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美国自行车手鲍比·李来参加北京奥运会。他和三名队友戴着口罩抵达北京首都机场的画面火速传遍全世界。许多中国人民认为受到了“冒犯和羞辱”。骂声一片。四名美国运动员最终向全国人民道歉。“道歉信是谁写的，我不清楚。”鲍比·李对ONE说。
以下为鲍比·李对ONE的回顾：
2007年，奥运会前测试赛
口罩是美国奥委会制作和发给我们的，奥委会的医生还教我们怎么戴。当时我们就知道，口罩很重要。
北京奥运会之前，2007年12月，我们到北京，参加正式比赛前的测试赛。几乎每个队员都感染了呼吸道的疾病。我的感觉是，肺部在烧灼，喉咙痛，咳嗽。这严重影响了我们的比赛。我回美国后一星期才恢复过来。
那是我第一次到中国。在那之前，我们都对北京的空气没什么了解。
我们觉得洛杉矶的空气已经很糟糕了，所以朋友告诉我们北京的空气不好时，我们都觉得，应该不会比洛杉矶差吧？后来才知道，不是这样。
我从未见过这样的空气，有时候是灰色的，有时候是黑色的，有时候是棕色的。所有东西都很难看清，到中午会好一点。有时候，最远大概只能看到100米。
不到半天，我就开始咳嗽，觉得肺部有灼烧感，喉咙很痛。尤其骑车的时候，我完全可以感受到、看到，甚至可以尝到空气的滋味。我还记得下赛道时，我双眼很疼，感觉很可怕。
为了应对北京的空气污染，美国奥委会在2005年还是2006年，就开始研制口罩。据我所知，他们投入了一大笔钱。所以，我们正式使用的口罩是非常高规格的，配置了高流量空气过滤器，保证我们在骑车的时候呼吸顺畅。
2007年测试赛那次，随行的有一位美国奥委会的医生，他给一部分运动员派发了口罩样品。他要测试口罩的性能，检查运动员的肺功能情况，看我们在那种污染程度下，能不能把状态调整好。
我拿到了口罩。戴上之后，我马上就好了，不咳嗽了，喉咙也不痛了。
他们说，我们应当在比赛之外的任何时候都戴着口罩。
2008年北京奥运会
来北京参加奥运会的那趟飞机上，一共有75个运动员，当时只有4个人佩戴了口罩。除了我之外，还有莎拉·哈默（Sarah Hammer）、麦克·弗里德曼（Mike Friedman）和珍妮·里德（Jennie Reed）。
实际上，美国奥委会要求我们，一下飞机就戴上口罩，甚至在飞机上就戴着，他们想让我们完全与污染的空气隔绝。
在我们之前，已经有工作人员先到了北京。他们告诉我们，北京的空气不太干净。
我很焦虑，害怕自己又会生病。毕竟奥运会是我人生中最重要的事情。但我觉得在飞机上连续14个小时戴着口罩太难受，所以下了飞机才开始戴。
我们并没有互相商量要不要戴口罩，只是碰巧我们几个的随身行李中有口罩，就拿出来戴上了。其他运动员没戴口罩，有些是因为他们觉得戴口罩不是特别时尚，看上去有点好笑。
出了机舱，我感觉空气已经没有冬天那么糟糕了。但还是能看到，空气很脏。不过我戴了口罩，所以感觉还挺舒服。
机场里有很多媒体在等我们，我们几个戴口罩的画面立即被各国媒体拍到，传到全世界。据我所知，其他国家的媒体也关注了这件事，他们的报道也不太友好。
到北京的第二天早上，我们就被喊去开会。美国奥委会并没有站在我们这边，还指责我们是在政治抗议。这让我们很吃惊。美国奥委会的负责人史蒂夫·劳什（Steve Roush，他那时是美国奥委会运动成绩主管）要求我们承认错误并公开道歉，否则就让我们回家。
我记得我当时看到报道，说（美国）垒球运动员也有不良反应，但尽管他们也有口罩，却不敢戴。美国媒体完全跟从美国奥委会的口径，他们没有采访我们，就发出了报道。不过这件事情，很快在美国的新闻中淡出了。
事情的传播速度超乎我的想象，16个小时之内，就发酵到极点，我完全没有时间去反应。美国奥委会后来决定发出道歉信。
道歉信是谁写的，我不清楚。我根本就没看过那封信。他们只是告诉我们信的大概内容，我们签字就可以了。
听到这个，我当时就把口罩摘掉了。我很惊讶，也很难过。我对冒犯了中国人而感到抱歉，因为我们根本没有这种意思，无论到哪里做客，客人都应该对主人态度友好。
现在回想这件事，我能理解，在奥运会上戴口罩，和日常走在街上戴口罩，可能不是一回事。中国人也会在街上戴口罩，这很正常，但奥运会就不一样了，我们的行为可能会被加以不同的评价。
中国奥委会没有跟我们谈话，也没有向我们表示过他们的态度。至于中国媒体，我们没有去关注，所以毫不知情。
我们也没有接受任何媒体的采访。我知道的是，奥运会期间，我们一直被挡在媒体之外，奥运会之后，也没有中国的媒体来找过我们。
我对所谓“冒犯和侮辱”的指责也有过疑虑，但没有花时间想太多。我们几个，也没空去澄清或者抗议。我们私底下也尽量不去讨论这件事，我们只想把注意力放到比赛上。我们是去比赛的，不是去跟媒体交流的。
我只有两个选择，要么就是去为自己争辩，要么就是认真比赛。
比赛
跟测试赛那次不一样，奥运会期间，我没有生病。但是，骑车的时候，还是能感受到，空气在烧灼我的肺、喉咙和眼睛。监测肺功能时可以看到，各项指标都有下降。
那些天里，北京的确会有蓝天白云，但这不代表空气好。你依然可以闻到、感受到那些污染的空气，感受到它在你的喉咙里。相机里的蓝天白云很美，但它对人的身体来说，并不美。
我最后没有完成男子积分赛。我想主要是因为我自己实力不够。我并没有受到口罩事件很大的影响，因为我努力不让自己分散注意力，不想美好的奥运会经历被毁掉。
但其他的三位运动员，我可以肯定地说，他们的表现受到了很大影响，他们经受了艰难的挣扎。（记者注：莎拉·哈默在个人追逐赛中拿了第五名，珍妮·里德在短程赛中名列第八，在麦迪逊赛中，麦克·弗里德曼和鲍比·李的组合名列最后。其中莎拉·哈默和麦克·弗里德曼是世界级选手。但他们四人都没得到任何奖牌。）
回到美国
回国之后，我们四个人要求美国奥委会向我们道歉，并辞退当时威胁我们的美国奥委会工作人员史蒂夫·劳什。
美国奥委会最后承认了错误，首席执行官吉姆•谢尔(Jim Scherr)给我们四位自行车队员分别发了一封道歉信，承认对这件事处理不当，没有给运动员应当的支持。
道歉信里，他们虽然承认了错误，但同时也用一些说辞为自己开脱。他们认为，美国奥委会和运动员之间有一些误解，是我们没有按照他们的指示去佩戴口罩。但事实上，我们只是做了他们说的。虽然这封信并没有完全表达我们想要的，但还算凑合吧，我们也都接受了道歉。
另外，美国奥委会也修改了关于保护运动员权益的条例，让运动员申诉专员在以后的奥运会中，可以更直接和独立地维护运动员的利益。
一年之后，史蒂夫·劳什因为这件事辞职了。
当我再一次回看这件事情，我依然感到非常不幸，我并不以此为傲。
再回北京
我印象中很少在美国媒体中看到对北京雾霾的报道，我只记得2015年有一条新闻，说北京启动了空气污染预警。
2010、2011、2012年的冬天，我再度去北京参加了比赛。空气质量依然没有改善，甚至比2008年更糟糕。这三次我都没有戴口罩。其中有一次我得了呼吸道疾病，同样是咳嗽、喉咙痛。那是高级别的比赛，我的成绩却大幅下滑。
另外两次我没有生病，但无论生不生病，在污染的空气里比赛，一定会受到影响，从肺功能监测就可以看出来。
很多中国人都知道口罩事件，不过我每次来北京，并没有人认出我来。我也没有跟中国朋友聊过这件事。我只跟那些住在中国的美国朋友或者西方人聊过，他们都明白我们经历了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