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上五点半，天空很高，城市安静。徐家朝先生几乎死了。他良好地趴在天山路上，完成从活人到尸体的转变。
天山消防队八扇大红门紧闭，颜色呼应着徐先生的血流；血流源源不断，从徐家朝的嘴巴和鼻子里冒出来，滚过下坡的水泥地，裹挟了灰尘，从红色渐变成褐色；流进下水井盖的时候，就只是黑泥巴水了。在十几米之外，消防队的哨站空空的，只有一条警犬拴在银色抛光的栏杆上。这条狗朝徐家朝先生吠了好一会，见他一动不动了，才咕哝一口气，重新合上眼皮。
七点钟，天空落下来，城市抖动着杂音。徐家朝被团团围住，这里刚好是娄山关地铁站的入口，人群中上班族居多。许多人是熬过夜的，眼袋里包含水分。大家的表情有些出神、带着懵懂，倒不能说这属于麻木不仁的典型，只能说相对比较镇静。又不是日本人杀的，一场新世纪初的交通事故罢了。
瞧啊：徐家朝那白里透着青紫的手指，勾着一个破了底儿的塑料袋，塑料袋怕他似的，兜着风挣扎，想朝天上飞。顺着他被撞飞的方向，商品呈一字型散落。有一盒脱脂牛奶、一瓶男士洗发液、一盒葱姜蒜、一卷垃圾袋和一本克里斯·婕拉的《低级读者》。瞧啊：他公事包里的几页纸也被摔出来了，现在，由晨风翻动着展示给世人，人们进一步伸长脖子，从封面上看到“品牌文化白皮书”几个字。
中午，几个司机被反铐起来，带入派出所。五男一女，反复要求打电话联系家里人。但手机很早就被没收了，和皮带、钥匙、耳机、钱包等物品一起放进档案袋，用线头卷起来，让他们签字确认。“肯定不是我撞的呀！你们调监控录像呀！”被抽走皮带的两个人，双手提着裤子喊叫，“监控录像不说谎的呀，那是实打实的呀！”，“就是呀！调录像又不难的喽！交通大队就在隔壁呀！”三位便衣警察忙着处理两个吸冰毒的，只说让这些司机别他妈的急，也不让再大声喊了，把他们一个个赶进监押室。
有一个叫王思林的实习警员下楼过来，把大功率的探照灯打开。司机们捂着眼睛，齐齐消停了一会儿。下午四点多的时候，他们在刺眼的白光之下，交头接耳，聊聊车子、老婆孩子、政治和工资，或其他琐事。有人兀自琢磨了一会儿，笑嘻嘻地抓着栏杆说想抽烟的事。义务执勤的社区保安说：“你做梦呢？”
五点半，王思林刷卡，电磁自吸的铁门打开了，他宣讲似的对众人说话。
他说，“领导说对你们表示歉意，但你们也别抱怨，出去也别乱说，每个公民都有配合调查的义务”，王思林一个个地解开手铐，“天山路的监控系统在升级，这段时间没录像，尸检报告刚出来了，不是车撞的。”有人问，“警察同志，那他是怎么死的？”王思林瞥了一眼，愣了一下，说，“跟你没关系就行了，赶紧回。”
众人纷纷冲向档案袋，猴急地拆封，找手机，打了会儿电话，一溜烟全走光了。
王思林下班之后路过天山消防队，经过那道颜色渐变的血渍。他发微信问怎么回事儿，是不是神经病。过了几分钟，同事回了语音，说让他来看看尸检报告，“如果你有兴趣的话，不过马上八点我就下班了，你要来快点来”。王思林没什么兴趣，直接回家了。那是二零一六年的秋天。
二零一八年夏天，王思林下班后去东湖路Monkey酒吧看球，葡萄牙打西班牙，人挤人。几十种香水，上百种体味混合，空气的密度很大。而他想快点儿进入状态，酒保手里端着小半杯威士忌，问他加不加可乐，他说不加。问他加不加冰，他说来点儿。问他要咸冰还是矿泉水冰，王思林说，“你他妈拿来就行了。”他夺过酒杯，付了钱，换了个座位，刚好遇到了交警大队的同事。
“你怎么喝上威士忌了？看球得喝啤酒啊。”同事有几个月没见过，留起了山羊胡子，不像警察。王思林说，“威士忌上头快。”
他们聊了一会儿工资、C罗、女犯人，以及各自的恋情。吃了一些烤肠和炸薯片，喝了不少威士忌和白啤酒。等到聊起天山路的时候，同事推开放烤香肠的盘子和刀叉，掏出手机，倒转过来，给王思林展示一段视频。
“这是什么？”王思林问。同事说，“就是前年，一六年，那个伪造车祸现场的神经病，自杀前在家里录的视频。你看看，还挺有意思。”王思林把同事的手推开，又要了一杯威士忌，“司法档案不要转进个人手机，被发现了直接开除公职，为了这点儿猎奇心，你值得吗？”同事脸上硬了一片，低着头说，“思林哥，我这不是喝了点儿酒吗。刚好你又是处理那案子的人，我就想着给你看一看。死者为大，我删了。好吧？咱看球吧，你买了吗今天？”
王思林感觉脑子里的血管肿起来了，发出嗡嗡的响声。他瞥了一眼同事的手机，看见画面中有一个胡子拉碴的男人，穿一件质感不错的T恤，懒洋洋地坐在沙发椅上，身边点着一个香薰蜡烛，红着眼圈，笑对镜头。王思林说，“这样，你拿来我看看，长不长？”“挺长的”，同事说，有二十来分钟吧。王思林夺过手机，走向卫生间，说这儿太吵。同事有些犹豫，对着他的背影吼，“看完就出来啊！你可别翻我相册啊！”
王思林坐在马桶上。同时，门外炸起一阵欢腾，估计是进球了，解说员背了词儿似的，“翩若惊鸿，婉若游龙。”DJ举着话筒，鼓励大家彻夜狂欢，享受今夜。王思林从兜里翻出耳机，插在同事的手机上，按下播放键。画面中的男人开始说话，王思林按着手机侧键，调大了声音。
“二零一五年，夏天吧，还是秋天，我忘了。反正叶子没黄。那时候我产生了一个想法，想做一个国潮牌子。其实国潮这个词听起来已经够俗的了，国是什么国呢，咱们的中国。
潮是什么潮呢，可能是潮流、新潮，反正要具备浪潮之感，掀起某一场革命，塑造某一种未来。
你知道在中文里面，随便发明一个词是很难的，尤其是那种具有高度概括性的词。我心中的国潮，首先要贵，一般贵都不可以，要贵到离谱。让有钱的人挥霍的时候，最先想到它，没钱的又虚荣的人，死要面子也要买它。要有人去做复刻品，在朋友圈里成天卖A货，用它的名头来骗钱。要它变成泡妞工具，变成一种炫富手段。要经常和布加迪出现在同一张自拍里，要各类明星人物自愿地，去穿上身，并且觉得是一种骄傲。
它得在国际上知名，要和一线品牌站在一起，至少要比耐克高两个档次，比Supreme再高一个档次吧。所以，能综合概括以上这些概念的词语，我找不到，只能暂且说是国潮了。
中国没有这样一个品牌。从来都没有。
所以我就想，不可能永远没有。‘永远都没有’这个结论太他妈极端了吧，只要是个人，都觉得说不过去。总得有的，对不对？只是时间问题嘛。那这个时间万一刚好被我赶上了呢？这个品牌的创始人假如刚好是我呢？有没有可能？只要我做了，就有可能。所以我就做。
定价肯定是很疯狂的，一件T恤，至少得五千人民币起步吧。冬天，我们出羽绒服，那至少得两万五以上。以后可以放低姿态，和匡威出一双联名的帆布鞋，不过只能在我们网站上卖，一双八九千轻轻松松吧。超一线品牌嘛，从一开始，骨子里就要硬，我觉得我不能说先踏踏实实地做，等做火了，再抬高价格，我觉得那属于婊子行为——而且按这样的心态，我认为永远做不火。我这个牌子的血液就是必须是高贵的，你别问为什么，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也就是说它天生高贵。无论是婴儿阶段，还是日后走向没落，变成老年品牌，它的定价始终就得是超一线的。关键是，定价都不是超一线的，谁能信它是超一线品牌？
我准备先发售一款旗舰T恤，卖五千八百块一件。五千八的话，它的质量和做工肯定是全球顶尖的。用料，设计，印染的技术，包括我所了解到的一些走线的手法，都得是最好的。其实很多大牌的代加工厂都在中国，广泛分布于南通啊、温州啊、义乌啊、宁波这些地方。说明这些厂子有能力做出我要的水准，这些都不用愁。最开始比较愁的就是设计方面。
我花了两千万，人民币，换成欧元是两百六十七万欧元，我记得很清楚。这两千万是我们家的拆迁款，四月份刚拿到。如果我没得这个艾滋病，我是不可能玩儿这么大的。我把其中的两百五十万欧元打款给了一个欧洲的设计师。剩下的大概十几万，我在那边几个国家玩了一圈，吃了点东西。回国的时候，几乎就是一张机票和一张设计图纸，我没留什么钱。
这个设计师是个法国人，最早是美国人，入了法国籍。我带着翻译去的，他是Supreme用过的设计师，早年一直给纪梵希做设计。本身是个画家，也会雕塑，我看他家里全是自己做的雕塑，有驯鹿，有芭蕾女郎，也有埃及法老。他老婆骨瘦如柴，我都怀疑有什么病，还给我看了看她收藏的兵马俑图片。
我说兵马俑的实景没图片里这么华丽，你这图片肯定是电脑处理过，染了色。你来中国看看实景，其实就是一土坑里站着一堆泥人，翻译以为我是开玩笑呢，就没翻。他们一家人可能都把我当中国富商，也不知道这两千万是我全部资产的百分之九十五。我保证，这两百五十万的酬劳是他这辈子拿过最大的一笔钱了，我的目的，就是让他感到惶恐，感到亏了心了，甚至感到害怕。
这种巨额的财富，能在最短的时间里消除我们之间的隔阂，哪怕我是外国人，沟通成本也立马归零。也让他能真正地，动用自己最内核的激情去画这张设计图。说白了，我就是要买到他最真实的才华，跨国买，很容易买到敷衍，但两百五十万，我认为他没有理由敷衍我。何况，连他自己都很佩服我的创意。
我说，首先，我给你绝对的创作自由。只要你是围绕我规定的一个小小的主题来就行了。这主题是什么呢，我问他，‘你知不知道最牛逼、最成功、最伟大的衣服品牌是什么样子的’。他说不知道，我说我不相信人类在宇宙中是唯一的智慧生命，我们早晚有一天，我是说早晚，要和其他文明会面，有个交流。到时候，那个代表人类发言的人，身上穿的衣服的品牌，就是我所要做的品牌。他站起来，对我缓慢地鼓掌，我记得非常清楚，他很瘦，络腮胡子把他小小的脸围住了，那副胡子像假的一样，很厚很密实。他老婆说，‘那可能是NASA的宇航服，不允许其他商标做广告植入。’我说美国的国家寿命能不能持续到人类走出地球的那一天，还不一定呢，况且，那国家只是个诞生几百年的年轻小伙子，而我们国家，都是个五六千岁的大佛了。这时候詹姆斯让他老婆去冲咖啡，并让我继续说创意，不要管她说了什么。
我之前没提詹姆斯这个名字，是觉得詹姆斯这个名字不够艺术，甚至因为某个篮球明星的缘故，听起来还有些运动感。詹姆斯说，‘请继续说吧！朋友！我很感兴趣。’
我说我是中国人，品牌的名字已经定了，叫‘時不我待’，这个你不懂没关系。我希望它以刺绣的方式，藏在T恤的内部，不在外部露出。
在这件T恤的正面，我希望有一个两寸左右大小的LOGO，这个LOGO就是这次需要你来设计的。他坐下来，把抱枕放在双膝上，问我，‘你是不是希望外星人也能看得懂这个LOGO？’我认为这家伙非常聪明，想立马站起来和他再握一次手，但是出于礼貌嘛，我只能拼命地点头。
我继续跟他讲，我说我希望通过这个LOGO向外星生命表达一种爱与合作的期望，我希望它是谦虚的，内敛的，极简的。翻译收费两百欧元一小时，却不能做到同声水准，我有些生气。不过她的迟缓也有好处，让我随时可以修改自己的发言。比如这几个形容词的翻译，就被我给打断了。我不希望用形容词去禁锢艺术家，我侧头说，‘谦虚的，内敛的，极简的，这几个词你翻了吗？’翻译说没翻，让我别急。我说那你就改成：自由的。
世上第一件‘时不我待’T恤很快就做出来了，打样的，做工非常好。大概是一六年的过年那阵子，我去工厂盯活。
现场挑不出毛病。这是一款圆领T恤，接触颈部的地方缝着一条手工编织带，全部细节按照设计图来的，织带的纹理参考了中东伊斯兰家庭地毯花纹，宽约八毫米，一直自然延伸至肩线，吸汗提型，同时，还可以防止领口形变。
车线均匀细密，袖口、领口和衣摆均有螺纹的包边工艺，摸起来厚实又有趣。面料方面，用的是LISA厂的海岛棉78支纱。背部，同色系的‘时不我待’四个字，上下倒转过来由刺绣呈现，非常隐秘。正面，我们的LOGO由百分之五的氢纶纤维及百分之九十五的埃及长绒棉缝制，左右两个圆形，一个完整而冷漠，一个热情而残破。是一颗星球，正在被黑洞撕碎。在给我的邮件中，詹姆斯写道：‘Un trou noir est dangereux.C'est notre ennemi commun.Vite, vite, le combat pour la liberté.’我把这段话复制下来发给我的翻译，当时是夜里，她没有回复我。第二天醒来，我打开手机，看见“黑洞是危险的。快，快，为自由而战！”
厂长说我是一个比较讲究的创业者，把衣服质量拔得这么高。他当时大发善心，开车去机场接他女儿去去了，顺便送我。那是一辆日产GTR，底盘硬得就不谈了，颠得我浑身骨架散了，后来屁股全麻了。他却一点儿事都没有，经常从临时车道超车，他说，‘做高仿没必要做这么真，你弄不到批号，还是过不了柜台扫码。’我说这不是高仿，这是纯原创。他笑了笑，说我幽默，他说，“确实，做成这样，谁说是高仿，你就可以跟谁急”。
我说这是刚刚诞生的咱们中国的最屌奢侈品牌，也是未来全世界知名品牌。他车速一下子降下来，问我定价多少，我说五千八，他说我胡闹。
然后厂长提出一大把意见。观点明朗，分了一二三四五六七八点，每一点下面还分诸多逻辑的小点。但是他的意见我到今天全给忘了，你知道，世界上从来不缺乏提意见的人。
你必须承认，这些人，包括厂长啊，销售经理啊，车间主任啊，他们对服装行业有着长期的、近距离的、精准的观察，这就是为什么奇迹总是由少数人创造的原因了。因为大部分人都对观察上了瘾了，总是站在一边观察，说我观察观察，你观察个屁？我就想不通了，这世上的美好难道是他妈观察者造就的吗？那人们怎么不说上帝是个观察主，而说他是个造物主呢？对不对？那米开朗基罗毕生最受世人敬仰的壁画，为什么被称为《创造亚当》，而不是《观察亚当》呢？
其实我不想把‘傻屄’这个词反复地去用，但是他说话的声音，实在是太让人心烦了。就像含着两颗槟榔一样。在他密语连连的期间，我在里面小声插了一句你是个傻屄。没想到他听力不错，笑着问我，‘你说什么？’我说你是个傻屄。车速一下子降到40迈了，他又问我，‘我？你怎么了？’我说我没怎么，就觉得你是个傻屄而已。
然后我就被他扔在高速路上了，脖子上还被他吐了一口痰。直到傍晚，冲进机场的卫生间之前，我都感觉浑身滚烫，从耳根子红到脚指头。我倒不是恶心那口痰，我恶心这座狗屁城市，坐拥他妈数千座服装工厂、数百万名具有成衣能力的高级技师，以及十几条灯火通明的物流省道，却容不下一个品牌梦想。仿佛高楼之间，走动的不是人类，是一群野狗。
这件衣服一定会火的，对此，我有一种强烈的预感。小时候我喜欢看星空，星空之间闪烁着某一种能量，带给我某种细密又幽暗的启迪，从那以后，我被那股能量牵引着，做事情越来越极端，带着明确的选择性。哪些事情可能会引发我精神的愉悦，我就做，哪些事情只能图一个‘食色性也’的快活，我就不做。我变得敏感、脆弱，同时又无比坚韧。我经常‘虚度’光阴，用于遐想，但这绝非对时间的浪费。我经常哭，不乏彻夜痛哭，但从没有人能让我崩溃。
普世的说法是：‘哦！一个理想主义者’——他们想给‘矫情的’疯子们找一个词概括起来，但实际上我们各有各的疯狂。我的疯狂无法被概括，就连我自己都不知道我的脑子怎么了。
卖衣服，首先要有一个门面，但当时我已租不起门面。詹姆斯的才华值得我为之倾家荡产，只要你见过那件衣服你就知道了。
我只能两条腿走路，一边开网店，一边摆路边摊。网店看上去是个笑话，我们没有流量，也没钱打广告。店铺主页的月访问量也就六七十，几个月下来让我印象深刻的只有两个顾客。有一个很爽快，拍下后一言不发，其间他点过一次‘提醒发货’的系统按钮，就再也联系不上了。货物寄往成都双流，又过了十几天，系统默认好评。真是个幸运儿！不过我也怀疑她就是把艾滋病传给我的那个疯女人。另一个就是ID为‘幸福蓝海海真蓝’的网友了，此人生活压力很大，问了几个不痛不痒的问题之后就开始骂我们旗舰店的客服，也就是我。
我对他突如其来的愤怒感到夸张，前一句，他还问我衣服是宽版的还是显瘦的，后一句就说我是一个狗娘养的做白日梦的傻狗，把衣服卖这么贵想着一夜暴富，‘完全脑残’，他说。我本能的反击欲之中，也夹杂着一点欣喜，我问他是不是觉得衣服还挺好看挺成功的，就定价太高了，加上又是中国品牌，他接受不了，才生气骂我？他又打来一行小字：‘自以为是的东西，哪儿来的自信？好看你妈呢。’这个回答险些让我当场光速去世。
我立马点起一根烟，蹲在椅子上，把头凑近了，跟他对骂了很久。其间觉得自己挺无聊的，也给品牌抹黑，跟这种人有什么可较劲的？哎。但他骂人实在太难听了，我不知道他哪儿来的那么多让人羞愤的说辞，很新颖，很刻薄，有时甚至不失幽默。我骂不过。完全骂不过。因为他知道我的痛点在哪儿——有谁想让创造者心碎，只需要骂他的造物就好了。他盯着刚刚出生的‘时不我待’猛骂，我却最多只能骂他是我的儿子。
‘不孝’，我说。
路边摊的情况比较复杂，我之前从没想过在一天之内和上百名陌生人侃侃而谈。有记者、学生、夜跑的、写字楼的白领、司机、形形色色的人。现在我有一个结论：没做过销售的人，不能真实地理解世界，而且一定会偏激地理解世界。我发现没有人是真的傻子！没有人天生喜欢随大流。也鲜有人对美毫无见地，相反，对于服装，人们各有各的理解。‘民众’这个词在我心目中慢慢升级了，从前它代表着盲目、庸俗和死气沉沉。现在，我认为民众就是千万个‘我’的合集，只不过他们选择了沉默，无论是主动的，还是被动的，他们只是沉默了。某一瞬间，我望着人们的背影，突然问自己，这个国家怎么了？
民众也渴望中国有一个服装品牌能带着光芒万丈的傲气，屹立世界之巅。甚至，有不少咨询者，还就设计方面提出了自己的想法。我发现他们一个个都是天才。只不过，在聊回我路边衣架上挂着的衣服时，他们总认为欠了点火候。我说这已经是人类批量制衣工业的极限发挥了。我具体再问，是哪儿还需要加强？他们也答不上来。有一个九五后滑板小孩的话让我记忆犹新，‘叔叔’，他迟疑了一会，可能怕伤害我，但最终还是说了，‘你本人形象不好，你还穿牛仔裤配篮球鞋呢，本身不潮，没法做好潮牌的’。
我说，‘是我的心灵与精神创造了时不我待这个品牌，又不是我的形象创造了它。’他看了我一眼，笑了一下，就走了，我朝着他的背影喊，我说，你手里用的iPhone，创造他的人还拿黑毛衣配牛仔裤呢！还有一位画家，问我是不是在做行为艺术，我说你从哪儿看出来这是行为艺术？他指了指吊牌上5800元的价格。我问他，假如580的话，你买不买？他开始掏钱包，对我说：‘五百吧，爽快点’，见我无动于衷，他又说，‘我画室就在楼上，看你一晚上没卖出去一件，让我当你第一个顾客吧’。我说如果你十秒钟之内没从这儿走开，你就能成为第一个被我打的顾客。
由于每天要和上百名路人唇枪舌战，最终我体力不支，败下阵来。虽然衣服一件也没卖出去，但至少我更了解我所需要战胜的人群，究竟是什么样子了。至少我更了解，在我所站立的这片土地，究竟什么样的花儿才能开放。所以我有了这个计划。
野狗嗜血。哪儿有血腥味儿，他们就对哪儿狂热地奔涌过去。你比如说吧，前段时间，我记得台湾有个被长期性虐的女作家，事件一曝光，书立马卖疯了。最近，国内也死了一个作家，叫胡什么的，自杀的，死讯一上新闻，书立马也卖疯了。死之前为什么没卖疯？要么他没写鸡汤，要么他没散发出血腥味，不招野狗喜欢。‘时不我待’这个品牌，已经铁铮铮地出现于这个世界。它远远高贵于我充满病毒的肉体，为了它，放点儿血，没什么大不了的。如果血腥味儿能吸引野狗关注文学，而文学又把野狗变回人类，这也算一种成功。品牌文化同理。我认为，我心中的烈火，无论来源于创造的热情，还是来源于对狗群的愤怒，它都烧得太旺了，容易灼伤灵魂。所以我要在天山路消防队门口放血，让他们看见这道火光之后，拿高压水枪给我灭一灭。
如果你能看到这个视频，请帮我把手机寄给手机壳背面的地址，他是我的好朋友，发小儿，做新媒体运营的，他一定懂我的意思，也知道怎么运作这个事件。我又不能直接跟他说，说了他得告我妈。嗯……最后，我想说，在愚园路579弄15号仓库里，有一千五百件‘自由寻觅者’T恤，从S到XXL，都有。我不允许它以低于五千八的价格出售。还有另外几十个我的创意点，有羽绒服的，防风衣的，裙子，裤子，鞋子，我都想到了，写成了PPT，和衣服放在一起，够上新两三年的了。就是需要设计经费而已，我想对时不我待的继承者说一句话，‘亏了谁，也不要亏了创造者。如果打广告需要花一千万，付给艺术家的钱就得是一个亿，懂不懂？’”
视频结束了。定格在手机上的是男人垂下眉眼的样子。王思林拿着同事的手机，左右侧身穿过舞池，到酒吧门口蹲了一会儿。酒吧深处传来DJ的尖叫，把克利斯提亚诺的尾音拉得无比长。同事今晚运气不错，搂着一个身着白色包臀裙的女人出来，问王思林要手机。王思林把手机还给他，之后掏出自己的手机叫车回家。车很快到了，王思林躺进后排座位，司机问他上不上高架，他说导航说上就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