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到上海，我拖着一个灰色的硬壳行李箱，撞得路面地砖哐哐响。

晚上挤在朋友的小屋子里，头一次体会到了那种低头不见抬头见的无所适从，没有话说的时候，你看看我，我看看你，眼神也不知道该放在哪里。

小胖租的屋子是一栋老公房阳台外添的铁皮屋，冬冷夏热。壁挂式的空调被中间打了洞的隔板分成两半，同时供应着两个房间的冷气。悲伤的是接收遥控的位置在另一端，于是开几度，往哪里吹风，全凭隔壁小姐的意愿。我没有见过隔壁小姐，但是晚上听到她和电话里男朋友吵架的架势，应该不是个善茬。我担忧地问小胖：“如果你想开空调呢？”小胖回答：“那我就敲敲隔板。”我接着问：“那要是她不在家呢？”小胖耸耸肩膀。

第二天清早小胖送我下楼。在老家他总是巴不得朋友多住两日，但在这里，他只叮嘱我路上小心，不要轻易打车，车费很贵。说完，扯一扯陷进去的鞋帮子，跑去另一头的公交车站。

那时还没有租房软件。夏天很热，我站在路边浑身不停淌着汗，照着树上贴的广告给中介打电话。不好意思腆着脸再回小胖那里挤一个晚上，和中介说只看当天就能入住的屋子。

中介是个梳着背头的大小伙子，短袖衬衫已经湿透了，粘在身上。见到我时他一手撑着行道树，一手抓着胸前的一粒扣子不停上下扇气。

最后我在一栋一楼写着“禁止非法群租”的非法群租公寓楼里租到了一个单间。我们过去的时候里面还住着一个小老头，正坐着吃药，屋子里弥漫着一股浓烈的麝香味。他隔着污垢重重的镜片看着来人。宽大的白色背心塞进蓝色内裤里，从大腿两侧漏出来，并不在乎来人是否介意。中介和他用普通话掺杂着上海话争执了一番，气氛变得紧张。前者的意思是要他马上离开，后者只是骂骂咧咧。我看老头子争得面红耳赤，拍了拍中介的肩头，说要不我们再去看看别的吧。中介说：“不关你的事，你到楼下等等，我今天就让这个老头子搬出去。”

说罢他们再度陷入我听不懂的争吵，我提着行李箱回到一楼大厅。

大厅里有一个体态肥硕的保安，坐在露出一簇海绵的沙发上，牵着一只卧倒在地的金毛。人和狗都像入定了似的都闭着眼睛，两个肚皮跟着头顶吊扇嘎吱嘎吱的节奏一起一伏。我横过行李箱坐在上面，等到天黑，给中介打了几次电话，他都说马上就好。晚饭点的时候金毛先醒来，扯了扯自己的脖子把主人拉醒，保安抹了抹自己的口水看看外面，按着膝盖弯腰对金毛说，你也知道天黑啦？说罢便牵着金毛出门，好像他从来就没在上班一样。

到楼上，电梯门刚开，小老头子怒冲冲地走进来，背心整顿过，愤怒地塞进刚套上的长裤皮带里，上半部分该遮的都没遮住，显得衣不蔽体。他提着一个旅行袋与我擦肩而过，好像就这么会儿，他已经忘了我是谁，只顾气急急地敲打电梯按钮。

走回房间，中介正用皮鞋踢着脚边老头子留下的空药罐，嘴里骂着老不死。经历了一番漫长的拉锯战，他的油头散了，一绺一绺地在额前飘荡。从公文包里拿出合同，骂着老头子浪费他太多的时间。

送中介出去，关上门看着一地狼藉，没有整顿也没有吃饭的心情，只想睡觉。看了看还留着老头子气息的床垫，我从行李箱里抽出一条浴巾，铺在地上睡了一夜。接下来连续几个晚上，我都刻意没开空调，忍着浑身的黏腻开着那扇对着采光井的窗，想要通掉满屋子麝香的味道。但那个味道像是在家具和墙里生了根一样，通也通不散。

前几个早上醒来，还恍惚着，要花几秒钟的时间来确认自己在哪里。有时候会问自己，为什么呢，为什么来这里。好吧既然大家都说是为了理想，那我就也是吧。等等，你别闹了，好像你有理想似的。可是他们都有啊，我总不能没有吧，这样显得很奇怪。但是他们真的都有理想吗？谁知道呢。

之后我找到一份卖手表的工作。每天穿着宽大的红色制服站在门口，和同事一起排成排，轮着接待走进来的顾客。这经常让我想起菜市场架子上红白相间的猪肉，我们的后领子上都勾着无形的铁钩，进来一个顾客便取走一块肉，称斤，收钱。每卖出一块表，售货员会有百分之十五的抽成。收到第一个月工资的时候，我给我妈打电话，她为我一个月能挣到比她多的钱感到高兴。但是我没说那工资的一半都给了房东，剩下的钱吃泡面都紧张。

那时候也还没有外卖软件，吃饭得给小区楼下的餐馆发短信。我一直吃不惯上海菜，不是甜不是咸的味道，每次送上来，都要拿矿泉水冲淡再搅一点盐进去。有一次外卖员来的时候我正在洗澡，没听见敲门声。等关掉喷头，敲门已经变成了拍打。我急急忙忙套上衣服裤子，湿淋淋地开门出去。屋子中间纸皮铺的空地上站着几个人，没人去应，我出来，他们看着门的方向又看看我，一脸不满地回到自己的屋子里。

那是我第一次见到同一套房里的其他人。对面是一家子，夫妻、一个老母亲还有一儿一女，挤在一个由置物架隔开的房间里。门缝看进去，地面铺了两个床垫，角落里塞了一张放着电饭煲的桌子。隔壁是一个男生，屋子里摆满了五颜六色封皮的书，笔和纸散落一地，人看起来面色蜡黄，应该是在准备考试。还有的其他两户，直到我离开也没见过，只在公共的洗衣机里看见过他们的衣服。

真正意识到自己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是一次夜里发烧。拿了毛巾过了冷水敷在额头上，我在心里祈祷自己不要客死异乡。随后又按照日常交集的先后顺序，推想着自己的尸体将会如何被发现——这时才察觉我与世界的联系是多么脆弱，如果我再也醒不过来，第一个发现我的人可能是催租不得的房东。

这件事给了我极大的教训。次日，我试图和隔壁年龄相仿的男生搞好关系，有了什么事情还能相互有个照应。晚上下班，洗了澡又换上干净的衣服，站在他门口立了一会儿，我鼓起勇气敲门。他开门时很是错愕，结结巴巴地问我做什么，我尴尬地笑了笑，说我是住在隔壁的，能不能交个朋友。他躲在门背后愣了愣，说，你可以等一会儿吗？我点点头。

然后他就再也没开过门，我也没再敲过。

工作场合的竞争很是激烈，排成队等待顾客进门的过程中一不留神，同事就捷足先登。在真金白银面前，大家很残酷地遵循着丛林法则，时时都绷紧着神经。我们每天早晨九点打卡上班，围在一个楼梯间里开晨会。店长西西是个聒噪的女人，有点胖，日常喜欢涂靛蓝色的眼影，大白天两个眼皮闪闪发亮。她的语速特别快，讲话好像没有标点符号，一口气能说到底，把人骂得狗血淋头。

西西的特权是可以不用推销产品，到月末从大家的业绩里抽走一部分提成。第一个月结束计算奖金数额的时候，我发现到账的工资被她扣走了一大半。而工资单上其他同事的奖金，都还完好地呆着。我在小办公室里质问西西为什么只抽走我的奖金，她摸着头发点着鼠标道：“是新人就该忍一忍，大家都是这么过来的，都得吃饭么不是？人不能只盯着钱看，你看看我教给你这么多东西，你不得给我交点学费？”

我没再说什么，第二个月工资到账的那天，相同的情况再次发生。我端着一杯凉水走进办公室里，泼在她的脸上，然后脱掉工作服离开了那家店。

做这件事真的不算后悔，尽管意味着接下来的半个月我都要节衣缩食。

手表店之后接连又换了几个工作，这暴脾气没少让我吃亏，却一点没改。爬上去又掉下来，爬上去又掉下来。时间不断流走，交了一些聚了又散的朋友，工资多了一些，房租也涨了好几轮。在涨房租的几次里，对门的一家子搬走了，隔壁的男生也搬走了。某天回家他们的门都虚掩着，推开，里面已经是空荡荡。虽然我们不曾交流，但这几年躺在床上，想着一墙之隔这些人，多多少少会有些安全感，突然的变化难免让人感到不舍。

也是在他们集体离开的那天晚上，我躺在床上想这么多年我得到了些什么。大城市很容易给人一种幻觉，看着窗外的车水马龙，好像什么都能有，想要的马上就能得到。但是回头检点一下多年所得，的确是两手空空。

之后的一天给家里打电话，我不自觉地脱口而出：“妈，我想回去了。”

她回答说：“那还是回来吧，外面不比家里，家里好。”

我没接着应她，感觉心里空了一块，像是打输了一场比赛。

说了也没有立即就做，磨磨蹭蹭地再过了一年，我才打包回福州，一座没什么特点，优哉游哉的南方城市。

一切又得从头开始。我找了一个在咖啡厅做吧台的工作当过渡，工资是在上海做文案的一半，得到录用通知时盘算着短时间内住的条件可能不会太好。

实际看房子的那天，我到的时候房东还堵在路上。在电话里他让我自己到消防栓的角落拿钥匙开门进去。套房的里面被改成了四个单间，待出租的房间在最里面。开门进去，三十来平的房间，有一整面墙的落地窗，一侧还有一个阳台。玄关是一个小厨房，带着冰箱抽油烟机和灶台，拐个弯是卫生间。

我站在原地愣了一会儿，四处动了动，把冰箱门开了又关，翻开洗衣机的盖子，摸摸木桌子，摸摸靠背椅。拉开玻璃门走上阳台，风吹得头顶两个遗留的衣架子当当响，面前是半座城市。我给房东打电话，再次和他确认了价钱，是之前在上海那个小单间的一半还少。我付了定金说要了，不要给其他人。

房间里除开床还有很大一片空地，我另外买了桌子书架还有一块地毯，从快递站借了一个小推车把拼装家具运回家，坐在空地上组装。看着落地窗外的小区花园和儿童游乐场，我叹了口气，原来人和人可以活得这么不一样。

工作开始步入正轨。早上七点起床，打开窗户，手肘撑着趴在浴室的窗台上刷牙。秋天是要来了，早上的风有点凉，划过手臂和头发。外面的城市之间还覆着一层白白的雾气，空气里很安静，只有环卫工拖动滚轮垃圾箱的清响。转身把牙膏沫吐进水槽里，漱口。回到房间，烧一壶水，拉开衣柜找衣服穿。地毯的绒毛跟着脚步变化方向，画出不规则的图形。水烧开，倒进瓷杯里，丢进去一小把绿茶。站在落地窗前，看着杯子里透明的水渐渐晕染开绿色。东方的晨曦破开薄雾，照射在脚下的公园里，一片金灿灿的明亮。

坐着早高峰的公交车去上班，不像大城市的地铁，这里的公交显示屏上从来不播报财经新闻和股市状况。播得最多的，是最近哪里新开了什么店，什么公园开了什么花，什么电影要上映了，哪里又要举办美食节。早高峰的交通很拥堵，车上人挤人，下面的人上不来，上不来就上不来吧，下一辆。

这家咖啡厅开在一个不很热闹的商圈里，人不多的时候老员工伊万教我做咖啡和用机器，我跟在她屁股后面拿笔和纸记配方和操作。伊万是一个热爱咖啡的酷女孩，染一头金黄的头发，日常斜挎一个橙色的邮差包，踏着粉红滑板从大门哧溜进来，在柜台前抓起板子跟我打个招呼就闪进办公室里打卡。这是她在这里呆的第六个年头，我是她带的第三十四个徒弟。第一天她很严厉地说我最好不要离得比我的前任们快，否则，否则她也不能怎么样……

做咖啡还没出师前我一直站在收银台买单。有时店里就我和伊万两个人，她在后勤处理杂事，我一个人站在收银台前看着三三两两的顾客。来这里的人各种各样，有约会的，有学习的，也有点一杯饮料就安静地坐在角落里打游戏的。我想为他们编造点故事，但是在充斥着萨克斯和苏格兰风笛的背景音乐里，即使是虚构的情节也注定没什么波澜起伏。

如果今天和昨天一样，明天和今天一样，就很难分清一件发生的事情究竟在时间轴的哪个点上。可能是昨天，也可能是两天以前，还可能已经过了更久。

有老朋友问起最近在做什么，回答完在做咖啡之后，不无心虚地想再加上一句：暂时是这样，正在看看其它工作。话还没发出去，那边就已经打来一句：哎真好，下次去你店里尝尝。我的拇指悬在屏幕上顿了顿，还是点了发送键。在上海的那些朋友聚会时总是喜欢谈论未来，你想要什么，你想做什么，你会想成为什么。而这座城市和装在这座城市里的人，总是活在当下，今晚吃什么，午夜的首映礼，森林公园里的烧烤，三不五时的通宵牌局。

休息日如果没有人喊出门，我通常窝在窗前的单人沙发椅里看书。在这里，十一月中了还是温吞吞的秋天，商场门口已经挂起红色绿色的圣诞节装饰，橱窗里堆满白花花的假雪，显得非常不合时宜。这座城市不会下雪，但每到此时就又陷入经常的蒙蒙细雨。我把书本倒扣在胸前，身子转了一圈，小腿搭在椅背上。倒着看着天地交换的窗外，细雨转成中雨淅淅沥沥。不知道哪来一阵怅然若失的空虚感，在胸腔里挖出一个大洞，情绪不停地陷进去。

元旦前夕，我和伊万还有兼职的大学生林可轮晚班。下班清扫结束以后，伊万提议到对面的烧烤摊吃夜宵。林可一甩抹布，一边解围裙一边说：“走走走。”

林可是个留着寸头的土木工程男。在日常相处中，他属于那类我琢磨不透的人——身上带着真相的属性，经常粗神经地让周围的人感到不快，但重点在于，旁人并不知他是有意的还是无意的，也无从判断他是否真的无辜。那天晚上的场景，就典型的属于这样的状况。

酒过两瓶的时候，每个人脸上都起了红晕，视野在烧烤摊辛辣的烟雾里变的模糊。我问即将毕业的林可：“你毕业以后想做什么？”林可摇摇头：“我爸要我考公务员，但是我不想，我也不知道要做什么，反正不考公务员。”他生气一样挑拨着盘子里的肉末茄子，好像那盘茄子是他爸似的。

他反问我道：“那你呢？你不会想做一辈子的咖啡吧？”

气氛僵住，我看到坐在他旁边的伊万的表情起了微妙的变化，一阵不悦让她皱起眉头，两根手指不停转着酒瓶的底座，眼睛盯着瓶口，陷入一阵失神。

“我不知道，走一步看一步吧。”我不置可否地回答。

后来我们又说了一些其他的话题，回到哈哈大笑的正轨上，到凌晨才各回各家。如果我们没醉的话，那每个人应该都是带了点朦胧的心虚离开的。

从那天起，我开始怀疑每天穿着布鞋，踩着粉红色滑板笑着和我打招呼的伊万，她快乐的真实性。大家平静如水地享受着生活里的细节，到底是因为这样很快乐，还是因为这样能暂时逃避去成为自己想成为的人。当这种思考轮到我自己的时候，那种空虚感又再度袭来，我不停说服自己，这不过是一份暂时的工作，但是如果我这样很快乐呢？是否意味着我就没必要再继续追求我想要的东西了，或者去搞清楚我想要什么。

站在收银台前，看着玻璃门外商场里来来去去的人流。我思考着：究竟是我，还是每个人平静的表面下，也都不时有着这样莫名湍急的暗涌？

思考无果，我扯下上一个客人不要的收银小票，在手里不断折成一个更小的正方形，捏扁，瞄准垃圾桶丢进去；把糖浆挤到杯子里；铲一把冰块打成冰沙；举着手冲壶看着细细的水流穿过滤杯，在底下的壶中滴滴答答。我同时能听见自己思想里的某些变化，有些念头在悄悄萌芽，如电流穿过，噼里啪啦。

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是我接待的最后一位客人。

他穿着西装，外面套了一件厚厚的夹克，拖着行李箱推开玻璃门走进来，点单时睡眠不足的眼神呈现出这里少有的焦头烂额。他要了一份再加两个浓缩的美式。点完，拖着行李箱坐在角落，打开双肩包抽出电脑翻看PPT的内容。一只手里捏着鼠标调整着页面中字体的大小和产品图片的样式，另一只手惯性地不停点击快捷键按钮保存，上门牙咬着下唇的死皮，脚尖啪嗒啪嗒敲打着地面。我越过咖啡机去看他，像在欣赏一场不自觉的行为艺术。

做好饮品端过去，我鬼使神差地立了一会儿。

他抬起头问：“有事情吗？”

我摇摇头，说：“没有，没有。”

走开，他又皱着眉头继续看屏幕，嘴里念念有词背着讲稿。他可能做梦也想不到，我正在柜台的另一边，羡慕他身上那阵我曾经想要摆脱的焦虑，好像那才是货真价实的生存感。

我久久地看着他，希望他能多待一会儿，这里实在太安静了。

晚上回到家，我给房东回电话。这几天他给我发了不少消息，我都没回复。一年的租房合同要到期了，他不停催促我定下是否要续租，如果不打算，他就要挂中介了。电话接通，我回复说不住了，接着讨论一些零零散散组装家具的事情。

第二天晨间清扫的时候我和伊万说要离开，她倒是没有显得意外，而是揽过我的肩膀，淡定地拿起手机准备定一个KTV包房给我践行，顺便帮我给店长请了下午的假，拉了几个同事，唱了一下午的歌。

每次离别都没有想象中那样盛大，在搬家寄东西的匆匆忙忙中就结束。

又是一年夏天，我从上海的地铁站出来，在人行道边哐当哐当地拖着行李箱。那场景和我第一次去的时候一样，但此刻想的却不是我来了，而是我回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