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孔迩
一
1959年的一个早晨，纽约市，一条狭窄的、满是油烟味的街道上，一日的繁忙还没有开始。霞光越过平房屋顶，照进一家餐馆的玻璃窗，使得一只倒咖啡的手不觉恍了下神。片刻之后，女孩满脸通红，飞快地用袖子抹去桌上的咖啡，并向客人表达歉意。那位犹太人—我们暂且叫他X—却没有多说什么，只是把桌上的报纸打开：咖啡浸湿了底部的一小栏空间，一个常被忽视的地方。他摆摆手，示意无伤大雅，就专注地读起来。污渍下面是一篇论文，提到了几个来自欧洲的神经学家和哲学家；在倒数第二段，一位专家的发言中出现了“达·芬奇睡眠法”的字样。X合上报纸，喝完最后一口咖啡，擦擦手，没有说什么就去上班了。他的父母于二十年前逃亡到这座城市，开了一家杂货店，他此时则是一名汽车厂工人。
这是X一生中少数几个可考的瞬间之一。在此后很长一段时间内，他并没有表现出什么异常—或许订阅更多的报纸和杂志算是一例，但他向父母解释说，这是在为转行做准备。
他住在一幢小楼顶层唯一的卧室里，楼房临街则是杂货店的门面，每天飘荡着熏肉、豌豆和巧克力的味道，五颜六色的烟盒整齐地码放在靠窗货架上。从某一天起，楼上半夜不时响起闹钟的尖叫，每次都会吵醒他神经衰弱的母亲，使其一夜无眠。而汽车厂的同事们也发现，他开始睡午觉了：最开始睡一小时左右，后来缩减到四十分钟，再变成半个小时—但同时，在下午换班的间歇也要再小憩一会儿。
因为被发现在生产线上打瞌睡，他丢了工作。叙述从这里开始变得模糊。他再没有上过一天班，甚至，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他都没怎么出过门。或许也并非完全与世隔绝。楼下就有个小花园，向来无人打理，长满了一种不知名的黄色野花。他大概有时会来这里转一转，这种黄色野花在他笔记中出现了许多次。由于花瓣恰好有十二片，X似乎将其当成计算工具来使用。
父母忙于杂货店的事务，并不怎样管他—何况他也快三十岁了。因此，在这几个月的时间里，没有人知道他具体的生活，但他的笔记依旧留下了一些可供想象的线索。
总的来说，达·芬奇睡眠法讲述的是这样一条原理：以分割和渗透换取效率；睡眠的次数越多，你需要的睡眠时间就越少。据说，达·芬奇每天睡觉的时间还不到1.5小时，即每工作4小时睡15分钟。当然，这种生理奇迹在后世再没出现过—除非你把一些都市奇闻也当作正史看待。但这位犹太工人却毫不犹豫地开始了一种疯狂的实践：倘若随着分割次数的增加，每段睡眠的时长可以不断缩减，那么理论上说，将一个半小时的睡眠时间无限均分下去，最终的值将无限接近于0，而次数无限接近于无限。亦即，他或许可以每秒都睡着，同时每一秒又都在醒着—或许人真的是一种数学动物，而感觉则是由意识形态、世界观和认识论构成的。
实践的过程远不像推演那样理所当然。在前半段，也就是他被开除之前，一切似乎还算顺利。他在日记上写道：“换班时抓紧小睡15分钟。今天睡眠时间共计4.5小时，体温正常，心情愉悦，无不良反应。”
但等到他将睡眠时间缩减至两小时左右时，头疼、恶心、幻觉等一系列所谓“不良反应”接踵而至。日记中有了这样的记录：“黄昏时，恍惚见到一列蓝火车驶进卧室。想上去，但最终没有。或许该试一下的，不知它会将我带向何处。睡眠时间共计2.2小时，体温正常，头痛，未吃晚饭。”
“蓝火车”一词被用红笔圈出来，底下是一幅挺随便的草图：火车斜着朝本子边沿驶去，烟块堆积在画面上空；车窗明亮，甚至还有反光。
这种幻象再没出现，好像带着某种“过了这村没这店”的意味。但头疼、恶心，乃至突如其来的昏厥，对他都已是家常便饭。这是最难熬的阶段，所幸他的意志足够顽强，并且更重要的是，没有人来打扰。
第四个月时的一则笔记：“我的试验已经到了这样一个阶段；每次眨眼都被分成两部分—闭眼时我是睡着的，这大概持续0.6秒；而眼睛一睁开，我就会完全醒来。现在已经没有太大必要计算每天睡了多长时间，因为睡眠对我来说几乎已丧失了存在感。”
但他的笔记到这里就打住了，原因是，他发现自己无法再更进一步—至少在这样一种境地下。自始至终的孤独使他很多时候难以辨别梦和现实的分界，并由此失去了进一步试验的根据。他需要对视、闲聊、拥抱和竞争，需要一些交流，使他还能保持某种自我同一性。否则，哪怕意志坚强如他，这个试验也是根本无法完成的。
二
于是，在1960年的某一次散步中，X认识了一个姑娘。他后来说，那是在一场漫长的梦境之后，自己“突然发现”了她。事实也相差不远，他眨一次眼要耗费一秒钟左右的时间，而那时女孩正好走过街角，要去给同学送一本笔记。
女孩个子不高，戴着厚厚的镜片，是附近社区大学里的学生，同时还在一家餐馆做兼职。1960年上半年的某一天，她走过某条街的拐角，手中拿着一本同学的笔记，里面有一篇植物学论文的大纲。她生性马虎，手一滑，笔记和夹着的纸条散了一地。一个男人，像从记忆深处似的，无声走过来，弯腰帮她捡拾。摊开的笔记上画了一幅精细的栀子花剖面图。X突然说：“曼陀罗。”女孩问什么意思，X耸耸肩。一切花都会变成曼陀罗的，包括笔记上这一朵。而曼陀罗就是曼陀罗，一种无比繁复、无比匀称、无比浑然的象征。
女孩回忆说，那时的X有些不同寻常。这个男人就像一张失焦的旧照片，与周围的空间处于一种波动交互的关系之中。女孩甚至从未看清过他眼睛的颜色，也可能看清了，但随后又不可避免地忘记。X身材瘦削，平日沉默寡言，女孩却在同他的相处中感到一种虚无缥缈的愉悦，仿佛浸泡在一盆清如月光的凉水里。与此同时，X似乎也一直没有放弃他的试验，没再去找工作，整天只是闲逛、和女孩约会，以及进一步分割睡眠。
这年八月，夏日的末尾，X和女孩朝一家冰激凌店走去。天气已开始转冷。那只牵住女孩的手模糊而平滑，从不流汗，有种塑料般的均匀感。X穿着薄薄的棕色外套，里面则是一件绿色的、相间白条纹的衬衫。他的兴致似乎不错，把路灯拍打了一遍：“我们必须认真考虑这些路灯的间距，这至关重要。”他们走到路边。在红灯转为绿灯的一刹那，女孩看见X像未经调试的电视机那样闪烁了一下。X转向她，睁大眼睛，看口型似乎是想说：“走吧。”然而没有声音。他消失了。女孩的手一下子握了个空，不再有塑料甚至骨节的触感。她感到自己抓住的是某种近似风声、火焰或者空虚的东西。
事情似乎是这样：X为消灭睡眠而进行这次试验，然而在设计上出现了差错。睡眠或梦可以看作某种类似海盐的东西，在被倒入水杯，并均匀散开之际，它当然不会就此消逝；恰恰相反，等到最后一颗盐粒被溶解、最后一丝间隙被抹平时，整杯清水都已是海的分身了。
这大概就是X的结局。然而，这个看似无话可说的故事还远没有结束—毋宁说，这才刚开了个头呢。
三
1990年，盛刘氏刚过四十岁，开始在梦里见到一些奇怪的东西。
梦境总是始于一列天蓝色的火车，但并没有铁轨。这可能是因为，她那时还没见过火车，只听丈夫说，那是一列长长的、筒子一样的金属物体。至于颜色？丈夫想了一下，肯定地说，是蓝色，就像没有云彩的天空。
丈夫并没有坐过火车。事实上，这一切都源自一个收工的傍晚。盛刘氏的丈夫坐在宿舍床上，盘桓在工友雨林般的南方口音中，听他们胡吹一气，聊着收成、妻儿，又顺理成章地说起回家过年的事。火车就这样开进来了。自那片雨林深处，在某一条暗河分岔的地方，它优雅地鸣叫着。然而，几个音节过分响亮的分贝使车窗外的天空遭受了不合宜的曝光，以至他的记忆也出现了混淆。过年回家时，他把这种混杂的印象连同一块印着海鸥的头巾，原原本本地交到妻子手上。盛刘氏脑中立马开过一列铁筒状的、闪烁着生铁光芒的蓝火车。这些很快被抛诸脑后，因为她还要喂猪、做饭、给儿子缝补衣服，连发呆也不得闲，遑论这种妄想。
在梦里，一切都无所谓了。盛刘氏的心境正如这列火车，晃晃荡荡，没有终点。她不知要被带到哪里，但在一切静止下来后，还是拧开了手边的车门。车身确实是天蓝色。这颜色只停留一刻，旋即消失，而面前已是一片盛大的芦苇。很奇怪，因为她住在平原上，离最近的河流也有两百里之遥。蒙蒙的雾气披露了这个梦境的本质，梦中人无法察觉。她不知深浅地走进芦苇的怀抱，苇叶子哗啦啦地划在身上，一点也不疼。
拨开蛛网般的苇叶子，一片开阔的水域显现在面前。她感觉不到河水的流动，恰恰相反，水面像镜子一样映照着青色的天空。不远处有一幢小房子，并没有土地，这房子是建在水上的。
盛刘氏走过去。房子很朴素，只有一扇窗户，门把手笨重而滞涩。她推开门，看到里面站着一个年轻男人，高个子，很瘦，骨节粗硬，头发通红如铜丝，脸却一直不分明，仿佛罩在雾里。
男人静静地看着她，虽然见不到脸，但她就是知道他目光的去向。
屋里布置得一样朴素，只有一张土炕、一把凳子。她注意到炕上扔着几沓纸页，还有一张黑白照片，上面是一个戴眼镜的、胖乎乎的女孩。一本手工装订的、红色皮革封面的笔记本在床沿摊开着，好像刚刚被人查阅过。
她感到有些尴尬和茫然，正想要退出去，年轻男人却做了个手势，他捡起笔记，没有多说什么开场白，向盛刘氏讲授了一种名为“达•芬奇睡眠法”的东西。
她的梦在此结束了—至少她自己是这么说的。除了这个名字，她记不清任何细节，然而当时确实理解了男人的话。醒来后的盛刘氏自己，以及听她讲述的同村人，都觉得荒唐，因为那人明明有一头红发，是个洋鬼子。但那种灵犀贯通之感的确在盛刘氏额前驻留着。男人的言辞是透明的，听着毫不费力，简直就像伸手从回忆中捞起一匹布。梦在这里或许与小说很相似。一切都削去了感官的枝节，表达“一匹马”的几个字节会立刻变成一匹马，而无须色彩、声音和温度的转译。就像小说一样，梦止于梦本身。
除此之外，仅剩一种气味。盛刘氏不知该怎么形容，只能拿桌上一小瓶清凉油来作比。要淡一些，但更加纯净，像水一样贮在她鼻腔的某个角落里。一开始，她没有怎么当回事，只是跟丈夫说自己梦见坐火车，遇到一个外国鬼子，又在剥玉米时同另外几个农妇闲聊了一嘴。丈夫和农妇们都没说什么。这不过是高强度劳动之余的点缀罢了，是一些半空中飘散的零言碎语，不需要接下去，也并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结局。没有一个听众知道达·芬奇是谁，但盛刘氏清楚地记得这个名字，甚至包括中间那个小圆点。
她的梦远没有结束。经过一天的劳作，盛刘氏躺到床上，几乎一合眼就睡着了。快得像抬脚走进去，依旧是那片芦苇，年轻男人和房子却都不见了，水面空荡得要飞起来。同时，那种睡眠法的步骤又分明出现在她脑海里，一字不差。盛刘氏百无聊赖地回想着。第一步自然是入睡。红发男人的声音此时是静谧的，甘甜清脆，正如水面一般。盛刘氏试着躺下，闭上眼睛。身下凉丝丝的，她的心境同样平静如水面，平静得仿若虚假，仿佛她从来没有活过。没有云彩，青色的天空几乎要洞穿她的胸膛。她就这样睡着了。
窗户黑黢黢的，夜间的潮气从破洞里钻进来，身旁只有丈夫的鼾声。盛刘氏醒来了。这是一个甚至更加怪诞的梦，她回想着，我是怎么一睡着就回到这里的呢？
她推了推丈夫，然而他睡得太沉了。盛刘氏于是穿上鞋子，手扶床沿和墙壁，走到门外。月亮在天边隐约地挂着，没有星星，院子里的一切都还没醒。盛刘氏靠墙站着，碰掉了两颗黏在墙上的小东西，大约是蜗牛。她呆了半晌，开始努力点数各种熟悉的物什，那些苕帚、竹蔑和扁担们。分辨的过程缓慢而粘滞，至少没法像白天的黄瓜叶和韭菜那般一目了然。黑夜弥合了存在的边界，吞没一切区分的目光；而盛刘氏的声音又渐渐锐利起来，像一把破开绢布的剪子。
然而，一旦到了梦里，盛刘氏将不会再记得这醒来的事，甚至不记得这个世界本身。她并没有意识到这件事的严重性，只觉得有些好笑，并困惑于如何度过下半夜的漫长时间。
四
从此之后，盛刘氏过起了两种生活。每天的入睡变成了另一种醒来，而醒来也正是另一种入睡。白天，她是一个农妇，当丈夫出去耕地或放羊时，她在家劈柴、烧火、做饭和洗衣服；到了夜晚，她则在梦中变成一个没有家庭、没有亲人的人，唯一的事情就是练习某种奇特的睡眠法。她的手脚依旧麻利，梦中的练习却不再像第一次那样顺畅了，天空依然洞穿她的胸膛，然而剩下的只是空虚以及一种大睁着眼的恐惧。盛刘氏感到纳闷，为何单单一片天空就能容纳这么多的可能性呢？第三个夜晚，盛刘氏像一只天鹅或蛾子那样，在水面扑腾来扑腾去，最后艰难地睡着了。睁开眼，已是朝阳初升，甚至比惯常还晚了不少。
对于盛刘氏来说，奇怪的是，哪怕在夜里还要做一份工，她白日也不感到倦怠；相反，在梦中她才像时刻背负着苦役似的，必须靠意志力来坚持那看不到尽头的练习。孜孜不倦的练习也终于有了效果：睡觉的时间日益缩短，但与此同时，棘手的是，她睡觉的次数也日渐增多：这并非出于自愿，常常是在做饭或洗衣的中途，睡意猛然袭来，于是脑袋一歪，再次来到那片芦苇荡。这简直就像从梦里伸出的一只手，不由分说把她拽了回去。
这种怪病造成的最大麻烦在于，盛刘氏再也不能做烧火之类的可能造成危险的活儿了。丈夫无可奈何地承担起做饭的责任。他不算高，肩膀比盛刘氏还要窄一些；算不上胖，却有一副高高隆起的肚腩；窝在板凳上烧火时，看起来就像一只委屈的乌龟。作为补偿，盛刘氏也告别锅碗瓢盆，转而细心地照料起了庄稼和蔬菜。毕竟，比起在烧火时打瞌睡，拄着锨把儿睡觉总算安全多了。种地并不使盛刘氏感到过分的劳累，这一方面是因为她有着在女人中算得上高大的身材；另一方面，随着梦中练习的推进，她的身体也愈发轻盈有力。
她的生活逐渐变成一种梦与醒的均质体，她也习惯了某种奇特的节奏。比如，抡起铁锨的一个瞬间，胳膊突然松弛了，凭借惯性，柳枝般地甩出一个丰盈的半圆，铁锨顺势插进土里，她的身体徐徐蹲下，降落在地上，像一只点水的蜻蜓。她往往就这样打个两三分钟的盹（当然，梦里的她则是花两三分钟再次入睡），然后醒来，再次拔起那被太阳晒得发烫的铁锨。睡眠时间越来越短，梦与醒的断口也愈发平滑。反着说似乎也没什么问题，正是因为梦与醒之间日渐模糊，她的睡眠才愈发短促无声，随意到像是打个喷嚏，或者挥手驱赶一只蚊子。入睡对她来说是某种净化，那种储在鼻腔里的清凉气味在慢慢发酵，逐渐浸透整个脑袋，接着是胸口，然后是四肢。这感觉就像从鼻尖开始，一点点地把全身探进冰凉的水里。
于是渐渐地，她的梦也不再那么单调了。练习的间歇，她开始蹲在水上，折一枝苇条描描画画。刚开始，画各种朦胧的小动物，猪啊、羊啊，都黑咕隆咚，像大块的石头，无声没入水面。她记不大清这些活物的模样了。后来，又沉迷于在水上描绘花朵。这似乎特别有助于安神，使她能在梦中更快地入睡，而且轻松适意。花朵或许是现实中最抽象的形式，十二片花瓣，绕几个圈就出来了，枝条轻轻划过，波纹转瞬即逝。等到画得烂熟，甚至水面都不再起什么波澜时，她开始尝试二十四片，一百零八片，三百六十五片……在终至数不清的地步。她在水面飞快抽打，每一条细小的鞭痕，都是花朵上一粒又一粒的鳞片，此起彼落，像雾滴一样分不出界限。
一天下午，盛刘氏端起碗筷朝厨房走去，在经过院里的榆树时，她肩膀靠住树身，迅速地进入睡眠。这次甚至毫无边界可言。她身子斜过去时，余光瞄到了要去上茅厕的丈夫，他左脚刚刚抬起，准备迈过那条被磨得格外光溜的门槛。当她再度醒来时，丈夫颤巍巍的左脚还没落地。
一切顿时亮堂起来。太阳直直地铺满天空，不再有暗影和遮蔽，盛刘氏看到了许多此前未曾留意的东西：脚上那铁锈般的皮肤和疥疤、环伺着脚踝的苍蝇、被拖鞋带开的闪光的尘土等等。在方才那一瞬间的所谓睡梦中，她也正是这样靠着树身，阳光依旧不甚耀眼，甚至榆树的叶子也依旧沙沙地响着—这几乎就像是眨了一次眼睛，盛刘氏感到已经把这辈子的觉都睡完了。从此之后，盛刘氏再也不用睡觉；另一方面，她也根本睡不着了。
那是1991年的夏天。此后十五年中，盛刘氏没有睡过一次觉，连个哈欠也未曾打过。开始时，一切都很美好，她不仅没了那种怪病，甚至清醒的时间也比别人平白多出一半。她可以干更多活，挣更多钱，让家里过上更好的生活了。事实也果真如此。当别人早早进入梦乡时，盛刘氏还在月光下，像某种银白的野兽般，不知疲倦地松土，或是借着油灯准备第二天清早的干馍和咸菜。她依旧很少感到疲倦，倘若真累了，也只要坐在凳子上发一会儿呆就好。
五
“从此，盛刘氏和丈夫一起，过上了幸福的生活……”或许这个故事应该就此结束，沉入渊默，化作一种语焉不详。
但结局毕竟存在，盛刘氏—也就是我的奶奶—并非故事角色，而是封藏于华北平原某处风景中的一个普通农妇，尽管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我都隐约把她当作神仙，以为她根本不会死。“无限”，那时我还不知道这个词。然而，的确有一种无限的白昼赤裸裸地在我面前上演。对普通人来说，每天都是一次小小的重生，日夜轮替正如胸口起伏的呼吸。他们像弹簧一样，将自己安放在张力两端，在收窄与释放之间；盛刘氏则是一段看不到头的绳索，一张没有抽屉的桌子，一个缺少部分的整体。
记忆中的盛刘氏是这样一个人：她从不睡觉，也几乎从不说笑，只是像台机器似的默默做着各种活计，缝补一件棉袄，或者在冬天的夜晚给我烧水洗脸。棉袄上不会多出一个线头，而热水的温度也永远恰到好处。无限的白昼抹除一切遮蔽，连同她的影子在内。此时的她高大、强壮、严肃、干净，对一切了如指掌。然而事实上，在她心里，某种恐惧（或欲望）已经渐渐无可逃避了。
盛刘氏开始怀念那片青色的天空。准确来说，是某种缓冲，某种逃离、休憩的时刻。当日夜的分野失去意义之后，盛刘氏感到自己仿佛大平原上一块孤立的岩石，随着时间流逝，平原的边界也逐渐延伸，逐渐模糊，直至无边的广阔刺痛她的双眼，而万物都变成半空回旋的风声。她难以抑制地想起自己做过的梦，自己曾经享有的睡眠，以及那个在梦中教她一种奇怪的睡眠法的男人。一切都起源于他。盛刘氏反复回想着梦境的各种细节，从白色的、肩部有些塌陷的衬衫，到那条绿色的工装裤，再到小臂上突起的宝蓝色血管。长久的思虑终将使一切变得完美。随着无数次细小的虚构或追溯，那个不知面目的男人就像一尊菩萨，开始剥露出纯净、沉默而圆满的真容。
与此同时，在丈夫和儿子的眼中，盛刘氏本人则变得愈发难以理解。她陷入了大段的沉默与白日梦。干活依旧麻利，不成问题，但眼神时刻显示出，她真正的所在是某个无人知晓的地方。
有几次，丈夫起夜时，看见盛刘氏穿上了他的白衬衫和绿色灯芯绒长裤，独自坐在屋檐下。衬衫的胸口被高高地撑起来，一起一伏，仿佛要化身一束光，投向天空的某个角落。她的脸隐在屋檐的暗影下，但丈夫确实听到她在小声地说些什么。
后来，她甚至央求儿子给她弄来了一本小学英语教材—哪怕她连汉字也不识几个。她的手臂愈发白皙有力，血管像矿脉一样隆起，眼神则愈发陌生，当中再也看不到泥土和庄稼—她的孙子后来回忆说，那是一种奇怪的蓝色。
或许，盛刘氏是变得越来越像一个上世纪的纽约犹太工人了。而与此同时，那个红头发的年轻男人或许也恰巧发现，在无边的游荡中，他的手臂正变得日渐疲惫，对于农具和肥料，他日渐熟悉，甚至那一尘不染的白衬衫也溅上了几滴泥点子。他本来悬浮在空中的形象，正变得越来越像一个平原上的农妇。
六
2016年的秋天，盛刘氏感到腑脏间有些不对劲。那是在县城的儿子家，儿媳口重，一盘炒笋丝把盛刘氏吃得口干舌燥，于是接一杯水，咕嘟嘟灌下去。矿泉水迅速冲刷着她喉管的内壁，消失在内脏深处。
然而一会儿之后，盛刘氏隐约感到，仿佛某种雨后的苔类植物，从肋骨下面的某个地方，带着一股凉意缓缓升起。她忍不住打了个嗝，满嘴都是芦叶的味道。而这分明是老相识—这种自鼻尖蔓延至全身的凉意，之前同睡眠一起消失无踪的凉意。它此刻的再现意味着什么呢？盛刘氏仔细玩味着，蓝色的火车自天边驶来，她同时感到了惬意和恐惧。
第一次听到“胆囊癌”的名字时，尽管儿子收起阴沉的表情，竭力向她证明，这不过是肠息肉的另一种说法，她自己却并没有怎样在意，反倒是儿子的眼睛使她不由得颤了一下。肠息肉和胆囊癌，的确都不过是表象罢了。盛刘氏想象着自己胆囊的形状。缭绕在肋骨底下的凉意这时已聚拢起来：一口冰冷地沸腾着的小锅，里面摇晃的不是胆汁，而是焦油般的睡意。她不再恐惧，反倒有些隐约的期待。黑夜正在她体内升起，如大口呼吸的海水，一路淹过肠道、心肺、喉管和大脑。十几天后，她不得不躺到床上，依旧睡不着觉，但某种界限正朝她缓缓打开。海水的触须伸出床褥，包裹住她，然后坠落，并摇荡在不间断的旋涡之中。
2017年，春天的下午。天气还有些峭寒，但树木和野草都长出来了。家人们坐在檐下说话，盛刘氏的儿子连着打了好几个喷嚏。早在几天前，他就有些匆忙地脱掉了外套。儿媳一边大声揶揄，一边下厨煮了一锅热腾腾的姜汤。已经六七天没吃东西的盛刘氏突然睁开眼，轻轻唤醒一旁打盹儿的丈夫：“小涛子，小涛子。”丈夫茫然而又有些害怕地看着她。她小声说：“你闻见没有？这个气味。”等到家人被喊进屋，她已经坐起身，在穿鞋了。她像狗一样抽着鼻子，眼睛湿漉漉地亮着。
“我又闻见那股子凉气了。”她一边说，一边攥住儿子的手臂，“火车，火车要来了。”
丈夫和儿子对视一眼，轻微地摇了摇头。儿媳端进一碗姜汤，她囫囵吞下去，简直像感觉不到烫似的。
“下碗面条吧。饿了。”她说。
七
盛刘氏火化和下葬时，我正在外地准备研究生考试。父母担心影响我的复习，一直瞒着。因此，至少对我来说，盛刘氏竟也像上文所述的那个汽车厂工人一样，是在倏忽之间，干干净净地消失掉的。
除夕夜的饭桌上，在春晚小品的吵闹声中，爸爸兴致很高，连喝下好几杯。电灯白晃晃地照着，老家不通暖气，碗筷有些冰手，吃着吃着就温起来。但说话声依旧飘忽。生活好像被割开一个缺口，声音和动作的质量，那些情绪、思考、意义，都被团团吞进去，变得干巴巴的，绕灯飞半晌，终究掉落在满地果壳中间。一阵沉默过后，电视里开始放一个歌曲节目，爸爸哼了一声，又笑着开口：“前天下午……”然而又打住。见我们都在看着，才继续说下去。
那是前天下午，他坐在阳台藤椅上看书，渐渐有些犯困，就迷瞪了一会儿。防盗窗把阳光筛成块状，像一条沉重而潮湿的被子，兜头砸在他身上。他胸口闷热，似乎就在半梦半醒的边缘，突然闻到一股姜汤的气味。一个高大的人影站在跟前，伸手摸了一下他的额头。手掌湿漉漉的，像芦苇下的水，却并不粗糙，而是细滑如绸缎。是姑娘的手。人影似乎站了一会儿，把窗帘拉上了，阳光被挡在外面，一片阴凉洒在身上。他昏昏沉沉地站起来，想要说句什么，一个日渐陌生的词就堵在嗓子口。四周并没有别的人在。
他顿时醒来。起身，看到窗帘依旧保持原样，松了口气。虽然他也不知为什么。说到这里，他的语气还是讲笑话一样，仿佛在说一件糗事。沉默了片刻，突然迸出一句：“现在她可以好好睡。”
然后低下头，又夹起一片毛肚。众人不再说话。或许大家都明白过来：盛刘氏的确离开了，去到一个遥不可及的地方。至于其它的，无须再多想，大概也注定想不出什么结果。爸爸吞下几口酒，含混地说了几句听不懂的话，似乎稍微安定下来。突然抓起遥控器，狠劲儿关上电视，又起身，摇晃着走到院里，把墙角立着的鞭炮和纸钱扔上三轮车。我妈喊他：“喝多了吧，你？”他没回头，只吼了句：“让咱妈也过个好年！”
前几天的雪都已融化了。一脚下去，软滑滑，黏糊糊，像踩死了某种两栖动物。盛刘氏水泥砌成的坟头就孤零零楔在中央，四周丛生着齐脚深的野草。头巾、睡衣、手套和围裙之类，都还没烧完，硬邦邦在烂泥里戳着。我磕了三个头，但实际上心中一片茫然。死亡乃是一种不存在的切肤之痛。正因为如此，需要某种想象力乃至审美的参与，才能对它做出恰当的反应，而这些离我显然还很远。
大概到十二点左右，不知从哪里传来稀稀拉拉的鞭炮声，天上也苍白地吹开了几朵烟花。新年的钟声就要敲响，这之后，就是新的一年，一切都将是重新的开始。爸爸在坟头绕一圈鞭炮，拿打火机点着，一甩手，小孩似的缩着脖子，大跨步跑开。豆子一样的噼啪声就响了起来。几枚空炮弹在水泥上，发出塑料般的声音。
在某个瞬间，从两万米的高空看去，此起彼伏的闪光似乎组成了某种摩尔斯电码—这或许就是生活的本质。人类或许始终都在以分割，以辨别眨眼、过年乃至生死，来完成某种意义，使世界变得稍微可以忍受。爸爸背对着我们，一声不吭，慢慢地矮下去，佝偻成一块黑影。片刻之后，那点零星的火焰与骚动就被再次淹没，并且出于惯性，沉入巨大的睡意之中。
八
1959年，纽约。一座四层公寓。胸罩、被单和牛仔裤在阳台上垂挂着，像五颜六色的帆。女孩睁开眼，口干舌燥。宿醉还没消失，她仿佛一只倒空的垃圾桶。我们不知道她梦见了什么。桌子上，摊开的笔记本依旧杂乱无章。她叹口气，本来抱着某种侥幸的希望，或许一觉醒来，论文的大纲就会一条条、一列列，自动整理好。
窗帘半拉着，街道还没有醒。在天空的汤锅里，依旧翻滚着云团、光线，还有重重的机遇。女孩躺在床上，发了半天呆，才想起今天是兼职的日子。她像条鱼一样翻起来，慌忙穿上内衣、T恤和外套。近来她总有点魂不守舍，仿佛站在低气压附近，受着某种不由自主的牵引似的。屋里有些昏暗，她拉开电灯，呆看了一会儿镜子里的自己，然后戴上眼镜。
生活一切如常，没有什么值得说的。直到半个小时后，一束姜黄色的霞光照进餐馆，将它点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