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大雪有着说不清道不明的关系，是同事，也是校友。
大雪也是猫奴，家里养着两只喵，一只玳瑁叫妞妞，一只小黑猫叫熊熊。有段时间，我总把妞妞记成壮壮。
“你家壮壮怎么样了啊？”
“不是壮壮，是妞妞。”
“壮壮——”
“我家没有壮壮！”
“壮壮——”
“壮壮挺好的。”她放弃了。妞妞真的成了壮壮。我得逞了。
后来，她逢人便说我是个“渴望壮壮”的女人。有点色情。
1
大雪是个奇人，为了做田野调查一个人住过农村，犁地种田，写调查报告。对于我这种三岁前就和乡土隔断的人而言，实在想象不出她种粮食的样子，远看一定像个身形粗壮的农村少妇。
但雪姑娘并不粗壮，除了喜欢组装家具、收拾房间、飞速骑单车的体力活之外，听说她厨艺还不错，喜欢在房间里悬吊各种绿色植物。
我们的工作不坐班，也不定点，随时撸起袖子码字，不管严寒酷暑还是刮风下雨，随时跑出去采访，采访回来就要薅着头发整理录音、写稿子。雪姑娘算是我们编辑部的中流砥柱之一，所以工作量可以想见。
写稿之余，她唯一的宁静便源于那间小小的厨房，她为自己置办了好些厨具，用上的用不上的，全都堆在里面，满满如粮仓。当她实在抗不过写稿的苦，一头遁入厨房，挥刀舞铲，在炊具、食材、佐料之间大展身手时，应该是她最快乐的时刻吧。
2
周四下午编辑部开会，刚从家里出发，接到雪姑娘的微信：能帮我带瓶醋吗？
搬家，家里乱七八糟，倒是有一瓶，但回去取，上班恐怕来不及了。
“你是认真的吗？”我一肚子狐疑：“要醋干嘛？”
原来，中午食堂的糖醋排骨太甜了，一定要有醋才吃得进。
正赶上报社附近门店整修，饭店一家都没开。闯进唯一一家烟酒店，老板娘从折叠床上弹起来，听说我来买醋，又百无聊赖地躺了回去。
灰溜溜逃走。
吃一盘失败的糖醋排骨，一定要有醋，就像每次改我的稿子，都说：“这里缺少一点逻辑。”
逻辑和醋一样，都是不可或缺的。这很雪姑娘。
3
搬到新家之后，雪姑娘果然是第一个客人。但她不是冲我来的，是冲我新养的猫。
从一进屋，她的眼睛就一刻不离猫，像个“追猫族”一样，举着手机，追在猫屁股后面狂拍。
“再过一段时间，他的两颗蛋蛋就会变得鲜亮透明，特别可爱。”我看着这个因为爱猫已经神志不清的“怪阿姨”，不知道怎么接下去。
“你看，你的新家很好啊，楼下就是一个幼儿园。”
“幼儿园很重要吗？”
“重要啊，你每天可以听见孩子的声音。多治愈。”
木讷如我，一次也没仔细听过。
4
记得第一次知道我俩是校友（她长我一届），还是共事了一段时间之后。
“啊，那我们肯定有很多话可以聊！”雪姑娘这话出口，直接Pia在地上，捡都捡不起来。我俩就这样尴尬地沉默着。
“唉，最近太累了。”上周回家的路上，我们同路，她说：“想了好久，觉得最有效的缓解办法就是——休产假！”
在人流攒动的地铁口，我就这么呆立在原地。独立自主的雪姑娘连产假这种办法都想得出，可见工作已经让她透支了。
“这个想法也不是不可以，我当时想的是——被人打晕，这样可以不闻不问不想。”有路人回头看了我一眼，无视。
“可是你不觉得，对于我们这种不想要孩子的人，不能休假，不公平吗？”
“可是休产假很累吧？不单要照顾自己，还要照顾一个孩子。”
“也是。”
直到我走回家，休产假这件事还在我脑子里转。
5
雪姑娘喜爱的男人的类型很单一，小眼睛，皱巴巴的脸，有一股霸气最好。于是马家辉先生和邹市明先生就被“收入”她“囊中”。
一次，得知我要去采访马家辉先生，雪姑娘说：“我上大学的时候就读过他的书。”
“是不是在紫金港图书馆地下一层？”
“是啊。”
原来，早在N年前，我俩曾在完全不同的时段，在同一个地点，在大学图书馆的地下一层，在那个旋转楼梯下面的沙发旁边，读过同一本书。
想想也是奇妙的缘分。
采访结束后，我掏出事先准备好的手账，对马家辉先生说：“一个姑娘爱了你十年，签个字给她吧。”
“叫什么名字？”马先生当天戴着墨镜，看不到眼睛，也辨不出神情。他挥毫泼墨，赫然在手账的第一页写上雪姑娘的大名，并题了一句话。
当我把手账交给雪姑娘时，她瞥了一眼，脸上根本没任何波澜。这哪像个追星族该有的样子？！
“我是不是太平静了？”她问。
“有点。”
“唔，但这样是不是太高调了？”她指着马先生写在手账上的自己的名字。
嗯，这样才像她。
6
五月初，雪姑娘去杭州采访，特地住在母校旁边，一个曾经“鸟不拉屎”的地方。
“去的话，一定记得到堕落街尝一尝当年的大鸡腿！”我得知她要去杭州，嘱咐她。
一天傍晚，微信发来一连串消息，雪姑娘不仅帮我尝了大鸡腿，还跑到后街的点心店，和上学时就认识的老板娘买了一兜点心。
“老板娘有点老了，也不记得我了，不过还卖当年的泡芙和面包片。”
从发来的那些照片看，雪姑娘正走在二十岁时走过的路上，从宿舍楼，一路走到图书馆，再到东区教室、西区自习室。路边的湖面上，浮着一两只白天鹅，草丛里蹲着一只小黑猫，露出两只绿色的眼。
当年，我也是这么走在酷暑难当的校园里，看着一对对情侣从身边走过，幻想自己遥不可及的爱情。
7
几乎是转眼间，我们都从学校匆匆奔赴生活，在帝都租一间负担得起的房子，拼命工作，想趁年轻力壮，多赚些钱。偶尔，家里打来电话，问起近况，顶多就是一句“挺好的”，再没有什么好抱怨，也没什么好期许。
从父母那里，听得最多的话，来自和父亲打乒乓球的人、和母亲跳广场舞的人，他们每天聊的，无外乎就是自己的孩子，挣多少钱，住多大的房子，买了什么牌子的车，办到了户口，生了几个孩子。好像一切都理所应当，毋庸置疑。
这些话对我而言，是无稽之谈；可对父亲而言，却是什么东西破碎的声音。我几乎能想象他夜里失眠，对着黑乎乎的天花板，问自己：我家闺女差在哪儿了呢？
是啊，一个没有户口，没有房子，没有车子，所赚不多，不想生育的年轻人，为什么就不能理直气壮地活着了？
哪里不对了呢？
“你要抗争啊！”雪姑娘说。可惜抗争偏偏是我的软肋。
7
记得第一次给雪姑娘发微信谈工作，是晚上十点，雪姑娘回：“以后不要这时候找我，我有自己的时间。”
真是个边界相当清楚的人呢。
对，以后就这么回他们：不要和我谈这些事，我有自己的生活。
8
“我已经开始计划未来的旅行了。”雪姑娘说，北京太不适宜人类居住了。要离开。
“去哪里呢？”想来也没有什么话可以劝她。想起某姑娘和我说，人活一世，要在路上认识朋友，不要把朋友带上路。
大概所谓朋友，不一定非要不离不弃，也无所谓从一而终，而是在某个时段，能和你共享一份“不足为外人道”的心情吧。
“她要去哪儿？”同事问。
“谁知道，去远方吧。”
外面的雨下得更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