏的银发，认真看一眼以前只能远望的那张脸。
我真这么做了，只是她感觉不到了。
在医院的楼梯里跑上跑下，把自己的名字签上十几遍，我甚至不知道也不想知道那些文件上写的什么，它们无非都印证了一个事实：母亲不在了。等医院的工作人员离开时，我莫名其妙地想起母亲说过，“凤”是她的乳名，“湘”是父亲的老家，姐姐的“皖”是母亲的故乡，我俩的名字凑在一起，就是一个家了。
整理母亲遗物时，我从堆满杂物的床底翻出一只生了锈的铁盒，用碎花布包裹着，花布上落满灰尘。碎花布包着的，只能是爸爸的大白兔奶糖，不能是别的，恨意袭来，我气母亲毁了这个家，可惜不能当着她的面骂出来。
要收拾的东西太多，铁盒又太不起眼，被我丢到一边，我不想再住进这个家，于是想到卖掉它。中介上门后看了一圈，说：都清干净吧，放这儿也是当垃圾丢掉。房间清空的当晚，我躺在暗红色的皮革地板上，望着眼前天花板的水渍和翻起的墙皮，感觉自己经历了太多荒唐事，不知道怎么继续生活下去。
我双脚并拢，打开双手，像被钉在十字架上的人，任人捶打。无意间右手碰到了个硬疙瘩，是被落在墙角的铁盒。打开，是一沓沓被抻平压扁的奶糖包纸，糖纸泛了黄脱了蜡。糖纸底下，压着一捆爸爸单位的稿纸，纸页下方印着Y城铁路局的淡绿色小字。每张纸上面只写一两句话，字迹娟秀。
国滨：你走之后，家就不像家了，没人和我吵架了。
1971年10月 凤
国滨：小皖决定到美国去，我偷偷哭了一夜。
1980年6月 凤
国滨：今天闺女大喜，你若在，甚好。
1992年4月 凤
国滨：我把闺女撵出了家门，做了不是人该做的事，会遭你恨，遭你骂吧？我们这代人，失去得太多了，所以连到手的，都要假装撒手，就为了看她还会不会回来。她走了，我的心也空了。
1994年12月 凤
国滨：今天是千禧年的大年初一，大闺女的生日，她去美国已二十年。我那时偷偷告诉她，要留下妹妹，但不能白吃白住，家人是可以依靠，但她还得靠自己活下去。以前都是你和她们最要好，我拿你传话，糖纸我还留着，闺女却不见了。你知道自小我娘打我打得最凶，爹也不管，我从来不知道怎么和她们说话。你要在，就好了。可你要是在，我还得和你吵。真作孽。
2000年2月5日 凤
国滨：今天她回来了，虽然没和我说话。我看见她了，她应该也看见我了。
2008年8月 凤
国滨：我们俩只相隔一扇门，她在外面哭，我在屋里哭，不知道打开这扇门需要多久。
2011年3月 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