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冬咚在手背上画了一只红色的蝴蝶，这发生在19年春季的最后一天，暴雨之后大学城里的马路被公共汽车挤压出褶皱。

马赛离钦州很远吧？冬咚问得认真。

我说C罗在皇马。

她笑得并不突出，显然我的审题有误。

“马赛在法国，钦州还没有机场，你说远不远，为什么问这个？”

她说无聊，随便问问。我说笨猪，并做了个鬼脸。

我们的大学位于桂南山海相邻的一座小城，全年被北部湾南面的热带气流控制，只有在春节前后才能勉强被西伯利亚的高压寒流搞成一两次偷袭。作为北方人，我感到幸运。

我跟冬咚在城市东南角的胡同里找到一家东北菜馆，她爱上了店里的西红柿疙瘩汤。我说有理由把她娶回家了。她说，但是，你不是最爱南方的罗非鱼吗？我说我可以为你戒了罗非鱼，只要你跟我回北方。她说，只要她想，就可以一辈子不喝疙瘩汤。

绝了！我说这汤。

毕业典礼定在了6月8日的上午，按照往年的程序9号宿舍大妈就要开始赶人了。所以我们在一起的时间剩余不足两个月，定时炸弹已经校准，我对她说后退是小狗。她骂我臭猪。

如果当初能够一起考上研究生的话，结局会好很多。起码，她说可以每年可以约一次武大的樱花。我说不好，你站在樱花下，我就不知道看你还是看樱花了。她说看她，她是天下第一可爱。我说，你快拉倒吧，我才是。她说我不要脸并哈哈大笑，我说啵一个，她说滚蛋。

用波儿的话说，我被她拿捏得服服帖帖。我说我一般都是反向拿捏的。波儿是我们的好友，所以我求冬咚在他们面前给我留点面子。她说是我的面子重要，还是她开心重要。我说一样重要。她嘟起嘴又说面子是自己给自己的，她长得漂亮已经让我倍儿有面儿了。她学我说北方话，一个词组带了两个儿化音。我竖起大拇指，说她说得对。

学校更名的消息在12月份已经发布了文件，仪式却选在了四月份举行。从学院到大学，这是一场巨变，起码会表现在我们的毕业证上，这是立竿见影的。而对于毕业生素质的改变似乎还要从长计议。因为多年的教育让我陷入到抽烟喝酒烫头的“于谦式堕落”中不可自拔。冬咚说我不配毕业。我说她放——p。她说，放P我吃。

仪式更名的当天，大四的毕业生们被安排在第一排接受洗礼。我们唱起校歌：啊北部湾，啊北部湾，风生水起北部湾……我拉起冬咚的手伴随着旋律在空中左右摇摆。我看到她的眼角已经渍出液体，我说哭什么。她说我唱得太难听了。这似乎难以辩驳。随着声音落下，她躲到我的怀里小声抽泣起来。她说，觉得我们要分开了。我听了她这句话，难受极了。心想现在就哭，毕业典礼的时候还哭得出来?

我们当然也吵过架，吵得最凶的时候，我给她打三十个电话不接，第二天醒来说刚起来，手机静音了，中午要吃啥。对于她这种态度，我往往有劫后余生的喜悦。因为这时候事情就简单了起来，似乎一顿烧烤、一场电影也就能解决了。害，小女生能有什么野心呢。

二

如果真要有什么野心。冬咚最大的野心就是当个记者了，她的摄影早在两年前便已经在市里组织的采风创作中获得过一等奖。我说她适合当模特，她说不想靠脸吃饭。我说我想靠脸吃饭，她说我可能没有那个条件。这无疑是一种颜值歧视和人格侮辱。

好在我还有点文字功底，她有她的摄影特长。我们一起被选到电视台实习，这里离她成为一名记者的理想很近。

茅尾海是一片较大的内海，它把海洋中的精华裹挟上岸造就了十里银滩，从高处看像一串大山的项链。红树林和白海豚也在这里安家。每当天际线和海平面交汇的时候，霞光蔽天、万物静谧。生命的意义仿佛在这里被发挥到了极致。

为了给央视的网站提供素材，我们在这里展开为期一周的采风和摄影。冬咚架着相机站在最高处，用衣服遮住头颅上的每一寸皮肤，只露出一对眼珠。我提议给她撑着遮阳伞，她说我在旁边影响她实力的发挥。我只好跟老记者在一旁操作着无人机，时不时回过头瞅她两眼，她像石头一样长在了山上。太阳终于有了降落的趋势，我喊她下来吧，太阳都撤了。她说等的就是这一刻。

我还真是小看她了，她的一组图片成功被央视选了去。不过，在南国烈日的亲密接触下，她也成功地黑出了新高度。她说自己变丑了，我会嫌弃她吗？我说会。她说等她变白了，就一定把我甩了。

晚上，我们在茅尾海的银滩上露营，还有她心心念念的篝火晚会。我说，这是我为她准备的。她习惯性地说了句放P，语气柔和。我说还为她准备了蛋糕。她有点信了，问真的？我说肯定——不啊！我沿着篝火跑，她追着我打。好在他们及时地拿上了蛋糕救了我一命。她兴奋地跳得老高，我说穿着裙子要注意走光。她问为什么对她这么好，我说一直都好。她说她今晚是我的了。我说海震？她说，呸，流氓。

冬咚做过两年的班长，我也做过两年的班长。由于同班的缘故，所以她所有的指示和想法以及一些模模糊糊的愿望我都有帮她存档。沙滩篝火晚会是其中的一项，应该是在大二下学期的一个台风夜微信里跟我说的。

别夸我用心，喜欢她这件事儿，从见到她的第一眼就开始做功课了。

开始班里的人都叫她小花，后来问她为什么，她说一万年前的事儿只有鬼记得。不管怎样，作为理科班里女生颜值的巅峰人物，难免不让人两眼放光。写到这里，她问我放没放光，我说我当时放了p。好吧，我必须承认刚刚吹牛逼了。放光了，而且电流伏特之强，直逼心脏。她笑。

尽管运用了夸张的修辞手法，但现实更加夸张。有一个名叫英俊，烫着三七分复古港风发型的音乐生，从舍友那里要走了她的微信。从他把玩吉他的犀利眼神中，我察觉到大事不妙。拜托文学社的朋友从中打探，英俊的目标是一周内拿下冬咚。我想一定要在7天内做点什么，不然的女神就有可能跟别人走进7天。我开始计划、破坏，并没卵用。他们还是在一起了。我故意提高了嗓门儿，他们还是在一起了。冬咚过来抱紧我，说就好了三天，手都没牵。唉，我只能说以后注意点。她笑得灿烂：谢谢哥哥。作为资深双标狗，没追到她之前我倒是谈了三个，不过也连手都没碰。她笑得灿烂：谢谢哥哥。

我问冬咚当初喜欢他什么，她说不喜欢他只喜欢我。我说你放P，邓一萍跟我说你天天晚上要他唱歌哄你睡觉？她：这……

邓一萍是我们的团支书，也是她最好的闺蜜，她的话值得一信。我说，以后每天晚上我都要唱歌给你听，不听不给睡觉。她哭了，应该是被感动到。

大三将要结束的时候，大家决定一起考研。波儿和邓一萍想去重庆，我和冬咚决定到武汉。我和冬咚想去武汉的最基本原因，是因为它位于南北方向的分界线上，九省通衢的地理位置会降低我们饮食的抉择难度。波儿和邓一萍在性格和饮食上都属于偏辣的一类，火锅会让他们原地欢乐至爆炸。

我们被允许搬进图书馆顶楼的玻璃房子里，那是学校为考研的同学特地预备的。每天太阳光作息规律，从东至西，沿着墙角把我们灼烧个遍。当初为了开拓视野，设计者并没有考虑光线污染的问题。在最强烈的中午，我们躲在角落里抱着头。

冬咚考的是传播学，我是中国现当代文学。两个专业同属文传学院，她一边抱着我一边说跟我做够了同学。我说忍一忍，一辈子很快就会过去的。她说，只有这样了，作可怜兮兮状。波儿和邓一萍说我们真腻。

冬咚坐在我的对面，每天早晨帮她打好热水是我的第一件工作。热水的辐射作用，会让她的脑细胞活跃，这是提高记忆力的好方法。有时候为了避免她犯瞌睡，会往水里特地放一些薄荷。这让她形成了习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对薄荷糖情有独钟。

邓一萍对薄荷有过敏反应，所以她和波儿的位置离我们很远，大概会穿过四五条垂直或者平行的人造书桌缝隙。他们对于学习的态度，似乎更加端正。他们身体的笔直，自然间与桌子形成90度的直角，这是长久以来养成的习惯。这种行为规范的塑造短时间是不能完成的。我和冬咚就是典型的“非规范行为者”，她更多的时候是趴在桌子上，叫嚣着学习真累，然后哈欠连天。

直到波儿和邓一萍收到录取通知书的时候，我们才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他们在人生的列车上补了票奔向下一站，我和冬咚只有提前下车了。收到录取通知书的那晚，四个人一起吃火锅、喝酒。火锅是小城里最接近重庆风味的一家，酒水是我家乡的青啤。他们说先熟悉一下重庆的饮食节奏，我说我先适应下老家的喝酒文化，随即吹了一瓶。

冬咚表现的淡定，但她这次没劝我少喝。饭间我凑近冬咚的耳朵：跟我回青岛吧。她说她妈让她必须回柳州。我说不急，我先带你吃一阵儿北方菜，你再决定。城市东南角的胡同深处的东北菜馆才算是正式登场。

三

毕业典礼后，我们先送波儿和邓一萍去了重庆。我和冬咚祝他们永远快乐，他们也祝我们快乐。说到快乐，早就没那么快乐了。冬咚那几天没有怼我，安稳的像小猫。我问她怎么了。她就笑笑，笑得很浅。

她妈帮她找了份工作，在区政府倒是清闲。我被家里安排到家附近的一家大型国企，前途未知。她问，还能见面吗？我说，在哪里见呢？

她说，要不马赛？

“马赛？胡言胡语。要不再考研吧，还是武汉。”她点了点头，没有经过多少思考。她眼神里密密麻麻的无力感：我和武汉都是她的遗憾。

她说要先送我离开，不然她会哭。我说行。

她爸妈在我离开后的当天下午抵达学校，接她回家，中间还有一个欢迎仪式。行李我早已帮她打包好，只剩最后的传递。就好像来了一场对话：叔叔、阿姨，冬咚还给你们了。

钦州回到山东是37个小时的火车。她到柳州是三小时的高速。当K1138次列车停泊在柳州站的时候，她早已躺在了床上。我给她发了个定位。她说，要不回家坐坐？我说，你的家还是我的家。她说，都一样。

不过列车长恐怕不会听我废话，因为停靠的时候只有18分钟。我说先好好休息几天，之后自己好好复习，中间有空我来看你。她发了一个夏温（韩国小网红）的表情包，表示她知道了并且很可爱。

火车晃晃悠悠从最南端发出，从海洋驶向陆地，我望向窗外，一阵烟雾飘过，灰暗朦胧。眼睛发生了疼痛，后又堵在胸口，迷迷糊糊中睡去。

做了一个梦：冬咚朝我跑过来，隔着很远，我能看到她笑得开心。中间出现一片沙漠，她说渴了，要歇一下。我没有反应。突然大风从天空猛打过来，夹杂着黄沙，冬咚也被卷走……

我猛地醒来，看了眼表，凌晨2点40。我趁着残存的记忆把梦里的故事发给她，并配了一个位置，火车行驶到九江。

我很快收到一条回复，“刚两天就开始想我，以后怎么办！”

我很诧异，你TM的竟然还没睡。她回了一个黑眼圈的表情，附带两个字：追剧。我说，你睡吧，我去追火车。她先发了一个问号，后说好。

火车很慢，比第一次去广西的时候还慢。路上给波儿发消息，问他们安顿好了没有。他说重庆很巴适，导师还没有给分配学术任务，正和邓一萍看江。随手发来两人的合照，两人抱得比之前要紧，笑得灿烂。我说火车现在到了武汉，君在长江头，我在长江中。他说，哈哈，反正都是一江春水向东流。

我把波儿和邓一萍的合照发给冬咚，冬咚说他们真腻，可以跟我们一比了。我说这是大家的优良传统：如果爱请深爱。冬咚添了一句，爱了再伤害。我说她乌鸦嘴。

我说下午到站了，她说她也正好出去吃饭。

吃啥？

螺蛳粉啊。

跟谁？

表妹。

哪个？

好看的那个。

哦。

嗯，话真多，你是黏豆包吗？

收拾东西，准备到了。

嗯，化妆出门。

四

我家在青岛城郊的一个村镇里，那里并不靠海，反倒是丘陵遍地。人们因地制宜在这里种植苹果。我不知道这是否算扯了青岛海滨城市的后腿，反正春天这里的苹果花开遍，很美。

开始没有她的日子，真不习惯。

我工作的地方是当地的一个大型钢铁联合企业，负责冶金建设。工地上的钢筋水泥都极具力量，它们以最野蛮的方式扎进大地的心脏。我时常听到土地的撕裂。那或许是酒精之后的副作用。酒精的主要作用则是排解思念。

按照冬咚的计划，我们会在每天的十点钟召开视频电话会议。后来，因为这个时间点与她的洗澡时间冲突，被挪到了十一点。再后来，十一点成了她洗衣服和敷面膜的专属。我们只得把日例会调整成周例会。

我说她说话像放P，她说爱要相互体谅，我一点都不宠她。

我说该怎么宠她。她说，什么都得听她的。我堂堂男子汉大丈夫，也只能忍了。

所以，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们主要是通过文字的形式表达爱意。我感觉我在微信对话框里至少写出了一本《西厢记》。

7月、8月、9月、10月。

十月一终于放假了，我说到青岛来吧，给你订机票。

她问为什么我不去柳州，我说工地要打灰，只能请三天假。你们享受国家法定节假日，你来找我算是“假期扶贫”。

她说妈妈怕我把她卖了。我说我长得像坏人？她说是真的像。我说，那我加你妈微信，给她实时定位。

“阿姨，好。我是小刘。” （一个大大的微笑，表示诚意）

“小刘，你好。” （握手）

“是这样的，想让冬咚来青岛过个国庆，不知道她跟您说了没有。您放心，我一定会保证她的安全。也让她顺便给您带点特产表示心意。”

“好的，不用破费。祝你们玩儿得开心。”

她风尘仆仆地来，脸上化的淡妆。

我说这妆是特地为我化的？

她低头红脸展现出难得的忸怩：嗯。

吃蛤蜊喝啤酒是青岛人的待客之道。我带她找到一家离海岸线50米露天的拍档，风吹过来有些凉意。我问她青岛的海跟钦州的海有什么不同，她说钦州的海熟，青岛的海生。我问什么是熟，什么是生。她说她曾经在钦州的海里游过泳，所以熟。青岛的海，对她来说太大，太冷。

我说她变成了一个哲学家。她说哲学家要完了，几个月了，考研的书还没有看。我说我也没有，打灰太累没时间。她说我俩完了，我俩都完了。

她问我，那以后怎么办。我说，你要不来青岛。她说，让我找她妈。我说那算了。她说她妈担心我把她拐跑是对的，我说岳母大人有先见之明。

我说，那我去柳州？她说去柳州要饭吗？我说，要饭也能养你。她说，我妈会杀了她，她可不想当罪人。

妥协似乎并不容易，静待时机，寻找机会，成为了我们的共识。像是签署了某种协定，并没有达到某个人的帕累托最优，不过似乎都能接受。她说这是感情的最好状态，爱但不负责。

“你是渣女？”我问她。

“我的第一要义是开心。幸亏你现在还能讨得我的欢心。不然我应该是别人的小可爱了。”她不要脸皮地瞎笑。

“我呸。”这次换我了。

明天去爬泰山，我给她看了计划。她花了一晚上在小红书上搜攻略，就像晚期强迫癌患者。

睡觉的时候，她轻轻说：我看到上面说，爬上泰山的情侣后来都分手了。你怕吗？

我说，不怕，下一个更乖。黑暗里，她严肃的点点头，翻过身，说我没有之前爱她了。

我累得没有力气把她扒拉回来，便直接睡着了。以至于，第二天爬山的时候她还生着闷气。我清了清嗓子，喊了一句冬咚。她假装没听到，在埋头前边走的更加卖力。

十月的泰山还有些葱郁，秋的惨烈还没有完全袭击到这里。热衷于自由的人都在这里汇集，人海中有些寸步难行。隔着四五个脑袋，我更大声地喊了一句：冬咚！她勉强回了一下头，不耐烦的喊：干嘛。声音之大，使她身后几个人的身体发生了剧烈颤动。

我说，那边有缆车，高效又便捷。显然她也觉得是个好主意，尽管身体上表现出诸多抗拒，但还是耐不住心理上的热烈趋同，我把她架上了缆车。

我故意贴着她，哄骗她看山景的时候，一把将她抱住。她像被捕杀的母鸡，通过努力地拍打空气以图迅速回血。我用了一个舌吻将她稳定住。

她说果然爬泰山的情侣都不能开心。我说，这是还没看到山顶的风景。她问，山顶的风景能有多美。我说，有你的地方都美。她终于笑了，土味情话威力巨大。

到南天门的时候是下午五点，我说可以看看夕阳。我们找了个最适合摆拍的位置，安顿下来。

我们打算通过发朋友圈的方式结束这次登高之旅。拍照的过程无疑是顺利的，除了她一如既往嫌我丑之外。发朋友圈的过程也很顺利，她发了八张自拍，一张我们的合照。我发了一张我们的合照和八张她的自拍。我们都很高兴。

波儿和邓一萍是秒赞的。我跟冬咚说，我猜他们一定在奶茶店面对着面玩手机。果不其然，他们在回复里印证了这一点。

冬咚问，我为什么那么神。我说这是我们共同的恶习。

山顶的风吹来，让人心情愉悦。我说，我们会结婚吗？夕阳红彤照着她的侧面，我望着这个女人年轻的脸庞，想要拥抱她的一生。

“或许吧。”她的睫毛很长，眼里闪过光。

害，回去吧。我叹了一声。人潮还在往山顶上涌。

五

那是她在山东的最后一天，我毫无顾及地抽着烟。我递给她一根，问她要不要试试，她说我疯了。

我说你回柳州，我们能不能多打几次视频。她说必要时间必要场合就没问题。我追问，非必要场合非必要时间呢？她说要看心情。

我狠狠甩掉手里的烟头，又换了支新的。

她是凌晨的航班，我不想离开的时候闹别扭，给她个抱抱，说两个人在一起就好。

她的离开稀松平常，在机场的人群中就像一颗沙子。那天天空阴沉，太阳还未升起，似乎最适合离别。我想到了南方的艳阳高照，我想到了她站在光下的那些日子。

她回到柳州之后，我们微信上的沟通得以恢复。这种为了应付时间而产生的对话，并不能达到理想中摩擦情感火花的作用。相反地，却经常因为一些可有可无的无聊的话题吵架。

她说恋爱真累，快乐正在消失。我说她的快乐应该在北冰洋，北冰洋也正在消失。她说她的快乐只在南方。我说我想结束异地去南方。她说，别来。

异地恋的情侣都在经历着什么？这是南方周末的一篇社会问答文章。我把文章转发给她。并截了一张图，那是最下方的点赞数最高的一条热门评论：异地的人们大多没有坚定不移，坚定不移的人们不会选择异地。有时候两个人的异地四个人的狂欢，会让感情保鲜。而一味地追求看似无暇的感情，是破产的根源。

她说，哦，那你再找一个吧。我说，工地上除了包工头的老婆没有女人。她让我加油，争取约个炮。我说，她变态。她说，让她看这些媚俗评论的人才是变态。还扬言，再给她看这些，就给我戴帽子，绿色的那种。

我问她，还想当记者吗？她说认命了，相机也好久没用了。她说下乡扶贫，没时间。她为脱贫攻坚争夺战贡献了力量。

我偷偷帮她投了柳州日报的简历。人力资源部的阿姐说，对她感兴趣。我才敢告诉她，当记者可以为社会主义现代化贡献出更多的力量。她明白这个道理，毕竟事业和理想如果叠加，这对于人生来说本就是幸事一件。

她的面试很顺利，入职定在了春节以后。她说想趁这段时间出去放松一下，我觉得这个提议具有可行性，便让她决定去哪里。只有一项，别再说去马赛。不知道她跟马赛有啥未解之谜。后来她解释，马赛在她心里只是个乌托邦，而成为乌托邦的原因也很简单，只是因为她觉得好听。

真任性。

她说去武汉吧，稍微弥补一下考研的遗憾。和我的想法不谋而合，我夸她是我肚子里的蛔虫。

买机票还算顺利，期待和她的又一次相见。相隔两千多公里的相遇，怎能不让人心跳加速呢。

有一天下午，冬咚让我看新闻：武汉出现不明原因的肺炎。我说问题不大，武汉几千万人也摊不到咱身上。她说那倒也是，原计划不变。我主要还是太想见到她了。

过了几天，邓一萍联系我，说她听说我们要去武汉。我说是。她给我发了某论坛关于武汉肺炎的讨论，里边的内容让人担忧。她劝我们先不要轻举妄动。

显然，她先告知了冬咚。冬咚认同卢一萍的建议，我也只好认同冬咚的建议。我们决定等一等，看清情况。过了一周，电视上广播武汉要封城了。我们退了机票，有种劫后余生的错觉。遗憾的是，我们的计划被打乱了。

疫情愈演愈烈，全国都展开了封禁政策。我回到青岛老家，在丘陵下方的一个小镇里频繁地向南方发送着无线电信号。2020年有点不一般，我对冬咚说着我的预感。她说希望国泰民安。

波儿和邓一萍滞留在了重庆，大年初一我们开了视频，在网络上云相聚。一萍更漂亮了，波儿更胖了。我说山城养人，冬咚说是爱情的力量。他们问我们的打算，我说可能会考柳州的公务员。冬咚微笑着没有说话。

冬咚的记者生涯还未正式开始，便被疫情打压了下来。她只能在家苦哈哈地看些写稿书籍。

我盯着镇子里的太阳，从东方腾空又在西方坠落，平凡而又无趣的日子不知道还有多久。疫情和它所带来的种种消息都在指数式扩散。我们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因为一切都更加的难以预料。

六

奶奶是在疫情发生后的第一个月去世的。距离她过完73岁的生日仅仅过了两周。生日那天，因为疫情，所有人都到得很齐。

冬咚到山东的那几天，她曾经有很强烈的欲望，见一见未来的孙媳妇儿。奶奶去世前身体并没有出现明显的变化，我想未来很长，还有很多机会。这成为了我最大的遗憾。

从小在奶奶家长大的缘故，对于她的突然去世，我一时间难以接受。冬咚那几天手机保持24小时开机，她说难受了就找她说说话。

我没有时间说话，只想给奶奶办一场体面的葬礼。亲戚们说，奶奶的走没有经历痛苦，是一生的善报。出殡的那天村口送行的人排着长队，眼眶湿润，也很好地印证了这点。我们不敢在爷爷面前悲伤过度，只是拼命证明奶奶的离去是对她的另一种福报。

但这对我来说是残忍的，我不再有机会尽孝，这种愧疚将刻在我的骨髓里，让我痛悔一生。

那段时间我开始重新看待这个世界，我知道没有人会把我当成孩子。我只能自己长大。

冬咚在那段时间不再是我照顾的对象，她总在试图揣测我的悲伤和喜悦。她一定会是个贤惠的女人，她心中有责任和爱。

经历过无数个啤酒和香烟混杂的夜晚之后，爱人、金钱和食物组成的另外几大要素，不断向我发出暗示：站起来且活下去。这些必须经历的磨难会让我们坚毅且勇敢。

在家停留了一个多月，看到爷爷和家人的情绪大多稳定以后，我重新回到了工作岗位。和冬咚的交流也平顺自然了起来。

我向她抱怨着世事无常，话语间少了许多戏谑，多了很多严肃。她也不像原来一样喜欢插科打诨，时不时也讲起道理来。

我们两个人都有了变化，成熟且敏感。她会逢周末回家看看外婆，应该是不想重蹈我的遗憾。我说她做得对。

疫情的阴霾没有消散，反而愈演愈烈。我们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没有见面，打情骂俏也变的很少，不得不承认我们相比与爱，更成为了一种需要。

波儿和邓一萍分手了，他们各自哭得稀里哗啦，而都不肯继续了。我问为什么，他们说腻了。天天在一起会腻，与梅菜扣肉吃撑的感觉类似。邓一萍提出先分开一段时间，其中的跨度上不封顶下无底线。所以，他们要完了。冬咚的语气凝重，若有所思。

冬咚提分手是在我们异地的第289天，凌晨三点钟的深夜。她的想法有点突如其来。我骂她疯了，没有开玩笑的性质，说得很重。分手的话吵架的时候说过许多次，我不知道自己这次会当真。

冬咚跟我说其实她也很累了。她打了个比方，波儿和邓一萍在爱情的餐桌上涨破了肚子，而我和冬咚则将要饿死。一个死于酷暑，一个死于寒冬。我说，我们还能坚持下去的，我用最温柔的语气对着手机屏幕挽回，像一只被雨打湿的猫。

她大段回复的文字中间，我读到了她抽泣的声音。我说她这是为了陪卢一萍失恋而失恋吗？她说有这种想法很久了。我追问具体是在哪一天，她说不重要。

她说我永远是她重要的人，不过人生的路途很长，她想休息一下。我拿着手机毫无力气。小丑竟是我自己。

我和波儿两个失恋的人，在云上约酒。他说重庆很好，邓一萍也很好，打败他们的是生活的琐碎和无休止的争辩。我说这难道不是爱情的最终表现形式吗？冬咚也表现出失望，而且是蓄谋已久的。波儿说，她们想放过爱情以拯救自己。毕竟维持一段感情的成本太高了，也太累了。我赞同这个观点。

“不过，你们在同一个地方，有共同的生活，这样还累？”

“累，也累，很累。彼此留有空间，是最好的状态。”

“我跟冬咚的空间就够广阔的了，两千三百公里，绿皮火车摩擦轨道37个小时。”

我跟冬咚保持着若有若无的联系，工地里打灰的深夜，我凝望着星空，像一场梦。在那个遥远的南方雨季里，我希望什么都没有发生。这一年真让人窒息。

七

经过了半年，疫情终于有所缓解，我抢到一张飞往桂林的机票。

我给她发了一条微信：晚上去五星街请我吃螺蛳粉吧，8点到柳州站。

她在对话框里回了一连串问号，接着又是一排感叹号。她说：你别吓我。

从柳州站出来已经是9点了，绿皮火车这样的晚点并不少见。好在这里的冬天比起山东没有太冷。打了个出租车，司机正在搓着手，应该是想采用钻木取火的方式驱寒。

“师傅，五星街。”

五星街是市中心一条繁华的商业街，我也才来过一次。是她上上个冬天的时候带我来的，那时候放了寒假，我提出送她回家，她开心得蹦蹦跳跳。

坐在车里，走走停停。一边盯着手机，一边听着司机在抱怨：柳州实在是太堵了。我说师傅不急，我不着急。我是有点紧张了，不知道跟她说啥。“宝贝，生日快乐！”不行太正式，没有情调。或者“哈哈哈，没想到吧。生日快乐，Surprise!”有点傻逼。要不然就直接“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再把花给她？算了，都不好。按照一贯原则，到时再说吧。

她给我回消息了：你说你来干嘛的，真的是。自从分手后，这是她的一贯语气。我回复，哈哈哈哈哈，附带一个讨打的表情。给你个惊喜啊。她说是惊吓，附带一个微笑。

“我快到了，给你带了礼物。”

“还没出门，我都在床上了，太冷。”

五星街上的人沿着商铺走着“回”字型路线，这是一种消遣方式。专门来嗦粉的外地人在阿姐的招牌下摆起长龙，空气中酸笋的气味弥漫，整个城市被软红色的氛围笼罩。熟悉热烈而又不可自拔，我猛的嘬了一口手中的真龙（广西香烟），告诫不要再犯错。

见到她的时候，我并没有表现出期待已久的喜悦。我的面部肌肉产生了短暂的抽搐，舌头也好像打了结：今今今天是你生日，过来给你送个蛋糕。蛋糕旁边是我照着在泰山顶的照片为她画的肖像油画。

她表现得极为震惊，说了一句画的真丑，我没有顶撞她，满面微笑地附和。我问她，能陪我吃碗螺蛳粉吗？她说回去还有事儿，不太方便。她说了句拜拜，我拉住她的胳膊。她只用了一秒的时间就把我的手弹开，像摸到了高压电或者粪便。看着她离开的身影，我很识趣，只是看着。

我走在五星街来来往往的人群中，陷入了前所未有的空洞。当我不自觉停在一家螺蛳粉摊的前面，我试图说服自己眼前才是我此行的目的。当然，这纯粹是自欺欺人。我要了两个猪脚、三只鸭脚、五个油果、一支腊肠，这些配菜厚厚地叠加在米粉的上层，我摘下眼镜，漫无目的地把这些东西送入到嘴中。辛辣和委屈让我面部的所有的毛孔都流出液体，我一一将他们吞下。

我给波儿打电话，说了我的遭遇。他说他的情况比我好不了多少。我说我去找邓一萍聊聊。

找邓一萍，一来替波儿说和，二来控诉我的遭遇。对于第一件事情她没有兴趣，对于第二件事情她无能为力。她说冬咚是个好女孩，我们都知道，如果冬咚回心转意，她会帮忙调节。目前来说最好不要烦她，这是邓一萍对我的忠告。

柳州无疑是个费烟的城市，我在一家破败不堪的宾馆里伴着残余香烟的雾气和即将破白的天际逐渐睡去。睡梦里，我点开冬咚的头像：那是端坐的酒吧里的一个男人，面容硬朗，笑容灿烂。我问冬咚是谁，她说男朋友。我抓着头皮，许久没有说话。过了几分钟，她给我发了一张照片，白色的被褥下有两双脚，大脚套在小脚外边。那双较小的脚，中指修长，与冬咚的一模一样。

我惊醒的时候已经到了第二天的11点，我急忙退了房去赶12点半的火车。路上我把这个梦告诉了邓一萍，她说我魔怔了。

我到了火车站，给冬咚发了个定位，说我回去了。她很礼貌地祝我一路平安。

我说有空再来找她玩儿。

她说，去哪儿？柳州没有好玩儿的。

我说，要不去马赛赛马？我准备幽默一把。

她说，神经病，挂了。

嘟嘟嘟嘟嘟……

八

我坐在火车上，听着张国荣的歌，回想在南国发生的这一切：印象里那是个遥远的亚热带雨季。那里的花儿争相开放。前厅、走廊处处有人为他欢呼。我也为他欢呼。这种声音持续了很久很久，后来人们都走光了，沿着主干道退去的。我想：连商量的余地都没有吗？原谅我罪孽深重。

背景音乐还在持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