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深夜里降落的。大厅的自动门张开闭合，冷风漏进来，外侧薄薄的灯光晕出广告牌的阴影。我刚放下包搜索网络，旁边有个女孩小心翼翼地过来跟我打招呼，问我怎么走，说太晚了好像已经打不到车。我想了想说等会儿有朋友来接，顺路送你吧。她大松一口气，闲聊间说她家人其实住在这里，已经一两年没见了，想给他们一个惊喜。神态间一副少年人的天真。气温比想象中高许多，我在停车场站了一会儿，听到他在背后叫我，穿着从前冬季滑雪时穿的红色外套，脸色很疲惫，隔在栏杆外侧。我叫他从另一侧走过来，不然行李箱很难推。言语间就这样上了车。尽管模拟过很多次从在这个停车场再看到他的情境，然而落在这个真实的场景里，平淡如同昨日。
车内还是调在夏季的那个电台，有点德州摇滚的味道，在狭小的空间内撞来撞去。我问她中转悉尼的时候有没有出去玩，她说去了，神情一下子热情洋溢，有个好久没见的同学在那里，而且阳光特别好，歌剧院很美很美……走的时候帮她把行李搬下来，我们掉了个头，这个区域的房屋在黑夜里矮矮的并在一起，她拉着行李箱慢慢地侧头找门牌号，车子慢慢地越过她。
我和广隶在车里没怎么说话，他问我电台里放的这个乐队我听出来没有，是恐怖海峡。我问他是不是这一排房子比你住的贫民窟高级，他说是。这样有一搭没一搭的，好像我一直在这车里没有离开过。我实在累极了，蜷缩起来。他突然笑说，你知道我去年也是这个时候来的基督城，同一天，同一班时间，正正好好一年。真的吗？我惊讶地侧过头。嗯，他笑着说，不过我可没她那么好运气了，去年冬天冷得要命，一直下雨，没有车，拎着行李走到了两公里，到旅馆的时候都冻成冰棍了。车内又安静了，稀松的路灯一层一层掠过车顶。
那屋子还是那么小，那么乱，踏进去几步就能一脚踩在衣服上，头顶的灯光晃晃的，我说我好冷啊，他去开了一个看起来毫无用处的电热板，靠在门上盯着我看了一会儿，这才伸出手揽过我的头。
去年圣诞节我留在克里斯彻奇。这座平和的小城也变得热闹起来，正值南半球的夏季，穿着短袖的圣诞老人朝对方举起酒杯，啤酒泡沫挤在杯口。市中心的公园，有几个卖艺的，有一个白胡子的道士愤怒地发表演说，周围一个人也没有，据说他每天都会来，风吹雨打也不间断。不远处有个男高音在唱帕瓦罗蒂，和愤怒的演说一高一低毫无关联地串在一起。山脉匍匐在城侧，近近地挨着，在街道口起伏地出现，像某个游戏中的洛杉矶城。有骑行的胡子花白的老人看到我穿着齐柏林飞艇的T恤，停下自行车与我打招呼，陪我步行了一段告诉我哪里能看新年的演出，在哪个街口可以拿到免费的书看。他是那么好心，以至于我照理也许该问一声今天是圣诞节，你有什么安排吗？但是寥寥两句话到嘴边又咽下去。偶尔在这种时刻我倒是希望自己能变成一个能言善道的人。
多年前的两场地震把城市毁了大半，城中心成为一片废墟，居住的民众也离去了大半。六年过去了，四处依然是废墟和铁丝网，涂鸦在这个城市迅速地蔓延，在颓唐中燃起一点诗意。沿着铁轨，教堂的顶部全部坍塌，正面的墙体化成碎砖。基督立在墙体外侧，被挂在十字架上，微微垂头。震波像四散的蝗虫绵延至两百公里外的库克山脉，山顶的纳斯曼冰川分离崩塌，沉沉地长眠于湖底。只有日光恒定的，日复一日地登陆废土的边缘，热烘烘的空气下，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
圣诞节前夕的超市也变得热闹很多，让平静的基督城增加了一点热意。我们和邻居在房间的客厅的庆祝节日，两个俄罗斯人，两个锡兰人，一个马来西亚人，一大桶烤鸡，自制香肠，水果奶酪，奇怪的咖喱饭凑成了一顿有些蹩脚的圣诞晚餐。这里是克里斯彻奇的贫民窟大本营，并因此诞生出一种微小的温情，一条街上每栋屋子外都缠绕了无数的花。屋子是破旧的，连花也是肆意生长，是那种杂乱无章地埋头苦长，偶尔和同类相缠在一道，一派野生的蓬勃的生命力。隔壁一栋住了印度人，他们一放音乐广隶就变得相当暴躁，我去关窗，拉开窗帘探出头，发现一家人随着音乐在院子里起舞。
圣诞大餐开始，我才发现我的语言能力并不足以让我插上什么话，大多数时候我都是在听，有时听不懂也笑一下。吃到一半的时候隔壁房间的越南女孩从大门口进来了，我们问她要不要一起吃，她说不用了我买了菜。大家客气两句就转头继续吃。问到彼此为什么到这里来，俄国人笑了一下说，除了俄国哪里都行。看了一眼锡兰人，他们也笑了，除了锡兰，哪里都行，我们点点头，除了中国哪里都……我们称赞彼此的食物，晚上喝酒，男生们都倒下了，灌下一整瓶白酒的俄国人脸色如常地问我们明天有什么打算，其他人问他是想要跳舞吗，刚说了两句便各自散去呕吐了。热闹是一群人在某种情境下才能产生的背景。再遇到的时候，大家也就点头微笑，各做各的事，识趣地在别人用厨房的时候留在屋内。有一晚洗澡到一半外面的燃气罐子空了，只好裹着浴巾跑出去，发现隔壁的越南女孩穿着大褂子大半夜的在熬酱，锅子巨大， 颇有种巫婆煮汤的意味。后来时常半夜晚睡时都会听到大厅里细细碎碎的声音，偶有一次醒得早，发现巫婆躺在厨房的黑色沙发上睡着了，外面的天刚刚露白，我觉得自己很像童话里决定连夜出逃的小孩。
俄国人倒是常来找广隶玩，偶尔吐槽下隔壁斯里兰卡人烧的咖喱味呛到要昏厥，有时在房间里聊至半夜。他过去曾在拉美呆了很久，做西班牙翻译，后来局势动荡，只能离开那里。来这里以后把从前赚的那些钱都花光了，今年再找不到工作可能就去别的地方了。说着他便感慨委内瑞拉的女人，那是世界上最棒的女人。忽然又说到他朋友以前送给过一本中国的书，问他是什么，拿出来一看，毛泽东语录。
两人常常清晨天不亮就出去了，开着摩托去维多利亚高地跑山。他在夏天结束的时候搬走了，留下了一盒某个牌子的爆米花，说这个真的很好吃。
这栋公寓每周都会有清洁工来打扫，是个父辈年纪中年人，可能因为某种神态，我觉得他一定是中国人。他拿着清洁桶和工具开门进来，虽然没有驼背，但身姿是收拢的。我想我应该跟他打一声招呼，但是我没有说话，继续切手里的土豆。他沉默地在桌子上喷了洗洁精开始擦，整理厨房的柜台，拖地，倒垃圾。移门开了又关，后来就一直没再打开。我后来又见了他好几次，也从来没有说过话。他英语很差，几乎听不太懂。我想他如果有女儿应该与我差不多大。不知他每天要打扫多少栋这样的房子，应该不会很累。只是他一天里沉默的时间不知是否和这里夏季的日照一样长。
我们这所公寓也不允许饲养动物，然而晾在后院的袜子总是莫名其妙地不见。早上如果出门早，有时会看见街对面有只黑猫睁着眼睛望过来，体态很富足。过了不久发现附近的墙上贴了通缉令，一只猫的脸被挂在上面，我心想我认识它，想看看悬赏多少钱。再一看发现不是通缉令，上面说，自家的猫经常在附近偷袜子，已经作了不少案，主人比较头疼，因为家里因此多了许多袜子，如果有丢了袜子的人可以来他家认领，下面还附图一排颜色各异的袜子，我一看这猫叫godfather，也有点不好意思去认领了。
这让我想起广隶从前不经意收留的一只毛色丑陋，机警又好笑的三花野猫。长得很胖，神情倨傲，实际上胆子比谁都小。常常不动声色地跳到人身上，把爪子搁在人手臂上，一起看着电脑。广隶没有办法把它带来，犹豫了几个月以后，交接给了一个熟人，他说走的时候那猫一直看着他，我说你看她了吗，他说没有。隔了很久他才说，我不敢。
听说那猫头三天滴水不进，不过看如今的照片还是一如既往的胖，就算是猫也得如常地活下去。偶尔他笑着说，自己刚来的那个冬天觉得太难了，没有想过现在的生活。我一边吃手里的薯条一边问，很困难吗，你没跟我讲过。他没说话，忽然猛拍我的肩膀：“快去关窗，旁边的印度人又要放音乐了。”
克里斯彻奇的空气是温柔的，从而给平芜的人多了一点喘息的机会。它连破落也是平和的，几乎是一种冷却了的姿态，在日光里松弛地呼吸。它是欲望和热力的反面，是另一种活法，平铺在泥土、山脉、天穹之间，在城镇的边际，长久而微不足道地活着。正由此，才令外来的、或是生活在此处的人们会在某一个时刻不由动容。
这里的居民不是人，是山与地，以一种无声的姿势在此渡过清晨与日暮，度过人生的开始和尽头。
而人无法这样度过，人因欲望活着，无论大与小，因长久的成形的心念而活，甚至为了活而活。异乡人的心，只有片刻可以安放在维多利亚无人的山岗间，在那里望见夕照的落幕，而城市像一盏刺人的灯。
有一年我在东京，去找朋友玩，发现她连家里的灯也不敢开，因为她借居着别人的屋子，时时刻刻都要记得分寸。她似乎是受人恩惠，有了居所，走动的一步步都克制而小心。那主人也是她的朋友，主动邀请她搬来，不要钱，只是有意无意地提醒家里又脏了，桌子又乱了，洗衣机洗两次又浪费了水。她一周洗一次衣服，每天都要要打扫家务，说很谢谢他，水电费都她来，他说不用不用。有一天只有我与他两人在房内，他在房里念着对话。我问他你是做配音吗，他倒露出点真心，说这一行太难了，没有办法和日本人争，只能多尝试。我说你日语真好，他说原先不好，被骂了就记住了。晚上朋友回来，和我躺在一张小床上，困倦中我感到有人握住我的手。你知道我从高中开始就居无定所，虽然也有住的地方，但是和你的不一样。我特别想有个家，回来的时候里面灯亮着，有人在里面烧菜。想有这个样子的家。我很快就睡着了，我后来才知道她说的打工不是在餐厅，是在旁边的歌舞伎町，主要工作是陪客人喝酒，常年要备着保肝的药。无论如何都想留下来，这个城市的夜色中急行着这些没什么重量的生命。半夜时那男生忽然敲开我的房门，要我付当天居住的水费和电费，我拿出几百给他，问够了吗。他笑逐颜开，够了够了。后来我跟朋友也没有再怎么联系过，只是偶尔地，我会忽然想起那个晚上她说的话。她未来有没有真的拥有这样的家，也与我毫无关系了。
困苦不足以产生罅隙，它只是一点点勾出人的底色。
东京，香港，上海，我对这些现代化的大城市一向没什么感情，但即使是相近的城市，气质自然也是不同的。在香港的时候租了中环的某个楼层，房主在隔壁间，窗外层叠着巨塔般的楼宇，鳞次栉比的，像是自己从地面生长出来，留下一小簇缝隙可以看见维多利亚港湾的海面。入住的最后一天，房主出来一边晾衣服一边与我和同伴用英文闲聊，她长着华人的脸，但说自己不太会讲中文。她说许多人都讲香港如何如何，其实他们根本不懂，旅游的人和生活在这里的人感受是完全不同的，旅游的人只会买，可我们知道哪里可以看到自然的风景，漂亮的山，哪里有舒服安静的地方可以呆着……我一边看书一边抬头看了她一眼：也许很多过来的人也知道，只是他们还是觉得有些压抑。
她正色道：港人其实活得也很累啊，香港百分之八十的人都在从事金融行业，我的学生也大多是。她耸耸肩，政府每天就想着GDP啊，所有人都看钱。每个人都活得很压抑，所以我才希望我能帮助这些人去放松，去变得友善，快乐。我从澳大利亚来，但我现在生活在这里，因为对我来说，这就是我留在这里的使命……
我看了一眼手表，正值凌晨一点。同伴仰着头，不时点头赞同着。我又打了一个哈欠。
你知道中国人最大的问题的时候什么吗？就是太在意别人看法。大家都只知道钱，名牌，而在澳大利亚，people just dont give a shit.
她转了转晾衣架，动作利落：我们根本不在意，但其实我的家族非常非常有钱。
我抬了抬眼皮。她继续絮絮叨叨地说着……我又看了看表，已经快两点了，便道，请问你有没有低一些的枕头？我用中文说。
什么？她喵了一眼沙发上的靠枕，要不然你用这个好了，客人都比较喜欢软的枕头。
谢谢，再见，晚安。
维港的灯火还在远处荡漾，微红的一点一点。海面黑漆漆的，深不见底。异乡人的梦，还是各自分开着做吧。
克里斯彻奇比家乡更亲近，也许正因为它不是家。夏季的尾端，沿着南岛从皇后镇沿路开往奥马鲁，这个还像活在维多利亚时期的镇子残留着英伦的阴郁和典雅，旧时代的气息像瘟疫一样蔓延了几个时代。我在昏暗的首饰店挑耳饰，柜台后的老太太戴着眼镜，头低着，认真地帮我包起耳环，她问我从哪里来，我说上海。她说哦，那可是个大城市，我是不是也应该多出去走走呢，我应该去吗？我也许应该说是，很摩登，很现代。但我一时间却说不出口，甚至想说，不，它不怎么样，别去了。这样说到底有些卑鄙，但正是家乡才会这样自然地厌恶。我在上海曾今最市井的区域长大，那梅雨季，木梁瓦片，人声的气味都深深地嗅进了骨头。最想逃离的是家，最不想被融合的是家，皆因看尽了彼此。而异乡，却又注定了再拗万般姿态也不可能被全部接纳。
有了滤镜，有了那一层薄薄的镀膜，才能全心全意地仰望和爱。
其实华人早就与这座南太平洋的小岛与十九世纪就有了联结。六十年代继威廉福克斯在奥塔哥地区的剑镇第一次发现黄金后，大量的华人远渡重洋至此淘金，他们大多来自广东，抛家弃子来到这里。然而大多数人在此处度过了劳累与困苦的时光。矿主对华人的敌意和排挤渐深，他们最后在镇中心不远处建起了自己的矿工村，甚至有自己的商店，居所和聚会处，成为一个处于此地又分离于此地的独立村落。去年去剑镇找了找那些居所，都是些破落的，刚刚能塞进人的小茅房，许多人就在这里度过了余生。有一桩怪事是后来曾一个华人富豪将五百具华人淘金者的遗骨免费送回乡安葬，然而这艘蒸汽货轮在海面触礁，几百具遗骨连通十来个护送的华工一起沉入海中。一些遗体在退潮后被冲上海滩，当地的毛利人便把尸骨和棺木拖上了岸，埋在一座山丘，据说如今的山丘上面长满了郁郁葱葱的亚麻。
如今，当人们再去往这里的城市，去往克里斯彻奇，多少会有一些失望，过往的美已切实地流逝了。坍塌的屋顶，碎裂的教堂，数百年的维多利亚建筑毁之一旦，年轻人纷纷离开家乡去往别的城市，所及之处的许多墙体至今也还是破落的。不完整的人站在这里，也成了风景的一部分。土地上的风物与人一样，一日日活着，等待着重构，敲开肌体的骨骼，重新拼接。即使六年过去，这座城市残缺的身体依然没有被填补完整，人也没有能力。只有植被一如既往地缓慢生长，在每一栋屋子门口的栏栅依然冒出新枝。时间日复一日地奔腾着，古木以极慢的速度吸收着日光，朝夕流动，生命以微不足道的形式被遗落在广袤的世界。从起始至尽头，愈合又破碎，都只是天地间最细微而寂静的回声。
异乡的难，最终都要自己消化。不是吃，不是用，不是沉默，不是住在街道尾端的贫民区，是这里寒冷的冬季，是冬季连绵的阴雨，是夜晚靠在椅背上，平和地望着这个城市的夜空。
而城市的夜空一时半会还不会坍塌，地上的人也没有选择不往前过。一切的光源都离去后，只剩盈盈的星光，与大地间抬头的、匍匐前进的每一寸视线遥遥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