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异议。”
被告人席上传来一声清楚的男声。来旁听的一百多人顿时直起了腰，不断调整坐姿，以求得更好的视野。衣料在冬天干燥的空气中摩擦出滋滋的响声，人们的视线汇聚在被告人席上一个中年男子身上。
男子穿着深色毛衣，肩膀宽厚，看得出体态魁梧。刚被法警带进来的时候，他转头看了一眼自己的家人，向旁听席露出了自己那张被贴在无数通缉令上的脸。宽下颌，肿眼泡，皮肤黑黑的，是一张在北方城市惯常见到的面孔。他看到倒地痛哭的母亲和妻子，快速收回目光，几乎是颤抖着走到被告人席。
控辩双方语速快得像走过场。一个叫李一的男人抢劫了一辆装有500万现金的运钞车，随后他把抢来的钱还给了几个债主，就躲在家里等警察上门。监控记录了他所有的行踪，债主上交了赃款。事实太过清楚，律师拿到的全部卷宗只有2本。庭审时，李一供认不讳，法官问出任何问题，他几乎不等听完就说，“没有异议”。
但庭审开始一个小时后，出现了出乎意料的状况。法官问，你有什么异议。李一说，我并不是在抢劫前一个月有想法的，是前一天晚上临时起意的，那天夜里我失眠了，觉得日子过不下去，得做。
法庭的气氛似乎再次松了下来，审判沿着事实的逻辑继续前进。李一的动机起源于何时，对这个涉及金额巨大、性质恶劣的案子没有太多影响，连律师也没有就这一点为他辩解。接下来所有的询问中，李一的回答再次回归了“没有异议”，他认清了自己的命运，不试图做任何反抗。
辩护律师和公诉方就刑期开始辩论。公诉方是两个年轻人，语气激烈，如果只听声音，会觉得他们在举着拳头发言。年轻人摆出无可辩驳的道理，生活困难就能够抢劫运钞车吗？原因不可以作为减刑的因素。律师说，根据高法解释，当然要考虑原因，而且我们都知道那个老妇偷面包的故事。
年轻人立刻反驳，那是偷面包，李一可抢了500万的运钞车。
律师回击道，李一是被政府欠款，300万的工程款，被拖欠了五年。
年轻人胸有成竹，说李一是和承包商签的合同，不是和政府，他经济拮据的主要原因是自己借了高利贷。
这一切似乎没李一什么事了，他一动不动地站着，身板挺直。李一年轻时参过军，是部队的神枪手，这点似乎可以解释，他何以用一把塑料手枪就威胁到了运钞车上的四个押运员。但那天难以解释的事情还有很多，四个押运员都比他年轻，却没有进行任何抵抗；警察在高速上设卡拦他，旁边是玉米地，他就从玉米地里绕过去了。更早一些，在他心里冒出抢劫念头的时候，家里的柜子上正好躺着一把塑料手枪。
李一的母亲王阿姨坐在第一排，开庭前靠在墙边站了很久，不敢进来。她有半年的时间没见过儿子了。我第一次到S镇，王阿姨让家里人开车来接我，她坐在后排，一直没出声。冬天黑得早，车灯在东北平原笔直的路上打出两束光，依稀可见旁边光秃秃的树。突然，一个长方形的硬物抵住了我的腰，王阿姨的声音从后面传来，“你看看，我儿子像坏人吗？”
我接过手机，翻开李一的照片。他不怎么会笑，嘴微张着，眼神也愣愣的，是老实人的面相。第一次见面，我谨慎地下着判断，“不像坏人。”王阿姨没再说话。
李家住在一个破败的小区，家里收拾得整齐，桌上一点水渍都没有。王阿姨抄着手，从儿子小时候开始讲起，一直讲到他抢劫的前一天。也许是讲过太多遍了，她非常流畅。那天她在外地讨债，接到媳妇的电话，说李一抢运钞车了，她听到电话那头儿好大的雨声，急得挠心，下雨了儿子要逃到哪里去呢？
王阿姨的声音出乎意料的平静。她看起来像在讲述别人的故事，当媳妇忍不住哭泣的时候，她立即站起来，整一整衣服就出门了。我等了很久，她回来了，对媳妇说，你不哭了？她是那种不肯在人前显露脆弱的人。
“我儿子是个好人，”王阿姨想证明这一点，在桌上摆满了李一的奖状和照片。他是射击比赛第一名、三等功获得者、顾家的丈夫和孝顺的儿子，拥有一块桌子大小的荣誉历史。而抢劫一辆装有500万现金的运钞车，是历史和母亲都解释不了的事情。
法庭上，律师拿出李一同乡、战友的请愿信，想作为减刑的证据。公诉方的年轻人自然是理直气壮地驳斥了这一点。犯罪的事实铁板一块，律师又回到了原因，说政府欠钱在先，李一也是受害者。
之前从亲戚朋友的叙述中，我大概能猜想李一这几年过着什么样的生活。他卖掉了自己的房子，搬进亲戚的一处闲居，没有热水，洗澡还要去弟弟家。失眠一日比一日严重，他每晚坐在沙发上抽闷烟。他越来越少地出席战友的聚会，到了今年，连新年的例行小聚都不参加了。为了填补300万的债务，他找了高利贷，还不上的时候被来历不明的人威胁，要上门泼油漆。
一切的起源是当李一被拖欠工程款的时候，他选择了先借钱给工人发工资，自己再慢慢去要。只是没想到要了几年也没要回来。
李一的妻子小慧总是拉着我回忆丈夫的琐事，他们如何相爱，如何度过了最艰苦的生活，如何通过承包工程有了一些家底。她眼泪没断过，我不善于安慰别人，握着纸巾等时间慢慢过去。“你大哥是个好人，”她说，结婚十几年了两个人都没红过脸。
在小慧数次漫长的哭泣中，我没有听到她说起过李一的任何想法，仿佛他是一个只有行动的人。我问小慧，你知道李一借高利贷的事吗？小慧说，这些都是他和婆婆在管。那他有向你说过自己压力大吗？没有。你们有矛盾了也不吵架？有矛盾了，我说，他就听着，我们真没红过脸。
我想起王阿姨在小慧哭泣时转身离开的样子，李一应该继承了这一点，他也是一个不表露情绪的人。战友们不相信李一会抢劫。相识十几年，他们没有见过李一愤怒、伤心的时候，也不知道他如何消化这些情绪，更不知道他每个月被高利贷催款的滋味，失眠、掉发，体重每况愈下。李一压根没告诉他们自己借了高利贷。
这个沉默的男人唯一的爱好是钓鱼。鱼塘离家远，他有时候就住在那里。我见过一张他捧着鱼的照片，在所有的照片中，这一张算得上活泼，嘴咧到了耳根。
如果那天家里没有一把塑料手枪，抢劫还会发生吗？没有人知道最后一根稻草是何时落下的。李一把自己严严实实地包裹起来，哪怕后来与律师的交流中，他也只有几句简单的话，日子过不下去了，我一时糊涂、以为能帮家里减轻点负担。
法庭上，法官问李一还有什么可说的。他又挺了挺身子，说事实都认，但我真的是临时起意，不是提前策划好的。那天夜里我失眠了，觉得日子过不下去，得做。
庭审一个半小时就结束了。来录像的电视台提前打过招呼，电池支撑不了太长时间。李一被带离法庭，经过旁听席的时候，妻子小慧扑了上去，近乎疯狂地喊叫撕扯，立即被法警拦下。法官心善，同意家人去见一面，王阿姨整理好衣服，缓步跟了过去。即便去看犯了重罪的儿子，她也是体面的、有尊严的。
律师工作结束后叫我一起吃饭，他们有些气馁，大口吞咽饺子，无人出声。直到一人开口说，今天的公诉人……大家立刻七嘴八舌地议论起来。他们对判决结果表示了担忧，估计李一得不到减刑，那意味着他再次回归家庭的时候，父母可能都不在了。
我想起李一在法庭上反复说，自己是临时起意。他想证明的，和母亲、妻子一直想证明的一样，“我是一个好人”。那天晚上他从鱼塘钓鱼回来，吃了妻子买的肉皮冻，在沙发上坐到凌晨两点，又在床上睁眼到天亮。失眠令他失去了判断。而手边正好有一把塑料手枪。
但自从他拿起了那把枪，他就不是一个好人了。他和小时候被教育“不要欠别人钱”的孩子、为了拿射击比赛第一拼命练习的少年、趴在草丛中几个小时执行任务的军人彻底隔绝了。现在，他是一个抢劫犯，新身份令他不知所措。
离开S镇前我和王阿姨告别。她刚刚见过了儿子，抄着手站在法庭门口，对我笑着说，唉，可算见到了。我问她接下来有什么安排，她说，接着要钱，无论如何得把借的贷还完，我不是那种欠钱不还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