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七年，我十五岁。那时候我生活在贵州赤溪县，迷雾河到这里变成了可以行船的宽阔水道，河水穿城而过，向东蜿蜒几十公里后在四川合江县汇入长江。
我爸那时在县里一家国营钢厂做销售，常年在外出差。这两年他主要去的是广东深圳一带，有时候回来会给我带一些电子表、游戏机、随身听之类的新潮玩意儿。我爸那时喜欢穿着带花纹的衬衫，抽三五烟，他头发三七分，朝后梳着，用摩丝固定住，使他看上去颇有些意气风发。
我妈在县工会当干事，她身材高挑，长得也漂亮，周末晚上喜欢去文化馆跳交谊舞。她每次跳完舞回到家心情都很愉快，脸上完全看不到一丁点疲惫。我妈容易给人一种开朗乐观的印象，但我知道她内心其实有点多愁善感。她喜欢看琼瑶的电视剧，放暑假前好几个电视台在放《梅花三弄》，每天晚上我在房间里假装做作业，她就在客厅调小音量看电视，好几回我从房间里出来都看见她眼睛通红。
据说我爸妈曾经感情很好，他们是在贵阳上大专时的同学，所有认识他们的人都说他们是郎才女貌的一对。我爸当年是个才子，写过诗和小说，和我妈一见钟情，但我外婆并不同意他们在一起，她觉得我爸不安分，将来一定不会对我妈好。即使如此，我妈还是坚定地和我爸结了婚，据说结婚前他们俩还私奔了一回。
对这些事我一直有所怀疑，因为我从没觉得他们有多恩爱，也看不出外婆对我爸有任何不满，更没见过我爸看书写作。直到后来有一天我看见他们卧室书桌那个平时上锁的抽屉锁孔里插着钥匙，我趁没人在家打开了它。
抽屉里放着存折、国库券、我的婚嫁险保单、我妈的集邮册、获奖证书、避孕套之类的东西。我在抽屉深处找到了一个档案袋，里面是一些八十年代的校报和文艺期刊，作者一栏里写着我爸的名字逸飞。还有两个旧笔记本，我翻了翻那两个笔记本，上面全是我爸写的诗和小说，比发表过的作品要多得多。那是我第一次发现我爸的字很好看，简直就像是书法家写的一样。我还在一个档案袋里找到了我爸妈年轻时往来的几十封信，里面的内容简直肉麻至极。
尽管我错过了他们的恩爱时光，但我见证了他们的感情逐渐变糟的过程。一九九七年的夏天，那是我初二的暑假，我爸出差已经四个多月了，比以前任何一次时间都要久，他和我妈通电话的频率也比以往任何一次更低，次数有限的通话我也总是听见他们吵个不停。有传言说他在南方还有别的女人，甚至有了家庭，但我从没听我妈跟任何人提起过那些传言。
我爸回来的那天我没在家睡，我甚至以为他永远都不会回来了。
那天我在大衣柜里醒来时，丁雪莉已经端端正正地坐在书桌前做暑假作业了。屋里很安静，她的房间门开着，可以看到客厅地板刚拖过的水迹，空气里有一股淡淡的花露水的味道。
丁雪莉是我女朋友，她比我小一岁，因为读书早，所以和我一样都是初二，但和我不在一所学校。她爸和我爸当知青时在一个地方插队，所以我们从小就认识，并且我们是小学同学，那时候她是少先队大队委，是那种经常上台发言的角色，我在县电视台至少看到过她一次，她涂着口红和红脸蛋，系着鲜艳的红领巾，站在摆着花篮的主席台上，低着头，照着面前的稿子字正腔圆地念着发言稿。她皮肤很白，口头禅是“真的假的”。
昨天丁雪莉说她爸妈去外面打牌会很晚才回来，让我晚上去她家，要给我一个惊喜。晚上我去找她，问她是什么惊喜，她张开嘴，给我看她的牙齿，原来她刚刚摘掉了戴了一年多的牙套。
她问我好不好看，我仔细看了看，她的牙齿虽然谈不上好看，但也还算过得去，便说好看。
“真的假的？”她说。
“真的。”
她听了很高兴，说今后终于可以放心大胆地笑了。有那么一会儿我觉得她挺可爱。
她是我们学校乐队的黑管乐手，她先让我在客厅听她吹了一阵黑管，然后我们去了她的房间。我们坐在床上，开始接吻。那不是我们第一次接吻，却是我感觉最好的一次，我吻着吻着，开始把手伸向她的胸前，她不让我碰她的胸部，紧紧地握住我的手，她力气很大，我竟然没有挣开，后来便不再坚持。我们吻了很久，直到大家都感觉有点头晕才分开。我打开窗帘，外面已经漆黑一片了。就在我意识到自己该回家时，客厅传来了开门声——她爸妈回来了。
我打开窗户往下看，她家在三楼，没办法从窗户出去。
“你今天就别回去了，”她压低嗓音说，“明天再回去，我爸妈明天一早要去上班。”
“那一会我睡哪里？”我也小声说。
“你就睡这里面吧。” 她打开她的大衣柜。
我脱了鞋，钻进衣柜，里面的空间只能让我勉强躺下。
她把我的鞋藏在床下，“晚安，”她朝我微微一笑，从外面半掩上了衣柜。
“你醒了？”雪莉转过身看着我，“睡得怎么样？”
“你爸妈呢？”
“都上班去了。”
我从衣柜里爬出来，站在屋子中间用力地伸了几个懒腰。
“你先去洗个脸吧，”她说，“我的毛巾是粉红色那块。”
我对着水龙头洗了脸，在毛巾架上找到那块粉红色毛巾，上面有一股雪花膏的味道。
雪莉从冰箱里给我拿来面包和牛奶，“这是你的早餐。”她说，然后继续用圆规在草稿纸上划着几何图。我站在她旁边，用她的一缕头发去拨弄她的耳朵，“别闹了。”她放下圆规，严肃地看我一眼。
我顿时觉得索然无味，“我要回去了。”我说。
雪莉家离我家不算远，只需要走两条上坡的街，穿过一条石板巷子。
快到那条巷子时我遇到了那个常在我们学校附近转悠的疯老头，他是个驼背的跛子，有一口烂牙，留着一头乱糟糟的头发，要是你靠近一点，就可以看见他额头上布满疤痕，他在巷口的垃圾堆里捡了些吃的，然后一瘸一拐地往回走。他是我最害怕见到的人，我躲在暗处，直到他走远时我才出来。
我家楼下停着一辆桑塔纳，司机是一个我看着面熟的男人，应该是我爸的朋友。
我装作没看见那人，径直上了楼。
我开了门，爸妈都在家，他们在客厅说话，今天是星期二，这个点家里不应该有人。
“这就是你所谓的商量，你太虚伪了。”我听见我妈说，“齐逸飞，”那是我爸的全名，“你是全世界最虚伪的人。”当我妈叫我爸全名的时候，就说明她在发火。
他们都在客厅坐着，我爸穿着衬衣西装，在茶几上整理着证件和材料，似乎马上要出门办一件要紧的事，我妈穿着睡衣，压发箍把头发往后面拢着。
“爸。”我说，“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昨晚。”他抬头看了我一眼。
“楼下好像有人在等你。”
“我知道。”我爸说，但他没有要继续和我说话的意思，我朝我的房间走去。
“齐新！”我妈大声叫住我，“你昨晚去哪儿了？”她问我的语气和刚才跟我爸说话的语气几乎没有区别。我爸也看了看我，但他的眼神似乎在说他知道我昨晚去了哪儿，或者根本不在乎我去了哪儿。
“我去高翔家了，”我说，“昨晚在他家住的。”我有过几次在高翔家过夜的先例。
“怎么不打个电话回来？”我妈瞪着我，“你不知道我会担心你吗？”
“忘了。”我避开她的眼睛，尽量表现得温顺，我不想在这个时候激怒我妈，她正在发的脾气显然跟我关系不大，我不希望引火烧身，也不想帮谁转移注意力。
“你也不管管你儿子吗？”我妈看看我爸，“每天都在外面野，现在连夜不归宿都学会了。”
“你还是应该打个电话回来。”我爸装作语重心长地说，“下次你要在外面过夜最好提前跟你妈说一声。”他额头前垂着几缕头发让他看上去有些疲惫。
尽管他的话毫无说服力，但我还是答应了他。“我做作业去了。”我说着进了卧室，反锁了门。
我躺在床上，随手拿起一本《七龙珠》看着，但一点也没看进去，我又换了一本《柯南》，但还是没办法投入，我竖着耳朵听他们在说什么。
“好吧，我已经决定了，这次回来就是为了办停薪留职，我必须抓住这个机会。”我爸说，“趁年轻再拼一把。”
“我最后悔的就是这个，当初答应你去负责南边。”我妈说，“你的变化就是从那时候开始的。”
“你知不知道朱老三也在赤溪镇开了一家炼钢厂，你知道那个炼铁厂是怎么运作的吗，就是把我们厂的废铁渣弄到他的炼铁炉里再炼一遍，有时候那些铁渣几乎全是铁。他就是个草包，成天就知道到处鬼混。”我爸说，“我要是有这样的路子你以为我不会用吗？我只能去南边闯闯。”
我认识这个叫朱老三的人，他人很瘦，戴副金丝眼镜，是钢厂厂长的小舅子，有一次他和我爸的朋友在我家打麻将，他管二筒叫奶罩让我记住了他。不过我爸的话也不能全信，某种意义上他是个相当自以为是的人，就我了解的情况来看，还从没听他说过佩服谁。
“你去南边的目的是什么你自己心里清楚。”我妈提高了声音说，“别找那些冠冕堂皇的借口。”
“谭敏，你什么意思？”
“别把每个人都当傻子。”
“我没想到你会信那些鬼话。”我爸痛心疾首地说。
“我说了，别把每个人都当成傻子。”
“我们之间缺乏基本的信任。”我爸说，他声音小了很多，却说得很坚决。
“我承认，”我爸说，“生意场上难免有逢场作戏的时候，但仅限于此，我可以对天发誓。”
“你的信用已经破产了。” 我妈说，我听见打火机点烟的声音。
“我不想和你吵架，只想和你心平气和地谈谈。”我爸说，“还有人在楼下等我。”
“如果问我意见的话，没有问题。”我妈说，语气潇洒得近乎于轻蔑。
我听见我爸的大哥大响了，“好的，恩。”他说，“这就来。”
“我们另外找个时间好好谈谈吧，下午行不行？”他说，“我要迟到了。”
“可以，”我妈说，“下午我在单位等你。”
过了一会，有人敲我的房间门，是我爸，这回他给我买了一双白色的波鞋。
“穿上试试。”我爸说。
我把脚放进去。
“大了。”我说。
“是吗？”我爸伸手到我脚后跟试了试，“你不要使劲往前顶啊。”
我显然没有那么做。
“没关系，”他在我脸上拍了两下，“先放着，过两年就能穿了。”
我爸出门后，我妈接了个电话，大概是说她周末不能去跳舞，“最近可能都不去了。”她说。
过了一阵，我听见敲门声。
“我睡了。”我在被子里说。
“我上班去了，中午有点事，不回来，一会儿你就自己在外面吃，我知道你身上还有钱。”
“知道了。”我说。
“晚饭你可以去外婆家吃，今天晚上你哪儿也不准去，”我妈说，“我可能要晚点回来。”
不一会儿，我听见客厅关门的声音。我去浴室冲了个凉，给鱼缸里的金鱼喂完食，站在阳台上看着远处的河面发了一阵呆。我家在县城一个地势较高的地方，站在阳台上正好可以看到迷雾河最笔直的那段河道，现在是汛期，迷雾河涨了水，变成了黄色，上周下过几场大雨，雨停后一连几天都是烈日炎炎。
风吹开了我爸妈的卧室，我看到我爸的大旅行箱立在墙角，以前他有个棕色的密码箱，就是香港电影里常见的那种，现在他换了一个黑色的更大的密码箱。我把箱子放平，箱子很沉，我几乎都拎不动它，像往常一样，我想打开它看看里面有什么，也许我可以在某件衣服的口袋里找到一张女人的照片以及这个女人给他写的一封信，信上最好写清楚了她和我爸之间的关系，最后还留着这个女人的真名，我预感这一次箱子里应该有我要找的东西。
好在密码没变，我轻松地打开了箱子，里面是他的衣服，最上面放着一个黑色的笔记本，那是个人造革封皮的高级笔记本，笔记本上还有一颗银色的扣子，那是他的账本。
我先检查了笔记本，他的字迹越来越潦草了，上面写着每笔钢材生意的收支和回扣以及每个月初他和另外两个合伙人的分红，从最新的记录看起来他们的生意在越做越好——我爸早就已经在南方搞第二产业了。
我把笔记本放到一边，那上面没有我想要的信息，我开始一件一件地检查衣服。
但所有衣服都干干净净，找不到一点痕迹，也没有一点异味，我爸反侦察意识一定很强，或许他早就发现了我在对他进行秘密调查。
尽管如此，我还是在一条裤子的屁兜里发现了一些蛛丝马迹，那是两张叠在一起的登机牌，登机牌被水洗过，皱巴巴的，字迹有些模糊，我轻轻地把它展开，能看出来都是上个月5号中午从广州到上海的，连坐，一张是我爸的，另一张登机牌的旅客姓名一栏赫然写着三个字：苏××，后面两个字非常模糊，我拿放大镜看了半天也还是无法辨认。
最后我把登机牌按原来的折痕折好，放回夹克兜里，衣服一件件叠好，按顺序放回去，关上箱子，拨回之前的数字，我把箱子立起来，小心地摆到原来的位置。
我出门去找高翔，我不想一个人呆在家。
高翔和我是穿一条裤子的那种哥们，他爸妈很早就离了婚，他跟他爸过，他爸是个长途客车司机，住在客运公司的司机宿舍，他妈在县城另一头开餐馆，已经再婚并且有了孩子，有时候我会和他一起去他妈那里取生活费。那些生活费里有我的一部分，我妈把我的零用钱卡得很死。
司机宿舍在县城郊区的汽车站附近，那一带是县城的红灯区，高翔家楼下就有一家温州发廊，一到晚上里面就亮起粉红色的灯。我从那里经过，看见发廊的门开着，两个穿睡衣的年轻女人正在费力地拧一条刚洗完的床单，还有一个年轻女人坐在一条小板凳上逗隔壁台球厅的那条小黑狗，我没看见里面我觉得最漂亮的那个。
在高翔家我们先下了会棋，我输得多，就不想下了，于是我们去打台球，下楼时温州发廊的卷帘门已经拉了下来，门口的女人不知道去了哪儿，床单被套整齐地挂在晾衣绳上，正噼里啪啦地滴着水。台球厅里只有我们两个客人，看店的是一个我没见过的女孩，像是个大学生，高翔说她是老板在外地上学的女儿。她其实对我们挺客气，但我还是不太敢去看她。我们要了离柜台最近的那个球台，每当我击球的时候都觉得她在看我，一度我和高翔拼得很凶，但当我鼓起勇气朝那女孩看过去时，发现她一直都在很认真地看一本小说。我顿时泄了气，输得溃不成军。
连输几局后，我说不玩了。于是我们坐面的进了城，一人吃了碗米粉，又去了冷饮店吃炒冰，全都是我结的账，刚才我爸走之前给了我一百块，那是他给的最多的一次，但我没有表现出半点高兴。我知道他一直希望我能够对他热情点，但我做不到，我唯一能为他做的事情就是也不对别人热情。
“我怎么感觉你今天有点不对劲？”高翔用勺子戳炒冰里的那几颗葡萄干说。
“没有啊。”我说。
“下象棋，打台球你都不在状态。”
“我可能是有点中暑。”我说。
“中暑？”他怀疑地看着我。
“中午睡觉忘了开电风扇。”我说，“差点被热晕。”
“不对，你今天话特别少。”他说，“看起来有点不高兴。”
为了表现得正常，我告诉了高翔昨晚我被丁雪莉她爸妈堵在她卧室的事。
“那你没有和她干点什么吗？”高翔终于放了心，咬着吸管坏笑着说。
“没有。”我说，“随时都可以，但我现在还不想。”我加了一句。
“那你在哪儿睡的？”
“衣柜里。”我说。
“她居然让你睡在衣柜里？”高翔说，他笑得要死，“你能睡进去吗？”
“睡得很舒服。”我说，我没说假话，除了稍微挤了一点之外，其实躺在里面有一种格外安全的感觉，我睡得很踏实。
但他还是笑个不停。
“那你呢？”我说，“你和乐珊做过些什么？”乐珊是高翔的女朋友，也是我同学，她很漂亮却没有半点漂亮女孩的架子和坏脾气，她有一口白净整齐的牙齿，是那种你不会轻易拿她和别人比较的女孩。乐珊她爸是监狱的狱警，他参加过对越自卫反击战，乐珊说现在她家里还有一把五四式手枪，她妈是110的接线员，只要打110就可以接通她的电话。乐珊身上有一股神秘的气息，我曾经也喜欢她，但怎么说呢，现在我和她是哥们。
“你和乐珊做过什么？”我把刚才那问题又问了一遍。
“我不能告诉你。”他突然间变得一本正经地看着我，“这属于个人隐私。”
这时他腰里的BP机响了。
“乐珊呼我，”他说，“叫我们去游泳。”
乐姗在电影院等我们，太阳很毒辣，把整座县城晒得热气腾腾，街上空空荡荡，行人寥寥无几，只有树上的蝉此起彼伏地叫着。我们经过宣传海狸鼠养殖的门市，往日里三层外三层围观的人全不见了踪影，就连一向活泼的海狸鼠也躺在水泥池底一动不动地喘着粗气。
我们远远就看到了乐珊，她站在台阶上吃冰棍，她穿着蓝色的T恤，牛仔短裤，她边吃冰棍边茫然地四下看着的样子简直让人着迷。那是我暑假里第一次见她，她晒黑了，却变得更好看。她把冰棍递给我们，我们一人在一角咬了个豁，我贪了点，咬了一大口，冰块直冻腮帮子。我们往县城唯一的那家“东郊”游泳池走，乐姗说她去乡下外婆家刚回来，乡下什么都好玩，但就是没地方游泳，所以回城第一件事就是找我们去游泳。乐姗很喜欢游泳，她是我见过的游泳游得最好的女生。
“这个暑假我还一次都没游过泳呢。”乐珊说，她额头上全是细密的汗珠，“我真想现在就跳到水里。”
但我们在路上看到一些游泳的人在往回走，有人和我们说“东郊”今天没营业，但我们还是决定亲自去看看。到了那儿，果然游泳池已经放光了水，两个穿雨靴的工人正在泳池底用长柄刷清洗水泥池壁的青苔，空气里飘着一股消毒水的味道。
“明天再来吧。”“东郊”老板噼里啪啦地按着计算器头不抬地说，“先洗池子，再放一晚上水，明天中午才能满。”
“怎么办，高翔。”乐珊一脸失望，“我想游泳。”
“那还不简单。” 高翔朝我挤挤眼。
我们顺着游泳池边上的一条小路朝山里走去，山里有个水库，也是县城的水源地，有时候我们会去那里游泳。但你得小心，常年有个一根筋的看守住在那里，如果被他发现的话，他会把你放在岸边的衣服裤子都拿走，无论你怎么求饶都不行，除非你父母亲自来才会还给你，这样你只能光着身子回家。
“但愿看守今天不在。”我说。
“他喜欢抓我们。”高翔说，“他一个人住在山里太无聊了，没人受得了天天呆在山里。”
“我受得了。”乐珊说，“我喜欢亲近自然。”
“我也受得了。”我说，乐珊的想法更多的时候总是和我保持一致。
“你们都算了吧。”高翔说，“住三天就能让你们发疯。”
终于我们看到了水库大坝，大坝足足有几十米高，像一个巨大的铁闸插在两山之间，我们从旁边的一条羊肠小道绕了上去，水库的水非常干净，水面是天空一样的深蓝色。
大坝另一头有个小木屋，那就是水库看守的住处，高翔做了个嘘的手势，我们放轻脚步朝木屋走去，门上挂着一把硕大的锁，大家终于松了口气。
“我们在哪儿游？”乐珊跃跃欲试地说。
“跟我来。”高翔说，我们沿着水边的小路走到水库朝阳面的一块草地，那儿是个浅滩，也是我们的根据地，从那儿可以看到大坝，也可以看到小木屋，一旦发现看守回来，我们就可以马上上岸拿上衣服从小路跑掉。
我和高翔先下水，一口气游出了很远。乐珊换好泳衣，从树丛里走出来，她穿着一件天蓝色的连体泳衣，站在岸边。她的身材像白天鹅那样漂亮，仿佛一位刚刚降临人间的天使。
我们在水里游了一阵，玩起游戏来。我们玩了一阵捞游泳镜的比赛，乐珊把她的的游泳镜往远处扔，我和高翔在同样的距离开始游，看谁能先把游泳镜捞起来。
乐珊又提议玩憋气的游戏，我们三个手牵着手，同时将头埋进水里，彼此睁大眼睛看着对方，我和高翔只要一对乐珊挤眉弄眼，不出两秒钟她就会忍不住笑着浮出水面，她往上浮时嘴里吐出一串巨大气泡的模样让我们笑个不停。
后来我们玩了一会把人踩在水底的游戏，那个人总是我，每次他们都提早很多把我拉出水面，就好像十分害怕我会溺死一样。
我们玩得很开心，我也从没见乐珊笑得这么开心过，她甚至让高翔背着她上岸。
我们坐在草地上休息，乐珊跟我们讲在乡下时她舅舅是怎么抓黄鳝的：先编一个开口很小的花瓶形状的竹篓，再往里面放几根羊骨头，傍晚把竹篓横着搁在浅水田里，第二天一早只管提起竹篓，里面就装满了黄鳝，有时候甚至还能抓到螃蟹。
高翔说他外婆家也在乡下，门口有条小溪，夏天他经常在溪里钓螃蟹：用线拴着一只蚱蜢，把它放在水里的石头边上，不一会儿螃蟹就从石头缝里爬出来，看到它夹住蚱蜢时用力一提，螃蟹就被钓起来了。
我没有乡下亲戚，就说了早上在巷口遇到疯老头的事，乐珊问我们知不知道他曾经是个玉树临风的才子。
“玉树临风？”高翔说，“你说那个怪物？”
“好像那时候他在我们县里挺有名的。”乐珊说，“他以前是一中的老师，写过很多诗和小说。”
“一中的老师？”我大吃一惊。
“那他是怎么变成这样的？”高翔咬着一根狗尾巴草说。
“因为文化大革命。”乐珊说，“被他的学生打的。”
“我觉得不可能。”高翔说，“打他干什么？”
“你还知道些什么？”我说。
“我只知道他有个儿子，是个杀人犯，现在关在监狱。”
“他杀了什么人？”我一下来了精神，“为什么要杀人？”
“不知道。”乐珊说，她显得很抱歉，但就这个年纪来说，她知道得已经够多了。
“你进过监狱吗？”我问她。
“那不是监狱，是看守所，”她说，“当然进过，去找我爸，还不止一次。”
“里面的犯人什么样？”我说。
“和正常人一样，只不过全都剃了光头。”
“他们每天在里面干什么？”我说。
“缠半导体线圈，再就是吃饭睡觉，和我们一样。”
“我不想过那种生活。”高翔说。“想一下都觉得受不了。”
“你在想什么？那种生活跟你没关系，”乐珊说，“你又不会犯罪。”
“关在里面的主要犯的是什么罪？”我问，“他们肯定都没想过自己会犯罪吧？”
“不知道，我不想聊这些。”乐珊说，“和我们没关系，不关我们的事。”
“昨天我做了个梦，特别真实的一个梦，”乐珊说，“你们想不想听？”
“你说吧。”高翔说。
“我梦见了一艘巨大无比的飞碟，就停在我们学校后山上，他们说我其实是外星人，来接我回家。”
“然后呢？”我说，“他们把你接走了吗？”
“没有，还没来得及登船我就醒了，但那艘船真的非常真实，就像真的一样。”
“我相信有外星人存在。”高翔说，“我百分之一百肯定外星人存在。”
“我也相信。”我说，“百分之一百。”
后来大坝上来了一群真正的年轻人，我是说他们比我们大好几岁，看起来像是正在放暑假的大学生。他们有男有女，从出现起就一直在旁若无人地打闹说笑。
他们是从泄洪通道直接爬上来的，那是条捷径，但更危险。他们直接上了大坝，从那儿下了水，又过了一会儿那几个男生竟然开始在大坝上比赛跳水。和他们一起的那几个女生就站在一旁看着，时不时尖叫和欢呼。他们身上有一些吸引我的地方，但我说不清是什么地方，我觉得眼前这场景像是曾经在梦里见过。
在几轮激烈的比拼之后，其中一个不要命的高个站在到了栏杆的最高处，他是那拨人里最帅的一个，旁边那些人尖叫声分贝高到了家。
“他站那么高。”乐姗说。
那家伙来了个鹞子翻身，入水时激起了巨大的浪花。
“哇。”乐珊惊呼起来。
“胆真大。”她说。
“有什么啊。”高翔鄙夷地说。
“你敢吗？”乐姗瞧他一眼，又接着看跳水。
我们看了好一会，“高翔呢？”突然乐珊说。
我这才发现高翔不见了。
我们喊着高翔的名字，四下找着。
过了一会儿，远处传来一声响哨，是高翔，他爬上了水边的一处悬崖。悬崖离水面足有五六层楼那么高，白色的石灰岩像刀切一般平整，那是我们发现的一个跳水的绝佳之处，我们一直想从那上面跳下来，但最后谁也没敢那么干。
“快看那个人。”大坝上有个女生喊。
“他好像要从那儿跳下来。”我说。
“高翔，别跳！快回来！” 乐珊站在水边喊。
高翔装作没听见，他神气地站在悬崖上那块向前凸起的大石头上，皮肤在夕阳的照耀下变成了金色，就像一个战无不胜的将军。那些大学生也都一动不动地看着高翔。我真希望此刻站在那儿的人是我。
“太高了。”乐珊用手捂着嘴。
突然，高翔后退了两步，随即往前一冲，他高高跃起在空中，笔直地站立着急速下落，像一把锋利的匕首插到水里。所有人都看得目瞪口呆。
水面很快恢复了平静，久久不见高翔浮出来，空气似乎凝固了，乐珊紧张得屏住呼吸，我的心也提到了嗓子眼。
哗啦一声，高翔猛地从水里钻了出来，他潇洒地甩了甩头发，用手拍打着水面，“下来啊。”他朝我们快活地喊。
我们跳进水里，向他游去，我们游在一起。
那天傍晚，有那么一阵，我们三个头对着头地躺在草地上，许久都没人说话，水面倒映着青山，天边飘着淡淡的云，凉风吹在身上让人感到舒服惬意。
“我希望我们三个一辈子都这样。”乐珊说。
当时我的想法和乐珊一样，希望我们三个一辈子都这样。有那么一瞬间我觉得自己已经忘记了一切烦恼，那是一种无与伦比的美妙感觉，让你感动，想要时间停滞下来。
但很快我就恢复了正常，我想到了那三个字，苏××。我想象着她的样子，她的职业，说粤语还是普通话，是否喜欢跳舞，他们的孩子是男孩还是女孩，如果可以的话，我希望是女孩。
下山的时候我们遇到了那个水库看守，他朝我们迎面走来，拎着一个塑料框子，里面大概是些日用品。我们的头发还湿着，他看我们的样子很凶，我以为他会骂我们，但他最终没说什么，我意识到他只想抓现行，这我让我更加清楚自己绝对不能落到他手里。
我们在夜市吃了晚饭，又在街上一直闲逛到天黑透才各自回了家。我敢保证那些大学生不知道水库有看守这回事。
回到家，我妈正坐在客厅对着阳台的沙发上抽烟，面前的烟灰缸里已经有几根烟蒂了，我妈是最近才开始抽烟的，她穿着去跳舞时经常穿的一条草绿色裙子，神色看起来有些憔悴，我有一种不好的预感。
“你外婆说你没去吃饭。”我妈说，“你吃晚饭了？”
“吃了。”我说，“我爸呢？”
“走了。”
我看到她卧室门开着，我爸的黑色旅行箱已经不在那里了。
“你坐。”她指了指一旁的椅子声音很轻地说，“妈妈有些话要跟你说。”
我在椅子上坐下来。
“你长大了，有些事情我还是想第一时间告诉你。”我妈小心翼翼地把烟头摁灭在烟灰缸里，像是在酝酿一句什么话。
“我和你爸可能要分开了。”她抬起头看着我，之后把目光转向别处，似乎在等着我的反应，哭什么的，但她可能不知道我一直在为今天做着心理准备。
“你爸明天会和你谈谈，他说要带你去深圳。”我妈说。
“我哪儿也不去。”我说。
“我觉得你不会喜欢南方，那儿的生活和这儿完全不一样。”她说，“你的性格更像我，你说呢？”
“是。”我说。
我妈看着我，神情有些复杂，似乎不仅仅是在看我，而是在透过我看另一个人，我以为她会说一些关于我爸的事，这样我就可以解开心里的那个疑问，甚至我在等着她骂他。
“你觉得我们家日子过得不够好吗？”我妈说。
“没有。”我说，我不知道她为什么会问这个问题。
“你喜欢现在的生活吗？”她眼神锐利地看着我，“还是说你就想着过别的生活。”
“我喜欢现在的生活。”我说，这话出自真心。
她看着我，不是平时那种失望的眼神。
“下午我咨询过律师朋友，”我妈说，“他说你已经长大了，这种事法院会充分尊重你的意愿。”
我向她保证我会跟法院说我愿意跟着她，我妈沉默了两分钟，看起来她的精神正在一点一点地恢复，我也没有说话，我看着阳台上的鱼缸，里面的鱼正若无其事地游来游去。
“你想看电视吗？”过了一会儿她说。
“不想。”我说，我万念俱灰，什么事都不想做，我难以想象如果自己平时不积极地做心理准备的话现在会怎么样。
“你有什么想问的吗？”我妈突然有些忧郁地看着我，“我不希望你背着心理包袱去学校，我不想你因为这件事受到任何伤害。”
“你恨我爸吗？”我说，苏××三个字在我脑子里跳动，但我终究还是没说出来。
我妈一下变了脸色，似乎我提了一个难以回答的问题，她深吸了两口气，脸上才重新恢复了平静。“谈不上恨。”她眼神里流露出了感性的一面，“其实你爸不是个坏人，我和你爸曾经很相爱。他很浪漫，给我写过很多诗，那些诗我一直留着，那时候他是学校里有名的才子。”
不知怎么，我想起了那个疯老头，尽管我怨恨我爸，但我不希望他变成那个样子，我也为他没有朝那个方向发展感到庆幸。
“当初你外婆不同意我和你爸在一起，我没听你外婆的话，但我从来没有后悔过，”她接着说，“你爸是个聪明人，是那种不甘平庸的人，我和他一样，因为这一点我们走到了一起，也因为这一点让我们分开。这件事没有谁对谁错，它属于婚姻的一部分。等你长大你就明白了。”
尽管其中有很多话我都不是很明白，但我没有追问。
“他还是你爸，答应我一件事，好吗？”我妈神情松弛下来，“不要跟他把关系搞得太僵。”
后来我们又聊了一会，主要是我妈在说，我听着。我妈说这件事可能会对我们的生活造成一些影响，但这种影响很快就会过去，她不在乎别人怎么看这件事，也让我不要活在别人的看法里。“爱情还是美好的。”她说。
夜里，我躺在床上，周围很静，偶尔能听到迷雾河上传来的汽笛声。那天睡着前，我一直在用力地想一些问题。我在想为什么同一个东西既可以使两个人走到一起，也可以使两个人分开，我妈所说的我爸的变化是什么，为什么我没能发现这种变化，南方究竟是什么样子，有什么在吸引着我爸放弃体面光鲜的工作去到那里，我爸又是否真的在南方有另一个家庭。
有那么一瞬间，我无比清晰地意识到生活在我面前被撕裂，那种无忧无虑的日子正在离我越来越远，而前方的路却变得一片模糊。我想尽力长大，虽然我不知道自己长大以后想做什么，又能做什么。我感到前所未有的孤独，觉得自己永远无法和谁建立起一种真正的亲密关系，你所要依靠的只有自己，也只能是自己，成熟就是尽力摆脱你对他人的依赖。我告诉自己我不在乎，我很冷酷，没有什么事情可以伤害到我。
一九九七年的夏天，我爸妈离了婚，我爸辞掉钢厂的工作下海去了南方。那也是我在赤溪度过的最后一个夏天，开学没多久我妈通过关系调到了贵阳工作，我也转学去了那里的一所初中。高一那年我妈和一个体校的拳击教练结了婚，他们是在驾校认识的，他很想教我练拳，但我没答应。我高三那个暑假他们离了婚，他因为赌球欠了一大笔高利贷，办完离婚手续就消失了。
高中毕业我去了南方上大学，和我爸一起生活，但我们并不经常见面，我最近一次见他是上个月在他的第三次婚礼上。
婚礼在深圳的一家海景酒店进行，因为前一晚宿醉，我睡过了头，醒来已是中午。我飞快地穿衣服，没洗脸就出了门，出门时床上的陌生女孩还在熟睡。
我一路疯狂超车，引起了一阵骚乱，上了滨海大道后我把这辆三叉戟开到了一百六十迈，发动机巨大的轰鸣声让我大脑一片空白。我知道这么干很危险，但我想参加我爸的婚礼，我已经错过了前两次，不想再错过这一次。
尽管我把油门踩到了底，还是在仪式结束后才赶到，此时客人们都聚在酒店后花园的露天餐厅里用自助餐。我看到新娘被她那些老实巴交的娘家人簇拥着坐在椅子上，她看起来二十七八岁的样子，和我年龄相仿，穿着白色的婚纱，带着白色的手套和白色的头纱，所有的新娘都那个样，每隔一会就有人来和她合影。
终于我爸也出现在花园里。
“儿子。”他一看见我便朝我走过来，他穿着定制的西服，戴着“新郎”的胸花，满面红光。
“爸。”我说，我能闻到他浑身的酒气。
“你爸在找你，他有点醉了。”他的胖司机乐呵呵地对我说。
“好儿子，”我爸揽着我的肩膀说，“最近怎么样？我有多久没见到你了？有没有半年？”
“挺好的。”我扶着他以免他跌倒。
“你喝了多少？”我问他。
“没多少，”他说，“今天爸爸高兴。”
“你看起来又像年轻了十岁。”我说，我承认这话有吹捧的成分，但他听了显得很高兴。
“儿子，有句话爸今天要告诉你。”他领着我往前走了几步，头挨着我的头，“就一句。”
我听着。
“给我点根烟。”他收起了笑容。
我抽出一支递给他，帮他点上火。
远处一个大腹便便的家伙在热情地跟他打招呼，他看起来像老板或者局长之类的角色，我爸冲他挥挥手示意马上过去。
“恭喜爸爸吗？”他把手放在我胳膊上。
“当然。”我说。
“你放心，儿子，”他又把头贴了过来，“没有什么能够影响我们父子的关系。”说完他眯着眼睛郑重其事地看着我。
“我从来没担心过这个，爸。”我说。
他在我肩膀上使劲拍了两下。
“好了，你忙你的去吧。”他放下手，和司机一道朝那个肥佬走去，我们说话的时候那肥佬一直定在原地等着，一路上我爸不停地和客人握手致意。
我离开人群，走到海边，坐在一把长椅上，望着远处平静的海面，回忆着那个不眠之夜困扰我的种种问题。长大后，我仍然不知道那些问题的答案是什么，但我已经不在乎了，我变得几乎不再被任何问题困扰，不是因为我已经懂得了很多，而是因为我不再思考任何问题，那些问题可能并不复杂，只是我不想搞懂，因为是否搞懂和最后你怎么做之间没有半点关系。
尽管我早已变得冷酷无情，但在每一个孤独时刻，我都会想起一九九七年，我在赤溪度过的那个夏天。
我疲惫地闭上眼睛，耳边仿佛再次传来了迷雾河上的汽笛声。那似乎是我人生中最后的一个夏天，转学后，我和高翔乐姗丁雪莉他们渐渐失去了联系，在那之后，我就再没交过什么真正的朋友。而我妈，我已经很久没见过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