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
2011年我大学毕业，同学们都在忙着谋划各自的未来，家里有条件的出国留学，有关系的进省台实习，差一点的回老家在地方电视台工作，再不行的只有漫天撒网给各大报社投递简历，我是最后一种。那年秋天，我怀揣着面试通知坐上了南下的火车。

不幸的是火车晚点，当我到报社大楼时，只得到前台一句冷冰冰的“不好意思，面试已经结束，HR半个小时前已经下班了”。

我走出大楼，抬头望望楼顶，头晕目眩。坐了十几个小时火车，到现在连口饭都没顾得上吃。我从兜里摸出一盒烟，正要点着，保安走了过来。

这里不是吸烟区，抽烟去那边。

我抬起头，是个和我年龄相仿的保安，脸上带着稚嫩。

走我带你过去，他又说，来找工作的大学生吧？

那天一支烟后我跟他去了值班室，抄下总编的电话号码，又过了十分钟，前台通知我上去，十九楼。总编五十多岁，头发白了一些，但是很精神。

我礼貌地说明了来意，他礼貌地表示了歉意，我礼貌地带上了门出去。在门口愣了十秒，我深吸一口气转身又推门进去，咣当的开门声让他正端着的茶杯愣在嘴边，抬头给我一个诧异的表情。

总编，我花了十几个小时才从北方赶到这里站在您面前。

这你刚才已经说过了，总编放下杯子说，坐。

您看这样行不行，我没有坐，咽了口唾沫继续说，我想和您做个交易。

交易？

是的，交易。您给我一个机会，我自己定选题，自己挖线索，不限时间，不拿工资，然后给您交一份深度调查稿。如果您觉得稿子可以，那么我想要一份特稿部调查记者的正式工作。我是小地方出来的人，长这么大想见的不想见的都见过了，想知道不想知道的也多少知道，我自认为没那么娇生惯养，耐受性可以。

原则上讲，报社对部门记者调查的题材和进展都是知情的，报社也不会在没有确认员工安全的情况下允许执行采访。总编说。

现在不是您的上班时间，我也不是报社的员工，我们现在谈的不是工作，是交易。我说。

年轻人，总编说着，似乎想笑又没笑出来，你的简历我看过了，名校毕业，专业也对口，工作不难找，天下报社也不止这一家。如果实在抬爱敝报，可以明年再来，我会跟人事部打招呼的，你给我的印象已经很深刻了。你追姑娘也不是自己喜欢就一定能追到不是？凡事总得有个规矩，至少现在来讲，我们之间差点机缘。

总编的话让我默然无语，“你追姑娘就一定要追到吗”这话，大学时的女朋友跟我说过，当然她后面还有傲娇表情的下半句：幼稚。

你再考虑考虑。总编说着，站起身。

您再考虑考虑。我一咬牙，说。

我是在跟你客气。总编憋不住了，终于笑了出来。

我是在跟你认真。我说。

手表不错，女朋友送的？气氛尴尬到极点，总编换了个话题说。
是的。

带录音功能的吧？

嗯。

分了？

毕业了。

分了没有？总编给我倒了一杯水。

毕业和分手有区别么？

你很有意思。行，我都答应。总编笑着说。

11
后来我也曾怀疑过自己是不是饿昏了头后的一时负气。总之，当同学在各种offer前大呼纠结时，我把自己包装成了“背着事儿”的马仔，进了一家疑似和多地拆迁流血事件有关的地产公司，当同学晒出签证和祖国“Say goodbye”时，我在落着雪的北方村子里一住就是半年。

离开村子后，我再也没见过玲子。并非不能回去，而是害怕回去，因为我没办法给她一个答案。有时在其它地方看到石榴树，也会不自觉停下来驻足观望一会。哦，石榴该堵上团棉花了，哦，中秋节快到了，石榴快熟了。我也没再见过房凯，倒是和白条又有过交集，那是他人生中最后一段路，也是他们的最后一段路。

有次张总打电话叫我过去。说白条的父亲摔了一跤，上了年纪骨头脆，腿摔折了，送到医院一查，查出了骨结核，这地方做不来这手术，需要去北京做。

这种事，没必要管的吧？你不说我都不知道他还有个爹。我对张总说。

要管的，之前答应过。兄弟们也看着呢。张总递给我一张银行卡说，可有一样儿，该花的钱花，不该花的，一个子儿也别给他。这事得找个机灵的人办，你和他打过交道，你最合适了。

12
我和白条都是站票，只能一路找空座，一张软卧给了白条他爸。车到河北停站时上来两个警察，带着个犯人。手上戴着手铐，脚上戴着脚镣。一进车厢，人群呼啦地给他们让出了一圈座，像是在躲瘟疫。

两个警察和犯人也不说话，就空座坐了下去。其他乘客两米开外站着，警惕地打量着他们。我和白条站了半天，我说走，咱们过去坐，去他妈的，站折了腿到医院还得加俩床位。我和白条坐到了警察对面的座位上，他们倒也没说什么，一个歪着头闭着眼斜在座位上，一个低头摆弄指甲。

列车飞驰在北方的夜色里。整整一个小时，车厢里除了小孩偶尔啼哭，没有其它的声音。又来了两个乘警，从列车一头开始，一个查车票，一个查身份证。查到我们这，我掏出钱包打开，确认记者证掖在最里边，然后假装若无其事地把钱包递过去。对面警察掏出警官证，乘警问了一句，他说一口天津话：您介四搁哪下？

警察说了个站名，乘警客套了几句就去查下一个车厢。

天津人。天津人逗啊，个个都四说相声的。白条大概是实在受不了车厢里的死气沉沉的气氛，他学着天津话说，听过一个天津段子没？说两个天津人火车上遇见了，一个问，您介四干嘛七呀？一个说，上法院打官司七。原告被告？原告。原告，够牛逼的呀？牛逼嘛呀，二踏嘛被强见啦！

白条讲完哈哈大笑，后边站着的乘客也爆发出一阵哄笑。我扭头一看，他们又赶紧把头扭过去，母亲把小孩脸捂住，女孩拉拉男朋友衣角，车厢里瞬间又鸦雀无声。

警察同志，这人犯的什么事？我也就着话茬开口问。

命案，灭门。低头玩指甲的警察似乎也不避讳，头都没抬地说，外地抓住的，路太远我俩去接的。

为了啥呢？我又问犯人。

他头发乱糟糟地粘在一块，胡子拉碴，两眼无神，是褪了色的褐色，结膜干涩，像死鱼的眼。他扭头看了看警察，警察也没有阻止他说的意思。中国几千年传统是这样，这辈子的罪这辈子清，不影响下辈子投胎，所以死囚也管顿饱饭。

犯人说话倒像是在自言自语。他说，村里支书占了俺家的地，俺娃气不过去理论，腿叫打断了，落下了残疾，正是说媳妇的年纪，全拉倒了，俺趁他孙子做满月，一大家子都在，半夜去他家把事情做下了。

个——傻——逼！白条把这三个字拉得很长，以期达到咬牙切齿的效果，有警察同志在，没地儿说理去吗？

白条明显有点慌。他起身，问我，走抽根烟去？

我和白条走到过道吸烟区，凉风从头顶灌下来。白条烦躁不安地踱着，问，这事你听说过？
上个月新闻里都在说，闹得挺大的，往下撸了三代。

一个活的没留？

没。

妈个逼的，白条说着鼻子里喷出的烟都散乱了，够着……了吧？他说着，举起手往太阳穴上比了一下。他很忌讳枪毙这个词。

嗯。你慌毛？你这老子病了还有张总管着。

他不为点儿什么，肯管我老子的病？我他妈都懒得管！白条烦乱地摁灭烟头说，我去补个卧铺眯一会，你去不去？

不去了，再有几个小时就到了。我说着，走回车厢。列车在轻微的晃动中继续前行，车轮和铁轨的碰撞声让人昏昏欲睡。孩子在母亲的怀里睡着了，打工的农民靠在座位上打鼾，年轻的情侣互相倚靠着，也打起了盹。

面前的警察也闭着眼，但他们没睡，手指在膝关节上一下一下地敲。犯人盯着窗外出神地看，像看不够似的，我顺着他的眼神望去，窗外只有一闪而过的黑黝黝的形状，只偶尔可见零星的路灯和遥远处城镇边缘若隐若现的灯火。我们各自无言地望着窗外，又过了两个小时，列车渐渐慢了下来。惺忪的车厢里空气开始流动，下车的人们忙着从行李架上往下取行李，面前的警察睁开眼，继续玩自己的指甲。

车厢里响起了广播员的声音：旅客朋友们，列车前方到达的是……

13
白条的父亲住进了北京一家医院的骨伤科病房。他身子骨早就不行了，白条常年不在家。老头说话都有气无力的了，和白条还是见面就是骂。说他是混账王八蛋，说他是狗娘养的。白条不生气，但还嘴。我听着心烦，跟白条说你继续还嘴，赶紧把他气死了我们还能早点回去。白条说了句“老不死的”就出了病房。我跟他说你以后不用来了，反正药费单子都是我签。白条那之后真就再也没去过，自己为了找家特殊服务的洗头房能一直溜达到将台路。

我原以为白条走了老头就消停了，结果大错特错。他开始把我当成倾诉对象，控诉夹杂呻吟能磨叨一下午。

老头说，混账王八蛋的，我老了种不了地了，他把家里五亩地都租给别人。本来除去化肥种子，一亩地一年能收成一千块钱，租给别人一亩地一年才四百，白白叫人把钱挣了去。混账王八蛋，他想干啥？农民不种地，想干啥嘞，想当地主收租子不成？个狗娘养的，说他一句，他说啥嘞，啥也不说就拿来一瓶敌敌畏（一种剧毒农药），问，你喝还是我喝？有这么跟老子说话的吗，混账王八蛋……

后来我实在受不了了，去了楼道。回头进病房见老头还在说，病房里就三张床，都是瘫在床上起不来的那种，不想听也得听着。

靠窗户的是个工人，三十多岁，叫老马，胖乎乎乐呵呵的，在内蒙一个化工厂打工出了事故，几个一吨多重的装满化学原料的汽油桶从两腿上轧了过去，住进来有日子了，命是保住了，但长期卧床又没钱做康复，腿筋都长到一起了，关节像两块动弹不得的木头。工厂老板出了点药费后不想出了，找人在病房把他揍了一顿走了，来的人登记的是家属，打人之后扬长而去医院也没法管。老婆变卖了房产，给他留下一笔钱也离了婚走了，他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躺床上花完钱等死。

靠门边的病床上是个警察，叫小冯，二十多岁，部队复员回老家后进了派出所，有次出警扫黄打非，把失足妇女们一直赶到六楼楼顶。清点人数时，他看到有个漏网之鱼往紧挨着的一栋楼的楼顶跑了，他跟着追了过去，从他那看就半米的落差，跳下去才发现中间隔着一条街。后来事实证明人没少，是他看花眼了，半身粉碎性骨折倒是真真切切的，仗着当过兵硬扛了条命回来，不过数不清的手术已经让他瘦得只剩皮包骨。家里人不依不饶，两个姐姐和他母亲都远道赶来，在招待所住下，由于是工作时间出的意外，算是工伤，医药费和家属开销要由当地派出所出，所以还有个跟我一样来签药费单的派出所同事，叫小宋。

一般我隔天去一次，签个单子，在楼道的窗户口点根烟站会儿就走。在那经常看见小宋，见了几面也就熟络了，聊了几句。他说，病号和家属的开销早就让派出所吃不消了，以前抓了罪犯都是该关关该判判，出了这事后抓住了罚点钱就放了。他一周往返一趟，回去他们所长就骂他，嫌他报销时把不住口子，这边家属也骂他，嫌这也不想给报那也不想给报，吃饭都不让他上前，想吃饱还得自己倒贴工资。小宋和我年纪差不多，二十岁的样子。

14
白条和他的洗头小妹迅速发展成包月关系，我跟他说在北京这地方你进去了我可捞不出你来，他满口答应。后来有次去签单子，听小宋说靠窗户那个老马要做手术了。我问是他老板良心发现还是他老婆回心转意了？小宋说都不是，他快没钱了，医院的康复设备都是进口的，一个疗程康复要六千多，他没做过也做不起，打算求医生给他开刀把韧带割开，再用机器把腿关节硬掰开，不打麻药，钱不够。

我特意进病房看了看他，那天他倒是有种不明理由的兴奋，话也多了很多。他盯着警察小冯的姐姐丰满的身体一直看，嘴里不停说，大妹子啊，你这屁股在我眼前晃来晃去，晃得我心里痒痒啊，啧啧，这胸，好看。他的眼睛死死咬着小冯的姐姐的屁股，仿佛从没有见过。

小冯在一旁气得说不出话，又动不了，只能把头歪过去假装睡觉。小冯的姐姐也不是吃素的，瞪着一双丹凤眼讥讽，要死的废物，还敢打姑奶奶主意？

我跟白条的父亲说，手术家属同意书白条已经签字了，明天备皮后天手术。老头倒是话少了很多，大概是说够了。听我这么说他也不吭声，从旁边桌子上拿起一个鸡腿汉堡大口地嚼，吃太快噎住了嗓子，我给他递了一盒酸奶，他抱着狠狠地吸，那神情我从未见过，又似乎与老马的眼神如出一辙。

那天他抓着我的手对我说：你是白条的朋友，要是我活不下来，往后有人跟他打架，你可得跟他一条心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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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条的父亲术后观察了几天，就可以出院转到当地医院了。办好出院手续那天，北京下起了雪。薄薄的一层，刚够把地面盖严。我又见到了小宋，他说你要走了，咱喝点，却把我拉到住院部顶楼。他来的时间长了，和物业都熟了，没事就跑到三十层的楼顶上呆着。原来他早在那备下了一瓶白酒，还有一些卤肉。我俩边吃边聊。小宋说，老马做完手术没几天就死了，生生疼死的，连支杜冷丁（镇痛药）也是医生看不下去给他友情打的。咽气前已经欠了那么长时间的住院费，医院没把他扔出去算不错了。他临死托我把他的骨灰带回他贵州老家，我去快递公司问了，快递公司说不好意思先生，我们暂不办理此项业务。

下雪时的北京是灰蒙蒙的，带一点昏黄色。站在顶楼，除了呼呼的风声，一切都沉寂的可怕。

小宋说，往上了这些楼层，都是特护病房。我说特护病房哪个医院都有。他说特护和特护不一样。我问怎么个不一样法。他说，这几层是级别够了的老同志才能住的，多是些成植物人的，全靠昂贵的药物维持，不计成本地治疗。我说，有钱呗，医院不就是给钱看病的地方么。小宋摇摇脑袋说，医院靠着他们呢。国外有什么先进设备最新的药什么的，都挂着他们的名义采购。买来他们用得上用不上的另说，医院用得着是真的，反正是国家出钱。

后来小宋掏出一卷食品袋包着的住院清单，说这是小冯住进来后的药费单，像超市小票一样的单子，我们一人拽一头，白纸小黑字拉开来有八米长，正好是楼顶对角线的长度。

16
下了火车，白条推着他父亲出站时，陆队已经拿着手铐在等他。白条回头瞅，出站的人挤得他后退不得，一队警察已经在后边等他。

走一趟吧？陆队说。

陆队你逗我……白条说完，撇下轮椅撒丫子就跑，人群中立马出来几个便衣把他撂倒，手往后背一拧，拷上了手铐，脑袋摁在大理石地板上。白条眼睛瞪得圆圆的，嘴里发出沙哑的嚎叫，他右手死命往裤子口袋伸，两手在背后铐着，压住了一只胳膊，用力太猛把左胳膊关节拽得嘎吱作响。他想掏刀子，不过他忘了去的时候过不了安检，刀子就没带去。

跑？再动试试？陆队拔出手枪，一拉套筒，他蹲下身对脑袋被摁地上的白条说，还跑？你那爹不要啦？

白条眼睛瞪得要裂开，像只抽搐的动物，嘴巴张得老大，嗓子却哑得发不出声音。他把自己左胳膊拽脱臼了。

凯子捅出了人命，你这页呀，也翻片儿了。带走！陆队说着，把子弹退了膛。

那天我在局子里写完笔录，等了四个小时陆队才进来。
大学毕业，学新闻的，不是本地人？

嗯。我掏出记者证递过去。

房凯杀了谁，问出什么没有？我问陆队。

还在审理中，说话听声儿。陆队扬手，合上证递还给我，你来调查什么的？

我不是来查命案的，有关系但不全是。有关的，都写笔录里边了。

查出什么来没有？

还在调查中，锣鼓听音儿。我说。

陆队哈哈大笑说，当然。

那天对完笔录，我走出陆队办公室，陆队抬头跟我说，死的那个人就是你笔录里提到的这个玲子，她打电话报警，我们赶到的时候，她已经被房凯用带茬子的玻璃柱活活扎死，喉咙和气管都被扎烂了。

什么时候的事？

昨天晚上。

我不记得自己那天是怎么走出去的，只记得自己大脑一片空白。

17
半个月后，我敲开总编办公室的门。他扶扶眼镜说，来啦？坐。人事部已经办了，调查的这段日子计入工龄，但报社只能提供实习生补助，我只能争取这么多了。这是转正的合同，你签一下。

稿子什么时候发？公安和检察院可以介入了吧？我在合同最后一页的右下角签下自己的名字，然后说，地块竞标暗箱操作，环评不达标存在权钱交易，监督工程的监理在他们公司挂名领工资了都，三年来至少十一次拆迁流血事件七条人命和这个公司有关——

稿子被压下来了。总编说。

为什么？我头皮一阵发麻，是我取证不够广吗？

不是。

是我暴露身份了？

这不是你的问题。

那你怀疑我是收了别的公司的钱，故意去查他们的？

都不是。

那，我咽了一口唾沫，说，是不是你把稿子发给他们，价钱谈拢了，所以不发？特稿部从来都只挖食品，药品，矿山，房地产这些暴利行业……

你不相信我？总编打断我，目光直视了我一下，又转过头去收拾东西，他叹了口气说，我相信你，你不相信我。

我能全须全尾地站这儿跟您说话，就是因为我谁都没信。说出这句话，感觉自己喉咙在抖。
来，你过来。总编翻出一串钥匙说，给你看样东西。

资料室。总编拿了根鸡毛掸子，走到墙角拉开窗帘，屋子里顿时亮堂起来。墙角处堆了一摞一人高的A4打印稿。

这是特稿部这几年各种原因发不了的稿子，你说得没错，食品药品矿山房地产，总编边说边拿鸡毛掸子扫，尘土呼啦啦地往下掉，呛得直咳嗽。

噗哎。总编掸掸身上的土，接着说，你以为有新闻理想的就你一个？写这其中最底下的那些稿子的人，现在都已经不在这了，大多后来转做了文化或者娱乐记者，跑跑发布会发发滚动新闻，混成名记后，谈笑都鸿儒，往来没罪犯，干个几年攒够了人脉，自己再去开公司，要么去大公司混个职位。我当然知道稿子发不出去对记者来说意味着什么，发不了就没有稿分，没有稿分就只能拿基本工资，还要还房贷，还要供孩子上学。你这一摞放上去，就是根稻草，能显出什么？

总编放下鸡毛掸子，回头对我说，以后你就会明白，一个体量庞大的企业就像一棵大树，如果连一篇稿子都勒不死，它能在这片土地上长那么大么？往往就是记者还在前线玩命，编辑部这边各种压力已经过来了，有形的无形的，可以不理的或惹不起的都来，腹背受敌，调查不下去更是家常便饭。大到国家，小到个人，都在面临选择，这不是在学校，对的路绝对不会平坦。你能做什么，嗯？你能做的，只是在奔跑中保护好你自己。

我站在落地窗前，默然无语。从窗户往下看，公交车也就火柴盒大小，人更是小得蚂蚁一样，互不相识，默默奔徙。城市按自有的逻辑不停运转，只有在高处才能看得分外清楚。

18
新闻上说，西伯利亚南下的强冷空气席卷北方，全国大范围雨雪。我想北方了，想去看看玲子。

这一年的雪又下得跟沙子似的。走过那片被大雪掩埋的麦地，就是那片熟悉的坟头。玲子的坟挤在他们中间，被雪盖着，看不出区别。我给玲子坟边上的歪脖树上系上了一串风铃，又用一根红线绑紧，在她的坟边坐下来。

玲子，来看你了。陪你呆会儿，说说话。你用红绳编好挂在树上的石榴我收到了，来跟你说一声儿。

他们说你和房凯起了口角，是被他用那串碎风铃的茬子扎死的。其实我知道，你是故意的，对吧？房凯我了解，他当时没喝酒，没理由那么做，你我也了解，你不是不能忍的人。你知道张总为什么养着他们，他和白条为张总杀过人，但你没有证据。你没证据，对吧？你跟他说你要把他的事捅出去，你是故意激怒他的，不然我想不出理由你会这样丧了命。你早就想好了，给他们其中一个的罪名加码，加到让他没有必要再隐瞒其他人做过的事，就像多米诺骨牌，你只需要推倒第一块。为了推倒第一块，你连命都不要了。

白条狠，房凯狠，他们不如你狠。他们玩命，但他们特别怕死。你狠哪。你敢用自己的命让他们跟着偿了命。坏人狠，好人必须更狠才行，这不就是这个世界么？

可能你也想不到，这串骨牌倒了两块就卡住了，也可能你想到了。我知道，你做这些不是为了自己。是为了美兮对吧？为了让她彻底摆脱这一切。你知道你死了我肯定会帮助美兮，你从烧烤摊那天我用啤酒瓶子帮那群学生解围时就知道，对不对？你那天往车站跑也是跑给我看的吧？幼稚。

意识到自己说出“幼稚”这两个字时，感觉喉头像是堵住了。我抬头环顾了白茫茫的雪地，除了我一个人都没有。

我更幼稚。我还没弄清自己几斤几两，就想着把这一圈骨牌连桌子掀了。结果只是把你卖了，换了份体面的工作。你心里特别恨我吧，但是你又想不到自己有什么理由恨我，因为找不到理由恨我而更加恨我，对吧。

美兮有户口了，我找了一家慈善机构办的幼儿园，以后我还会把你的故事告诉那些城市里想收养孩子的受过教育的家庭，如果没有，等我结婚后我来。我问过派出所了，你不叫玲子，你真名叫林巧倩，还是你自己取的。巧笑倩兮，美目盼兮。诗经里的句子。你说说看，哪有像你这样养女儿的。幼稚。

五年前你在村子里生下美兮时，身边一个人都没有吧，屋后的老头跟我说的，他说他听着不对，大雪天喊来村民，美兮已经会哭了。那种感觉我也有过，小时候有天早上我躺在被窝里读《水浒传》，读到林教头风雪山神庙，恍然间抬起头，家里一个人都没有。窗户结着冰花，外面飘着大雪。

我打小就觉得这个世界应该是一部《水浒》，是我儿时未曾读懂的那部《水浒》，是一个人不管被境遇挤压到何种地步，都要怀揣真情和道义，肩挑隐忍和勇气，身负背影在漫天大雪中独自前行。长大了才知道，这个世界是一部充满荒诞现实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我们都是一列火车的乘客，有人后来，有人先下，我们出神地望着列车窗外仿佛那里有无限的魔力，但是我们也仅仅只是乘客而已。

说到这里，心头情难自已，喉头哽咽再也无法继续。站起身，天是灰蒙蒙的，大地浑然雪白。远处的村子和更远处的城市只剩下一条辨不分明的弧线，宛如分割天地的桥。站在能分割世界的桥，还是看不清。

时而涌动时而偃息的朔风奔突在北国沉默的大地，时而扬起时而落定的雪粒宛如纯白的地火，燃烧出叮叮咚咚又并不遥远的风铃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