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高中毕业那个夏天，我在派出所。讯问室空调温度开得很低，空气里飘着细微的冰碴子，吸一口到肺里，比吸烟疼得还要清晰。一个体型微胖的警察拍着我的肩膀说：打起精神来小伙子，是不是男人？
门吱呀一声开了，一个戴手铐的中年男人进来，咕咚一声在我旁边坐下。跟着进来的警察问：怎么把人打成那样了，脸上划那么大个口子。喝了点儿？
男人一直在愣神：啊？啊。
微胖的警察一摆手对另一个警察说：送看守所吧。

我交完罚款走出派出所，热浪袭来，顿时感觉自己像被烤化了，双脚无力。临走时微胖警察对我说：社会不同于学校，要想堕落，分分钟的事儿，没人管你。
嗡嗡的声音像法官落锤，在燥热的空气中漾起透明的波纹。

2
1998年我读小学一年级时，小学操场只有区区几个乒乓球台，周一到周五被高年级的学生霸占。想打乒乓球得在周末爬上操场外一棵老榆树，翻进操场。即便这样，打乒乓球也要排队。一次我翻墙进去，人比往日少了很多。一个高年级男孩靠在球台边，我拿着球拍走过去，他问：玩会儿？
我们打了没几个回合，他漫不经心，心思完全没在打球上，眼角不时瞥着操场那头。一会有一群男生朝这边走，他扔掉球拍说有事不玩了。
他们在操场中间说着什么。没多久听到有叫骂声和尖叫声：杀人啦！
星期二学校开完大会，我从同学口中得知，男孩一直被欺负，于是在周末操场上和那群人约架，他带了把匕首，对方一个男生被捅了六七刀，没到医院就断了气。

学校后边有片空地，每天放学后常有人在那约架。我偶尔去看，后来觉得没意思，一是他们大多数都只是动动嘴皮子，另一个原因是我被游戏厅吸引了注意力。
游戏厅老板是个拄拐杖的中年人，夏天经常穿白色的背心，胳膊上红色的蝴蝶纹身在闷热的空气中分外扎眼。游戏厅刚兴起时，游戏币还很贵，一块钱只能买四个。小时候零花钱不宽裕，一块钱要攒一个礼拜，换成游戏里的四条命。实操的机会并不多，更多只是在看。有一次，我亲眼看到一个钱花光的孩子用铁丝撬开了游戏机下边存硬币的箱子，老板也看到了，吼了一声：干吗呢！
孩子慌不择路地跳上窗户，被老板一把揪下来，重重地摔在地上，像一只被风吹下窗台的猫，一个激灵爬起来，低头不知所措。
空气凝固了，窗外的知了叫得更起劲了。大家呆呆地看着扔掉一根拐杖的老板和那个犯了错的孩子。过了很长时间，老板用手摸摸那个孩子的头，从兜里掏出一把游戏币塞给那个孩子，说：去玩吧。自己一跳一跳地去捡起丢在一边的拐杖。
后来听人说起过，十年前我们那一带有个“蝴蝶帮”，后来和另一个团伙起了冲突，老大被砍掉了一条腿，那之后“蝴蝶帮”三个字就很少被提起了。
有次我上学迟到了，老师规定上课迟到不能进教室。我扒着窗户从一年级看到六年级，每个教室都有不同的老师在讲课，一种被抛弃的失落感涌上心头，就连我们班里的同学，也突然显得那么陌生。那节课上音乐，老师的女儿夏荷在弹钢琴教大家唱歌。
夏荷比我们高几个年级，业余练钢琴，那时普通人家是买不起钢琴的，所以她上体育课时就会弹钢琴教我们唱歌。我也奇怪过为什么她上体育课时我们总是上音乐课。现在想想，老师的孩子有优越感不是空穴来风的。
我从一年级转悠到六年级，再回到我的教室窗户外，趴着窗户看她边弹琴边唱《让我们荡起双桨》。我只能看到她长发散落的背影和逆光的白衬衫。
后来我经常找机会接近夏荷，找她玩。女生发育早，她比我高两个头，似乎也没有把我定义为一个“异性”。有一年夏天，我没有午睡就去了她家，透过窗户看到她和妈妈躺在床上，我以为她睡了，正要失望地离开，听到她对妈妈说：妈我睡不着，饿了。
她妈妈扭头问：真饿假饿？
夏荷嘻嘻一笑：假的。
她妈妈亲昵地刮刮她的鼻梁说：傻丫头……
说着，解开了自己的衬衫。我趴着窗户在外边，干热的空气在嗓子眼里打转，我咽了咽唾沫，嘴里嘀咕一句“那么大了还吃奶，不害臊”，失落地走开了。我又去找别的同学，大家都在午睡，没有人玩。我顺着阳光最毒辣的地方一直走，一万只知了憋足了劲地叫。我感觉肺像是一只将要被气炸的气球，扬起脖子大声喊：叫你妈逼啊！
后来的事情不知道了，那天我中暑了，在床上躺了很多天。
我经常和夏荷还有她的朋友们一起踢毽子，她们踢几个，我还几个。不过一会工夫我欠的个数就飙到了三位数。她们都比我高两个头，这时是可以耍赖的。夏荷帮我解围，把毽子放在我脚上，告诉我数数，数几个算几个。于是我数：一，二，三，一百，三百，一亿。
她的朋友后来都不玩了，夏荷也累了。她问：去不去上厕所？
我点头。她拉着我的手，走到厕所门口停下了，像想起什么似的指指男厕所：你得去那边。
我当时心里好失落啊，直到现在想起，还是很失落。不久之后夏荷去了外地读初中，我再也没见过她。

3
后来我也成了高年级学生。学校后边空地上，我不再只是个看客。空地后边是一条干涸的水沟，一米多不到两米，不是很深但坡度很陡。有次我一脚把一个男生踹下去了。看着他打着滚翻进沟里，我很想解释一句：我只是想踹你一脚，没想把你踹下去啊。
没等我说话，他就哭着走了。我站在那愣了很久。小学毕业那年，同班一个男生和我一样坐在后排，有天放学他把书本全撕成碎片扔在脚下，然后从课桌里抽出一根凳子腿塞进外套袖子里。那是后排男生们再熟悉不过的动作。我很想问问他怎么了，但是我没有。2003年，我考进了一所私立学校。
那个暑假没有作业，游戏厅成了主战场。当我们在游戏厅屡战屡败时，老板免费请我们看了录像。港片从此进入了我的世界。第一次认识了小马哥，后来偷偷学着他的样子拿着试卷点烟。
许多人和我一样荷尔蒙作祟，找不到江湖，便制造了一个校园江湖。那时我们坐的凳子的一条腿是可拆卸的，有人还在课桌里藏了啤酒瓶。初中年代的江湖大幕就此拉开。每当两个班级冲突时都特别惨烈，举起课桌对着砸的情况并不罕见。我同桌很爱凑热闹，不幸的是他晕血。有次看到翻白的伤口和汩汩流出的血，直接晕在了我怀里。
我们班和另一个班是死对头，冲突不断。有次在宿舍群殴，我追着对方班里一个人，一直到楼道拐角，我用皮带的铁钎抽在他脑袋上，他手里的半截拖把棍也砸在我脑袋上，我们都疼得呲牙咧嘴。四下一看没人，居然不约而同地说：我们别打了吧。
初中生涯在一次荷尔蒙总爆发中结束。中考第一天考完，初一初二学生早已放假，食堂被一排桌子一分为二，那边是外地监考老师封卷，这边是我们吃饭的地方。不知道为什么两班就打起来了，粥和菜对着泼，瓷饭盆砸在脑袋上砰砰的闷响，更像青春期的一场狂欢。

4
高中我走读，每天晚自习后骑自行车回家。回家前我们经常去锅炉房附近一个教职工厕所方便。有天正好遇见一个和我哥们郝锋有过节的外班学生，他们都在疯狂地追求同一个姑娘。男生在蹲坑，郝锋自然没放过这个机会，过去摸他的脑袋，说：怎么着，今儿赶巧遇见了，给哥几个唱首歌吧？
说着扭头问我们：你们说，唱首什么好呢？
我想我是脑子抽了，随口说：《让我们荡起双桨》吧。
男生恨恨地看着我们，腻歪半天也没唱，烨子点着根烟，我们轮着抽一根。副校长就在这时突然杀进来，大喝一声：小兔崽子，干什么呢？
我们被勒令站成一排，有的皮带都没系好。副校长问蹲坑的男生：你看见他们抽烟了吗？
男生说，没看见。可怜整个过程他一直保持蹲坑的姿态。
副校长挨个问我们：抽烟了吗？
我们当然说没有。问到烨子，他说“没有”时，一团青烟从鼻孔和嘴里冒了出来。

我们被叫到教导处，报了班级姓名。晚上回家已经很晚了，一群人骑着自行车狂飙，我自行车后座上带着一个女生，她的破手机里放着周杰伦新专辑里的《牛仔很忙》：呜啦啦火车笛，随着奔腾的马蹄，小妹妹吹着口琴夕阳下美了剪影……
十字路口路灯下，一群人靠着自行车在等我们，其中一个就是厕所那位。我的自行车和另外一辆自行车抡着互相砸时，前轮变了形。我骑着车子一高一低回家，又紧张又想笑。
回到家，我跟我爸说自行车撞电线杆上撞坏了。我爸漫不经心地哦了一句，就出去查看。他回来的时候，坐在沙发上问：真是撞的？
我坚定地点点头。他站起来飞起一脚踹在我肚子上，冲我吼：你那点小心思能瞒得过我？撞能撞成那样？又和谁打架了？
我被一脚从沙发处踹到了两米开外的门口，从空中一直到落地，我心里始终奇怪：怎么可能飞这么远，跟拍电视似的，难道我爸练过？
最终我爸将事件定性为“你小子毁坏国家机器”，然后买了一辆新的。但那件事在郝锋看来没完。食堂一次口角后，郝锋要去算账，由于那个男生所在的班里有几个人和我关系不错，我说那就去问问为什么。我原想到时调停一下，没承想他们又在袖子里藏了凳子腿。果然还没等我开口，这边已经抡着凳子腿上去了。对方凳子腿和甩棍手刺都拿出来了，郝锋脑袋破了口子，我的左手中指指甲盖被甩棍砸裂了。我用手摁住他头上的伤口，热乎乎的血还是像温泉一样往外冒。我不停地问：你能撑得住吗？说句话啊。
他说：我冷。
后来对方班里的朋友过来问我：你他妈怎么回事啊都带人找到我们班门口了。
我说我哪他妈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啊。
我们被叫到教导处询问事情经过。校长对着我们咆哮“滚进来”，“滚出去”，滚得慢了就要踹屁股。离开教导处时我回头望了望四周，那么陌生。烨子拽拽我的衣服，说：不走，你还想写首诗啊。
我想起在哪看来的一个句子，说：熟悉的地方没有风景。
烨子认真地对我说：哥们，我觉得，你以后肯定能成一作家。

明令禁止无效后，教职工厕所外出现了一块小黑板，上边写了一个大大的“女”字，学校这招果然管用。郝锋出院后被开除了。临走他说，打在他头上的凳子腿是带钉子的。郝锋收拾书离开的时候正是晚读，我没有看他，摇头晃脑地大声背那个总是和“大象”混淆的单词：“E—L—E—G—A—N—T——ELEGANT——优雅的”。
不多一会，楼下教导处传来玻璃的碎裂声，霎时整栋教学楼鸦雀无声，接着是郝锋嘶哑的吼叫，他留给高中生涯的最后一句话是：L—O—V—E——LOVE！F—U—C—K——FUCK！
高考后我和烨子进了那个躲在家里不出来的男生家。他心知肚明，示意我们出去说。烨子搂着那个男生，男生一直解释，烨子漫不经心地应答。走到一个没人的地方，烨子手腕一翻，我冲上去把那个男生撂倒，烨子起脚就冲着男生脑袋猛跺，像是在踩一个毛绒玩具的头。
烨子跑了，我被叫到派出所。

5
高考后没有报志愿，几城漂泊，参加工作，半死不活上班去，灰头土脸回家来。生活这个坟头始终没能冒烟。在北京有天凌晨和朋友们从酒吧出来，路过斜街吃夜宵时，旁边坐了三男一女。男的是中国人，女孩子大概只有十几岁，外国人。斜街离三里屯使馆区不远，估计是酒吧喝多了被带出来的。几个人轮流灌她喝酒，嘴里说着中文夹杂着“WC”“Make love”之类常用英语词组。我们吃完走时，我走过去用英语跟女孩说“原来你在这，找你很久了，再不回家家里人会担心的”，我只能尽量装得专业一点，骗过那几个人没问题。他们警觉地看着我们，他们只有三个人，我们六个，最终女孩站起来，我说“不跟你朋友道个别吗”。我印象中电影里是这么演的，但愿没有演穿帮。我们送女孩到东直门外能打到车的地方，女孩子招手叫了出租车，临走用中文对我说：谢谢。
我脑子里突然冒出了那个记不住的单词。E—L—E—G—A—N—T——ELEGANT。

还有一次路过东城一个胡同，路边几个男学生围着一个低着头的男学生推搡。我转过胡同口之后下意识停下来，点着根烟，听他们说什么。被围着的男生在哭，为首的学生操着一口京片子夹杂京骂，开始介绍自己叔叔是干什么的，舅舅是干什么的，七大姑八大姨干什么的。我踩灭地上第三个烟头，还没有听到总结性发言或实质性的举措，站起身走了。加缪说，我们每个人都只有一种命运，我们都是幸运的人。

春节回家，郝锋骑着摩托车带着我在国道上狂飙，风呛得我睁不开眼，他从后视镜里看见，笑着说：这有什么，前几年我经常偷上高速和宝马飙车，现在老婆孩子都有了，不敢了。
猎猎的风抽打着我的脸，我看着他安静的脸侧，在想是不是每个男孩子都会这样成长。或者，有没有别的可能。曾经我们都认为“敢”才算长大，最后我们又都在“不敢”中真正长大。
对了，郝锋如愿成了“郝帅的爸爸”。

6
再后来生活非但没有冒烟，反而长了草。所谓生活无非就是努力积攒能量，再被消磨殆尽，而你所能决定的仅仅是让它怎样归于平淡。就像冰川凝聚再多的寒冷，露出来的也永远只有十分之一，而人总会傻呵呵地幻想，如果鼓足勇气跳一跳，结果是否会有不同。
于是在一次聚会上，我对一个姑娘说：我知道一特好玩的地儿，吃完带你去吧？
她问：为什么？
我说：我喜欢你。
姑娘两脚冒烟地打车跑了。在我看来，比被认为“这人很流氓”更难以接受的是，“这种行为很流氓”。大概人都会乐于沉浸在自己臆想出的情绪中，或快或慢，或伤感或笃定。我时常想起那个因为迟到被罚不能进教室，扒着窗户往里看的小学生。成长的经历在他身上烙下了洗不掉的印记，人群中一眼就能看出来。

那天晚上我一个人沿着二环一直走，让所有迎面而来的情绪都慢下来，走到簋街，走到锣鼓巷，走到地安门。天亮在路边吃了早点。对面小学的孩子由父母接送，进校前说“谢谢爸爸”“妈妈再见”，我加快步伐走开。走到北海公园，已是上午十点。当我终于像歌词写的那样，望着湖面倒映着美丽的白塔，看着小船儿推开波浪时，天却是阴沉沉的。想象中一群学生划着船唱歌的画面没有出现，我抬头望着不可知的未来隐藏在灰蒙蒙的天空之中，失落得不知所以。闭上眼睛，仿佛有另一个世界的歌声如同命运一般从穹顶传来，轻如羽毛，沉如洪钟：

我问你亲爱的伙伴，是谁给我们安排下幸福的生活？
小船儿轻轻，飘荡在水中，迎面吹来了凉爽的风。

吴晓星，青年作者。微博ID：@吴晓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