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您举报过群租房吗？这是回访电话，您楼上的群租房已经被拆除。请对我们的服务做出评价。”

这是尤子这两个月来第三次接到这个电话。差不多一年多以前，她的确打过一个号码，反映楼上群租房的事，如果不是这通电话，她就快忘记了。

“我已经不住在那里了。”和前两次一样，尤子忍不住在对方挂断电话前，飞速补问一句：“楼上的住户后来去哪儿了？”不出所料，她得到了同样的答复：不清楚，这个不归我们管。这座城市这么大，总会有他们的容身之所吧。她只能这么安慰自己。

五年前，尤子从老家四川来到北京，在一家国际劳工组织的分局做合同工，负责拟定劳务合同、组织会议、出差参与社会调查。但凡有人听见“国际”二字，就瞳孔变大，双目放光，条件反射似的竖起大拇指，但只有她自己知道，她不过是在最迷茫的年纪听从家人的安排，硬着头皮通过了公务员考试，然后照猫画虎把“权利”、“发展”、“公平”、“对话”等字眼写进文件，整理装订好送到领导办公室，等着月底领工资、交房租的区区小职员。单位百号人里，她从加入的第一天起，就是最低的职级，拿最少的薪水，做繁琐却没什么价值的工作，更没人叫得出“阚尤婧”这个古怪的名字。最难熬的就是部门聚餐和年会之后的庆功宴，不会说夸人的漂亮话，接不起别人抛来的笑话梗，对美妆和新款时尚穿搭一无所知，尤子只好坐在所有人看不见的角落，期盼“今天就到这里吧”这个动人的结束时刻。

局长好！——就连这么简单的问候，她学了两年才说出口。星期五中午，她终于战战兢兢地吐出“局长好”三个字，在巴掌大的电梯里，却再没话可说了。还好有另外两个别的部门的姑娘，看样子不比她年长几岁。“局长今天看起来真精神！是不是换新发型了啊？”“能不精神嘛！最近肯定有好事！”“瞧你说的，局长什么时候没精神过？咱们可得当榜样学着！”局长从头到尾不说话，哈哈大笑，尤子偷偷打量几眼，分辨不出那神情是不是高兴。从一楼到六楼，只有她，有如挨过漫长的冰河世纪，做贼一般耸着肩膀，含胸低头缩在电梯的一角。

格格不入！和这里格格不入！她仿佛只是一时踩空坠落到欢乐山谷，身边的人每天都斗志昂扬地聊职业规划、谈人生理想、责任和义务，连赚钱养家也被渲染上亮丽的玫瑰色，大概只有她，无时无刻不渴望从纷扰的人群中挣脱，躲起来，缩进被子，退回到温暖的子宫——没有闲言碎语、胡乱猜测的安宁之地。

她本以为会一直这么干下去，像父母辈那样，一份工作做到老做到死，退休之后每月拿一份不低的退休金，在攒了一辈子的房子里颐养天年。那是她一直以来的梦想。然而，职业生涯最大的一次危机打断了她的美梦。那天晚上，她一如往常地熬夜写文件，困到恍惚时不小心错漏了一处案例，稀里糊涂得到了相反的数据。第二天合作机构打来电话，领导将办公室里的座机摔向墙角，她在门外听见电话机落地时的脆响，像是人的骨头被生生折断的声音。她红着脸去道歉，写好了辞职书，却因为不在招聘季，部门正缺人手而被压了下来。“好自为之”——这四个字从领导口中吐出时，她听出了咬牙切齿的恨意，瞬间，美梦像泡沫一样飘进空气里，散开，变成看不见的零星水汽。

那天之后，开会成了她的噩梦，她低头咬着嘴唇，担心被叫到那个一直被读错的名字（总被读成gan三音），担心自己担心的终于成了真。她太知道规矩：从踏出校园的那一刻起，再没人包容她犯错，没人替她担那份责任，哪怕她才入行不到一年，哪怕周围没有一个人告诉她该怎么做，她也必须“像”个成年人那样，挺起腰板，担负所有对于年轻的偏见和猜忌。“因为她是90后啊，想一出是一出。”“独生子女嘛，既不能吃苦，又负不起责任。”她无数次想冲上前去，揪起对方的脖领，不顾一切地大声辩解。她因为压抑了太久的愤怒而语无伦次，她想说笔记本里那些彻夜研习过的资料、一笔笔画上去的字迹、无数个在焦虑中熬过的不眠之夜，都能为她正名。“还是太年轻了哟！朋友圈里都是吃吃喝喝，这代人还是不行，都被惯坏了。”她松开攥紧的双手，耳边同事们的说话声慢慢消退，她顿觉自己轻如一片羽毛，从会议室半掩的窗子飞出，在不知方向的浑浊的风中，飘荡着，翻滚着，上升又跌落。

她掠过满目繁荣的城市，昼夜建起的大楼在她的身体下面一幢接一幢崛起，奔忙的人群从她身上一脚一脚踏过去，他们彼此推搡着，谁都不肯停下来，哪怕一秒；掠过荒芜的村庄，一处处房屋被拆了又建，建了又拆，她在梦里一次次重回久远记忆里的故乡，村落和流水还在，乡音和故人已改；她掠过那些对成功的渴求和宣扬，企业家们的豪言壮语，投资者关于信念的吹嘘；掠过衰落的历史和政客们响亮的许诺，和记忆有关的文字从她的视野里淡去，再也想不起。有时，飓风裹挟着她瘦弱的身体加速向前，有时，她在柔风的呢喃中目眩神迷，步履踉跄。她用尽全力飞着，飞着，不知道自己最终能降落在哪里。

来北京，是她的一次冒险降落。十月，老家的酷暑湿哒哒慢吞吞地褪去，她坐了近十个小时的火车来到这个干燥之地，拖着两个齐腰高的行李箱住进旅馆，一天88块钱，楼下是便宜的包子铺和泛着膻味的羊杂汤店。她梦想去大公司做一名白领，日剧里，白领女主都穿一身正装小套裙，踩着十厘米以上的高跟鞋，奔走在豪华的办公楼里，穿梭于阳光充足的会议室，她们自信大方，精明干练，对着陌生人也能侃侃而谈。尤子太想成为这样的人了。

白天，为了躲避打扫卫生的清洁工阿姨，她抱着笔记本电脑和简历到包子铺，点一笼10块钱的猪肉馅包子，坐上一个上午，午饭高峰期时偷偷溜走。从朋友推荐的租房网站上找房，不是地点太偏就是租金太贵，银行卡里只有上学时攒下的1万块钱奖学金，不够押一付三，只能找远离地铁口的合租房。从大学时代诡异的寝室氛围中逃离，和陌生人搭伙过日子原本是她最抗拒的事，眼下也成了生存必需。年轻人，不吃点苦哪行？连出租车司机都这么劝她。若干年前，他们也和她一样，从家乡奔赴北京，将赚来的钱汇款回老家，变成父母看病养老和孩子的奶粉钱。“你信马云吗？”师傅狂躁地按喇叭，塞进左转弯的车流，滔滔不绝地讲起马云的创业史，比马云本人还如数家珍。“不管你信还是不信，我信！人都是这么拼出来的！你说是吧？谁能舒舒服服地赚钱？”他生于七十年代，鬓角齐整的白头发让他看上去老了十岁，熬过二十多年后，除了一栋标价攀升、人人欣羡的北京房产，他的焦虑和不安没减轻一丝一毫。“马云说了，人啊，要有梦想。”马云说过好多话，好多人说过“马云说过”，尤子恨自己没早生几年，那时这里还不是寸土寸金，外地人还能靠自己的努力搞到户口和安身之所，还能用“过来人”的语气说话。而现在，她站在人声鼎沸的岔路口，眼前的黄灯不停闪烁着，她不知道自己接下来等到的，是绿灯还是红灯，该走还是该停。眼下，这座城市志得意满地膨胀着，像一只缓缓升空的热气球，盛装不下这么多人的梦想，要么丢下一些，要么当空爆裂。

尤子看的第一家房在三环边上，繁华的闹市区，楼下水果摊的榴莲味飘上二楼墙皮剥落的旧板房，门口鞋柜的一扇柜门向外歪斜着，进门时差点被它磕到腿。门廊尽头，两片花布帘子隔出一小块十平米不到的空间，网上的信息里写的是“开间”，里面仅有一张宽一米的折叠床，地上的瓷砖开裂，地缝里积攒着经年累月的泥垢，墙角一张破碎的蜘蛛网成了灰尘的落脚地。大屋正中央的床稍宽些，也是铁栏杆木板床，没有衣柜、饭桌和洗衣机，空荡荡似有回音。房东一脸严肃地抽着烟，站在阳台门口，身后垒起高高的杂物，旧拖鞋、变了形的晾衣架、破了洞的黑雨伞、老式雨衣、熏黑了锅底的铁锅。窗外停满车子的小院，广场舞者正享用属于他们的狭小空间，收音机里的男人用沙哑的嗓音高声喊：“留！下！来！”

“看得差不多了吧。”那人先不耐烦起来。“小的那间，”他用下巴指了指门廊玄关处的帘子，“一个月2500块。大床房，”尤子双腿一曲，坐在铁床边上，花瓶之类的物件从床头后面掉下来，乒乒乓乓，“一个月4000块。”见尤子面有难色准备离开，一直不动声色的房东从嘴角挤出一个谄笑：“就这房子，三环以内，您租去吧，根本租不到！就这间还是前天小两口回老家给公公办葬礼才余富出来，您后面还有三个人排队看，估计今晚就租了屁了。”尤子看了看表，晚上八点半。她必须尽快从这间灯光昏暗的屋子撤离，趁它还未完全吞噬她在北京立足的幻想。

第二间出租屋的地点在城北。看房当天夜里，北京刮起大风，沿街的塑料袋和碎纸片随风飞舞，白天的雾霾挨到夜晚，将天空染成一片低沉的橙黄色，路灯和车灯都是雾蒙蒙的一团，看不到月亮。尤子和中介约好，坐上了一个平头小伙子的电动车，在大风天漫天的纸片碎屑里左躲右闪。小伙子比她还小三岁，来京两年，住在六环以北，他穿着中介统一要求的西装，胸前挂着工作牌，娴熟地在风里骑行，异常英勇。尤子刚迈进屋子，抖掉粘在卫衣帽上的枯树叶，便被一股刺鼻的甲醛涂料味呛出了眼泪。“这房子……刚装修完吧？”“有一阵子了，两三个月吧，能住，机器都检测了。早上还有一个小姑娘来看了，挺中意的。”尤子在浓烈的气味中大口呼着气，忽想起高中时的密友，脸色苍白、语速极快的小妮子，因为家里换新房装修，为上学方便急着搬了进去，不到半年被确诊为白血病，高三读到一半就去世了。她们约定一起到北京读大学，到大城市去，去博雅塔边未名湖畔。在他们那个四川小城，能到京城顶尖的大学读书是所有人可望不可即的梦想。因为这个约定，尤子满怀期待，却因为好友的突然离开而如松了弦的箭，直直扎进泥土里，再无斗志。“你管她干吗啊？人都没了！你自己的未来还得靠你自己啊！”妈妈看到她垂直下滑的成绩，嘴角急得起了泡，说话带哭腔。她也哭了，未来原本触手可及，现在却再也看不分明了，读书究竟是为了什么呢？她最终考进家门口一所二本大学，被调剂到了哲学系。她的大学没有博雅塔和未名湖，只有不断逃课让她帮忙签到的同学，还有一节节云里雾里的哲学课。

“你好？觉得怎么样？这房子虽老，但地点不错，朝南向北，明厅明卫，邻居都是安静的老人。”平头小伙子高亢的嗓音一秒钟将她拉回现实。

尤子逃也似的冲进黑夜，连一口雾霾都是救命的空气了。夜里十点，街上车水马龙，应酬的，醉酒的，恋爱的，接吻的，抱孩子去医院的，路边卖玫瑰花的，摆摊贴手机膜的，练习滑板的，蒙着眼睛讨饭卖艺的。在老家，九点钟不到，路上就没什么人了，人人安于生活的贫瘠，也被这贫瘠带去的安稳感滋养着。尤子不曾同时被这么多人包围，也从没有过这般无处逃遁的孤独，这里的人如一颗颗互不干涉的星，在夜空里擦身而过，孤独如远处漫延而至的潮水，一浪高过一浪，喧嚣着，肆虐着，永无止境。她不知怎的，想起了老家的邻居们，从她出生他们便在那里，看着她长大，成熟，她看着他们衰老，死去。张阿姨家的泰迪去年在路边被车撞死了，今年又添了两只小泰迪，叫声更尖了。刘大妈的儿子两年前从监狱里放了出来，找不到工作，就在小区里捡纸箱收报纸，手臂上的纹身洗得发红，若隐若现。王婶的外孙女今年该上小学了，逢年过节见到时大声喊“阚姐姐好”，从不会念错字。吴伯伯种的花又快开了，整个走廊回荡着淡淡的花香。

走在回旅店的路上，尤子掏出手机，想和妈妈聊聊奇葩的中介，聊聊高昂的房租，和吹得她满脸灰土的倒霉大风天，打开通讯录，手指悬在半空，慌忙收起。她终于不再是那个考不好就哭鼻子的小姑娘了，也不再需要被父母善意的谎言精心维护自尊。她渐渐学会了自行填补不被安慰的空洞，把苦涩和不快藏在笑脸后面，被伤及自尊时捂着伤口站起来，继续走，不停走。转过临近旅店的一处街角，她听见有人说“尤子今天做得很好了”，她笑了笑，回过神，发现声音从自己的胸腔里发出。说着不许哭，可还是哭了，好怀念邻居们表情夸张地说她“长高了”、“变漂亮了”、“越长越像妈妈了”。那时的她还是个满院疯跑的假小子，没拿这些话当回事。躺在旅馆散发着酸臭味的床单上，才意识到自己像一朵盛放的花，外表鲜嫩艳丽，内里的根茎早已一截截腐烂，就算她用力生长，抵抗干旱和风雪，也有人口气发酸地说：“看那朵花啊！多娇气！多矫情！”隐瞒和沉默，她很快就会学会了。

打出那个举报电话前，尤子和一对情侣合租78年建起的小区公寓里。40平米的房子里，双方都小心翼翼地生活着，那对情侣在客厅压低声音说话，房间里也从未闹出什么动静，尤子则尽量在单位解决晚饭，以免打搅他们的二人世界。更多的苦恼来自年久失修的家具和家电，洗澡时喷头掉落、马桶的冲水按钮失灵、厨房的水池管道堵塞、卧室窗子的把手折断、不合时宜地断网、停电、停水、停气……房东大概是将尤子的手机号码列进了黑名单，电话打不通，她便自己学会了修理家具家电，不劳烦别人动手。

两年前的一个早上，尤子起床后推开卧室门，发现客厅的瓷砖上散落着白花花的墙皮。她蹲在地上研究了一会儿，忽闻到一股烧焦的胶皮味，起身，沿着墙壁望上去，洗衣机上方的墙壁里呲呲地响，像是火炉里哔哔啵啵的火焰。天花板和墙壁交界处，一块巴掌大的窟窿里冒着火苗。几乎是出于本能，她敞开门窗，站在走廊里拨通了火警电话。五分钟后，消防员赶到。墙壁里的火苗早已熄灭，客厅里飘着薄薄的烟。

尤子和消防一道，敲开了楼上邻居的门。门一开，洗衣粉混杂着浓重的汗味，呛了她一个趔趄。客厅的旧式洗衣机正轰隆隆地工作着，一旁的大红洗脸盆里泡着乳白色的大褂。左手边的布帘裂开一条缝，两张木板床。右侧卧室里是七八个人的上下铺，一个头发蓬乱的男人光膀子叼着香烟，窝在暗蓝色的被子里。前来应门的人一口东北腔：“咋的啦？我们等会儿还得上工呢。”

一连几晚，尤子都能在凌晨两三点听见楼上的响动。夏夜，窗外的虫鸣此起彼伏，耳边蚊子哼哼地叫，仍盖不过楼上铁床频繁撞击地面的窸窣声响，还有一群男人的笑，酒瓶陆续倒在地板上。失了眠的尤子蹑手蹑脚走到楼上，站在漆黑的楼道里，听见门那头的人摔着扑克牌，赌钱，哄笑，骂脏字。她想敲门，怂。

“上工也不行，赶紧把洗衣机关掉，楼下电线冒火了。”消防员说，洗衣机的水沿着墙壁渗下来，原本老化的电线短路了，搭在一起，烧了起来。东北男人不太情愿，挠着头拔掉了洗衣机电源。不等关门，就又窝回床铺，闭上了眼睛。

继那次悬而未决的敲门之后，一连两周，尤子都不能合眼，陪伴她的除了蝉鸣，就是楼上的笑声和骂声。上班时，她眼前的文件现出一重重叠影，开会的间隙莫名亢奋，早晚下班高峰的地铁里，她几乎瘫倒在别人身上，闭上眼，分不清是梦是醒。快要坚持不住了。

她于是写了一张字条，以恳求的语气请楼上的住户夜里12点后安静一些。他们是邻居，不是吗？她甚至想像小时候那样，提一个西瓜，请他们所有人吃。“去了北京之后，别把人想得太好，你一个小姑娘家……”妈妈不放心，每回电话都嘱咐几句。尤子放弃了送西瓜的想法，趴在自家的房门上，等楼道完全安静之后，踮着脚爬上楼，把那张纸条轻轻贴在房门中央，上面写：“家里有老人，旧楼不隔音，可否夜里12点之后稍微小声些？多谢了。邻居（笑脸）”

她就是那位“老人”，也是“邻居”本人。语气还算客气。他们不会吃掉你。她给自己壮胆。不敢和人提要求，学不会拒绝，明明在意到要死，也宁愿憋住不讲——多年的顽症——不知道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大概是小时候父母的离异，无休止的争吵，斡旋，辩解，诋毁，使她变成家里那个多余的人，旁观者，摇摆天平的稳定支点，她练习化身为一个花瓶、一块肥皂，某种没有生命的物件，将自己变成“空”。如今身上的棱角还在，除了同自己顽抗下去，想不出其他办法。

当晚，入夜，酒瓶，扑克牌，床板咯吱，笑，骂，没多，也没少。如果消息准确，楼上住着的是附近一家餐馆的服务员和帮厨，都是从外地来京打工的东北人。饭店包食宿，饭店老板租下了这间不足40平米的房子，八九个人住，平均一个人的租金500块左右。在这个地界是相当便宜的价格了。

白墙里的电线接上了，窟窿还在，修电线的说，他们不管糊墙，糊墙要找物业。尤子找来物业，一个长成球形的肥硕男子怎么都爬不上借来的木梯子，连连道歉，点着头离开了。她想找房东说说糊墙的事，又觉得没那个必要了，下次再烧，省得刨开了。上一次是卫生间渗水，维修工人掀开整张隔板才修好。这一次是客厅渗水，墙壁上留下一个洞。下次呢？

消防掀开消防记录本，让尤子签个字，离开了。烧焦味久久不散。

“请问……可以举报群租房吗？”恐怕只有这么一条办法了。举报电话是朋友发来的，说是之前试过，效果不错。“他们抽烟抽得可凶了，说也不听。”朋友家隔壁也是群租房，夜里十一二点，几双脚在楼道里重重踏着，喝酒打牌，隔着房门都能闻见烟味。朋友家的孩子还小，房子又是新买的，几次沟通无果之后想到了举报。“买房和租房不一样，买房就像结婚，租房就像谈情人。我这结了婚的人，只能管教，不能退让。”“可能是白天他们太辛苦了吧。”“辛苦？他们夜里那叫一个不消停。不过打电话不到一个月，他们就搬走了。”朋友冲尤子露出胜利的微笑。这年头，谁为谁好？都是为自己。尤子听得直点头。

这样也好，说不定老板良心发现，能给他们多租上一间房，只要这里留三个人，就不算群租，也能过得稍微体面一点。

“请问您举报过群租房吗？这是回访电话，您楼上的群租房已经被拆除。请对我们的服务做出评价。”第一次接到这通电话时，尤子已经搬离那个小区了。搬家那天，她抱着的文件夹叠到鼻尖，和楼上窝在暗蓝色被子里的男人擦身而过时，她微微点了点头，他望向她露出的眼睛，眼神空洞。他早就不记得她了。他们做过邻居。

搬进的也是老房子，距离单位不近，离地铁口也有1.4公里。优点是高层，左邻右舍没有群租房。租金比两年前翻了一番，尤子交去头三个季度的钱，咬了咬牙：花钱图个清静。

下班的地铁上，手肘和后背不友好地顶着她，羽绒服底下又起了一层虚汗，地铁启动，尤子努力站稳，两只靴子卡在几双脚中间，耳机挂在前面女人的卷发上。等等！刚刚电话里说的“拆除”是什么意思？之前楼上的群租房是顶楼，不是当街的门店，怎么拆？那一年，全市大兴街道改造，不仅一口气拆掉了沿街的广告牌，还拆除了大部分做小本买卖的门店。家附近的螺蛳粉、西安小吃、格子铺、食杂店、老胡同，几乎一夜之间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一块块齐刷刷的崭新灰黑色砖墙，上面刷着宣传标语。有的门店没有马上关门，只在糊好的灰墙上开一扇窄窄的窗，送外卖的人隔着窗子取餐，窗里头的偷偷往外面送餐，双方达成一项秘密的共谋，维持生计。过不久，这些窗也都变成沉默的墙，叫人看了也说不出话。每次路过这里时，尤子都不住琢磨：用长筷娴熟地挑起螺蛳粉的广西大妈、亲自将肉夹馍递到她手里的陕西大叔、食杂店里嗑着瓜子看球赛的秃头老头，不知道还在不在墙后面？不在的话，他们又去了哪里呢？ 

从地铁站回家的路上，吃过饭的老人们牵着狗站在路边聊天，不必刻意偷听，尤子就能分辨出老北京人特有的腔调，混杂着和骄傲有关的微妙情绪。那些人（她喜欢称他们“那些人”）都是怎么生活的呢？来北京的这些年，她没日没夜地拼命工作，为了被人认可而死撑着，在夜里十点钟的地铁上打过盹，为赶一场场会议磨平了鞋跟，睡觉时因为梦见错过文件的上交日期惊醒。她数次从那所和小妮子约定好的校门口牌匾底下，从那些争相拍照的人中间穿过，丝毫不记得心怀梦想时的心情了。生活与工作变得含混不清，领导开会时说，要保持24小时开机状态。换一份工作吧。和在北京打拼的老同学聊了几次，他们无一不是在用年轻的身体煎熬，随叫随到，免费加班，像一块燃烧着的木炭，慢慢榨干，变成灰土一样的碎屑。她依然被叫错名字，有时只被一个“哎”代替。只有发工资，才让她感觉自己还活着，活着的价值就是银行账户上的一串数字，那是她少有的短暂的荣光时刻。打破这荣光的是爸爸时不时打来的电话：“年薪能达到多少？你知不知道你吴叔叔家的小军一年能挣七八十万？他连大学都没上，学历还没你高呢。”“你什么时候能搞到北京户口？什么时候买房？等你买了房我好去你那里养老。和你妈的关系是一回事，你到时候可别不管我。”爸爸以前说过，从家里搬走是他做出的最正确的决定，有点像一下子从水里探出头，终于免于溺死。而她真正怀念的，是小时候的爸爸，他宽厚的肩膀上扛着她，在春风里跑，风筝在天上，线在她手里，他们不谈户口、房价和未来，只唱她喜欢的歌。 

连滚带爬地挤出地铁，顶着寒冬里瑟瑟的风，尤子和一对中年夫妻同时进了电梯，12层，两根手指戳到一处。哟，你也住12层！咱邻居！房子租的吧？看你年纪轻轻的也不像能……男人扯住了女人的衣角。

回家了。如果这也算是个家。旧楼水管改造的电钻声刚停歇，走廊里装修工人的烟味顺门缝钻进屋，一袋袋水泥垒在走廊的墙角，涂料干涸后的白色碎末散了一地。像一摊泥一样瘫在床上，被柔软的床包裹着身体，被子是从老家带来的，还有那里的气息，尤子大口吸着，打开电视，任凭无聊的综艺节目里的假笑和肚子的叫声交相呼应。隔壁传来电视关机的音效声。有邻居就是好哇，至少还知道有人生活在你周围，哪怕他们出现时，大多用狐疑的眼神打量着你，问：“新搬来的？”然后摇着头，呯的关上房门。

有邻居的地方，才叫家吧？ 

“……这生命正值春光/别装作刀枪不入的模样/别错过年轻的疯狂/时光很匆忙/别错过日落和夕阳/不论在哪里呀/来不及认真地年轻过/就认真地老去……”

尤子把手机的声音调到最大，用尽最后的力气嘶吼着，就这么一直强撑到一点钟，才去洗澡。站在忽冷忽热的水中，不知怎么，突然呜呜大哭起来，哭了很久很久。

又一年入夏，新小区安静了很多，蚊子、蝉鸣、醉酒的男人，大约是因为楼层的缘故，都听不见了。尤子的失眠也治好了。

左邻右舍都是安家在此的本地人。他们曾在电梯里谈起这一带的房价，纷纷感叹：小区条件不错，多亏买得早。躲在角落里的尤子听得很安心，能和这样的人做邻居，说明自己生活得还可以吧，也就忘了那通电话和男人无神的眼睛。

早上七点半，尤子照常出门上班，在枣红色的防盗门中央，赫然贴着一张沾有茶渍的字条，字迹细密，微微颤抖：

“老人睡眠轻，夜里小点声，谢谢。邻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