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黄守昙
自从父亲由保安改做荷官，家里的收入就有所增加了。为了庆祝一下，母亲决定全家去贾伯乐提督街的鮨味亭大餐一顿。大概用了半小时，母亲才化完她声称的“简妆”，对于眉笔、口红、粉饼腮红，她有着堪比职业的娴熟，我们都管那套仪式叫“画皮”。
我问过她，你看过周迅演的《画皮》吗？她却反问我，我有那么好看吗？她坐在梳妆台前，一边对着镜子压低上唇，把人中撑长，然后压低下巴，触电般快速微笑，又快速平复。她总讲，口红涂得好不好，得通过笑容才看得出来。母亲有一套自己的理论，譬如擅长微笑，涂口红当然也不能拖后腿，更不用说微笑是她的职业武器。通常我都不置可否，只知道明显她未看过《画皮》。
在玄关穿鞋时，母亲又瞥了一眼家里的阿姨，她吩咐这个瘦成辘甘蔗的越南女人，记得将衣服从阳台收下来，折好，摆进各人的屋子里。阿姨含糊着回答，知啦知啦——语气是不耐烦的。这个越南佣人来我家已经半年，我以为母亲已经习惯她这副样子，没想到她依然忿忿。母亲讲，你最好讲到做到。阿姨软中带韧地回击，明啦，你们快出门吃饭吧。
我们都静静地看待这场口水战争，母亲看着我们默不出声，像是脸面受到侮损，只好又对越南阿姨讲，你记住，折衣服不要侧折啵，我要正面的那种折法。回来我见到这些衣服，就要像逛商场见到的那样。听到未？
那个越南阿姨倒是很古滑，又用起那招数——假装听不懂广东话，径直走到厨房里去了。母亲看着我和弟弟，呼了口气，一边穿鞋一边讲，这么女人太嚣了，好在你们大个仔，不然我惊怕她半夜掐死你们。弟弟没有回应她，我们都知道，母亲不过是要将我们和她绑在一条船上，因为父亲总是谦和的那一个，她需要培养同仇敌忾的战友。在这点上，我家的男人整体更像外人。
临出门，已经穿好鞋的母亲还踩返屋里，把沙发缝夹着的电视遥控放入她的手袋，得意地看了我们一眼。从家到餐馆一路上，她一直讲那个越南女人的坏话，讲她爱偷懒，偷看电视！工作时间打电话！用自己的手提电话打便算了，有一次她回家取产品资料，还捉到越南女人用家里的座机打电话，最可恶的是，那女人被发现了还面无愧色，径直行去露台晾衫裤！母亲讲起来这些，神色激动，反而更像一个外劳在数落自己的雇主。只不过一见到街坊，她又会立刻换副面孔，闪电般微笑，问人家，又出街买菜啊？我们今天出去吃！顺带问候对方孩子去了哪所中学，老人去了哪家养老院。我们家三个男人就站在一旁，等着，一直等到对方不好意思了，母亲才回到我们的队伍中来。她掩着嘴细声讲，都怪那个人口水多过茶。
我们更习惯沉默，在餐厅也是。母亲是“话筒”的唯一执掌人，她从不期待能得到我们的回应，只见她，戴着手套一边往嘴里塞寿司，一边又如同开关被突然摁下，喋喋不休地抱怨起来——抱怨女佣，抱怨中介，甚至抱怨越南与甘蔗，直至被芥末辣出眼泪，她才收声。她从餐桌上的纸巾包抽免费纸巾，快速得就像魔术师一样，但要扑上脸时，却又小心谨慎，像是怕损坏了她的皮。
泪流不止，母亲却依然给每件寿司沾上重重的芥末，似乎要借此机会不吐不快，我和父亲也安慰她，好像她是真哭了一样。可惜母亲不领情，她自顾自地讲，你们就当白脸好了，黑脸我来当。过了一阵好不容易平息下来，她又突然讲，我现在就要打给佣介公司，要求换个阿姨。父亲讲，先吃饭啦。她不依不饶，瞪大了眼睛，伸手入包里拿电话，在我们三人的注视下，她却将一个电视遥控器掏了出来。我们自然笑出声，弟弟也揶揄她，你打吧打吧。她在一旁先是哭笑不得，又像是憋不住，只好按住肚子笑了个饱，这样笑了一阵，还抬起头不许我们笑她。
笑归笑，母亲还是雷厉风行，隔天就炒了那个偷懒阿姨的鱿鱼，重新请了一个。那天，我放学之后去接弟弟，负责确认接送的老师却讲，你弟弟已经被佣人接走啦。一时间，我还以为是别人家接错，或者是那个懒鬼阿姨报复，我甚至想到，她会不会把弟弟带去无人的公园，或者仓库，然后将他掐死。但很快我又释然，谁叫他顽皮呢？何况想掐死这个小霸王，也是轻易做不到的。讲是这么讲，但我还是很焦急，赶到家里一看，弟弟已经在沙发上舔着本属于我的雪糕筒，而一个黑黑的、有点胖的中年女人正在厨房煮饭。
她见到我时，露出了一排白牙。她用一声粗简的广东话问我，你回来啦？语气就好像我才是闯入者。她一边把切好的西红柿按进锅里，一边问我，你是不是哥哥？我觉得这些都是不答而知的问题，反问她，不然呢？她像是没料到我会这样应答，动作明显迟滞了一下，我想，或许她也因此认定了，我们是不好相处的人家。
的确也是，想了想母亲骂人的样子，其实我早点打破她的幻想，也未必是坏事。我被自己的想法吓到了，这倒像是母亲会讲的话。过去，对新来的保姆，她总会先来个下马威，黑口黑面冷待几天，她讲，这是有战术的，后面我们再对人家好，人家就会感恩戴德。我心里却想，家里的小房间已经住过来自越南、菲律宾、印尼的阿姨，她们性格不同，经历不同，却没有一个能把母亲的战术应验，也不知她的自信从哪里来。
或许还是不够像母亲，我比她更容易心软，想到面前这个陌生女人，在异国他乡务工，一下就要遭受雇主家无来由的敌意，也是挺可怜的。于是我讲，我放学去弟弟的学校，没接到人。讲完也没有等她解释，我就回了客厅，弟弟正斜躺在沙发上，十分悠闲地看着卡通片。我问他，作业写好啦？他一下子坐直身，似乎想讲什么狠话来反击我，我没有留下空隙，即刻又问：怎么回事啊你？见过她吗你就跟着她走！如果是坏人怎么办？
可能是我气势十足，也可能是他吃人的嘴短。他小声嘟囔着，她是拿着家里的钥匙来接他的。我更加生气地讲，上面个锁匙扣，全澳门随便一个人都有。那个锁匙扣是澳门回归十周年的纪念品。弟弟不再讲话，他低着头，偷偷瞄着电视，我见他战斗力如此低下，推想他今天心情一定不错。于是我问他，今天仪仗队表演怎么样啊？他没有转移视线，只是嘴上讲，挺好。他以前只会讲，不就那样吗。新来的阿姨端了一盘西红柿炒蛋出来，讲趁热吃。我双手交叉在胸前，质问她，这么早做饭干什么。她讲弟弟饿了，先煮点东西垫肚子，顺便让你们试试我的手艺。我不再理她。
吃饭时，我才知道她又是个越南人。我见到她有一处纹身在手臂上，只是她本身肤色暗沉，不易察觉。纹身的内容是几个越南文字，我不识得。但我怀疑，这些纹身可能写的是她的名字和故乡。我听之前的女佣讲过，她在家乡的海边见过浮骸，上面就会有这样一行纹身。她讲，那些以海为生的人，出海遇到风浪不幸罹难之后，他们的尸首会有一定的几率被发现，虽然被海水泡发，面容难辨，但有这样一行纹身，就可以轻易找到死者的故乡和家人。
新阿姨站在一旁，笑盈盈地看着我和弟弟吃饭，她做的番茄不错，不知道是选得好，还是煮得好。我不时看向她的纹身，倒是觉得她一定经历过什么，电影里的恶霸总以弹跳的胸大肌恫吓良善人，上面往往有花色纹身，或龙或虎。人愿意承受纹刺的疼痛，是不是对死亡有前置的敬意，我甚至想象着，面前这个爱笑的胖女人，如何在茫茫无际的大海上飘荡生存。我还记得那个女佣讲过，一般偷渡客才会纹，要不然就是打渔的。
新阿姨让我们叫她曼达，她讲话也总是笑瞇瞇的，不论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是问句，或是平常的句子。母亲讲，如果一个人太多笑容，内心往往阴鸷，别看她对我们表面温和，遇到其他人家的女佣，照样能将白的讲成黑的，骂尽主人三代，代代花样不同。毕竟母亲是做销售的，我们都相信她深谙此道。她也会和同事一起点评那些令人讨厌的顾客——好讲价的中东客、斋看不买的台湾客和大手大声的内地客。她在顾客背后，可以骂一万句，但挂在面上——她的口红总是轮廓清晰，色泽完美，表情是笑口常开，恭喜发财。
其实黑口黑面的那几日一过，她对曼达就恢复了礼貌，譬如见到我没称呼阿姨就使唤人家，或者在她帮忙盛饭时，忘记讲“唔该”，母亲就会恼我，讲，你不可以这么没有教养。她真诚生气的面孔，有时令我怀疑，她其实是自嘲高手。最记得有一次我感冒，瘫在床上不想换垃圾袋，我一边玩手机，一边大声叫喊，帮我换垃圾袋！结果被母亲听到，她冲入我的房间教训我，讲要先称呼阿姨或者曼达，之后再讲你的要求，这样才有礼貌。母亲戴着一次性手套，上面沾着一片黑色的药渣，头发散开，像个通厕工，我很少见到她这样，她总是十全准备，容光焕发，我没想过她会亲自煮中药。
母亲教训完就出去了。只见阿姨端着一碗凉水，步伐小心地走进来，但我正看着电子鼓的视频，就叫她摆在书台上。曼达换好垃圾袋后，坐在我床边的椅子上，望着我，但是我却当她透明。这时，阿姨凑近看了我手机屏幕一眼，又把药端起来，讲，你喝了它再看。她的动作让我很不高兴，她不该这样，就连母亲，也都从来不会偷窥我的手机屏幕。
我吸了吸鼻水讲，我已经好了，不喝了。她不依不饶，但是保持笑着，讲，你如果把药喝了，明早我帮你排上海包饺王的煎包。她知道我的弱点，街口那家上海包饺王出名难买。老板讲是来自上海，但在澳门赌输了钱，娶了青洲一户人家的女儿，才有本钱租借了这间店口，卖卖手艺。他的手艺无人可比，个个煎包都有十八道褶子，每次都能将一个个白花花的面球煎得底酥顶油，汤饱不漏。煎包还没出锅，香味就已经过了三条街。
他一日煎出六锅，巳经独力难支，有人劝他雇工，或者让老婆帮手，他都笑着摆手讲，一个人够了。原来他家的包子也不算很难排，但那些巳经无料可写的美食博主一将这间小摊曝光，店前即刻人龙大摆，后来内地游客多了起来，几乎每天只能留一锅给街坊。每当我抱怨的时候，母亲也会讲，这些人怎么不去上海吃，明明生煎包就是从上海过来的嘛。
我无法反驳母亲，更无法拒绝阿姨。我咕咚咕咚喝了药汤，虽然味道真的很苦。我看到曼达也是一张苦瓜脸。她端过空碗讲，还好我们不信中药。我讲，你不信还叫我喝。她转过头讲，我信全世界做母亲的，都不会害自己的孩子。我没有再答她，她突然又问我，是不是父亲晚上都不回来吃饭。我说，最近他排了新班。
隔日，曼达将一盒煎包放在我面前，叫我分两个给弟弟，她自己也拿起一个吃，坐在我床边。她讲，还是花自己钱买的东西好吃。她平时在我家，都猫在厨房吃饭，我父母叫她同我们一起用餐，她都拒绝，讲没有这样的习惯。吃完煎包，她突然讲起今天去排上海包饺王，好像见到了档主的老婆，原来是个痴呆的，一团黄色的鼻涕搭在嘴唇边。她讲得很恶心，但我只是讲，难怪那个老板要娶她。
我看到曼达拉下脸，一阵沉默，她抬起一次性筷子又放低，看上去很不安。她突然开声，这样的女人也有丈夫。她的声音里，似乎是有些不甘。我有些诧异，不知道她接下来会讲什么。但她只是望了望出面，讲台风又要来了。后来我才知道，原来曼达的丈夫已经过身，留下她和她的四个儿女。记得有一次洗碗，她不小心让手机沾了点水，就跑来向我借吹风机，母亲跟她讲过，那是要申请才能使用的。她的手机很老，是早一代的那种手机，我看着她把手机电池的外壳卸下来，掉出里面的一张小照片，是她和五个小一点的孩子。她很高兴照片没有受损，还将它递给我看。上面没有丈夫。
我问她，你的孩子吗？曼达指了其中一个，讲，这个不是，这是我姐的孩子，其他四个是我的孩子。他们的父亲呢？曼达迟疑了一下才用广东话回答我，死了，台风，出海，死了。我很轻地说了一声，哦，便不敢再问，怕惊动了她心里某处柔软的伤痛，但她脸上分明没有露出哀色，甚至还笑了笑，像是反过来宽慰我，此时，她手上的纹身在房间的灯光下，显出一种难看的清晰。接着，她讲，没事。我可以有别的男人。
夜里睡觉的时候，我想起曼达的儿女们，他们统一的黑、瘦，像猴子，一定很有活力，会打架，打不过也会挠人，那该是一个很吵闹的家庭吧，或许曼达来澳门，是为了逃避他们呢。原本我以为，真正理解曼达是很难的，我无法想象四个岁数相近的小孩一起生活。因为一个弟弟，就已经够我受的了，他简直是哪吒上身，我一度怀疑，他是母亲去柿山的三太子庙求来的。尤其他进了学校的仪仗队，就越发自以为是了，虽然他傻傻的样子，被发配去做个大鼓手，真是恰如其分，打大鼓，一首下来，只需要记得几个节点就够了。发傻的还有他那双打鼓时才戴的白手套，他待它们如珠如宝，甚至怀疑我有夺好的动机，他讲，毕竟要进仪仗队，也不是想进就能进的。
因为弟弟，我天真地想过，要向学校申请一个科学研究项目，研究曼达家四个小孩是如何共处的，可还没等我想法破灭，曼达就和弟弟起了冲突，其实严格来讲，也只是弟弟单方面发脾气。冲突来自弟弟那双白手套。曼达每次想帮他洗，他都拒绝人家的殷勤。为了这对手套，他甚至自己掏出零用钱，买了一块肥皂专门清洗，还对曼达三令五申，不允许她染指。我一度以为他们俩关系不错，因为曼达很纵容他，总替他处理手尾，帮他掩盖一些罪行，弟弟也经常在母亲面前暗示，曼达对我真好！我最喜欢曼达了！听上去倒像是一种计略，一种试图引起母亲妒忌的计略，计略的正名叫鹬蚌相争渔翁得利。
有一天，他从仪仗队回来，就进浴室洗好了手套，到阳台遇上阿姨，阿姨不大高兴，说我来就好，却再次遭到弟弟的拒绝。弟弟撒娇一样地讲，这个我自己来就好了，我长大了，要自己负责的。出了阳台，弟弟又偷偷和我讲，曼达洗碗收垃圾，手肯定脏死了。而当他讲这句话时，她正在阳台上晾我们的底裤。
过了一晚上，“海燕”浩荡而来，风雨骤急，曼达把手套从衣架上收起来。天文台挂了风球等级，学校自然放大假，弟弟知道隔日不用上课，前一晚兴奋过头，玩了通宵游戏，结果睡到中午才醒来，一醒来就见到自己的手套，和父亲发牌的手套、母亲卖表的手套放在一起。他自然大为光火，坐在餐台上，有意无意地发脾气，打翻橙汁、或将饼干袋里的碎屑倒在椅上。但曼达没有露出半点愠色，只是一个人静静地收拾，就像她在厨房自己吃饭那样，安静，守序。我想，也许这是她从四个子女身上磨砺出来的。
台风后，曼达请了一次假，和她的同行姐妹出去。母亲讲，估计我要狂打十二个喷嚏了。我放学回家时，经过上海包饺王，有个污糟邋遢的女人坐在铁锅盖上哭喊，人群包围住她，直到几个穿着人字拖的男人拖走她。曼达也在人群中，她见到我，就和我一同回家，路上她讲，听朋友讲，档主转行了。我讲，那以后岂不是吃不到了？这么好生意，怎么关门不做了？阿姨没有接我的话，她只是努努嘴讲，好像去了新葡京做事，或者威尼斯人。可能他还是离不开赌。
在我们中学里，好多同学的家庭，都是手套之家，他们的父母和我的一样，要么在赌场工作，要么在名品店工作。如果加上不时去星级酒店门口表演的弟弟，我们家，简直是澳门面对世界的窗口。曼达曾讲，她不明白，为什么这些工作要戴手套，又不是医生。未等我应答，弟弟就讲，只有你洗碗时才不戴，人人工作都戴手套的。她突然不好意思起来，揉着手指的关节，讲，我不习惯戴手套洗碗，觉得洗不干净，你看，包饺王的档主也没带手套，封包子的时候，手指多快。
后来，父亲有一次跟我讲，他在赌场里，见到一个荷官同事，长得好像是包饺王的档主，一问果真是。据传，他面试时发牌手速极快，还会很多花样，能把牌捏出各种式样来，可谓做牌如做包。父亲很喜欢和我讲赌场发生的事，但是次次都是点到为止，每到精彩处，就硬生生把话吞回去，可他这样做，就像影片前的暴力画面警告，总能以警示来撩动我更巨大的好奇。他讲，赌场不是好地方，你别太关心。父亲总令人扫兴，好在曼达也是赌场奇闻的传播者，她知道许多风云故事，我也不清楚她从哪里听来的，总之十分生动，有些也和父亲讲的很像，但她愿意把故事讲完，这一点倒远远胜过父亲，后来我索性也只听曼达讲了。
有一阵子，母亲心情不太好，她总抱怨自己事事无成，工作业绩提不上去，而父亲奇异地没有安慰她。在这关头上，我和她吵了一架，她嫌我考试英语成绩不好，讲我顾着玩，不学习，骂到最后，她才讲到重点：你要买电子鼓，我一毫纸都不会给。我也不高兴，大声讲，不给就不给！大不了揸把菜刀打劫表铺去！那自然是一时气话，但母亲面色极差，甚至有分分钟掉泪的样子。去年，母亲就职的表铺遭人打劫，一个中年男人持菜刀入门就斩，但听讲他收表的蛇皮袋又旧又破，一只只劳力士又从破洞里掉出来，明显并非有经验的匪徒，所以很快就被男店员伺机制服了。虽然母亲身上没受伤，可心里留下了阴影，有一次曼达在厨房切菜，菜刀在砧板上铿铿作响，她很失态地喝了曼达一声，讲不要再切了。这是曼达后来跟我讲起的，她让我要体谅母亲揾钱艰辛。
好吧，其实我也没想过，有一天会去偷弟弟的钱，我更愿意称之为借。要不是和同学约定合买电子鼓，我也不会心急，晚买早买本无所谓，只是不能失了同学面前的脸。一开始我只想取母亲的钱，顺便惩戒她的失信。但家里有阿姨这个外人在，母亲定不会将钱银随意放置。我只好向弟弟的银包下手，阿弟丢了钱，哭天喊地，他质问阿姨有没有看到，阿姨讲没有。他便坐在客厅的沙发上，像个坐地炮，含沙射影地四处开火：屋里入了贼啦！也不知道他是在骂谁。
弟弟粗心大意是出了名的，以往他丢了钱大吵大叫时，我就会闹他讲：你心眼比钱眼大，活该跌钱。这次或许因为心虚，我只是把自己关在门内，戴住耳机看电子鼓教程影片，但鼓声开到最大，也盖不住他的骂声。阿姨入了我房间，她捏着那双斑驳的手，像一个犯了错的孩子，咿咿哦哦很久才开口，问我的鼓还缺多少钱，她想借钱给我。她讲做人，不可以拿不属于自己的东西，还以上海包饺王为例——她讲，包饺王偷了赌场很大一笔钱跑路，后来被人追杀，斩死了。
曼达自顾自讲着，让我觉得很沮丧，羞耻得不敢看她，我想赶走她，但没有开口的力量。见我不理会她，她只好延申到自己的丈夫，讲他明知台风天快到了，还敢出海捕鱼，她也劝阻过他，可他讲没事，海王爷会庇佑的——人拿不该得的东西，老天就会惩罚他。她丈夫连尸体都找不到。作为一个女佣，她劝得太多，多到没有她职业应有的样子。她手上的纹身像一种死亡的信号，在佐证她的立场。
晚饭，爸妈没有回来，曼达掏了一把钱给了弟弟，讲在脏衣篓里找到的。数字可能有点出入，因为阿弟哭喊时也只讲了个大概，他接过手也愣愣的，清点的时候更是一脸狐疑，时不时望向曼达。曼达气定神闲，她甚至站在厨房门口吃一根蘸白砂糖的黄瓜。原来，她并没有看上去那么恭顺，这场心理上的绞战我已经输了。我私下跟她讲，我会每个月还她一些，那时她正单独在阳台晾衣物，听我这么讲，她就笑了。而她身后的银色晾夹盘，挂满白手套，分明像极了一张张垂头丧气的降旗。
母亲很快给我请了家教班，恶补英语，她在餐桌上，当着父亲的面，对我讲，你英语不好就只能去读内地的学校，但你读得又肯定没人家勤力，将来都不过是返来，学你老豆（老爸）做荷官，上班连口都不用开，只要识得发牌和收发筹码就够。母亲讲得出，做得到，心狠手辣是她一贯的做派。为了防止我买电子鼓，她给我的零用钱都比以往少了，但无论几少，我都会挤出一份还给阿姨。不过，日子忽然就变得拮据，以至于有时去同学家玩鼓，我也只能步行过去，或者搭赌场的直通巴士。
好在，澳门就这么鸡心点小。
但不幸的是，我还是被母亲发现了电子鼓的事。一日，她一下班就问我英语成绩，还检阅我的英语试卷和作业簿。她表店的白手套还没有脱下，这使得她翻动纸张的动作，看上去就同警察侦察凶杀现场一样。但我成绩略有提升，她没处下嘴，只好单刀直入直接问，你买鼓的钱，哪里来的？
我没有买啊，你不是不给钱吗？我如此应道。
鬼扯！我什么都知道了！我依然不认，甚至心里想，会不会是曼达出卖我，我看了她一眼，她有点惊讶，像是没料到会有这样一场争吵。母亲见我矢口不认，才讲出，原来是我同学的拍卖行母亲告诉她的，也不知道那阿姨是有意还是无意，竟然对我母亲讲，我经常到人家里打鼓。当然，我也没有怪罪同学的意思，他也曾为了朋友间的体面，和他母亲叫过“价”，本质上和我同病相怜，我们对彼此的父母知根知底，他们的笑脸是拿来服务他人的，要是给了家人，总算不得物尽其用。
曼达很同情地看着我挨骂，但她也无能为力。倒是弟弟，一脸得意地擦着自己的鼓槌。可他也高兴不了多久，母亲告诉我，如果你英语还拿不到前十，我就把曼达换了，换一个英语好的菲佣。接着她又讲，只识广东话，是不值钱的。曼达走到母亲面前，非常恐惧的样子，挥着手比划着“不要，不要”。母亲冷冷地说，就看他了。她朝我抬了一下下巴，好像自己是无辜的。曼达眼泪都出来了，跪在地上央求母亲，又被母亲的枪头一指，转过身来求我，她哭着讲，求你好好学英语吧。她的哭声听着令人哀怜，只怪母亲的手狠心硬，纵是我真的看不下去了，也丝毫不想退让。我想，这是战争，注定要牺牲曼达了，我得比母亲更硬心肠。那时我没想到，也许我认个表面的输，就不会有后来那些糟糕的事。
大概是半个月后的一个星期六，我去上英语培训班，外教老师因事没有上堂，我只好坐赌场巴士回家。我轻声入了门，害怕吵醒最近排夜班的父亲，他做荷官很辛苦，赌场二十四小时灯火通明，那里连天花板也要铺成蓝天白云，是一个极力取消时间、视时钟为敌人的地方，父亲讲，这样做，是好让赌客们晨昏不分，尽情豪赌，输到天昏地暗都不自知。
父亲辛苦挣钱，是我们家的共识，尽管母亲挣得最多，她时常炫耀自己的舌头像温柔宰人刀，刀下不见血。父亲在家里一直低一头，他是顺和安静的，是父爱如山里的山，我和弟弟周末都尽量出门，就是为了不打扰他休息。只不过我记得有一次，他下了夜班返来，那时我正在吃早餐，他坐在桌边，慢慢地讲出一句话，那句话没头没尾地冒出来，既不是对报纸新闻的议论，也不是对牛奶面包的评价，他讲的是——我已经练就了麻木。当时我很震惊，这像是他的心里话，是从不会对我们说的那种真话，我不知道父亲为什么会不小心说出来，难道是觉得我已经长大了？大到他认为可以对我掏心掏肺了？
这句话，让我怀疑起他和母亲之间的感情，过去我一直以为他们感情很好，可能因为两人彼此上班时间分错，一个夜班，一个早班，像是被生活有意地错开，以酿就二十一世纪牛郎织女的佳话，每天小别胜新婚。我能想到的，总是有些肤浅，是神话故事而不是日常，日常是冷峻的，细碎的，不伟大的。也许父亲转做荷官了，挣得多了，他不过想要多一点地位？假如不是见到那样的场景，我可能还会这样认为。但事实告诉我们，不能期许任何人在日常里像神一样活着，是的，不能。
正是那个周六，我轻声地旋开门，眼前一幕令我愕然。我见到了父亲躺在沙发上，他穿着睡衣，像是在睡觉，而曼达几乎是裸着半身地从客厅穿过。尽管她后来坚持解释说，她没有半裸，那是一种清凉的越南服饰。但她见到我，很快就冲回自己的房间，留下父亲在沙发上装睡。我想，如果只是一种清凉服装，应该不必这么害怕。至于父亲，我有几次尝试去相信他，相信他其实是真的睡着，但他又素来不喜欢睡沙发，沙发满足不了他对睡眠的需要。
我躺在自己的房间里，有些后悔，宁愿是弟弟看见，他迟钝一些，足以引起父亲和曼达的羞耻心，又不至于让他们恼羞成怒。最重要的是，我不知道，该不该告诉母亲。被一个又黑又胖的越南外劳打败，母亲承受得了吗？以她现今的状态，会不会与父亲离婚，甚至发疯？毕竟一个新手抢劫犯就能把她的凌厉击溃。我从没想过今天，母亲会以柔弱的姿态浮现在我的脑海中，她在镜子前画皮的时候，总有种随时战斗、战无不克的自信。
我想起曼达对我说过，做人，不可以拿不属于自己的东西。这句话显得非常讽刺，像是一只记忆中的火鸟，在催促我燃烧起来，起身去怒骂她，去羞辱她。可是，当曼达换了衣服，推开我的房门时，我有些害怕。不知道为什么，母亲的话仿佛在我耳朵里响起来，也许像曼达这样的外劳女子，会一手把我掐死，她那么强壮有力。嗯，还有纹身。
曼达当然没有这样做，也没有像那天一样跪着央求我。她讲，那是一种越南的清凉服装。我沉默了一会儿，才讲，是么？她讲，是的。我以为她还会给出别的什么证据，然而她没有。她说，她的丈夫不爱她。这又算是什么理由呢？我不想听这些，我想请她出去。
但她坚持地坐在那里。我没有起身把她推出我的房门，只是静静地等着，像是给她一个足够将自己申辩干净的机会，我似乎对曼达会有更高的容忍，即使这可能伤害到我的母亲。也许我对母亲过于残酷，正如她对我一样。曼达继续说话，就像留遗言，她讲，他每次想离开我，我就会穿上这件衣服。我要给他生孩子，他就不会离开我。她的话很朴素，我一下子没反应过来，她又讲，你爸爸是好人，是我勾引他，没有成功。我要工作。
她讲完就离开了，但她那些错乱的句子在我脑海中无限组合，我似乎明白了一些，又似乎没明白。回到客厅的时候，父亲还在沙发上睡着，是的，睡着，姑且这么形容他吧。他发出了鼾声，翻动身子，像是很焦躁。我想，或许他在等多一个目击证人，来证明他睡着了。他努力地表演着，直到弟弟回来时细细的推门声，终于将他惊醒。曼达此时在厨房洗碗，水流的声音明亮，沙沙的，像是能洗净一切不洁。
我经过的时候，见到她戴着一双塑胶手套，红色的。我记得此前，她说过母亲给她添置了手套，要她以后做家务都得戴上。母亲说，女人要学会保护自己的手。曼达那时还跟我说，白手套是用来摸手表的，发纸牌的，红手套呢，是洗污糟的，通屎渠的。表面上有区别，其实不过都是服务他人的。那时她说的话，真不像一个女佣。没等到母亲回来，父亲就出门了，出门前，他吩咐曼达帮他去阳台收下白手套。他们就在我面前交接，父亲还难得大声地讲，曼达，你记得督促他们学习。曼达点了点头。我一下就明白，父亲想要将他和曼达两人的关系，呈现出雇工与雇主之间的状态。
接下来的日子，父亲都没有找我聊天，也没有贿赂我。我甚至在想，他会不会期待我戳穿他，期待母亲情绪失控，让一场大龙凤在家里开幕上演。或许他这些年不为我们所知的压抑，也需要一个出口，一个从唯唯诺诺中喘息的机会。然而我偏不。我想，我比父亲、母亲、弟弟他们当中任何一个，都要喜欢家庭的虚像。只要曼达离开，我也不用继续困扰，况且是她自己说的，拿不属于自己的东西，会有报应。我需要做的，只是把英语考得更差一些而已。
当我将成绩单摆在母亲面前时，我没想到，她好像已经忘了之前讲过的话。她坐在沙发上，只是叹了口气讲，花了那么多钱送你去补习班都没用。我看了看父亲，他在一旁吃着水果，没有出声。曼达正拖着地，远远地，把拖过的地方拖了又拖，就是不靠过来。父亲用牙签戳了一块菠萝给母亲，母亲皱了皱眉头讲，哪有心情吃，你看他这个成绩。
弟弟坐在一旁偷笑。我站着，挨着并不激烈的训，但心里还是觉得不公，明明有人犯下了更大的错。我讲，要么请个会讲英语的佣人吧。母亲看了我一眼，又看了曼达一眼，像是对我的主动感到惊讶，但她没问为什么。我看向父亲，他倒是不动声色，他就是这样的人，不会为我解围，也不会为曼达解围，像是一切都与他没有关系。他还是那个父亲，日夜颠倒的，劳苦又不辞劳苦的，我们的父亲。
弟弟听了我的话，又看见母亲没有回绝，自然有些着急，他指着我的鼻子骂我，你考得不好，凭什么曼达替你受惩罚！他跑到曼达面前，说曼达你不要走！曼达拖地的动作顿了一下，她望向母亲，抱歉地笑了笑。母亲面无表情，这反而是最危险的，当母亲能克服等同于职业习惯的微笑，也能按捺下暴怒，就说明她正在复杂地计算着。弟弟如果再聪明一些，也会清楚，他的举动对曼达更不利。母亲看了看父亲，像是自己很难办一样，但我知道，她在等待，她在等待一场声泪俱下的求饶，等待一个台阶让她的脚可以踩下去，这个台阶要么是父亲一句话，要么是曼达的膝盖哐的一声砸在地上。
但是她不会等到的，什么都不会有的。我讲，就这么定了吧，也赶紧让曼达找新的工作去，别耽误她。
曼达临走那日，打包好了自己的东西，她走到我房间，向我借吹风机，她在这个家里做的最后一件事，竟然是洗头发。我迟疑了一下，但还是借给了她。她就坐在一边，像那天吃上海包饺王一样。热风的声音在我耳边吹着吹着，那声音里的温度带着一种残忍的焦味，接着我就听到了来自背后的哭声。我只好拿纸巾给她，她讲，你要好好学英文。我说好，也认定那是一种祝福。
这时我想起来还欠她钱，一下明白，她可能是来讨钱的。我赶紧起身，把欠她的钱递给她。曼达没有接，她讲，不用了，你留着吧。讲完她还笑了，泪痕在她黑色的皮肤上显得清淡，她的白牙齿露出来，笑容比母亲的真切，我忽然有些同情她，也有些理解父亲。然而她却开口讲，你也不容易。接着她讲，我有礼物要给你。我心里想说，她能给我什么礼物？她一边说，这是我给你的礼物，我知道你打鼓，一边又慢慢地从衣兜里抽出了一个袋子，是那种超市的塑料袋。想必不会是什么贵重之物，我打开，往里面一看，看不太出是什么，我只好拎出来，原来是一双白色的，崭新的手套。
我很惊讶，也有些失望。曼达看到我的表情，一脸疑惑，她焦急地问我，打鼓可以用上，不是么？我摇了摇头。她失望地努了努嘴巴，叹了口气，从我的房间退了出去，屋外的光慢慢地被门夹得愈发稀薄，直至消失。
我打开了手套的包装，将它们放在桌上，就在两根鼓槌旁边，显得柔软、干净，又有一些残忍。我看着它们静静地躺着，恍然觉得，它们就像母亲打小人用的两个纸公仔，等待着被写上一些人的八字，再被一只拖鞋底狠狠地敲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