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话铃声响起的时候，他还在睡觉。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家人的来电总是让他感到紧张，每回都要等到快要挂断时，他才鼓起勇气接听，而且这个时间点打来的电话本身就带着不祥的预兆。果然，母亲没有像以前那样嘘寒问暖，一上来就问他能不能请到假。一番询问之后，他明白自己必须立即动身去一趟新疆把姐姐和两个小外甥女接回家。
姐姐的家事他自然是知道的，但因为无能为力，他总是像对待荆棘之地一样绕道而行，每回想起来，心里就感到一阵刺痛。姐夫也是老家的人，同他的父母一起在石河子承包了一片棉花地，一家人都住在那边。前几年收成尚可，便在石河子买了房子。不料去年年初政府突然以地下水亏空为由，下令禁止使用灌溉井，派人强行填埋了姐夫家的井，说他们本来就是违法使用，所以也不存在赔偿费。当时，姐夫还打电话问他在北京有没有什么关系，他想组织一批棉农去北京上访。姐姐则发来一段视频，让他发到网上帮忙扩散一下，看能不能吸引更多人的关注。视频拍得很模糊，只是远远看到一群人在一片茫茫雪地里手忙脚乱地往井里填土。他认为这两件事没有什么可操作性，就都拒绝了。对此，他们无疑是失望的，他仿佛能看到他们在叹息声中缓慢地摇头。去年他们家几乎颗粒无收，家庭矛盾也就愈演愈烈。姐夫是有暴力倾向的，脾气上来了，不管是自己的父母，妻子还是孩子，都照打不误。到这时，更是有增无减，姐姐已经无法忍受，下定决心要离婚，姐夫坚决不同意。一开始父母还劝和，现在也都站到了姐姐这边，不然母亲也不会给他打这个电话。
当然这只是他凭借有限的信息整理出来的前因后果，实际情形他并不清楚。姐姐结婚后没多久就已经传出来不和的消息，她也曾无意间向他暗示，如果不是父母逼婚逼得紧，她也不会这样草率地结婚。他记得他也曾向姐姐半开玩笑地说过不要挑三拣四。那么在这件事情上，他同父母一样，都是将姐姐推入火坑的共谋犯了，他必须承担起属于他的那份责任。只是他不能理解的是，姐姐为什么还能为那个粗鲁的男人生下两个孩子。可是这不就是生活吗？“这就是生活”大概是人类发明出来的最有效的结论之一，可以用来回答一切难题。
他向公司请了假，买了去乌鲁木齐的廉价飞机票，又遵姐姐的嘱咐，买下了回武汉的火车票。坐火车要两天两夜才能到，但是和坐飞机比，能省下不少钱，因为小孩坐飞机也需要全价票。这还是他第一次坐飞机，但由于是一次被迫的行程，他全然没有新奇的感觉。飞机遇到气流颠簸起来，那些带着触角般的阴暗想法便从他的心底伸展出来：耳畔响起了乘客们失控的尖叫声，在一片下坠的混乱之中，唯独他一人稳稳地坐在原地。一场不需要他自己负责的死亡，这就是他长久以来所期盼的。
那么，这就是新疆了。从乌鲁木齐机场出来后，他看见了熟悉的雾霾和拥挤的车流，天际线被阻挡在建筑之外，没有什么能让人想起边疆的属性。一些维族人从他眼前走过，尽管离他很近，但他们似乎依然活在新闻里，缺少现实感。从乌鲁木齐坐车去姐夫家所在的兵团还需要四个多小时，车上播放着一部香港的动作片，吸引了一大半乘客的目光，打打杀杀的声音飘出窗外，使阳光的暴晒看起来更为野蛮。白杨树严肃地立在路旁。一群蒲公英的种子像钉子一样在半空中飞舞。一只单峰骆驼跪在地上，任凭主人怎样用力拉扯绳子，它都高昂着头颅，像一座小山岿然不动。他试图将注意力附着在这些陌生的景色之上，以延缓即将到来的残酷时刻。
姐姐去车站接他，眼睛里带着歉意、疲倦和哭过的痕迹。那是一个规划整齐的小镇，街上空得只剩下一阵无家可归的热风，他搜索着商店打算买点东西给小孩。姐姐见状急忙说，别买东西，家里都有。姐夫待他依然很热情，端茶递烟，责怪姐姐小题大做。两个小孩躲在卧室里透过门缝偷偷看他。他对姐夫说，他尊重姐姐的选择，希望可以好聚好散，现在离婚也不是什么丑事，希望他能想开点。这些话都是他在来路上练习过的，但是对于生活而言，预演从来都是失效的。姐夫忽然扮演起了受害者的角色，说他们夫妻之间一点问题也没有，都是他的父母从中作梗。姐姐觉得好笑，反问他，你打我和孩子莫非也是你父母指使的。姐夫的声音一下子就升高了，脖子上青筋毕露：我打了你们几次？你能不能不要这么记仇？
他们就这样吵了起来。想要跟上他们争吵的节奏是困难的，里面并无任何逻辑可言，只有赤裸裸的对立情绪，到最后各种脏话狠话都出来了，他们把语言当做刀子用，不见血不罢休。两个小孩受到惊吓，哭叫起来。大外甥女欢欢跑出来抱住妈妈的大腿，小外甥女乐乐跑到爸爸面前举起小拳头作势要打人。他被搅得头晕脑涨，差一点就要跪在地上求他们不要再吵了。光是听着，他就已经累得快要虚脱了，他不明白他们怎么能有那么大的气力吵架。他们想要他作出判决，但是作为法官，他显然是不称职的，一开始还喊上两句“吵有什么用呢”“别吓着孩子”，到后来他索性沉默了，坐在沙发的一角默默抽烟。这屋子里全都是死结，他只想解开其中一个，把自己的脖子套进去。两个小外甥女哭累之后也不闹了，坐在客厅的地板上玩起了剪纸。
新疆天黑得晚，到晚上十点还有太阳，之前姐姐在电话里跟他讲过，但只有身临其境，他才能体会到那种错位感。天快黑的时候，姐姐去厨房做饭，姐夫忽然冲了出去，屋子里像停电一样陡然安静下来，家的属性这才慢慢地在他眼前显现出来，客厅的一角贴着淡蓝色的壁纸，上面挂着一家四口的照片和两个小孩从幼儿园得到的奖状。他们刚吃完，还没来得及收拾碗筷，姐夫就带着酒气踉踉跄跄地冲了进来。姐姐带着他和两个孩子躲进卧室里，听他在客厅里呕吐，推倒家具，又不时爬过来敲打卧室的门，求他们放他进去。有那么几个瞬间，他真想冲出去找把刀捅死他。他还从来没有如此具象地恨过一个人。那两个小孩又将如何回忆这个暴烈的夜晚呢？他们的人生会因为这件事发生根本性的改变吗？他想起一个患抑郁症的朋友对他讲过的话，人的一生太短暂了，但一天又是那么漫长的。他不知道还要多久才能熬过这个夜晚。
客厅里传来姐夫的哭泣声，一边哭还一边抽自己的耳光。那凄凄切切的声音又让他同情起姐夫来，他曾多次提起他是被他的父亲从小打到大的，几乎所有的亲人都在指责他的懦弱，可谁又曾真心想象过他到底经历过怎样的内心煎熬？大概我们所有人都只是被共同囚禁在一个小小的时代里彼此施压互相厌弃罢了，错就错在我们不该向这个世界索取过多的爱。然而，他知道这样想对姐姐是不公平的，他不过是习惯性地躲进宏大而模糊的抽象思考里，借以逃避眼前的纷乱与琐碎。终于，客厅里野兽般的哭喊声停止了，他们四个人像小动物一样并排躺在床上，等待着天明。他不会已经自杀了吧？他问姐姐。要真是那样才好呢！他才没有那个骨气。他莫名觉得姐姐指责的对象也包括他自己。
天终于亮了，他小心翼翼地走去客厅，满屋子都是呕吐物腐烂的酒精气味，姐夫已经醒了，像遗像一样面无表情地坐在凳子上。他说他已经想通了，这就去民政局办理离婚手续，两个小孩让姐姐带走。这自然是最好的结局，姐姐也舍不得两个孩子，以后他每个月给姐姐寄一点钱，勉强维生还是没有问题的。去民政局的路上，一个人也没有，雾气很大，他们三个人像前去自首的罪犯一样低着头走，仿佛置身于一个悲伤的梦境。谁料民政局的人全都去省里开会了，要第二天才有人值班。他问姐姐要不要改签一下火车票，再等一天。她说不用，因为之前他们其实已经去了好几次民政局，每一次都以姐夫大吵大闹无果而终。姐夫冷笑着说，这次可不能怪我吧，这都是天意。他这才意识到自己的天真，不幸是一种绵延的状态，从来就没有戛然而止的那一天。
姐夫的父母闻讯从几十公里外的棉花地里赶过来，着急地问他们是不是已经领了离婚证。姐姐说是的。他们气得直跺脚，责骂起儿子的无能。这不就是你们想要的结果吗？姐夫叼着烟，笑出声来。回到家里，四个人又吵作一团。姐姐一边争辩，一边收拾行李。伯父伯母得知她今天要回武汉，又指责起他这个做弟弟的行事太鲁莽，夫妻之事向来是劝和不劝离，他一个上过大学的人怎么这点道理都不懂？他很想反驳几句，但是他的嘴像是被他的焦急给锁住了，又或者他的体力在这场令人心力交瘁的家庭纠纷中已经完全透支了，他一个字也说不出口。终于姐姐也气愤地对他说，你就在那里干站着，我叫你来做什么？
“妈妈，今天不上课吗？”欢欢歪着脑袋问。一家人忽然安静下来，他看见姐姐背过身，仰起脸，试图把往外涌出的泪水倒回体内。他走过去抱起孩子悄悄告诉她，他们就要出门旅行了，快去叫上妹妹。她的身体软绵绵的，像是一个丝绒玩具。听到这个消息，她高兴得欢呼起来。她一定要把所有的笔记本和铅笔全都带上，他告诉她这些太重了带在路上不方便，回家后再给她买。她挑选了半天，最后也只从中抽出两本已经写满的作业本和一根断成两截用透明胶带缠住的铅笔。他发现当他把注意力放到小孩身上时，他就能从眼前的这场悲剧短暂地抽身而出。是的，姐姐的指责是对的，他从那么远的地方跑过来，唯一的举措竟然是逃避。
出门的时候，姐夫还在同他的父母吵架，没人来拦他们。两个小孩冲着他们调皮地喊了声“拜拜”。等到开往乌鲁木齐的汽车启动之后，他才松了一口气，在这之前他一直望着窗外，生怕姐夫会提着刀具冲出来。兵团附近荒凉极了，大片大片的盐碱地，看上去又苦又咸。偶尔能看见一两个老者一门心思地赶路，像是走在黑白电影的长镜头里，汽车经过他们身旁时，他们会抬起头来看，眼神空洞得如同飘着雾气的深井。他把姐姐放置其中，试图想象她在这里度过的岁月。姐姐像是看穿了他的心思，自言自语地说，这是什么鬼地方？我竟然在这里待了七年。”
经过重重安检，进到乌鲁木齐火车站里面之后，他想这下终于彻底安全了，好像那些武警站在门口是为了抵挡姐夫的入侵一样。他看到姐姐的脸上也露出了笑容，两个小孩在一旁吃着零食，也显得心满意足。然而，这宁静的时刻并未持续太久。姐夫打车一路追了过来，在候车厅里找到了他们。与姐夫四目相对的那一刻对他而言就像是一个噩梦。姐夫忽然又变卦，说自己以后一定会改邪归正，希望他们不要走，再给他最后一次机会。姐姐阴沉着脸，默不作声。他劝姐夫回去，他带他们先回家歇一阵子。两个孩子也冲他大喊大叫，叫他快走，不要再跟着他们。当他们通过检票口走向站台时，他还远远地跟在他们后面。欢欢一脸惊恐地说：“妈妈，那个人还跟着呢，怎么办？”他猜他买的是站台票，就安慰她说，不用担心，他上不了火车的。
然而姐夫竟然买到了火车票，上车没多久就找了过来。他们又吵起来，他这才知道姐姐出门时带走了家里的两万块钱，而他跟过来就是为了把那笔钱给要回去。他们几乎吵了一路，车厢里的人怨声载道。他去上厕所的时候，乘客们都拿责备的眼神盯着他看。夜里，一个维族的母亲从隔壁车厢走过来，用不流利的汉语恳求他们不要再吵了，她的小孩已经一天一夜没有睡觉了。两个小外甥女也不想睡觉，这是她们第一次坐火车，兴奋得像过节一样在车厢里跑来跑去，他跟在她们后面，累得筋疲力尽。他跑去跟乘警反映情况，后者没耐心听完，摆摆手说家务事他们不管。令他心寒的是，两人争论的焦点到最后竟然变成了是先给钱还是先离婚：姐姐说只要他同意离婚，就把那两万块钱给他；姐夫说只要把两万块钱给他，他就同意离婚。
出了武汉火车站后，姐夫一把抓住他们的行李箱不让走。他劝姐姐把钱给他算了，两万块也解决不了什么问题。但是，她咽不下这口气，在他们家这么多年任劳任怨两万块钱都不值？孩子今后上学不用花钱吗？姐姐让他报警，没想到姐夫先掏出电话报了警，说有人偷走了他家的钱，他现在抓住强盗了。他们就这样僵持在出站口的广场上，两个小孩也终于累得说不出话来，坐在行李箱上小声呜咽。大约一个小时后，警察来了，把他们五个人接到了派出所。警察一直强调清官难断家务事，说要离婚的话具体的财务分配要到法庭上才有结论。为了息事宁人，他也劝姐姐先把钱还给姐夫，但他要求给完钱之后后者必须在派出所留足两个小时再走，这样他们就有时间先回家了。
姐姐只好让步，但是钱已经存到银行卡里了，他便拿着姐姐的银行卡和写着密码的小纸条，跑出去找了一个取款机把钱取出来。他把钱扔给那个男人，说你数数吧。没想到，他真的数了起来，数完之后说少了五百，他摸了摸口袋，确实还有五张拿掉了。当他颤抖着将那五百块钱递过去的时候，他已经有点摇摇欲坠了，他想他终于体会到了心如死灰的感觉，大概当一个人的绝望超过所能承受的限度之后，他就会失去对身体的控制，任凭他人的摆布与蹂躏。两个孩子，一个一万块，还要数钱，真有意思。一旁排队等待处理案件的小伙子都看不下去了。莫管闲事！姐夫冲着那个人喊，该给的钱我还是会给的。说完就数出两千块往欢欢的口袋里塞。他气不过，把钱掏出来，扔到地上，拉起在一旁默默流泪的姐姐和两个小孩，走了出去。这可能是整个过程中他做的唯一一件还算有点骨气的事情。
最令他绝望的一幕发生在他取完钱走回派出所的途中。他把两万块钱分成四份塞进四个口袋里，从来没有在身上拿过这么多现金，很担心被人劫走，于是他走得飞快，可这样一来反而引起了别人的注意。就在他放缓脚步的时候，他忽然被整件事强烈的荒诞感所击中，不由得笑出声来，笑着笑着就靠着墙角哭了起来。他没有带纸巾，就把鼻涕抹到草坪上。人的尊严丢失得很快，短短几天之内，他就从一个看似体面的年轻人变成了一个头发油腻跪倒在地的流浪汉。一只狗凑过来眼巴巴地望着他，似乎想要施舍一点同情给他，在身后主人的怒斥下，它头也不回地走掉了。
他们坐在回老家的汽车上，没有人说话，欢欢忽然自言自语地说：“我长大以后不会结婚的。”姐姐听后又哭了起来，他不知道该如何安慰她们。回到老家，姐姐和母亲抱头痛哭一场，父亲在一旁唉声叹气。那情形看上去就像是久别的亲人在战后重逢。如果事情在这里止步，也算是一种收场。然而，生活的可悲之处是，它从来就不提供新的起点。第二天姐夫又从武汉赶回来，百般道歉。第三天，他又把两万块钱送了过来，说他当时只是一时冲动，故意用这种方式来气姐姐。父母开始心软，左邻右舍也纷纷劝和。姐姐希望他站在她这边。然而，姐夫的恶毕竟太过平庸，难以找到有效的抗衡手段。如果姐夫真的在他面前使用了暴力，他倒十分愿意与之决一死战，以显示自己的坚定立场。他发现言语太过苍白无力，转而欣赏起以暴制暴这一简洁有力的规则。可是大家似乎依然相信语言能够解决问题，从早到晚地说个不停。他被彻底地淹没在噪音之中。事情也就此陷入僵局。而面对姐姐悲惨的婚姻，父母竟然依旧抽空向他催婚。
他感到一阵恶心的麻木，他发现他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渴望回到北京，渴望在陌生的人群里隐藏自己。只有在北京，他才能像孤儿一样去拥抱整个世界。他几乎是逃难一般地坐上了回北京的火车。看着窗外熟悉的田野，他想起他以前总是试图从中提取诗意，而现在他才意识到，那些抒情都是假的，这片土地令他感到恐惧，他只能选择逃离。可是又能逃到哪里去呢？他能在北京躲上一辈子吗？他拉起被子，盖住自己的头，在问题中沉沉睡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