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工后，小伙子带我们去吃晚饭。主任再三叮嘱，文件上有规定，一客是多少标准，绝对不能超标。

“入乡随俗。”小伙子不是应届，毕业快两年了，一直处于自由职业的状态中。说话没有学生腔，待人接物有自己的一套。

先前，就他这种不在校又不在岗的情况，我们只能找来一些他的邻居。他们说来说去无非就是“有礼貌”“讲卫生”什么的。问有什么缺点，都说没有。唯独物业大叔想了一会儿，说曾经有业主来反应，小伙子带的学生课前课后比较喧哗，最好在这方面注意些。等了半天，来了一位学生家长，而且是个很会说的人，一二三四五列得有条有理。如此一来，我们的记录看上去才稍稍体面确凿了些。

晚饭安排在一家江鲜馆。这个城市的特色美食就是江鲜。我们从江边路过，见落日稳稳地照着江水。江是大地的静脉，澄净的红看起来倒并未流动。

小伙子敬了主任一根烟，又来敬我，我说我不抽。同行的还有一位女同事，主任喊小伙子一起出去抽。小伙子自己并不抽烟，他把整包烟都塞给了主任。主任不肯要。女同事一向会跟主任没大没小的，这时白了他一眼，笑道：“不得了了！你只要拿着马上就有人举报你受贿了！”

香椿炒蛋，花雕蒸鲥鱼，古法炖生敲，鸡汁刀鱼，清炒蒌蒿……服务员再来时，主任下令不要再上菜了。服务员说河豚已经在做了。主任脸上是种做出来的吃惊：“要死了，河豚能吃嘛。”小伙子说不是什么极品，不贵。女同事说：“小张你应该说这边河豚都清理得很到位，吃不死人，绝对能吃。那我们主任就吃了。”

“吃不死也被你气死了。”主任说。

河豚个头不大，一只一只盛在盅里，端到面前。河豚是温热的，那种鲜却是冷的鲜，像黎明前的跑步者一个跟头栽到野地里，吸入一口沾满露水的青草气。

小张说：“等会吃完了就到旁边的店里。大家泡个脚。”

女同事这回抢先拒绝：“不了，不了，他们两个在车上睡了一觉。我耳鸣睡不着，我要回去睡觉了。明天又是一大早起。谢谢，谢谢哦。”

我以为主任也要拒绝的。他折断牙签，只留下短短一小截，用嘴巴紧紧抿着，好像这样剔牙就能掩人耳目。他的脚步放缓了，大家也跟着放缓，好让他走在最前面。出了江鲜馆大门，小张做了个“右边请”的手势，主任点点头——没有推辞，连一句客气话都没说。女同事的手肘捣着我：“你陪一下吧，我真要回了，要跟儿子视频呢。”我说泡脚也不耽误，一边泡一边视频。“废话呢！唱个K回家晚了都被骂得要死，看到我泡脚他爸不愁要杀人。”我说看不出来你家教这么严啊。女同事狠狠瞪了我一眼走了。事后我反思了一下，这话确实有侮辱人的嫌疑。

我们单位是一幢贴着绿色和白色马赛克砖的建筑，房龄在二十年以上。它曾经做过体委、科协、文化局的办公楼。几易其主才归于我们的它像个迟暮的美人——比如那位在浔阳江头弹琴的善才。院子里有一棵很高的广玉兰，快要长到三楼了。一旦花开，清香就笼罩着楼座。人行动时，连衣服都会沾染上花香。走在树下，硕大的花瓣落到跟前，像是天外的来信。大家都很喜欢它。前一个主任却嫌它遮阳，动过移走的念头。副主任惜花心切，说人挪活树挪死，找人修修即可。大抵这话侧面点醒了主任，他发觉自己岁数也不小了，陷在这里也没意思，没过多久就调去了经贸口，很快又空降到基层。再回到我们这里时，他是乌泱泱带着一队人马来视察工作的。

之所以能肆无忌惮和小张说这么多，是因为主任刚脱了鞋就接到了一个电话，还特地跑出去接，回来后说要先走一步。问他怎么了，只说有点事，我也就不好再细问。我要跟他一起走，他说刚才他在前台把账都结了，叫我就别走了，不然亏了。小张一听，急了，说来者是客，怎么能叫客人埋单。主任说往后大家都是同事了，谁请都一样。

小张问我是什么专业的，我说版画。小张说怪不得有种亲切感，原来是同行。我说也算吧，都是出来之后不好混的行当。一直低着头专心工作不说话的技师这时抬起了头：“大哥我看你也很亲切，好像在哪见过。”

她口音略重，非闽即桂。寂寂的柔光达到了滤镜的效果。她的雀斑，她鼻翼的粉刺，都被淡化了。抛开那排模仿韩星却失败了的空气刘海，以及希图遮住的一马平川的额头，她还是趋近于漂亮的。

“我是第一次到这来。”我想说的是我第一次到这座城市来，而不是到这家店。后来我发现她也没有误解我的意思。她的手劲不小，有几次我都觉得她是在开一瓶固若金汤的辣椒酱。我和小张交谈的过程中，她偶尔也会和小张的技师小声交谈两句。小张的技师叫她阿阮。

小张开始谈国画，从荣宝斋的行市谈到大英博物馆的轶闻。我闭着眼睛。纵使顾恺之的《女史箴图》在脑海中缓缓铺开，末代的哀愁遗恨如古镜沉光般反照其间，我也没有搭他的腔。他只是自顾自地说着，像班婕妤的裙裾一样滔滔不绝。

版画始终没有国画盛行，是一小撮人的事。有人说版画正在凋亡。我不予理会。在我看来，任何艺术都不会彻底地死。它们死而不僵，死而复活。有的知情人士在我忍不住辩驳两句的情况下，会对我这样维护它而感到不解：“你志愿上本来就是服从调剂，被塞到版画专业的。”我说人和专业之间，人不知道专业的难度，专业不知道人的天赋，本来就是指腹为婚，更何况也不是不能日久生情。

我的老师栾教授听说了我的豪言，常常转述给像我这样发配来的学生。

栾教授很高，夏天看得出她骨架大，但瘦。她的下颌骨很明显，腮帮子看着却不肿，是那种很薄的骨骼——要是用“块”来计量常人的骨骼，对她用“片”会更合适。她烫了一头蓬松得可以藏进一个婴儿的烟花烫。撩起来，耳朵上往往别着一根烟。她的衣服总是很紧，裤子穿上身像别的女人穿的长筒袜子。除了口红和两道上扬的眼线，脸上找不到妆痕。

第一次上课她在讲台上点到。

“董仓。”

“我叫董仑。”我说。

“哦董仑啊。仑是吧。仑……仑，仑。”她甚至又念了几遍，说：“仑，这个字念起来很有感觉啊。舌头在上颚舔了一圈。写起来也好看，匕首扎进人身体里。”她要是仅仅和我两个人之间这样对话，我恐怕也不会当作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可我二十来个同学就整整齐齐地坐在台下。大家对入学后的第一堂课始终是持有仪式感的。

“你们以前用过刀吗。切菜裁纸什么的不算，就是说雕刻这方面，有过吗。”

几个确实对版画有兴趣的女同学分享了一些粗浅的经验。栾教授的嘴巴悄悄地动着，似乎是用牙啮咬下唇内壁的口腔黏膜。她的目光落在女同学身上，却像是想着其他心事，根本没有在听。她们说完了，她就问我：“你呢，你就一下都没刻过什么？”

“小时候不懂事，在公园亭柱子上刻过‘到此一游’。”

下课后她把我留了下来。那是最后一节课。夕阳在树林的罅隙里微弱地闪烁着。

“你想让我出丑？”她挑高了眉毛，连带着，眼睛也吊了上去。我由此看清了她的眼线。那并非细眼线，宽得能赶上眉毛。只要她的眼睛恢复原状，上眼皮的脂肪就会把这眼线吞噬掉。它像燕子标本，被合拢的内眦赘皮小心翼翼地收藏起来。

“没有啊。”

“你少跟我来这套。你这样的学生我见多了。”

我完全不理解她的愤怒。我总共就说了两句话。

她问我手机里有没有自己的画。我翻出一张素描给她。那是一张扫描件，不存在翻拍造成的光影障碍。她先是看了一眼，又直接把我的手机拿了过去往前翻看。她翻着翻着，我意识到事情不妙，一把夺了回来。但她已经看到了。

“研究人体打算转服装系？”

阿阮一根一根地拎我的脚趾。它们全都不响。

在我思考出巧妙的解释来一笔带过这该响而不响的尴尬之前，阿阮已迅速将她对这批哑炮的评判上升到我本人。“关节不活的人心活。”

也许她把我的不发一言看成是对她这种论调的默认，就接着举了个例子。她说狗是极其忠诚的，在这一点上，猫就不如狗。经常有猫怀抱着对主人的不满另谋高就或浪迹天涯。不少人听信民间的谣言，说猫有九条命，是摔不死的。但真实的情况是，猫一旦摔伤就很难自愈。这和它的关节有关。不同时期，它的软骨关节和滑囊关节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受损风险，至于纤维关节则全无柔韧度可言，倘若摔落就有可能断裂。身手比它更矫健的动物多了去了。它给人以机灵的印象，主要还是靠它敏锐的视觉和听觉。

“所以，不要随便地摔猫玩。”她这样总结陈词。

我暂时不想和她分辩“心活”和“忠诚”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并自证不是不忠之人，也来不及推敲她这一大通看似专业的说法是否存在其他逻辑上的漏洞。我首先得声明的是，我不是一个会拿猫来取乐的人。我不养猫，我也不怎么去碰别人的猫，更加不会摔猫。我压根就是一个对宠物没什么兴趣的人。

“说的都是什么乱七八糟的。好好捏你的脚。”小张生气了。

阿阮笑笑，不作声了。那不是迫于顾客的坏心情才收口的沉默。从她的笑容我看得出来，那是“我跟你们说不通我也不想说了”的沉默。

猫？我很久很久没有看到猫了。这种本应随处可见的动物好像完全从我的生活中剥离了出去。上次看到猫还是在学校的画室。一只普通的黄猫，像个袖珍的老虎站在画室中央，眈眈地瞪着周遭。栾教授希望它动起来，我们好趁机捕捉猫的各种姿态，把它画成速写。可它只是孑然地立定在原地。有人建议上网下载几张行动中的猫的照片来画。栾教授说：“想让自己的画快速变得匠气，以后走批量生产薄利多销的路子，那你们可以这么干。”

我走出画室，回来时手里拿着一包在超市买的小鱼干。

就跟换了个猫似的，它电掣风驰，随美食指哪打哪。大家抓住机会，迅速展开了创作。栾教授也画了一幅——一个几乎看不见猫脸，只能看得到胸脯和四肢的角度。这并不是由于她画得不够细，相反，她笔触丰富，很适合表现那些成撮成撮的猫毛。

这是一只从人的头顶飞跃过去的猫。

同学们走后，猫轻微的骚味、鱼腥、铅笔灰和木屑的气息都滞留在了画室里。凳子七零八落的，大灯还荧荧地开着。我和栾教授坐在灯下，看她在猫的上方添加了几根树枝来掩盖某些线条的瑕疵。“你知道我为什么总是不让你们画速写的时候用橡皮了吧。”

“一次成形。”

“是的。版画更残酷。一刀下去了就是下去了，没有后悔的余地。错了只能将错就错，不能Ctrl+Z的。”

吃饱了的猫跳到了窗台上，毛色与黄昏融为一体。我对比着它的剪影和栾教授的画。它们看起来并不是同一种体型。她说她画的不是它，是她小时候看到过的一只猫。那天早上她起来倒痰盂，天蒙蒙亮，野草上的晨露未晞。一到春天，野草就出来了，墙脚和瓦檐上到处都是。巷子里还没有什么人。渺茫的“咳咳啦啦”的声响是远处街市上的铺面在开门摞门板。

有一个夫家姓卞的女人看到她了，说：“冬天怎么全是你妈妈出来倒。”

“冬天冷呢，我在被窝里起不来。”

“你爹爹的尿壶呢，留把你妈妈倒啊。”卞家的女人说着说着嘹亮而惊悚地大笑起来。整个巷子里都回荡着她的笑声。她拎着的一个漆有牡丹花的马桶也跟着她的笑声晃晃荡荡起来，好像秽物清空了，它也跟着轻松了，悠哉了。

爹爹，有些地方是指父亲，在他们那里则是祖父的意思。可是，这话有什么可笑的。她不倒就她妈妈倒，她妈妈不倒就她倒，或者一个都不倒，留着浇菜呢。搪瓷痰盂的外壁凉凉的，碰上去像冷兵器。倒完回家经过邻居的院墙时，一只大猫蓦地从上空飞过。她待要定睛细看，大猫已全无踪影。院墙上密密匝匝地树立着破碎的玻璃块，她很担心它是否受了伤。她没看到它背部的花纹，只记得它的胸脯绵密雪白。

夜里，她听到了婴儿的啼哭。

“妈，谁家小孩在哭。”她就睡在父母的房里，她的床和父母的床之间用一块印花布象征性地隔了一下。母亲久久也没回答。她以为她睡着了，就蹑手蹑脚地下了地，想到阳台上去听个仔细。“你快点跟我上床！不要弄冻了，又鼻涕拖多长似的。是猫喊花呢。不晓得从哪跑了来的野猫，烦死了。”

“我早上看到它了。”

“啊？”

“就那个猫……妈，什么叫‘喊花’啊。”

“就是喊别的猫来玩。天一暖和它们就会喊。”

“玩什么啊。”

“做游戏呗。”

“做什么游戏啊。”

“你烦死了！你跟我早点个睡觉！明个早上不上课啊！快睡！”

天其实还不算暖和，正是因为夜间春寒尚还料峭，母亲才不准她下地乱跑。她们仍在用热水袋。睡前母亲会到厨房把它们灌得好好的。她和母亲的都是绿色的，表面有些龟背纹案。还有一只是陈旧的肉红色，为了防滑，上面造有密集的斜纹褶皱。母亲弄好了会交给她：“去，把水焐子拿把爹爹去。”每天都是这样，仿佛她一辈子都不会和祖父见面。

窗台太高，栾教授叫我把猫抱下来给她带走。我说这猫不会挠人咬人吧。

“我只能担保它是正儿八经打过疫苗的。”

猫还算给面子。不过，它躺到栾教授怀中的样子比在我手上温顺多了。栾教授说她看过一些美术野史，在那些故事里，毕加索和初恋情人费尔南多·奥利维耶相逢于雨中的巴黎。毕加索在路边捡到了一只流浪猫。小家伙被雨水淋得像个刷了十年锅的丝瓜瓤，一下子就激起了他的爱怜之心。他抱着猫去往画室的途中，同样湿漉漉的费尔南多出现了。毕加索就势把猫放到她怀里。然后他们就在一起了。轰饮美酒，吸食鸦片，彻夜做爱，描画裸体。

“感觉像个猫给人做媒的志怪小说。”我说。

“通过放肆来向艺术靠拢——这方法对我只能起到反作用。”她说。

足浴坊参照的是日本的装饰风格。屏风绢纱翻印了东山魁夷的画。墙上更有整幅的浮世绘，丽姬们峨髻高走，锦衣环绕。唐草纹和胡枝子花形的器具也比比皆是。木移门外，廊灯寂寥地将来往的人影投射在门纸上。三味线明快轻盈如白鹭鸶振翅，尺八却悠长舒缓得像筏子载着人在碧绿的山谷春潭上徐行。

阿阮被小张呛过之后再没说过话。小张恐怕已意识到我对那些令他瞠目结舌的天价成交作品毫无兴趣，也不发一言。流淌的音乐非但不能消解这冷落的情绪，更起到了“蝉噪林逾静”的作用，为那芒刺在背般的死寂的蔓延推波助澜。

阿阮的同事，也就是小张的技师忍不住了。她问我们是从哪里来。我告诉他，小张就是本地的，我从棠远来。小张过不了多久也要到棠远去工作。阿阮迅速看了我一眼。我问她怎么了。她说没什么。

“你也在棠远呆过？”

阿阮摇摇头。她打开了身边矮几上的一只竹雕盒子，里面铺着深红的丝绒布，大大小小形态各异的修脚刀具陈列其中。我想起了我的那些家什。它们陪伴着我度过了许多苦闷燠热的夜晚。我用不好它们，怎么都刻不好，阴不阴，阳不阳，印出来像晚清照片上面目模糊的太监。

“男人天生比女人有力气。你刻到最后手疼，是你没有找到巧宗，用的都是蛮力。”电话那头有类似花洒的动静，我怕栾教授正在洗澡，就说待会再打给她。

“别！我还挺想跟你说一说的。”她的声音听上去有一丝痛苦。“你不想知道怎么才能‘巧’吗。”

“是不是还要多练，熟能生巧。”

“‘巧’这个字怎么写的。左边是个‘工’，代表着做这件事的人，右边的那个字你不认得吧。‘丂’，是说一口气要呼出却还没有呼出……”

这要领我刚听出一点苗头，还盼着她继续赐教，那边却挂断了。“嘟嘟嘟”的忙音像制图失败后泄气的我在一刀一刀地扎着木板。根据栾教授的指点，睡前，我颠来倒去地寻找“一口气要呼出却还没有呼出”的状态。黑暗中，我能感觉到自己是面红耳赤的，没准形似修炼蛤蟆功蓄劲涵势蕴力不吐的西毒欧阳锋。

接下来的几天栾教授都没来上课。代课的老师说她生病了，在家休息。我准备了一个果篮。在拥挤的公交车上历经二十站到达她家后，天也暗了。向晚的路上，人们拎着花花绿绿的塑料袋，一些倦意沉沉的食材探出头来。那个小区有些年代了，路面未曾铺设柏油，绿化和建筑已融为一体。楼群的分布没什么规律，跟一桌捣散的台球一样。我走了一大圈才到找了编号为“13”的那只。

高仅六层的楼房没有电梯。楼道里昏昏昧昧的，满目都是开锁办证的小标签。旧的标签还没撕干净，新的标签就贴上去了。栾教授家的门也被它们占领了。门没关，只掩着，我敲门叫了两声“栾老师”，没人应我。我抓着门把手，拉开了它。

我从来没有进过那种洗胶片的暗房，只是在电影里看到过。她的屋子给我的第一反应就是——这是间暗房。光源是红色的。居家所用的光源竟然是红色的。通过这红色的光，我环顾四周，看到了一方艳丽的波西米亚风格的壁毯，一架汉唐宫廷中常见的多枝长擎灯，一堆大同小异的尤克里里，还有一幅框架很厚的画——走近了我才看出来，那个厚厚的画框装裱的是一块肉，一块肌理纹路确实可圈可点的五花肉。

屋子里没有沙发桌椅，只有一些低矮的坐具。草编的蒲团散落一地，配合着地砖的砖缝，像布了一盘棋。房中空气敦厚，是焚香的缘故。我对香料没有研究，闻着只觉得像卧在秾软的绸缎或皮毛里。

“你怎么来了。”栾教授全无征兆地站到了我身后。她的气色不大好，脸在红光的浸泡下还是略显苍白瘠薄。身上披着一件宽大的白袍子，似是在扮演幽灵。

“我听说你身体不好，代表同学们来看看你。门没锁，我就进来了。”

“一会儿有人给我送饭，我怕我睡着了听不见人敲门。”

“啊？我把门关上了，那我再去把它开开吧。”

“不用了。你来了我就叫他别来了。”

“那你不吃饭啊。”

“我们聊聊天，聊着聊着我估计也就忘了饿不饿的了。你要饿的话我去给你做点吃的。”

听她这么说，我就建议继续聊上次没聊完的话题。这也算是我此行的主要目的，但我没这么说。带着疑惑来对一个病人刨根问底未免有些不近人情。

我说了一点我结合实际操作的理解。“屏住呼吸。每一笔每一刀都力求一气呵成。起笔起刀的时候吸气，收笔收刀的时候呼气，人和笔和刀保持一致，相辅相成，是这样的吗。”

她没回答我，反问我：“你是真的想好好学画是吗。”

“那当然了。玩归玩，闹归闹，学习归学习。我不含糊的。”

“那你为什么要学画。”

我不瞒她。我说我学过足球，但是体能不过关。后来我们学校有几个考上传媒大学的，又掀起一阵学播音的热潮。“你应该听得出来，我边音鼻音不分，也就拉倒了。我爸看这么耽误下去不是办法，就把我送去学画了。画了半个月，老师说悟性还可以，就一直画下去了。”

“照你这么说，到底是你选择了艺术，还是艺术选择了你。”

“是我投奔了艺术，艺术收留了我。它发觉我还是值得被它收留的。”

栾教授从茂盛的头发里摸出一根烟。老式打火机的齿轮“咔嚓”一声，火花盛开了，烟丝隐秘而灿烂地燃烧着。烟雾在红灯中袅袅地盘旋溃散。

“你把衣服脱了。”

我就像听到“你把这块饼干吃掉”或者“你把那盆花浇一下”一样，轻松地执行了这道指令。之后我也没有衡量那个毫不犹豫的瞬间到底正不正常。我只知道被人拷问对艺术的真心让我受伤，要我怎么证明给你看我都答应。

暴露在清冷早春里的肢体微微地颤抖着。栾教授站在我面前。她所扮演的角色由幽灵改为神祗。从额头到脚趾，途经喉结、锁骨、肚脐，她检阅了我全部外露的器官。她的脸上慢慢有了些血色，枯井般干涸的眼睛也涌起了活泛的水泽。

她的嗓子粘住了。她铿锵地清了一下喉咙。“我为什么要让你脱衣服？”

“艺术无关色情，艺术是赤子之心。”我满怀豪情地回答。

“你省省吧！我告诉你，我只是想看男人的身体，单纯地想看。我很久没看了，所以想看看，你听到了吗，懂了吗。”她那张嘲讽的脸再近一公分就要粘上我的鼻尖。我像辽夐平原上被巨雷劈成木炭的大树，纹丝不动，唯双目逐渐失焦，看不清她荡漾的哂笑。

“你能想象吗。有一天我坐在咖啡厅等人，我对面坐着一个也在等人的男人。他买了一束百合。百合你知道的，花蕊很长，会分泌黏液。那个男人等人等得无聊起来了，就不停地用手去触碰花蕊上的黏液。碰一下，就轻轻拉远一些，直到拉出来的那根晶莹的丝断掉。他就这样反反复复，反反复复地玩那个花蕊。我看不下去了，我就走了。”她边说边凭空模仿着那个男人的动作，“失去得太久了，什么都会激发我的联想。但我不会去实践。我不是毕加索那类人。实践对我是一种破坏，会让我半途而废。我一定要带着那种感觉，积累那种感觉，我才可以创作。有的人创作需要释放，而我需要积累。”

她问我猜不猜得到她是怎么生病的。我被她弄得连猜的力气都没有了，直接就说猜不到。她说：“在浴室里，用水，冷水，冲！哪里末梢神经丰富就冲哪里。”说着她帮我把地上的衣服一件一件地捡起来，叫我快穿上，否则也得感冒。

她还讲到了饥饿。她把要给她送饭的人打发掉了，她没有饭吃，不可能不饿。但饿的感觉太好了，比酒足饭饱有用百倍。越饿，官能越穷途末路，越置之死地而后生，她越知道，人间是假的，沧海那一头的蜃楼才是真的。就好像小时候看到的那只猫不知怎么出现在了校园里，她装作上厕所，追随它一路而去。它往家跑，她也跟着跑。它进了她家的院子，她也跟着进。进门之后，四下寻不得，她不敢轻举妄动，怕把它吓跑了，就踮起脚学作猫那样无声无息地走路。走进堂屋，扫视一圈，她赫然看到它端坐在楼梯上，周身散发着光，像尊菩萨。逼仄的楼道因为它而显得广阔无垠。与此同时，楼上断续传来一缕缕说不出是熟悉还是陌生的声音——她驻足，凝神谛听了一会儿。——是母亲所说的“喊花”。然而被母亲视为“罪魁祸首”的猫明明就在她眼前一动不动地坐着。

勤勤恳恳的热水袋是假的，卞家女人摇头晃脑的牡丹花马桶是真的。

到了今天，在这被她打扮成暗房的屋里坐着，就这么一直坐到深夜，她常能听到楼上的年轻女人喊花。每逢楼下照面，对方总是客气地打招呼：“栾老师你好啊。”谦逊端庄得和夜间泾渭分明。她早就知道她不是做正经营生的。实话实说，她也有羡慕这女人的时候——即便被自己羡慕这样一个女人的念头吓了一跳，她还是忍不住地羡慕她——肆无忌惮只争朝夕的人，但她做不到。

她朝着我，把她的白袍子撩了起来，露出并拢的白花花的腿。迷离的红灯成了朝阳，光熹微地照着，热羸弱地烘着，它们就徐徐地打开了，我也就看见了。两朵原本并蒂的花随着双腿的分离而各表一枝。我听说过这种小众的残酷艺术。它以肢体为画材，以血为颜料，以伤痕为笔触。肉身如何愈合是不可预测的，堪比地壳运动的立体构成也绝非平面的刺青能够企及的，它的成形就有了鬼斧神工造化钟灵的意味。

技师的工具次第放回匣中，我们的这番消遣随之告罄。阿阮的同事匆匆地赶去下一位客人的厢房。小张去上洗手间。

阿阮走到门边，停下了，回头问我：“你还需要其他服务吗。”

“什么服务。”

“有很多。你想要什么服务。”

“……你是不是骑摩托车。”

“你怎么知道。”

“我看你钥匙串上有一把摩托车钥匙。”

春夜的风扑到脸上像妈妈为幼年的我搽香。我们把所有往脸上抹的润肤品统称为“香”。圆圆的，扁扁的铁盖子，旋开来，用指尖腻出一些，额头点一点，鼻子点一点，左右脸颊点一点，下巴再点一点。并拢的温润的手指再把每一点都抹开，让皮肤吸收掉柔泽的亲爱。

阿阮在后座上指挥着我：“右拐，走小路走。大路上容易遇到交警，不戴头盔会被处理的。”穿过黑黢黢的铺面和昏黄的梧桐树影，我们一路向前飞驰，直至月下的大江使得视野豁然开朗。

“你们是做艺术的吧。”阿阮走过来，像我一样弓着腰趴在桥栏上。

我很难精准地向她表述我的处境。我在一个看起来是和艺术打交道的文化机构里工作，但我很久都没接触艺术了。我每天得忙着算杂七杂八的数据，填各式各样的表，写亦真亦假的材料，汇总给慌里慌张的领导——说他们慌里慌张不是什么污蔑之词，他们要这些东西的时候都是十万火急，等呈报上去了却会搁置在案头长达一周。

我被搁置，我那些做艺术的吃饭家伙也不可能物尽其用。它们变形的变形，发霉的发霉。某一天，其中一个长柄的工具突然洁净锃亮地出现在了我眼前。后来隔壁的同事告诉我，二楼洗手间的下水道堵了，他拿它去疏通，疏通完了还用砂纸帮我把它表面的锈迹打磨干净了。我无言以对，只有说一声“谢谢你啊”。

阿阮说：“做艺术人很开心吧。”

“你好像很有兴趣的样子。”

“我很尊重你们这些人的。我以前住的地方，楼下的邻居就是做艺术的。人特别有气质，看人的眼神都和一般人不一样。可惜后来割腕自杀了。”她拢了拢飞舞的头发，“打开门，警察都惊呆了，里面简直像个博物馆。”

波心摇荡，冷月无声，我怅望着江头。阿阮还在侈侈不休地袒露着她作为一个门外汉对她所以为的艺术的衷情。在我很想打断她求一个清静又不好意思打断之际，桥洞里的一只猫为我代劳了。那绵长的，带着诡谲韵致的叫声被江风一直吹送到很远很远的地方。而那很远很远的地方，又响起了另一只猫热切持久的回应。就这样，你来我往，一唱一和，一时间，江上缠绵悱恻，难舍难分。那猫或者在矶石上，或者在密林间，或者在另一座桥的桥洞中，更或者在高悬的月亮里——那绰约的影并不是长长的兔耳，而是尖尖的猫耳。它们之间千里迢迢，远隔河汉，却不妨碍心有灵犀，款曲相通。

我当然不明白猫在说什么，兴许在吟诗——

我住长江头，君住长江尾。日日思君不见君，共饮长江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