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打算坐公交去西湖边走走。我来杭州七年，没正经去过西湖。我很小的时候游过西湖，那时我们家去上海投奔小舅，挑了一个周末坐动车来杭州玩。我对这座城市没有一点好感，西湖在我眼里只有绵长的绿化带，漫长的人行道，以及泛绿的湖水。我根本没怎么看湖，只闻到臭鱼烂虾的腐臭味。我脑海里的西湖就那么一小撮，被亭台楼阁围住，拥挤不堪，杂乱无序。直到我上了高中，在地理卷子上看到西湖的黑白照，我才清醒地知道，原来西湖有那么大一滩水。

杨映建议我把房子买在西湖边上，写累了能去湖边走走，没准当年苏轼也走过同样的路。我没答应，选了城郊。我俩结婚七年，在老家草草办了婚礼，然后就迁来杭州。我找到一份编辑的工作，杂志社安在下城区。谈恋爱的时候我什么都听她的，去杭州是我自己做的第一个决定。结婚之后还是都听她的，在哪儿买房子是我第二个决定。

她经常警告我，不会再有第三次。

我之所以能有几次做决定的权利，都跟我自己腰板儿硬了有关。编辑工作待遇不错，分了职工房，勉强够杨映放她如山多的衣服。明明她的每一件衣服布料都十分节省，聚在一起却如此庞大，我常常感到费解。后来我出了名，小说改成了电影，带杨映见了明星，主要还是有了钱。我跟杨映说：在西湖边买房子没问题，但我以后可能再也写不出小说了。我这番话吓住了她，她不再坚持。不过她很快重掌了话语权，仍旧决定家里面的大事小情。至于为什么不愿意住西湖边，她从没问过我为什么。

这栋房子坐落于城郊的一片别墅区。杨映养了一只大狗，现在它正在拍打落地窗。我下床去拉窗帘，她拉住我，又把我拽回被窝里。那狗锲而不舍，又拍了半个小时，像个节拍器似的给我指挥节奏。我从床上下来，光着身子拉开窗帘，作势要踢它，狗子立马跑开了，它还不忘回头看一眼床上的陌生人。我要回去了，下午的活动很重要，她说。我可以送你去公交车站，我去西湖，我说。

昨晚我们俩聊了很久，聊新改编的电影，聊乔伊斯和耶茨的异同，我把很多还没写进评论的有趣观点都告诉了她。直到后半夜我才想起解她的衣服。偶尔我会把她想成杨映，刚谈恋爱那会儿我们也什么都聊，在我俩都把各自的积累掏空之后，就没什么可聊的了。杨映从小和我一起长大，性格合适，善于照顾我。高中那会儿我们就恋爱了，后来大学分道扬镳，工作后又走到一起。

门口没有公交，我骑着自行车载她，骑了两公里，到公交站。我不会开车，平时去工作室或者参加活动都是杨映送我，今天她不在，去北京了。身边的女孩翘着二郎腿，两腿修长。我顺着她的腿往上打量，裙子短得将要消失，小一号的衬衣绷出丰满的胸脯，天鹅般的脖子，纯真的笑容。那双眼睛注视着我，突然一点也不清澈，透着狡黠与冷漠。你要参加什么活动，我问。一个作家的新书出了，今天下午在书店搞一个访谈，她说。我想问问那个作家是谁，她没给我这个机会，伏在我身上吻我。两个人的喘息声把周围的空气都变得氤氲，公交过了两趟，我们终于分开了。

你之前经常这么干吗，她问。干什么，我说。和陌生的女人睡觉，她说。不，这是第一次，我老婆不常出差，这次是她妈妈生病了，给送到北京的医院治疗，她妈妈不喜欢我，我就没跟着去，我说。这和小说里可不一样，她说。是啊，和小说里都不一样，我说。你可以抽支烟，或者我们回去再做一次，我不去书店了，她说。公交来了，我把她推上车，说，下次吧，我不抽烟。

公交气哄哄地开走，她一直怒视着我，好像在埋怨我的轻率，埋怨我并不是个纵欲过度的人，埋怨我居然是个不抽烟的小说家。我冲她招招手，心中那点快乐荡然无存。如果我今天不是有约，我可能会抽一支烟，或者和那个女孩再做一次。我忘记她是干什么的了，好像是个记者。她是个漂亮的女孩，也有思想，各方面都很好。但我得去赴一个愚蠢的约定，十年前订的。

今年年初我把这个约定给记起来了，但又花了很长时间纠结，到底要不要去赴约。十年前我大四，我和李芷楠说好十年后要在西湖见面。当时只是个玩笑，毕竟那会儿我俩还很好。李芷楠从出生就立志要去杭州，无论有什么艰难险阻。当然，根本不会有艰难险阻，芷楠家条件很好，爸爸开了个电梯公司，销量稳定，家产殷实。没有什么能够阻挡李芷楠的杭州梦。未来，她或许会成为杭州某所名牌高中的精英教师，然后一路在杭州扎下根来，一路体面到人生结束。而我，来自鄂西北的末线城市，无法与之相比。和李芷楠恋爱之后我才知道，门当户对是我们这个民族的伟大智慧。我并不自卑，但经常愤怒，因为李芷楠不肯承认这种差距，她觉得大家都一样。我们经常跑去鼓楼逛街，地下通道里有很多乞丐，缺胳膊少腿的不在少数，李芷楠每次都拽着我快步走过，眼睛闭得死死的。那时我希望她永远这样，对任何事情都没有负罪感。

李芷楠把杭州作为我们共同的终极目标。这对我不太公平，毕竟无论有没有我，她都会去，这就让我有种超市打折附赠品的感觉。不过我向她承诺：无论未来怎么样，我们怎么样，我都会去杭州。她很感动。分手时我想起这个场面，突然分不清她感动的真假。她快毕业那会出去实习，结果我们就顺理成章分手了。她哭得很厉害，但仍然走得决绝。我不知道她还记不记得我们的约定，也没有她的联系方式，更没约定具体是哪一天。可我今天就是想去西湖，这是在我带那个女孩回家时就决定了的。

公交又来了一趟，我坐上去，换了两次车，还是没到西湖。下了车我才发现，我在站台上看的那一站原来不是西湖，是西湖别院。我站在西湖别院小区门口，看见一个老头带着小孩刷卡进门，我也跟着进去了。他狐疑地看我一眼，转头把孩子推远了。我本来打算用手机定个位，掏兜发现手机竟然没带。我突然有点怀念杨映在的日子，她背两个包，其中一个包装一本我要看的书，以及香烟、手机和签字笔。另一个包装她自己的东西。手机可能被那个热爱文学的女孩顺走了。她一直想让我看看她的小说，意思是顺带推荐发表。我那部手机里有很多编辑和作家的电话，甚至还有老家市委书记的。第一次见她，她就问我要微信，说想请我去开一个小型的读书会。两个月后，我去参加读书会，当然只有她一个人。这期间我们通信过几次，微信上倒是没怎么聊。之后她对我的那篇访谈倒是登出来了，反响不大。我记得杨映中学时也像她一样，狐狸一般滴溜眼睛，精明都写在脸上。中学时候的杨映也是个文学青年，长得很漂亮，只是腿没有她这样长。

过去我对李芷楠说过：你应该活在童话里。她说：那你就该好好努力。我说：我的工作难出少年天才。她说：我看你就是。也许是有上天的力量在作祟，我和李芷楠分手后的第二个月，我的小说在一家影响力很大的文学杂志上发表，旋即被几位很有影响力的老师推荐。很快有人来找我，问我能不能一直写。我说，我写不写都可以。刚说完这句话，杨映推开咖啡馆的门，我一眼认出她。我立马改口，我能写，拿起笔签了字。之后的路不算顺利也不算坎坷，杨映也始终陪着我，这点上我很感谢她。

我走到小区中间，确有一个小西湖，一个没注水的人造池子。这里离西湖有多远，我自己问自己。不会特别近，不然不会造小西湖。看这小区的房子也就是经济适用房的水平，和杨映拉我看的差远了，那才是真的西湖别院。我心里打起退堂鼓，要不就回去算了，不知道公交卡里还有几块钱，应该够回家的。我有点害怕，没有手机，联系不上别人，身上也没钱，一点安全感都没有。我去见李芷楠，这件事本身就错了。我坐在池子边，思考我为什么要去见她。很大程度上是我的自卑，我特别自卑，因为家里条件差，现在条件好了，我有了自信，其实也是卑微的自信。李芷楠家里说不定还是比我有钱，毕竟是好几十年的家业。一只蚂蚁向我走来，我站起身，给它让路。我在池边站到中午，盯着自己影子一点点变换位置。当我的影子吞没一片树叶的影子时，我斗争结束，决定还是要去。什么钱不钱的，人还是要见。走到公交站我又改了主意，还是不去，现在这个年纪，见了又能怎么样。公交来了一趟，过去了。我重新坐下，想了一会，终于发现我要去见她的真正原因：我不想再写小说了。

要说写，我电脑里还有很多字可写，形成或短或长的小说。这些小说可以让杨映继续过现在的生活，也能给我的精神一片舒适的角落，或许还能在当代文学史上留下名字。李芷楠刚离开我时，我有很强烈的冲动，如果我此生再也不写小说就能换她回来，我愿意放弃写作。但我渐渐明白，这交换并不等价，因为小说在她那里不是重要的事物。即便我多么真诚地表白，她也不会明白，放弃小说意味着把我的全部都给她。

记得我的第一部短篇集出版时，我就和自己讨论过什么时候是结束的一天。写作当然不是负担，但我写东西过程中建造的世界却是一种极大的耗费。有一天他们会击垮我。那一天来的时候，我要为自己挖一个漂亮的坟墓。我没想到这一天到来得这么快。其实一切早有预兆，昨晚我忽然记起李芷楠，便在宁静的河流上掀起大浪。我仿佛看见她躺在襁褓里笑，那笑声里有我永远无法模仿的快乐。

芷楠和我终将会分开，这个结果像是小说给我下的一个恶毒的诅咒。当初如果我没开始写小说该有多好，那么我就不会渴望掌握一切，不会设法把朦胧的生活阐释清楚，不会因为我的好奇而伤害身边的人。小说里的事情我可以控制，现实里的事情我却无能为力。我和芷楠的故事，就是在一个个误解，误读，误会中走向尽头，我们都没给对方解释的机会，把彼此推得远远的。

公交来了，我茫然地上车，再次开始无休止地换乘。西湖似乎是迷宫的中心，唯有七拐八拐之后方能抵达。我第一次到杭州，我和表姐都很不耐烦，这座城市到处都是树，长得千篇一律，绿意一点也不盎然，死气沉沉。我透过公交车的玻璃，想看看有什么值得记住的建筑，可我太矮了，人又太多，视野全被挡住，眼前只有绿色。到了西湖，大家都饿了，想找地方吃饭。本应该试试地方特色菜，表姐想吃肯德基，声称全国就属肯德基不会宰客，到处都一个价。大人们竟然就同意了。我们坐在西湖边的肯德基吃全家桶，那是我第一次吃全家桶，也感觉到了出游的幸福。后来大家去西湖边漫步，我和表姐懒散地跟在后面，心里都想着晚上是不是能再来一顿。现在我坐在公交车的靠窗座位，发现眼前仍然只有绿色，发现彼时和此时并没有什么分别。就算我长得再高，也无法俯视西湖。这苍翠的生命色将不断与我作对，直到占据我视线所及的每处，成为遮蔽我人生的一片叶子。我什么也做不了，也不可能掌控这种变化。

下午正晒的时候，我到了西湖，下车之后还要走一段路才能看见。我倒是先发现了肯德基的二层小楼，门前有一个偌大的广场，几个小孩在放风筝。一个戴墨镜的男的坐在花坛边，抽着烟。那种烟很贵，我见他抽过好几次。我走过去和他打了招呼，握手，重又坐下。他叫刘迁程，一个实力派演员。他问：最近有新作品吗？我说：前不久刚发了一个。他说：我看了，我演不了，唯一的一个男的还是配角，你可对我不太友好。我说：下次吧，你知道，写作是不由自主地运动，和在床上一样。他说：你的意思是，你最近很受女人欢迎喽。我说：还行，比你好点。

我俩之间爱较劲儿，按刘迁程的话说，我和他很像，像在哪儿不知道，但经常有我们都熟悉的人把我们认错。那人说：很恍惚，我本来想跟刘迁程抱怨制片的问题，可看见你站在那儿抽烟，尽管我知道是你，你没有刘迁程的胡子，可我就是以为你是他，或者说，你们俩就是一个人。每次碰上这样的事，我就不置可否地笑，跟对方说，你跟我说说也行。这种事情毕竟不常见，要找到一个我俩都熟悉的人很难。

刘迁程说：也不能太自信，喜欢你的是文艺女青年，这样儿的都不靠谱。我说：我最近就遇见一个女孩，是个记者，特别粘我，因为我给她看了一篇还没发表的小说，她就觉得我对她是认真的，她也把她的作品拿给我看，写得比你要好，可她成不了作家，她长得太漂亮了，漂亮得不能当作家。他哼了一声，继续抽烟。我说：我决定不写小说了。他说：你想演戏？我说：还没想好干什么，目前可以继续杂志社的工作。他说：我觉得你没到江郎才尽的地步。我说：是没到，只是突然觉得不该写了。他说：那你应该可惜，你本来可能写一部大作，说实话，我还想过让你给我写自传。

广场中心的音乐喷泉开始了，几个小孩脱了鞋冲进喷泉里，其中一个小女孩跑向我们，把手里的风筝递给老刘，又跑回喷泉。风筝上画的是燕子。其实一点也不像燕子，飞在天上估计没有一只燕子愿意与它相认。

不知道老刘什么时候有了女儿，我也不会去问。我们俩很熟，又不熟，互相不太了解对方，只有聊天的时候觉得相见恨晚。他演了两部我的电影，都很成功，反响很好。演完之后大众才知道，原来他还读书，更有魅力了。他在好多个场合夸过我，喜欢我的小说，熟了之后，我们一起喝过很多次酒。他不是那种作风很差的演员，人比较老派，主要是实诚。这年头实诚的人容易看起来很傻。他有老婆，儿子也上中学了，生活一直挺隐秘。不过孩子这么大的事情，没点问题不会刻意瞒。

他说：你不问问？你个作家。我说：好问吗？看来你想说。他说：外面生的，她非要生下来，有孩子能给她当个伴儿。我说：孩子挺可爱。他说：她妈妈也很可爱，我第一次见这么可爱的女孩，充满活力，还特别单纯，有时候我挺愧疚，她本来应该活在童话里。

我说：是个老师？

他说：你早就知道了？

我说：年轻吗？跟我一般大？

他说：你认识？

我说：好，我差不多知道她是谁了，但我不想再问下去，该走了，时候不早。

我留给他一个茫然的背影，我俩其实都不清楚彼此在想什么。我明白我们之间有许多相似之处，主要是气质上的。看来我想得没错。小说家观察周围的人，可并不能洞察，毕竟生活有那么多种的意思。我回头望，刘迁程已经起身了，骑着一辆不知道从哪弄来的自行车，车后座上带着一个小女孩，越看越像芷楠。小女孩手里牵着风筝线。自行车在地上跑，燕子在天上飞。刘迁程骑着车绕着场子，燕子晕头转向地跟着，跟喝醉了似的。我记得我和李芷楠曾经在大学的操场上这么干过，我骑着小电驴，她在后座上，牵着风筝，风筝是不是一只燕子已然记不清楚。刘迁程瞥了我一眼，还是一副莫名其妙的样子。没关系，等我把这个故事写出来，他就知道怎么回事了。我叹口气，知道小说还得写下去。

我冲他和平地挥了挥手。

二

我醒的时候老刘已经出门，他在枕头边留了一张便签：中午在西湖吃饭，我带着女儿先过去，你醒了就过来，我等着。我爬起来，给自己冲了牛奶，取了两片全麦面包。老刘冰箱里有鲜牛奶，但我还是喜欢喝冲的。昨晚爸爸来过电话，问我什么时候回家。我跟他说晚几天，杭州还有点事没办完。他催着我去相亲，为我找个伴应该是他对我人生的最后一项规划，待我完成这件事，他就对我没有遗憾了。外面工地施工的声音又响起来了，扬尘缓缓升空，我赶紧把窗户都关上。将近九点，我开始打扫这间一百二十平的房子。老刘说我可以一直住在这儿，离学校近，上班比较方便。我拒绝了他的好意，一方面是不想欠他的人情，另一方面是不想呆在市里。好像来杭州之后我就很少逛街，倒是常去爬山。我给老刘发消息：能不去吗，你们吃吧，我自己弄点就好，下午还要去学校。他回：还是来吧，有一家馆子很不错，小汤圆也想要妈妈来。接着他给我发了一段语音，是汤圆的声音：妈妈，爸爸带我放风筝，你快过来。

门铃响了，是修自来水管的，我没开门。老刘总是嘱咐我，一个人在家不要给别人开门。我记得原来他也会这样嘱咐我，他们都把我当小孩子。我说：对不起，您回去吧，今天不太方便。那人说：明天来方便吗？我说：不方便，这几天家里都没人，过两周再来吧。那人走了，好像有些怨气，楼道的安全门狠狠撞了一下墙壁。

老刘买房子时，我已经怀孕，他为了方便就买在一楼。知道自己怀孕，我去西湖走了一晚上，不知道为什么，完全是无意识地走。我给遇到的每一个人打招呼，然后努力看清他们的脸，试图看到一张熟悉的脸。老刘跟在后面，什么话也不说，就远远跟着。我们绕着西湖走，一直走到湖面上泛出晨光。我转过身，等老刘靠近，我说：孩子的小名叫汤圆吧，我有预感，是个女孩。他说：都依你，生下来我养。我和老刘是在学校活动上认识，他儿子在赵老师班上，校庆的时候学校请他过来演讲。他演技很好，总是演配角，站在主角旁边，时不时提点主角几句，推动故事情节发展。听他演讲，我才知道他喜欢看书，最近在看侧柏的短篇小说。那场活动我是负责人，他主动加了我的微信，聊天从几周一次到一天几次，见面逐渐频繁，他给我写了封信，表示他很困惑，不知道怎样对待我们的感情。我没有给他回信，而是回了微信：那我们就相处试试。回消息之前，我把侧柏所有的书都拿来重读一遍，囫囵读到天黑，给老刘发完消息，跑下楼打辆车就去了他给的地址。

侧柏是我大学时的恋人，这是他的笔名。大学的时候他写过一篇小说叫《儿女双全》，幻想我们有了一对龙凤胎，男孩叫汤包，女孩叫汤圆。我看了之后很不高兴，因为我不想生孩子，我怕疼，而且喜欢一个人。和他分开之后，我还是按照自己的路在走，偶尔听说他的消息。后来我在新闻上看见他出书，被很多人喜欢，结了婚，妻子也很漂亮。他们应该十分恩爱，我替他高兴。我羡慕他，也羡慕老刘，他们都有美好的家庭。我和老刘恋爱，不是不知道他有家室，可我还是爱上了他。

关于侧柏的记忆，我就剩一点点了，也许再过几年，我就会忘了他是谁。我的快乐就建立在遗忘之上。我记得他说过，人生，就是越过越不高兴。他好像一直是个悲观主义者，对什么事情都提不起兴趣，就是写作的时候也容易走神。我们家的人都有一种特殊的才能，就是识人。我爸爸当年捡回来我弟弟，就因为爸爸觉得他很有天赋，是一个可造之才，将来可以继承我们家的生意。我看侧柏也是个天才，而且是个很少见的天才，虽然他总是迷迷糊糊，有时候还很懦弱。可我知道，我应该保护他。这个世界上有一种人，他得依靠别人活着，让别人把一切事情都安排好，但他自己的事情可以做到极致。大学的时候我不明白，所以我放弃他了。我从不后悔，人必须为自己活，即便我身边的人未来可能改变世界，我还是得先顾好自己。他让我累了。

后来侧柏告诉我，弟弟一定不是捡来的，而是从外面来的。我当时不理解这是什么意思，现在我就想，如果老刘把汤圆领回家，那她也是从外面来的。爸爸想要个弟弟，和我要孩子是一样的。爸爸需要弟弟，因为他是个男孩。爸爸爱我们，但是更爱弟弟。我想把汤圆生下来，不是因为我爱她，而是因为我需要她。我需要一个陌生人来到这个世界，来陪我。

屋子收拾干净后，我简单化了妆，出门。到西湖的时候大概十点，我绕开老刘和女儿常去的广场，在湖边绿化带长椅上坐下。西湖水越来越脏，和我第一次来时一点也不一样。小时候的西湖，还和海一样宽阔，澄澈得像一滴硕大的露珠。阳光也一点都不毒辣，而是温柔舒适的。我撑开太阳伞，把自己裹进伞下，怕遇见学生家长。我记得我和他有个约定，十年之后在西湖相见。所以我不常来，我怕我们会在不恰当的时间相遇。其实我还记得我们约定的那天，在学校的操场上，是他主动提出来的，但一会儿就忘了。现在估计他也不会记得日期。那个日子已经过了，我来了西湖，就像这么坐着，我感觉自己还和大学时候一样年轻。可他没有来。

一片树叶竟绕过伞，落在我头顶，仿佛在羞辱我。我莫名地烦躁，用力把树叶撇开，可它却仍悠悠然地下落。突然，有一股好闻的香水味，是淡淡的玫瑰。一个女孩在我旁边坐下，问我：你怎么了？我说：没什么，我等人。她说：那既然人还没来，我先在这儿坐一会。我点点头，把头微微偏开。她说：你看上去不太高兴，跟我说说，咱俩又不认识，也不怕我说出去。我说：不用了，我没什么事，我只是等人，人马上就到。她说：我们老师说，西湖边上有最诗意的人。我说：失意的人都在湖里边。她说：我们说的可能不是一个诗意，不过你说的也有道理，我看你很危险，难道你想去湖里？我说：我不想去。

女孩把腿盘起来，在椅子上打坐。我说：你这样会走光的。她说：谁爱看就看，我长得好吧？不就是给人看的嘛。她被自己逗笑了，仰头靠在椅背上，吊儿郎当地看天。我们就这样坐着，我在等她不耐烦，然后乖乖走开。可这个女孩出奇地有耐心，一直注视着天上的云朵，眼神缓慢地追随着。手机响了，老刘说：你已经到了吗？剧组那边有点事，一个演员偷了我的剧本，你知道，我的剧本从不让别人看，我做的记号都是很宝贵的财产，偷窃是我不能容忍的，我把汤圆送回家了，现在要去找那个男的算账，女儿哭得厉害，哄不住，我答应了明天再带她过来，你快回去。我说：好，你不要和人吵架。我收了伞，准备离开。我对女孩说：我得走了。女孩问：是谁？我说：我老公。她说：不太幸福吧，看你这样子。

她看我没有说话，又说：问你个问题可以吗。我说：我就站着，你说吧，最好快一点。她说：我今晚要去见一个人，我们可能是恋爱了，晚上可能会睡觉，我有点紧张。我说：所以你来西湖散心吗，西湖不适合散心。她说：我有点害怕，不知道这一次之后会不会有下一次。我说：你害怕他抛弃你，他结婚了吗？她说：结了。

沉默。西湖的湖面看起来像是冗长的留白。我说：你不应该期待，永远别想着下一次。她说：可他，怎么说呢，是个很特别的人，很有点名气。我说：名气总是靠不住的，你不能指望男人一辈子都出名，辉煌都是暂时的。她说：那还真不一定，对他的职业来说，应该是越老越出名，越老越吃香。我说：是个演员？艺术家？她说：这么跟你说吧，他是个小说家，长相很可爱，是我喜欢的类型，我们之前工作上有过接触，人也很不错，随和，不抽烟。女孩有些戏谑地笑了，低头抠自己的指甲。

我说：多有名？

她说：只要你去书店应该都能看见他的书。

我说：那应该是一个不错的作家。

她说：最近有一部电影是改编他的小说，电影叫《美满》，原著叫……

我说：《儿女双全》，好了，不要说了，我知道他是谁了。

我重新撑起伞，步入太阳底下，女孩在叫我，可我实在不能给她什么建议，只能祝她好运。回去的时候我经过了广场，看到他曾经和我提到过的，他儿时的肯德基。广场上有很多孩子在奔跑，他们都是阳光下的孩子。我尝试抬头看看天，脖颈酸痛，很久我都没抬过头了。天上没有风筝，不知道都去了哪里。

三

塔下面是不热的。外面人都打着伞，穿得很少很凉快。湖面上方的空间微微扭曲，不知道是不是温度的原因，这没准还能找到科学依据。更可能是塔四周法阵的作用，阴雨天我法力最盛的时候，这些法阵就异常躁动，生怕我逃了去。我已经不想逃了，好像呆在雷峰塔下就是我的工作。为什么呢？因为我已经忘记自己为什么在这儿了。那个男人的名字，现在看来陌生得很。我认识的人只有法海，他非常严厉，态度差劲，限制我的人身自由，但他时常给我带些书，还给了我一部手机，在塔下装了Wi-Fi。日积月累，这里堆了很多书，我拿砖头垒起书架，到现在已经十几层，七八排了。谁也想不到，雷峰塔底是一座图书馆。

外面的世界很没意思，我广泛阅读后就得出这种答案。其实这也不是书告诉我的，还来自我的经验。被迫的、时而无聊时而有趣的经验。西湖边的人总是在争吵，即使手牵在一起，嘴唇贴在一起，内心也在争吵。我觉得聒噪。爱情的混乱远超我的想象，尤其是对于一个悲观的人来说。这个世界有各种各样的人，千奇百怪，想找的话总能找到一个你差不多看得对眼的。男人对女人总是有千奇百怪的要求，美貌和才华能够兼得吗？这二者不是对立的，除却这两种特点，其实人的性格里还有许多其他的部分，比如谦恭、善解人意。爱一个人，起初先赋予她整个人类优秀品质的集合，随着时间的推移，你发现她不是你所想要，或者说你只爱她的一部分，爱那些愉悦的时刻，不论是感官上的还是精神上的。又或者你爱的不是她，她只是遮蔽你认知的一层虚实，你还远远未曾达到本质。可能根本没有本质，只有现象。残酷的现象就是：大家都是苟且过日子，一会儿爱一会儿不爱，有点儿爱或者很爱，其实没什么大不了。人们追忆自己年轻的爱情，同时也悼念自己的过去，此时这种追忆其实已与爱情无关，而是有关于时间。时间并没有给人看清，只不过是冲淡。

对于爱情的设想，我有好多种，不知道如果很多年之后再看这篇粗制滥造的小说，会是在怎样的情境下。这篇小说我写了很久，时间战线拉得很长，只是偶尔感到懊悔时会重新写几句。这本该是个冗长的故事，是一段历史，可现在却简短地安放在一个几千字的小盒子里。也许我会感到惋惜，再过了几周之后。

我的不自信归根究底是我不相信自己，也不相信时间。有什么永恒的标准能够证明爱情或者文学吗？有也是超验的。或许我应该写一篇科幻小说，写永不消逝的爱，一个有头无尾、始终保持恒定形态的爱。想得太多是一种负累，如果不想，好吧，其实也没什么影响。想有什么用，一点用没有，至少对现实世界来说。可现在我的想法变成了写上面这篇小说，如果能被谁看见，或可增添一点微不足道的效用，为这个世界。我之所以有这种信念，是因为我坚信被爱的人不止一个，而且还千篇一律地相似，大家应该可以相互理解。当我写完了，就可以不想了，不过也只是暂时的。我在现实里还有很多事情要做，比如思考我所写的究竟会不会变成现实。而我自己是真的吗？如果是真的，我具体是谁？

随它去吧，我也许是谁的娘子，或是一个普通的杭州市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