密斯陈那天把她叫到了办公室里去：“季晓娟，谁都能学不好英语，你怎么能学不好呢。”晓娟压低了浓密的睫毛，余光在左右两侧很快扫过——其余的老师们都在伏案工作或谈笑，没有人注意她。她的与众不同长久以来已经让大家审美疲劳了。她稍稍安了些心。

密斯陈的意思是很清楚的——她在英语上的迟钝让人对基因之类的说法持怀疑态度。

她可以说很流畅的方言，像她舅妈那样，说“晚上家来吃饭啊”，把“家”说成“噶”，把“吃”说成“七”。也可以说很标准的普通话，在不见其人只闻其声的情况下，被当成是地地道道的中国人。但是她说不好英语。

舅妈忧愁起来：“那什么法子好呢？你英语学不好，就考不上大学，要么就考到个小地方去，那你还是要受罪唉。只有到北京去，到上海去，这才行呢啊。”

晓娟也忧愁，只是忧愁得跟舅妈兵分两路了。她是想，英语总是要好好学的，因为内罗毕总是要去的。不管哪一天，旱季还是雨季，清晨还是黄昏，她都要到那去一趟。

厨房的灯很脏了，油垢沆瀣，里头还埋葬着上一个夏天的几只蛾子。那灰黑的斑点映在白光里，使这吸顶灯看起来像一轮不洁的月亮。舅妈在昏暗的灯光下炒菜。晓娟给她打下手。二人时不时说些话。声音很轻，被蔬菜入油的“刺啦”和铲子碰铁锅的“咣哒”淹没了。

“还烧不烧汤呢。中午还有一小口西红柿蛋汤。你舅舅也不知道回不回来。我们娘儿两个反正是够了。”

“我来跟他打个电话。”

“我刚才打过了，没接。要是打我电话我不接，他马上就急得跳起来了。”

晓娟到客厅去打电话，才通就听见开门声和舅舅的铃声。舅妈从隔断柜后面够过头来张了一眼：“家来啦？娟啊，再跟我洗两个西红柿来。”

舅舅拿干毛巾擦了擦夹克。舅妈说：“啊？下雨啦？”

“小毛毛雨。”舅舅又把眼镜摘下来仔细擦了擦。他近视度数深，一旦摘了眼镜，微凸的眼睛就有种摇晃而粘稠的怪异感，像什么卡通人物似的。晓娟很以舅舅是个有学识的人为傲。他是那么的聪明，给她取了一个大众化的名字好掩人耳目，四两拨千斤地弱化了她身上的特殊气。晓娟感激万分，也对他的怀才不遇抱有很深的同情。只是她到底年轻，想不到那一层去，等到后来的某一天，舅妈说起先生这半辈子，不动声色地提到了她的出现对他们的家庭、对他仕途的影响，晓娟才恍然，原来始作俑者就是自己。也难怪十几年了，舅甥之间一直淡淡的，反而是舅妈对她更热切。

舅妈说：“我始终是舍不得你，舍不得你妈妈。她做错了事，我也怪她，批评她，但是这跟‘舍不得’不矛盾。”舅妈眼眶里颤巍巍的眼泪闪烁着雌性的光泽，那是女人对女人的，是女人们联邦的本能。

分娩后第三天的黄昏，季珍从十一楼的产科病房跳了下去。黄昏时分，送饭的探病的都来了，医院里的人是平时的两倍。死者断然不是特意拣了这个时间，想死得多轰动，好去给先前的满城风雨一个盛大的答案，避免坊间的笑柄虎头蛇尾地湮息了。但她等不及夜深人静。稍微能撑着点手肘站起来，她就斩钉截铁地做出了自我裁决。她是剖腹产，缝合后还没有长好的巨大伤口再次撕裂。那尸体就像是要奋力分娩出一具小尸体一样。

晓娟在摇篮里熟睡，似是透支了懂事后若干个失眠的夜晚。那些夜晚，她在临窗的小床上看着漫天寂寥的星辰或迅疾明亮的雷电，思考人死后是否会有灵魂。如果有，母亲的灵魂是飘荡在这里，还是落在了非洲大地。

一定不在这里。她想。母亲恨死了这地方。生她的是故乡，逼她死的也是故乡。

很清楚她不可能一辈子养在家里不见人，于是舅妈在她很小的时候就会带着她东游西逛，那些人看够了看腻了也就不当回事了，是以毒攻毒的意思；很清楚这样的事在显而易见的肤色面前是瞒不了当事人的，于是舅妈也是在她很小的时候就用简单的方法让她领会了身世——拿出一颗黑豆放在白色的瓷盘里，呐，这是爸爸。再拿出一颗黄豆，这是妈妈。最后是一颗巧克力豆，说明了，这就是晓娟。

晓娟滞滞地盯着豆子们看了一会，捡起巧克力豆放进嘴里。好吃。她从此更爱巧克力豆了，认定它们“是我族类”，只是不能张嘴说话罢了。且比起幼儿园的同学们，圆润敦厚的巧克力豆要可爱得多。同学们踩她画的画；往她的帽子里装沙子；把吃剩下的骨头夹到她的汤里；趁她不注意挤出红色水彩笔芯里的汁水滴在她的凳子上。待她落座，满堂哄笑，男男女女，沆瀣一气，每一张脸狰狞得近乎雷同。她哭不出来，她只是恨，并在此后无限重复的岁月里越来越理解她素未谋面的母亲。

她去理发厅剪头发。边上烫头的女人放下画报，打量起比画报更精彩的她来。

“一小卷一小卷地吸在个头顶上，好玩呢，电视剧里如来佛不就是这样啊，哈哈哈哈。你不如留长了呢。说不定很好看。你看我们，还花钱在这烫头呢。”富有底气的烟嗓听起来像要吵架。

理发师说：“她这个留长了不可能是大波浪。鸟窝什么样她什么样。”

晓娟平静地看着头发像落叶一样离开了身体，飘零而去。很多人分不清她是男生女生，其实她也不太能区分黑人的性别。她生在中国，长在中国，于是眼光也是中国式的眼光。

那么，索性剪短了，更像个男生。自己给自己壮胆。

烫头女人到内间洗头去了。晓娟也剪好了。理发师说：“真要留长头发也行，可以软化。下次放假了，有工夫了，你来。”

晓娟从没那么想过，嘴上却说：“好。”除了至亲的舅舅舅妈，从来不敢去违逆谁的意思。使自己尽可能面目温顺，不至于和外形一样，站在一个不言而喻的对立面上。走了没多远，发现钥匙落在了理发厅，又回去拿，只听理发师狠狠咳了两嗓子，可惜没有遏制住内间浑然不知的八卦。

是那个烫头女人的烟嗓：“哎呀，国资委的季坤你不是认得呢啊？就是他妹妹嘛。当时全县哪个不晓得啊，连要饭的都晓得。”

“男人这下子到哪块去了。”

“哪个晓得呢。说不定跑到个比非洲还远的地方躲起来。给我我肯定也躲得远远的。多大个绿帽子啊。”

“那个时候在非洲做什么。”

“女的看库房，男的开沥青车子。总共去了半年不到，家来歇了几个月就下了个黑蛋。你说说瞧，这种女人，真是又骚又蠢。”

她背着舅妈看过一些台湾言情。其实并不好看，只是一边读一边想到，她母亲也许和书中的女子一样，爱上异国男人而遭到全家的反对，不顾一切未婚先孕后仍不被祝福，就只好双双殉情，便有了些设身处地的感动。

十几年处心积虑隐去的“少儿不宜”得见天日，舅妈破功了。面对不堪的苟且，晓娟冷静地啃着指甲。很好。以前想着，这世上，唯一对不起的就是父母。现在，凄美动人的故事变成了荒腔走板的事故，她就谁也不用对不起了。甚至可以说，是他们对不起她。虽不能和死人计较得失，起码令她如释重负。

舅舅出差去了，晓娟和舅妈在阳台上绕毛线。中秋过后的日光和风都是很温柔的，却总又叫人感到萧条。街市的声音在这日光和风里听着好像很远了，屋顶们的颜色也不如夏天那么饱和，茶水很容易就凉掉，要含在口腔里温一温才好下肚。舅妈买的是雪花灰的全羊毛毛线：“之前他们拿混纺的糊弄我，我说我用不着拿打火机点我也知道你这个不是全羊毛，手感在这里。其实我根本摸不出来。我就吓吓他们。”

娘儿俩个都笑了。舅妈拿毛线在晓娟脸上比了比：“应该买浅杏色或者珍珠白的，这个颜色还是暗了，衬不出来。”

就这么有一搭没一茬地说着，不知怎么说到了晓娟父亲。舅妈蓦地一抬头：“你不要跟你舅舅讲哦。他要晓得了，要把我说死。跟小孩子说这些话！”

晓娟忙不迭地点头。

舅妈跟她说，其实在出国之前，她父母亲之间就已经很不好了。父亲在外面有了人，三天两头不归家。“你妈这个人是很有主张的，从来不可能像人家一样夜半三更哭到娘家来。她就跟你爸谈，两个人关起门来协商。后来谈拢了，一起到非洲去挣钱。一开始嘛，两个人都在内罗毕的。中间你爸到纳库鲁去了个把星期。大概就是这时候出的岔子。”

在舅妈看来，父亲是很早就想离开母亲了的。出了这样的事，难看是难看了点，却让他可以光明正大地抛妻弃女了。人们笑话他，却不可能怪罪他。“我看和他好的那个女人后来也没跟他走啊。这种女人就喜欢有家室的男人，好像是自己的一种本事。等他无牵无挂真要和她在一起了，她反而觉得没趣。”

晓娟又问起了那个非洲男人。

“就只知道他是个厨子，叫鲍勃。你妈不说我也不会问。”舅妈用字正腔圆的中文念着这个音译过来的名字。晓娟英语再不好也知道是“Bob”。

“我还是不应该跟你说这么多的。你一个孩子。”舅妈微微皱了皱眉。

“没事。道理我都懂，我也不会瞎说。”晓娟刻意站起来伸了个懒腰，营造一种若无其事的感觉。舅妈这才发觉她已经比她还高了。高不高倒是另外一回事。女孩子，成熟是很早的。晓娟又比别的女孩子更成熟，很少要大人操什么心。初二那年，她给晓娟整理床铺，发现床头柜里有了卫生巾，愣了一下，才生出自责之意。

舅妈问她想不想去非洲。晓娟说以前想去，后来就不想去了。

没过多久，她又想去非洲了，在这个小县城举办了首届马拉松之后。自然是马拉松。不用建场馆，不用组织专业的选手参赛，平民运动，成本低廉而又最快最大地集聚人群，再找两个外国友人来撑撑场面，就可以挂“国际”的头衔。

她在比赛上第一次看到了黑人。那是一个来自尼日利亚的小伙子，荧光绿的赛服映照在黑得发亮的皮肤上像是带电。肌肉如山，目光如炬。轻而易举地绕着城郊的淡水湖跑了一圈，第一个到达终点。

晓娟悄悄走到了他的近旁。他淋了四五瓶矿泉水，甩了晓娟一身，发现她的存在后连连道歉。“It doesn't matter.”她想了一下，说。

黑人小伙子又说了些什么，晓娟没有全部听清，大致听出“你也来参赛吗”的意思，回说不是，家就在这里。

“Great！”

晓娟跟着他还有他的翻译回到了他们下榻的酒店。小伙子叫乔莫，他把自己一年来在中国斩获的六块奖牌拿出来展示给晓娟看。这是他的最后一站。明天早晨他要乘车去上海，再坐火车去北京，先飞回阿布贾，再回拉各斯。

“不可以直达吗。”奖牌在晓娟手中捂得暖洋洋的。

乔莫说结合航班的情况看来，这是最划算的线路。

晚上，他们三个人在窗下喝啤酒吃猪耳朵。乔莫吃遍了中国菜，最喜欢卤菜摊上卖的猪耳朵。晓娟揭开易拉罐就准备喝，乔莫说不干净，给她倒在了一次性纸杯里。乔莫说起中国之行的目的。他来找一个女摄影师。她去年曾经到非洲拍摄猎豹。他们聊得很投缘。 

“你找到她了吗。”

“没错，找到了。”乔莫和她交往了两个月，以失败告终。“我不属于这里，这里也不属于我。”

“也许只是时间太短了。”晓娟想以自己举例，又觉得太没有说服力。

“不。每个人一定有他要去的地方，一见如故乡。”

乔莫走后的半年，晓娟的英语突飞猛进。密斯陈重新燃起了对血统的信奉。乔莫在E-mail中提及他最近的生活，他去欧洲登阿尔卑斯山，回家后，结合这一次登山的经历，参与了一个品牌关于登山服和登山包的设计。

“晓娟，希望可以尽早寄成品给你。希望你尽早找到鲍勃。”

乔莫的语气很笃定，晓娟自己倒恍惚起来，以为不止是“找到鲍勃”，就连“去非洲”或者也只是说说而已的。设立了这个目标，并向它努力，难保就能成功。等到毕业后漫长的暑假里，忍受了二十几个小时的耳鸣，疲惫不堪神智却又极其清醒地降落在清晨的焦莫肯亚塔机场，她才意识到，她真的在一点点地做着这件事，像一把与西瓜的体积并不匹配的小水果刀在缓慢地解剖，不声不响，不骄不躁，企图获得红艳柔软的果瓤。

大大小小的万向轮在光洁的地面上滑行而过，人们走向出口。车驶离机场大约二十公里，路上行人的肤色渐渐统一。晓娟想到，某一年国庆节，舅舅开着车带她和舅妈去邻省泡温泉。节后返程，高速拥堵，她趴在车窗上百无聊赖地观察两侧的车牌——大多是江浙沪皖，间歇有一两辆其它省份的车。渐渐地，车子开动了，开快了，车牌号也同步排他，先是本省简称脱颖而出，不一会，其后的字母也一枝独秀起来。

都是自己车，都是自己人，这就是接近故乡的过程。

她在内罗毕呆了一周。她预想的非洲是《动物世界》里的样子，广袤的大草原上日光灼热，角马在迁徙，大河里潜伏着鳄鱼。当然不是这样。

她找到了母亲曾经工作过的地方。没有工厂。它变成了一个喷泉广场。旅人们沿着水池环绕一圈，合影留念。她完全不知道接下来要怎么找鲍勃。在内罗毕找一个叫鲍勃的人，就像在国内任何一个城市都会找到一百个晓娟。她后悔出发前没有仔细构思这件事——普通人要旅游了还会借鉴一下前人的行程，整合出一套攻略。

在城市边缘的一座小旅馆里，她睡了一天。醒来时，听到了远处教堂沉闷而圣洁的晚钟。楼下狭小的庭园里，老板一家在穿梭来去地准备晚餐。似乎小孩子一个月内连续多次弄坏了昂贵的玩具，他健壮的母亲一把揪住他的领口：“不要老是挑战我的底线！”

孩子看到了楼上的晓娟，夸张地求救起来。他母亲用同样愤懑的目光看了晓娟一眼，把孩子拖回了内室：“是时候考虑让他寄宿了。这样下去，我们无法再正常工作了啊鲍勃。”

发际线高阔蜿蜒的男子拎着一桶乳黄色的涂料走了出来：“是你太缺乏耐心。”家务事使他们在外人面前失态，他向二楼的晓娟耸了耸肩，扬起厚厚的嘴唇笑笑。

鲍勃重新粉刷内墙，孩子们的足球印看着实在糟心。晓娟下楼后站在暮色中轻声询问：“你是厨师吗鲍勃。”

鲍勃并未停下手中的活计，举着滚刷来回涂抹：“这里没有厨师鲍勃，只有粉刷匠鲍勃。”

晚上，鲍勃拿着啤酒准备到露台上喝，看见晓娟也坐在那里，就转身返回。晓娟说：“你坐吧，我回房间去了。”鲍勃说：“不，我只是再去给你也拿一罐。”

晓娟揭开易拉罐，想起乔莫说这样不干净，就拿了两只杯子来。城市的剪影是寂寥的深蓝色，并不完全黑透的天幕上，大团大团灰白的云向后方飘移而去。晓娟觉得自己像是坐在一艘夜航的轮船上。她细细碎碎的话语像浪花退去后，海面上的浮沫。听完了她的故事，鲍勃的酒也喝完了：“尽管这有些残忍，但我还是想说，找到他的概率太小了。”

这一点也不残忍。残忍的是，他一定像鲍勃这样有妻有子。他会相信她的故事吗，他的家庭会接纳她吗，如果不可以，他会为了她放弃现有的家庭吗。

她问鲍勃，假使他就是她要找的鲍勃，平心而论，会怎样做呢。

鲍勃垂下眼帘，转过头去。

晓娟握着玻璃杯，像握着一个奖杯那样发表了感言：“所以，没找到更好。他不用选择，我也不用选择。”

有一些过于中国化的心得，她不知道该怎么切肤地翻译给鲍勃。寻根是全球共同的情结，中国人对它的解读往往是和姓氏、族裔、家谱有关。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祖祖辈辈，依次循环。但这世上总有鸟还没起飞就已经失群，总有人还没出生就丢了故乡。

静谧完好的夜被鲍勃妻子的仰天怒骂震碎：“该死的，还不下来，看看你干的好事，床单放进洗衣机后却没有按下按钮……”

晓娟扶着栏杆朝下看了看。鲍勃的妻子看到她好像更加生气了。

鲍勃说：“我该走了。”接着就握紧木梯，倒退着向下。

“爸爸。”黑暗中，晓娟唤他。

许是发音相近，鲍勃很自然就接了一声：“耶？”

肤色融入夜色，他们完全看不见彼此。但晓娟心满意足，感到不虚此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