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我到唐山的时候，是何伟来接的我。

她穿着一件蓝色的防晒衣，把头从副驾驶的窗户上伸出来，喊我上车。火车站来往的车辆很多，我已经在这儿等了她半个多小时。盛夏炽热的阳光烤着大地，烤着在马路牙子上揽客的出租车司机，也烤着我。所以见到她的时候，我已经有些不耐烦，但还是硬挤出了一个笑脸，感谢她专程跑这一趟。

我和何伟之间，一直都维持着这种表面的和气。相较于昔日的热络和之后的针锋相对，这算是我们都很喜欢的相处模式。

“知道你要来，你爸下午带着你妹妹去给你买了礼物，你肯定会喜欢。”车开得不快，她絮絮叨叨的，像每次见到我时那样唠叨着，“你爸虽然人品不行，但他心里还是有你的。”

说完这句话，她扭头看了我一眼。我没有吱声，脑中还循环着她说的前一句话——老高带着他小闺女去给我买礼物。我心微微一动——这么久以来，何伟终于肯让她闺女知道我的存在了？

什么时候毕业？男朋友还谈着呢吗？你爸真不是个东西。这是每次见面，都卯不过去的三大话题。因为此时车上只有我们两人，所以前两个话题被飞快地带过。她开始像之前无数次那样，花式吐槽我那个渣爹老高，吐槽他是如何用不入流的花言巧语，把她这个“家庭背景雄厚”的黄花大闺女骗到手的。

“他那时跟我说，他在老家的房子是海景别墅，可以躺在房顶看大海。”她一边小心地避让着旁边的油罐车，一边愤愤地说。我笑了笑，没有接话。我妈之前跟我讲过，老高还在北京当兵时就把房子卖掉了，这种鬼话可能也就只有何伟这种年轻气盛的小女孩儿才会相信。

“太可气了，后来我跟他回家，才知道你们老家的村子根本不靠海，破了吧唧的土屋，根本不是什么别墅。”她说完，又习惯性地添上一句，“你爸就是个骗子，彻头彻尾的骗子。”

2

说起来，我那个骗子爹和何伟之间的纠葛，从我出生不久就开始了。

老高是山东丘陵地走出的农村子弟，家里几乎一贫如洗，偏偏他又是个心气儿高的，不愿意像上头的五个哥姐一样守着几亩良田过日子，再娶个没有文化的农村妇女生个农村娃，来日像他一样哀叹自己的命运，痛恨自己的出身。

他这样心比天高的无为青年，在农村根本待不住。幸好我爷爷奶奶怜惜，生了他一副好皮囊，又一路偏宠紧着他吃，养了个一米八几的大个子。老高十六七岁的时候，上头到村里征兵，他毫不犹豫报了名，准备通过当个好兵走上仕途，最好再当个高级军官光宗耀祖。

上天眷顾，他被分到北京三军仪仗队，由黑黢黢的农村子弟一跃成为“国家的脸面”。平心而论，老高当仪仗兵的时候吃了不少苦，训练时不知踏烂了多少马靴，还熬了一身职业病，时常闹到医院。有一次他旧病复发长期住院，病友恰好是我妈的同事。那个年代，像他这样农民户口的穷小子，能找一个工人阶级的城市女人当老婆，是非常有面子的事。病友牵线搭桥之后，两人谋面不过两三回，我爹就凭借他令人脸红心跳的一沓情诗和一手苍劲的钢笔字，成功俘获了我妈的芳心。他们像世间热恋的情侣一样憧憬着浪漫又坎坷的一生，却又像牛郎织女一般分隔两地期待奢侈的团聚。谁知婚结了，日子过了，团聚少了，没有浪漫，只有坎坷，我就是那第一个坎坷。

我爹不喜欢我，从我出生时起就是这样。他说因为我是女孩，所以挡了他升军官的道。之前他的两个战友，生了儿子后都升了官，只有他生了个闺女，原本可以提干的机会也被关系户顶掉了，一把年纪了还是个义务兵。眼看着在仪仗队提干无望，他把我和我妈扔在家里，又跑到了东北当教官。在那里，他认识了何伟，白莲花一样可爱的小女兵，父亲和叔叔都是唐山有头有脸的人物，在退伍军人安置方面很有话语权。

说实在的，老高算是个有能耐懂情调的男人。他学会了弹吉他，也苦练了一番二胡，据说唱歌也不错，一首《女儿情》唱得婉转多情。所有的这些，都成了他向何伟展开攻势的倚仗。当时在部队里，老高并不是年轻能干的何伟唯一的追求者，还有一个英俊的男军官也在暗暗地向何伟表达心意，后面的这位，我叫他小亮叔叔。

我妈带着不足三岁的我到部队探亲时，很快便发现他们三人之间微妙的关系。在我妈心目中，何伟是个心机颇重的女人，比如她当面对我好到贴心，背地里却因为我的到来对老高大发脾气。花心老高的日子不好过，既要敷衍着远道而来的妻女，又要哄劝着他闹情绪的小女人。不过虽然我亲爹不愿理我，好歹还有善良风趣的小亮叔叔，经常带着小不点的我去逛去玩，在我早年零星的记忆里，很幸运地存上了小亮叔叔的影子。

从东北离开的时候，一切都变得明目张胆了起来。我妈带着我千里迢迢地来，千里迢迢地走，不知那时年轻气盛的她，看着自己的丈夫向别的女人大献殷勤是什么感受；也不知那时初为人母的喜悦，被丈夫对孩子的厌恶冲淡了多少。老高怨我，憎我，我成了他追求女人过程中“不光彩”的印记，也将成为何伟的原生家庭无法接受老高的直接原因。不过这种尴尬，很快就被他们两人巧妙地克服了，在外人面前，他们对我的存在只字未提，往后的将近二十年间，老高销声匿迹，从我的生命里彻底淡出了。

3

那次探亲回来，老高开始强硬地提出离婚。在九十年代的三线小城，离婚是件极不光彩的事。我妈挽回了几次，但黄金不足浪子不会回头，何况是老高费尽心思才奔来的“前程”。他和何伟确立了关系，打算把我这个“不光彩”的旧产物扔到老家去，就是他奋力出逃的破败的老家。对他而言，我这个灾星在哪儿长大无关紧要，只要下一个爱情的结晶能够给他带来体面的城市户口就行。

当然，从我的角度去看待他们两人相识相知白头偕老的历程，是不公允的。好在我妈强势地留下了我，以防我这个绊脚石再沦为他们爱情的牺牲品。他最后一次来小城看我时，我正高烧住院；不知什么原因，何伟也跟了过来，他们在火车站广场拉拉扯扯，大吵一架。老高一个人去医院看了我，用美食诱惑把我拐下楼去——伟伟阿姨想见见我，但或许是碍于自己不太光彩的身份，她没法光明正大地出现。当时我才五岁啊，烧得昏昏沉沉的，却莫名地记得那一天的点点滴滴。那天，我和父亲最后一次见面，我问他什么时候再来看我，他说很快就来，可是他再也没有来。

我思念父亲，却不能说出口。我记得那个小个子的“伟伟阿姨”，隐约知道爸爸大概是和她结婚去了，可是我不能理解，为什么他们结婚，老高就不要我了，甚至就这么完完全全地消失了。

“我几次三番让你爸去看你，给你送钱，你爸他怎么都不愿意去。”

15年后，我在唐山找到了他们。凭借着一点模糊的线索，我找到了他们的家，又从租客那里拿到了何伟的电话。何伟警惕性很强，始终不承认认识老高这个人，直到我自报名号绝望大哭时，她才恍然一般，把在天津工作的老高叫了回来。

我在宾馆等到了何伟，她不再年轻了，个子也比我矮了大半个头，手里提着一大兜水果，一路都在笑。我们还没谈到老高，她就急忙撇清自己的责任，表示这么多年的杳无音信都是老高的意思，她也很无奈。

说实话，我也相信老高办得出这种事，也就没再言语。寒暄了一会儿，她开车带我去接老高，一路絮絮叨叨的，问这问那，但凡提起老高这个人，就怨言颇多，唉声叹气。

他们过得也不怎么好，至少没我想象的那么好。虽然生活富足，老高也如愿获得了体面的城市身份和一个稳定的铁饭碗，但何伟却没有收获年轻时期待的相濡以沫的爱情。在何伟看来，老高虚荣、偏执、爱面子，做人做事只为自己考虑，根本不知道“负责任”三个字怎么写。何伟怀孕时，每天挺着肚子踩着自行车挨家挨户抄电表，风里来雨里去，老高竟然还要她一日三顿回家给他做饭。大男子主义也就算了，关键是眼高于顶，对任何人任何事都充满了情绪，就连何家给他费心安排的工作也看不上眼，日子久了干脆消极避世，甚少跟人打交道。

何伟摇着头，苦笑着，“一个人活在世上，竟然连一个朋友都没有，你想想你爸这个人多么失败。”已经是何伟枕边人的老高，冷血、无情，偶尔还无理取闹。他不疼孩子，也不爱老婆，哪怕人家何伟为了他付出了宝贵的青春，他也不知道珍惜，没几年就又出轨了，妥妥的渣男中的战斗机。

吐槽完一轮，何伟大概觉得心情好一些了，她开始对着我笑，比先前的无数次笑都真诚许多。“这些年，我受的委屈都不能说，在我父母面前还要一直替他说话。”何伟继续絮叨着，语调却出奇地昂扬，让我深切地感受到能够把自己十几年来的憋闷和不甘都倾诉出来，对她而言是多么令人兴奋又满足的事。

4

我们在汽车站接到了老高。正是八月夏尾，老高站在树下，双手叉着腰，不住地注意着来往的车辆。“看到你爸没？那个小老头，前些日子我们去台湾环岛，他晒黑了。”何伟按了一下喇叭，提醒老高转过头来。车慢慢开近，我终于看清了他，穿着一件紫色的半袖，露着黝黑的皮肤，眯着眼睛表情木讷地往车子里瞅。

我没有下车，只用余光看到他拉开后车门钻了进来。我没有扭头，也没有说话，只是目光静静地看着前方，等着何伟笑嘻嘻地来打圆场。“这是闺女啊，这是你闺女。”何伟笑着，转身望着他，又咋咋唬唬说了些别的。老高始终没有说话，我等着他，好像他也在等着我。过了良久，我认输了，微微撇过头，看着他问：“你还记得我吗？”

老高动了动嘴唇，没有吱声。车子尴尬地行进着，只有何伟自己在絮絮叨叨说着些什么。我看着窗外，回想着她一路来的吐槽和怨念，突然觉得又吵又烦。

大概是看出了我的不爽，何伟体贴地把车停在路旁，轻声跟我说，“和爸爸一起坐到后面去好不好？”我推门下车，毫不犹豫。坐在老高身边，瞥着我十几年来日思夜想的父亲，我突然很想大哭一场，然后去操场上跑上20圈，再跟他好好谈谈。

我们没怎么说话，倒是何伟话锋一转，突然开始念叨起老高的好处来。她用深切的话语描述了这些年来老高的痛苦和无奈，以及他们一家对我的思念和惦记。从渣男摇身一变成中国好父亲的老高一声不吭地倚在座位上，好似完全没有听到何伟那席真情流露的话语。我看了一眼老高爬满皱纹的侧脸，之前就算有再多想要拎出来讨论讨论的旧账，此刻也说不出来了。

老高真的和我想的不一样，太不一样。

从小到大，我听惯了周围邻居暗地里对老高崇敬的言论，也以为他对我的遗忘一定帮他挣得了一个锦绣的前程。虽然记忆里的他已经有些消磨褪色，但我也总觉得仪仗兵出身的老高应该是个意气风发的男人。亲戚们把他吹得神乎其神，上高中时我去亲戚家小住，还听那位朴实的表姨妈感慨，“如果你爸还在这儿，我们家涛涛一定就能进部队当军官了。”

我笑得尴尬，老高一个穷小子，哪有这么通天的本领？那个表姨惊奇地反问，他不是找了个省长的女儿吗？那权力应该大得很！这句话把我吓得不轻，这才知道老高这个人究竟虚荣到什么份儿上。虽然知道何伟家里不过是个普通的市级干部，也不像亲戚们不着边际的臆测那样将老高奉上神坛，但我觉得老高过得应该是不错的，至少能够像他曾经期待的那样坐在明亮的办公室里吆五喝六，挥斥方遒。

可是眼前的老高，满脸皱纹表情讷然的老高，真的太“失意”了。他的眼睛眯着，深深地陷在眼窝里，目光浑浊，呆呆地盯着前方的椅背，佝偻的背部努力地挺着，像个做错事的孩子。“我在电力公司当小工。”他嗫嚅着，声如蚊呐，“在天津下面的一个县里，所以平时不在唐山。”

他大概是在解释为什么没能第一时间赶去接我。说完这话，他又不自在地看了看窗外，嘴唇动了动，像是想说什么，又生咽了下去。我看着他颓丧的模样，从来没有想到我们的久别重逢会是这样的场景。可能是因为他的惨淡，我对他反倒没有从前那样深的怨气，转而有些亲近和同情。我想了想，还是认真地问起一直想问的那句话，“你记得我的生日吗？”

他掰着手指，常年和电线打交道的指肚上长满了老茧，“你是五月生的？”他低着头，小声地计算了一番，“你是七月生的吧，反正是夏天。”我心中涌起一阵苦涩，但是却无法说出口。在之前的无数年里，每当生日的时候，我都会默默地想，会不会在陌生又遥远的地方，有一个男人偶然看到了手机上的日期，突然想起他在远方还有一个骨肉相连的亲人，在等着他回去。就算再不喜欢那个孩子，他会不会也心头一软，想起小女孩追着他叫爸爸的模样，突然兴起回去看看她的念头。

可是这些，原来只是我的奢望啊。他不记得，他根本什么都不记得。

我止住想哭的冲动，用搭在窗户上的那只手死死地撑住额头，挡住眼睛的酸涩。何伟坐在前面说了些什么，声音有些哽咽。我没理会她，老高也没有，我们只是沉浸在各自的世界里，无声地沉默着。这种时候，我真的不知道该说什么，还能说什么，还要怎样说。

下车后，何伟体贴地要老高带我去喂金鱼。我们买了鱼食，挤在亲热的家庭中间，动作机械地往池塘里扔着面包屑，看金鱼争相上来抢食。

“你高考了吧？在北京上大学？考了有五百分吧？”老高突然开口，声音皱皱的，很容易就被旁边孩子们的欢声笑语淹没了。

“六百多分。”我扔着鱼食，余光瞥着他微微佝偻的背颈，心情复杂。这么多年的分别，我长大了，他变老了。

“你妈妈把你教育得很好。”他点点头，突然咧开嘴笑了笑，很是欣慰的模样。我以为自己眼花了，转过头去盯着他爬满皱纹的黝黑的脸，这才发现他是真的笑了。我盯着他，手在袋子里抓了半天，低头才注意到鱼食袋已经空了。

那天我们去逛了唐山的一些湖湖景景，又去海鲜店里大快朵颐了一番。说来也怪，我原是不爱海鲜的，总觉得螺壳扇贝身上都有一股怪味。但老高说靠海吃海，我身上应该有爱吃海货的基因，那天我也就吃了不少的虾兵蟹将，觉得这个时节的螃蟹真是又肥又鲜。那晚我没有同他们一起回家，总觉得我们这三人凑在一起硬装出一副亲亲热热的样子，是很奇怪的。何伟说为了专心陪我，她专门把女儿送到了姥姥那儿，并谎称是自己战友的孩子来了，如果这两日不小心在街头碰到，叫我不要说漏嘴。

对于这些，老高没有表态，也没有反驳。在他和何伟的关系里，他没有说话议价的权力，这一点我从最开始时就意识到了。再者说，可能老高自己也不愿意我大摇大摆地跑到他二女儿面前自报大名，有损他在何家无能良婿的形象。我们各怀心思，匆匆地告别了这对每个人而言都兵荒马乱的一天，第二日，我就带着何伟送别路上新吐的苦水，逃也似的回到了北京。

5

我觉得，何伟真的把我当成了她唯一的倾听者。离开唐山后，我极少再和老高联系，却时常接到她的电话，控诉老高在这些天又犯了哪些浑，作了啥子事。有时候我听得烦，就把电话放在一边，继续做着手边的事；十分钟后再听，她依然在源源不绝地抱怨着，完全没有发现我根本没在电话旁。

我觉得她简直太负能量了，日子久了就生出一股恶毒——这是个什么时代，小三都能向被她的“爱情”伤害过剥夺过的小孩吐苦水了？

“如果我当年和你小亮叔叔在一起就好了。”

“如果我和你小亮叔叔结婚过日子，肯定过得比现在好。”

“你爸这个骗子，说小亮叔叔这儿不好那儿不对，不然我也不会拒绝人家呀。”

尘封了数年的小亮叔叔重新被提及，竟然是在这样的情况下，确实令人意外。但是想起儿时小亮叔叔和善的模样，我就更加反感何伟的悔意——人家善良的小亮是怎么得罪你们了，年轻时要受到渣男的诽谤，二十年后还要成为怨女追忆的青春？

我和何伟开始产生一些正面的冲突，最初时只是言语不和，我不再像从前那样老实地听她埋怨吐槽；后来矛盾升级，我干脆拒绝接听她的电话，也不再去关注他们一家的消息，眼不见，耳不闻，心就不烦。可是老高还是不安分，他莫名地想要促进我和何伟的关系，让我们像“小姨和外甥女一样”亲切和谐地相处，今天动员何伟给我打个电话，明天劝说我给何伟买个礼物，一来二去的，我们都觉得烦，我还发了个朋友圈，说自己就是个异类，对于以前的点点滴滴，哪怕接受，也无法原谅。

这句话惹毛了何伟。公选课上，她一遍遍地给我打电话，直到我找个没人的地儿接听，话筒里传来她怒气冲天的一句——“我告诉你，你爸你妈当年离婚，和我一点关系都没有！你也不用把我当那啥看待！”

“那啥”是啥？小三么？我体谅她说不出口的尴尬，不追问，也不反驳，只是听她愤怒的控诉和委屈的痛哭。在她的心目中，我终于变成了和老高一样的人，白眼狼，没良心，不遗余力地折磨她伤害她，对她的所有真心视而不见。

有那么一瞬间，我涌起一阵解释的冲动，但是很快就被心头的无力感压了下去。或许是尴尬的身份，或许是天生的性格使然，何伟这个人对我的一切都太敏感，这是我没办法改变的事实。

只有我的重新消失，才能让大家都过得轻松一些。我甚少接老高的电话，几乎断了和何伟之间的联系，就像之前的十几年那样，安安静静地活在自己原本的世界里，接受自己不可能也不应该拥有一个父亲这个事实。

偶然的机会，我和唐山的同学一起做开滦煤矿的研究，再一次到了这个城市。老高知道了我的到来，硬是让我去家里吃一顿饭。何伟热情地把我接到家里，却在上楼前叫住了我，告诉我她和老高的女儿也在家。这个曾经说要像小姨一样疼我的人，不好意思地跟我说，“等下见到你爸，先别叫爸爸，叫他叔叔吧。”

这是我最后一次去他们家里。从这之后，我再也没有去过唐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