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我再也待不下去了，一天也不想留。我要去南方，我要重新开始我的生活。离开北京的那天是一个大晴天，多么可怕，那小心翼翼的蓝里分明带着纵欲的痕迹，又像是在供给我们没有勇气去实现的希望。只有在雾霾天里，人们才活出他们该有的样子：沉重，麻木，而又无所畏惧。我头疼，我并不想抒情。我决定先去上海见一个朋友。可是从火车站出来后，我的诗人朋友阿立的电话却打不通。我拖着行李箱在街上四处乱逛。我该去哪里？也许我该先找一个住处。我的积蓄还不至于让我露宿街头，不过也快了。
小旅馆很便宜，床单有着一种肮脏的白，我躺在上面抽烟，听隔壁的情侣吵架。他们的方言我听不太懂，像是在唱戏，但不妨碍我认真地听了半个小时。不然我还能做什么？看电视吗？活着可真没意思，我又不敢死，问题就是这么简单：我苟且偷生。从通讯录里翻找了一遍住在上海的朋友，我决定问问苏羞有没有空一起吃个饭。我们之前在网上交流很多，关于文学和电影，穿越世界的旅行。我的目的只是为了性，她的目的我不得而知。她说来上海一定记得找她，但谁知道这是不是客套话。她却很爽快地答应了。
见面的餐馆比我想象中的高档，我担心我的肩膀上有头皮屑，就先去了趟洗手间。她穿着时髦，笑得很迷人，比照片上好看。我想亲你，吻你，把你抱在怀里，像剥柚子一样脱掉你的衣服，露出你年轻的身体。我们的眼睛彼此注视，舌头互相缠绕，身上凹凸的部分正好砌成一道墙。就让我们躲在墙里面整日整夜自言自语吧！做爱难道不是这个世界上唯一能让人忘却肉体的办法？当然我不能说出我的真实想法，我虽然是禽兽，却仍然穿着衣冠。我甚至不时提醒自己挺直腰板，以便给对方留下一个好印象，尽管我不知道要那玩意儿有什么用。苏羞问我来上海做什么，我说来出差，事实上我已经失业一年多了。我问苏羞现在在上海做什么，她说在经营一家网店。我问是不是能挣很多钱，她说不多但能糊口。我问她最近在看什么书，她说她已经很久没法静下心来读书……没什么可聊的了，我想回旅馆。
吃完饭才八点，她提议去附近的公园走走。这是一个不错的信号，我当然欣然应约。全国上下的公园都差不多，那些人到底都吃了些什么，需要费这么大力气来散步消食？还有那些在雾霾天跑步的人，究竟图些什么？我总是喜欢走神，连做爱时也不例外，前女友们总是对我的性能力作出错误的判断。我应该把注意力集中在苏羞身上。白天的空气热得像被煮过，有一层看不见的棉絮裹在我们身上，说出来的话都是有气无力的。现在气温凉下来了，这是一个美丽的夜晚，很适合野战。我们坐在长椅上，身后有柳树。
“柳树真好啊，它们的叶子那么温柔地滑过你的脸庞。即使你在奔跑的时候不小心撞上，它们也不会反击你。”
苏羞的话让我感动，正常人通常不会这么讲话，而我讨厌正常人，所以我得避开工作，公司盛产正常人，凡是不在他们预期里的言行都要遭到他们的嘲笑。
“你不觉得它也有很可怕的一面吗？” 可是我这个人天生爱唱反调，“那些柳条披头散发地垂在半空中，像是要控诉什么，却又一言不发。刮风的时候，又完全失去理智，露出一副狰狞的面孔。”
“那是风的错，能怪它吗？” 苏羞说，“你心里有什么，看见的就是什么。”
好吧，你说的都对，十点了，我只想知道接下来我们应该做点什么。周围至少有一百万只蚊子，我们不能在原地停留太久。但我走不动了，我困了，我头疼。我试着拥抱她，抚摸她的后背，她没有反抗。她说时间不早了，她该回家了。我提议送她回去。她说好。没想到这么顺利。现在的问题是，她家有避孕套吗？来的路上，我怎么没想到要买一个呢？
司机是一个中年妇女，戴着一副上个世纪初的金丝眼镜。她问我们有没有看最近的一部热播剧，苏羞在看，她们便热烈地讨论起了剧情。我只好凝视窗外的夜上海。东方明珠可真丑啊，一个城市拥有这样的地标性建筑真是可悲。据说莫泊桑经常去埃菲尔铁塔下面的咖啡馆喝咖啡，别人问他你之前不是一直反对修建铁塔吗，他说是啊，谁叫这是整个巴黎唯一看不见这个丑东西的地方呢。也许我明天也应该去东方明珠上吃个饭，我记得那上面有一家旋转餐厅。我应该花完身上所有的钱，然后从那上面跳下去。
小区的保安不怀好意地盯着我们，他泛起的嘴角里藏着他自己都意识不到的阴险。他以为他在捍卫道德，但他不会相信人类历史上所有试图使人们变得道德的手段从根本上来说都是不道德的。我在胡思乱想些什么？我应该找个借口去买避孕套，可我却稀里糊涂跟着苏羞上了楼。
她家的房子真大，从卫生间里出来我都快要迷路了。苏羞坐在阳台的小圆桌边倒酒，她脱掉黑色丝袜顺手塞进裤袋里，这个动作令我心碎，我将它视为交配的许可证。路过客厅的时候，我看到挂在墙上的婚纱照。原来苏羞已经结婚了，那个男人一定很有钱，因为他都秃顶了，这是很简单的推理。她既然不说，我也不会问。她家住在苏州河边。苏州河这个名字多美啊，苏州河却不在苏州，这本身就是一种错位的诗意。不过河里有一股淡淡的腥臭味，那些河水就像是周围的建筑物在白天流下的汗水。高楼把它们肋骨的阴影投到河面上，像孤独的海怪。我看到河对岸的房子里有人轻轻拉上了窗帘，可我的视力不可能那么好。难道我已经喝醉了？我不该喝那么多。她家阳台上种着洋红色的三角梅，鲜艳得有些失真。我问她那是不是真花，她笑而不语。她在想的和我在想的是同一件事吗？她说她想睡觉了，我跟着她走到卧室，她却把我扶到了次卧。她说我们分开睡。我问为什么，没等她回答，我就把她摁倒在床上，她给了我一巴掌。我以为她会骂我，大发脾气，没想到她只是尴尬地笑了笑……我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我甚至不知道我的眼睛该往哪儿看，我想起了我的头疼。
对不起，我心情不好。我压力很大，每天晚上都睡不好觉。我上个月去医院，医生说我得了抑郁症。我已经丧失性欲了。说完，她从口袋里掏出了一盒药，向我证明她确实有病。一只丝袜从中掉了出来，但她没有发现。我正想说点什么，她却哭了。我最怕女人的眼泪，真的，她们那些泛光的泪水像是一种魔咒，我毫无反手之力。多年前有个我不喜欢的女生向我表白，被我拒绝后，她大哭了一场。我不知道该如何制止这哭声，慌乱之中，只好答应她先处着试试，结果我们交往了三年。太宰治说，“我的不幸是无力拒绝他人的不幸。”——这简直就是我的心里独白。总之，我急忙从客厅里取来纸巾给苏羞擦泪，又扶她回到主卧，就差唱儿歌哄她睡觉了。
次卧是她网店的仓库，堆满了各种款式的衣服。她养的黑猫不知道从什么地方钻了出来，躲在门口恶狠狠地盯着我，像是要把我一口吃掉。上海的夜晚好像比北京更亮，我躺在床上抽烟，我睡不着。我又掏出手机来找人，也许可以问问老秦。他是我在北京饭局上认识的一个落魄画家。他的画就像我的小说一样，无人问津。不过从社交平台上更新的状态来看，他现在好像过得还不错。他很快就回复了我，并发来地址……外面好像有些凉了，我从苏羞的库存里抽出一件条纹衬衫套在身上，又捡起她遗落的丝袜，出了门。
老秦看上去很憔悴，他给我开门的动作就像是一个行将就木的老人在调整自己的棺材盖。他住在一个不到二十平米的储物间里，地板上铺满了报纸，上面东一块西一块泼溅着颜料，颇有点波洛克的意思，也许这就是他的作品？他用白布把画架上的画给盖住了，看不出他在画些什么。我其实并不想知道，但还是假装好奇地问他。我在画我的噩梦，你看了会害怕的。他给我开了一瓶冰啤酒，第一口啤酒的滋味是最好的。我正在思考该怎么接话，老秦忽然劈头盖脸地问我，你知道吗？美国的卫星监测发现，甘肃那边正在修建大型的劳改营，我们的好日子不多了。我说，我们有过好日子吗？他说，以后的日子会更糟，你不觉得我们应该做点什么吗？我说做点什么呢？他说，也许我们该先学着啃树皮，你得知道哪种树皮最好吃，哪种树皮最适宜保存。说完他从枕头底下掏出一个铁盒，他说这是栾树、银杏和法国梧桐的树皮，是他这几天在小区附近收集的，问我要不要试试看。老秦疯了。被我拒绝后，他收起铁盒开始抽烟，我也抽烟，我们坐在床上欣赏烟雾。
老秦问我为什么要离开北京。我说作为低端人口，与其等着被驱逐，还不如提前离开，这样多少也能保留一点尊严。他拍拍我的肩膀说我好样的，艺术家就应该保持这种愤怒。我问他租的这个房子多少钱一个月。他说不要钱，这是他旧情人的房子，她是一个成功人士，这两年创业挣了不少钱。老秦运气真好，被包养了，这可是我毕生的梦想啊。可是老秦觉得住这么大房子心里有愧，所以只住在这个储物间里，剩下的房子都空着。老秦真的疯了。我想听听他们的爱情故事，也许我能从中学习一点经验。可是老秦说他困了，能不能明天早上起来再聊。我掏出口袋里的东西，脱掉牛仔裤准备睡觉。他看到我掏出的丝袜后，两眼放光。他说，操，没想到你还好这口，不如我们去嫖娼吧，也不枉你来上海走一遭。我说好。
我们来到楼下亮着红灯的足疗店，却发现还需要排队。三个躁动不安的男人坐在靠门的沙发上抽烟。前台小姐说，很抱歉，今天也不知道怎么了，生意特别好。她让我们再等几分钟，很快就会有空房间。老秦等不及，那三个男人的逼视也让我很不舒服，我们便坐上出租车去下一个地点。老秦说他知道一个会所，里面的小姐一个个搔首弄姿的，他去过一次，简直流连忘返。这两个成语让我心潮澎湃，我今晚被苏羞激起的情欲总算也能找到一个出口。实际情形却相距甚远，接待我的小姐长得五大三粗的。我问能不能换一个，她说她技术很好的，不要换人了，她今晚还没开张。真是该死，我的同情心太泛滥了，我居然点了点头。她一边给我按摩，一边跟我闲聊。看我一言不发，她就自顾自地讲起了她的身世。她说她以前在长沙做公共汽车的售票员，有一个七岁大的孩子，本来日子过得挺舒坦，谁知老公有了外遇，她到老公单位去闹，害他丢了工作。他们就离了婚，孩子判给她。她做了多年的家庭主妇，身无一技之长，只好出来卖淫……没完没了的，我他妈根本就不想听。我想吐，我头疼。就在这时候，我听到老秦在门外尖叫，便急忙穿好衣服冲了出去。原来这家店只提供手和口，老秦却非要霸王硬上弓，结果被保安从房间拎出来狂揍一顿。上回还可以，这回为什么不行？老秦认死理。保安几乎就要去掐老秦的脖子了。我急忙付完钱，搀扶老秦走了出来。老秦很生气，他说他今晚非嫖不可。于是又带着我去沪太路，他说那里有一个客运站，四周有很多站街女，都是大学生，一个个楚楚动人，天生媚骨。我不再相信他的说辞。果然到了之后我们来来回回走了好几条弄堂，一个女人的影子都没有，倒是有几个和我们一样形迹可疑的中年男人。我说你是不是记错地方了，要不回去睡觉吧，老秦不甘心，他说上个月他还来过，一排排的姑娘像晾干的衣服等人采摘，他感觉自己是巡视后宫的帝王。终于又走到了一条巷子的尽头，老秦点上一根烟，猛吸了几口，把烟熄灭在自己的掌心里。我拉过他的手摊开，上面全都是被烫伤的疤痕……
阿立忽然给我打电话了，说他现在在外滩。我问老秦去不去，他说好，他得给这个夜晚寻找一个句号，不能全都是逗号。阿立靠在黄浦江边的栏杆上喝闷酒，他夸我的衬衫不错，很洋气。我就给他讲了这件衣服的来历。他说他今晚的遭遇比我更离奇。原来他在去火车站接我的地铁上遇见了他初恋女友。她来上海出差，他便陪她一起转车，去酒店放好行李，一起吃了晚饭，喝了咖啡，还陪她去了福州路上的上海译文出版社，因为她喜欢村上春树——当年还是阿立推荐她看的。他给她拍了好多照片，每一次快门声都像是一次性暗示。他不停向她提起十年前的上海之行。那时他们才二十岁，刚上大学，暑假的时候他们分别从北京和南京来到上海，见一个高中时代的好友。他们三人来到东方明珠，却没钱上去，就在塔下拍了一张标准的游客照。他一直随身携带着那张照片，直到他听说她嫁给了那个好友。他并没有怪她，因为是他提的分手，他当时已经开始写诗了，难免有了雅俗之分。他觉得自己的女友很庸俗，连里尔克、保罗·策兰和T·S·艾略特都不知道是谁，后来他才意识到那些成天把大师挂在嘴上的诗人也都是蠢货。所以他很后悔。他同她聊天，观察她的反应，试图从她身上找到一点破绽，以便从缝隙钻进去重温旧情。比起按部就班的恋情，他更欣赏这种重逢的戏剧性。她向他讲起高中时的班主任，她现在的工作和生活，甚至还聊了一会儿特朗普，可就是对他们之前的感情闭口不谈，就好像一切都不曾发生过。他觉得是方言限制了他们感情的表达，于是他又改说普通话。可是情况并未得到改善，她讲话的语气依然没有改变，始终带着一种冰冷的客气。他又不能当着她的面念诗。最后他只好向她道声晚安，独自一人回到住处。
阿立的故事让我们很伤感，我和老秦都想安慰他几句，就举起啤酒瓶说了句：干。可阿立说这个故事还有一个高潮。他站在返程的地铁上，感到头晕目眩，像是做了一场悲伤的梦。他这一天说了太多的话，耗氧量太大，胸口很难受，仿佛有人在拿细密的针头刺他的心脏，他想把手伸进胸腔把那些针头给拔出来。他决定闭目养神，结果等他睁开眼睛的时候他发现自己已经躺倒在地，原来他已经晕倒了。阿立说晕厥的感觉太美好了，就像是经历了一次小型的无痛死亡，死神通过眩晕友好地拜访人类。但这不是重点，重点是整个过程中都有人在诚心诚意地帮助他。先是有一个老太太走过来掐他人中，在他鼻子下面抹上清凉油，唤醒了他；到站后，地铁保安把他扶下车，叫了急救车；有个路过的小姑娘还从口袋里掏出一个苹果，问他吃不吃，说是刚洗过的……“这世上还是有真情的，我们把这个社会想象得太过残酷了，没有那么多敌人，也没有那么多地狱，”阿立忽然一本正经地说，“我们不要再钻牛角尖了，不要再死死抱住那点可怜的自我不放，我们不能因为时代的艰辛而忘却内心的柔情。”
阿立先知般的口吻使我厌烦，老秦也笑着摇了摇头。一心想要让自己心里舒服的人太多了，我们不能如此轻易就加入他们的队伍。这样的选择并不需要真正的力量……我不想打击阿立，也害怕吵架，光是同自己争论就已经让我筋疲力尽了。我比较关心阿立上救护车之后的事情，就我所知他是付不起医疗费的。他说上车之后他已经完全清醒过来，他也想到了医疗费，就骗医护人员说自己想上厕所。车还没停稳，他就跳下车跑掉了。他跑回家躺在床上为自己得出如此正面的结论而激动不已。他睡不着觉，就又跑到江边来吹风，直到这时他才想起我。
我们三个人都陷入了沉默，像是在准备总结陈词。已经是凌晨四点了，东方明珠也不亮了，江边却还是有不少游客，还有人在拍照和尖叫。到处都是愚蠢的和平景象，这让我恶心。人们似乎只有把自己严格地限定在动物的范畴内生活才能真正避免痛苦，那么我为什么一定要在人类和动物之间作出区分？我都开始自我拷问了，看来这回我真的喝醉了，我已经感觉不到头疼了。我已经失去了身体的所有权，只剩下部分使用权，我把身体重心交给栏杆，掏出口袋里的最后一根烟，顺手将苏羞的丝袜扔进黄浦江，它像一只黑色的水母缓缓游向彼岸。一个清洁工正拿着高压喷头清洗观景平台，那道喷涌而出的水柱看上去力大无比，可以抹掉所有历史痕迹。如果留在原地不动的话，我敢肯定我们也会像灰尘一样被冲进江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