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我下了班，在路边等回家的公共汽车，人很多，我等的那趟车还没停稳，一群人便围了过去，我不愿意和他们挤，站到一边点了支烟，等下一辆。快抽完的时候一辆皮卡响了两声喇叭停在我身边，我纳闷地瞧过去，看见方武从驾驶室往外探着身子，“上车。”他快活地说。

方武是我以前的工友，在钢厂的时候他开吊车，我是那个在高处指挥他往哪儿下钩的角色，我们用对讲机交流，他是和我配合最好的那个。下工后我们常到大排档喝扎啤，方武是个愤世嫉俗的人，这时候他总是会骂这骂那，我不觉得那样可以改变局面，但我喜欢听他骂别人，特别是我认识的那些人。有时候我们会开着他的皮卡去南部山区的水库钓鱼，那是除了喝酒之外我们另一个共同爱好，有时候我们会带上帐篷，一钓就是两天。基本上每次我们都会钓到一些白条和鲤鱼，如果钓到了大家伙我们会在附近找个农家乐，让厨师把鱼炖了，炒几个菜，再拿出我们带去的酒喝个痛快。

后来他离开济南去了威海的一个造船厂，原因是他老婆郑玲也在那个造船厂工作，是焊材仓库的库管，有时候她也呆在船上，但那艘船不会离开码头驶入大海。郑玲是个冷冰冰的胖女人，她不希望方武天天和我们混在一起，觉得那样没有前途，也从来不会给我们这些朋友好脸色看。方武和她的感情并不好，据说郑玲和她厂里的一个主管有过暧昧，但在这方面方武也不清白。他们离过一次婚，后来又复婚了，如果我是方武，我不会那么干，我是说复婚。

方武离开济南的前一天我们几个工友在“老地方”给他饯行。菜已经吃得差不多了，酒还在不停地上桌，开叉车的懒猴怂恿方武和郑玲再离一次，留在济南，其他人也跟着起哄。我们都不希望方武离开，他是个实在人，大家都愿意和他做朋友，特别是我，我觉得我的工作离不开他。

那天方武醉成一滩烂泥，最后我和懒猴送他回家，看到他那辆皮卡就停在门口，尾箱装满了行李，一块绿色帆布盖在上面，几条尼龙绳把它们拴得结结实实。

方武离开没多久我也不干了，我不再适合那份工作，特别是仅存的一点默契也被带走之后，我觉得自己站在吊车的臂架下面就像一具行尸走肉。后来我陆续换了几个工作，前一阵我在汽配城找了个新工作，目前还在适应阶段。

现在他回来了，和他老婆一起回来的，他在一个钢构厂开一台两百吨的全新汽车吊。

“这是要去哪儿？”他说。

“回家啊。”

“回家？”他嘿嘿一笑，“对不起，你今天可能回不了家了。”

这话听着让人愉快。

他给郑玲打电话，说有朋友跟他一起回家吃饭，他在电话里专门提了我的名字，让她多炒两个菜。

“在家太麻烦了。”我说，“外面随便找个地方吧。”

“少废话，我知道你什么意思。”他裂开嘴笑着，他的腮帮子宽而结实，上面布满了刚冒头的胡茬子，看上去依然那么值得信赖。

我还记得上次送方武回去时郑玲是怎么对我们的，她让我和懒猴把人“哪儿弄来的就弄回哪儿去。”

“你放心，”他笑着说，“她现在不管我。”

那是一种满足的笑容，让我对他们现在的关系充满了兴趣。

“真怀念咱们并肩作战的那段日子。”他说。

“我也是。”

“钢厂已经没咱们多少人了吧？”他说。

“一个都没了，厂子早晚要毁在那帮杂种手里。”我说。

他没接我的话。

“想开点。”他说，“我这几年的变化就是心态平和了。”

当他说完那句话后我在想我这几年的变化是什么。

“我到处都找不到你，你的号码打过去是空号。”他说。

“我换号码了。”

“我有孩子了。”方武高兴地向我宣布，他给我看了钱夹里的照片，婴儿很可爱，长得比他父母都要好看。

“男孩，一岁了。”他说，“你们有孩子了吗？”

“快了。”我说。

郑玲像是变了一个人，神采奕奕，穿着也变得时尚了，尽管还是那么胖，但现在看上去让人舒服。她和方武夫唱妇随，看起来就像是一对新婚夫妻，对我也十分客气，不仅主动帮我们倒酒，还敬了我一杯。她现在在做保健品推销工作，客厅里摆着一个橱窗，那些玻璃格子里整整齐齐地摆了很多样品，“除婴幼儿外一切人群皆可适用”那些盒子上写着这样的话，我知道那种保健品，我在中央台看到过它的广告——合法的传销。橱窗最高的那一层摆着一块金灿灿的“明日之星”奖牌，上面有郑玲的名字。

我问孩子在哪里，“郑玲她爸妈帮我们带。”方武说。

“本来我们也不想这样，”郑玲说，“但也没办法，照顾孩子的麻烦你是不知道，如果他哭一晚那第二天我们都上不成班了，我们打算等孩子大一些的时候再接过来。” 

我点点头，我在想假如我和唐娜处在他们的位置会怎么做。

“方武，什么时候把你那些哥们全都叫到家里来。”郑玲说。

“他们不喜欢上家里来。”方武说。

“在外面怕你们吃得不卫生。”她看看我说，“家里酒也管够。”

“两码事儿。”方武笑着看我一眼，似乎希望我接过话。

我也笑了笑。

“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们怎么想的。”她说，“我把吃的给你们弄好就走还不行吗，等你们酒足饭饱我再回来。”

“有这话就够了。”我敬了她一杯。

走的时候方武送我到小区门口，我们互留了电话，约定改天再聚。

我吹着口哨回到家，唐娜正在打扫房间，她在一家高级商场做化妆品售货员，这周她上晚班，她上晚班时我们都各自吃了晚饭才回家。屋里放着歌，她喜欢一回家就打开电视调到音乐电台，一边听歌一边做家务，遇到会唱的就跟着唱，就跟我喜欢喝酒一样，我把这理解为她放松的方式，但最近她会唱的歌变得越来越少。

我跟她说我今天遇到了方武。

“这下好了，”她的拖把伸过来，我挡了她的道，她用力推开我，“你头号酒友又回来了。”

“你什么意思呀？”我说。

“喝得很开心，对吗？”她说。

我没说话，感觉有点不对劲。

“我不知道你在外面什么样。”她很用力地在拖地，“我只知道你一回家就好像很不开心。”

“我没有不开心，我哪儿不开心了？我只是没有什么可开心的而已。”我说。

“我的意思是我没有因为回家而有任何不愉快。”我又解释了一遍。

她头也不抬地继续拖地，只拖电视机前的那块地方。

“我在外面也是这样，你很少会看到我笑。”在她还能听的时候我想多说几句，“喝酒感到高兴也只是酒精的作用。”

“不管怎么样，”她终于抬起头来看我，眼里噙着泪水，“这种生活我受够了。”

“我觉得我被困住了。”她把拖把扔到一边，伏在餐桌上哭起来。

眼下我们的婚姻正在经受考验。

最近唐娜的情绪出现了一些问题，总是因为鸡毛蒜皮的事情跟我吵架，嘴里时不时就冒出一些消极的词，她说她讨厌做爱，她想淹死邻居爱哭闹的婴儿，还有想和我同归于尽，甚至她还开始抽起了烟。那天她终于崩溃了，她在商场卫生间里给我打电话，她不说话，只是哭，我听她哭了整整两分钟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最后她说她没事，只是觉得自己快要受不了了。

我不知道唐娜是什么时候变成这样的，如果现在就开始找原因的话我认为这一切一定和她前男友有关系。

我认识唐娜的时候她正在为一段恋情所累，她的男朋友比她大整整二十岁，离过一次婚，我以为他是个事业有成的男人，但他并不是。他是个卡车司机，有一辆自己的“东风”，跑济南到上海那条线。唐娜的父母极力反对他俩在一起，他们认为他给不了她幸福，因为他连自己都没希望了。

那家伙长了一张“不走运”的脸，很多人都长着那样的脸，走在大街上你只需要一眼就能把那种脸分辨出来——唐娜给我看过他的照片，在她的手机里，是他们的合影，那些照片让我很受伤。

最终唐娜顺从了父母的意愿，打电话和他说分手，她说得坚决无情，为此她很痛苦，她告诉我她爱他。我同情那个男人，我无法想象自己四十岁的时候是那个样子。

他们分手后的第三天他在张家港出了一起车祸，他受了轻伤，车上的货也被周围的村民哄抢一光。他被送进了附近的医院，他在医院给唐娜打了很多个电话，唐娜有些动摇，甚至打算买当晚去张家港的火车票。但我跟她说，那是同情，不是爱，你如果再给他希望最后只会伤他更深，她这才没再接他打来的电话。

“我是不是太残忍了？”那天夜里她哭着问我。

我握住她发抖的手，告诉她一切都会过去，我们只是需要些时间。

一年后那个男人从黄河大桥上跳了下去。那时候我和唐娜已经结了婚，知道这个消息后她并没有太过激的表现，但她说过类似“如果当初我去了张家港”的话，这不免让我担心，那不是唐娜的责任，让一个涉世未深的小姑娘对一个中年男人的死负责任是非常荒谬的。

但有时候就是如此，人们喜欢主动去背负一些责任，责任成了生活的根本，人们永远都无法轻松起来，我从没看到过一张轻松的脸。

我坐在唐娜身边，耐心地等待着她恢复正常，这不是她的第一次，也不是我的第一次。

我抚摸着她的头发，希望这样能让她好过一点。我喜欢她那头乌黑发亮的长发，有一股森林的味道，晚上我要是闻不到就一定会失眠。

“我真想可以忘掉那些标价签。”她哭着说，“只要我一闭上眼睛，那些东西就会涌进我的脑子里。”

“别去想那些了。”我揽着她的肩。

“我控制不了我自己，我觉得我要疯了。” 

“你只是最近工作压力太大了。”我安慰她，“好好休息几天，不去想工作上的事，很快会好的。”

“是吗？”她用不确定的眼神看着我。

“过几天我们可以去日照玩，”我说，“坐快艇，游泳，在沙滩上晒太阳，我们可以住在海边的旅馆，推开窗就能看见海。”

她认真地听着，她已经平复了心情，但她的泪水还挂在脸上。

“或者我们可以去草原骑马。”我又说，当电视机换成电台模式时电视画面会变成草原风光。

“你想去草原骑马还是去海边游泳？”

“骑马。”她说。

“那我们就下个月去趟内蒙。”

“可我早就没有假了。”

“请病假。”我说，“我可以帮你去医院开个住院证明，你想要肾结石还是阑尾炎？”

“再说吧。”她去卫生间洗了个脸，又继续拖地，她的样子十分疲惫，我说我来，让她去休息，她把拖把递给我，进了卧室。

拖完地我关掉电视，枯坐在沙发上又喝了几罐啤酒，刚才唐娜的表现让我清醒了许多，我不喜欢清醒的感觉，尤其是现在。

第二天，我们的生活又归于平静，之后的几天唐娜没有再那样失控，这可以想象，如果她每天都那样，谁都会受不了。也没有人再提骑马的事情。

我原本以为至少可以平安无事地度过这星期，可没想到周五晚上，我们差点又起了冲突，当时我们正在看一部电影，那是个浪漫的爱情故事，女主角怀上了前男友的孩子，保守传统的家庭难以接纳她，但最终她还是得到了幸福。

“外国人怀孕了照样抽烟喝酒。”我和她照例边看电影边扯淡，“而且她们好像不坐月子。”

“人种的问题，”唐娜不屑地说，“非洲人也不坐月子，你可以调查一下韩国人和日本人，要是朝鲜人不坐月子那很可能是因为她们没条件坐月子。”

“那个孩子是她全部麻烦的原因。”我像往常一样分析总结道。

“也是你每次都戴两个套的原因。”她说。

“我们的情况和他们不一样。”

“是，不一样。”唐娜说，又看看我。

“别紧张。”她说，“你知道我不喜欢孩子，也不喜欢家长里短。”

“你想要孩子。”我说，“你没必要说反话，唐娜，咱俩用不着这样。”

“我不想要，这是实话。”

“我不知道该信你哪句。”

“我有时候只是想试试你的态度。”唐娜说。

“我很不喜欢你这点。”说完我就后悔了。

就在唐娜即将爆发的时候，方武的电话救了我，他叫我明天去他家烧烤，并特意叮嘱我一定要带上唐娜，他说郑玲想见唐娜已经很久了。

我一挂电话就把这件事当做好消息告诉了唐娜，我换了副谄媚的语气，我也希望能让唐娜见见方武，有时候别人会给你的生活带来一些乐趣，这就是我喜欢和朋友呆在一起的原因。

“我不去。”她横眉冷对。

第二天我们睡了个午觉才出门。

“今天是世界烧烤日。”我拍着巴掌说，我想提前调动起大家的情绪来。

“天气预报说今天有暴雨。”唐娜说。

“天气预报你也信？”我说着往窗外看，外面是个好天气，没有一点要下雨的意思。

“我们要不要买点什么带过去？”唐娜说。

“不用。”我说，“都自己人。”

“不好吧，我可是头回去。”她说，出门前她仔细地化了妆，我的那些朋友里她明确表示只想见方武一个。

“那有什么关系，”我说，“你罩着你。”

“谁要你罩了。”她终于笑起来。

方武家在城南郊，我们坐上了一趟直达他家的公共汽车，过去我就是坐那趟车和他汇合，再一起开他的皮卡去钓鱼。

公共汽车上人不多，我们坐在最后一排靠窗的座位，唐娜用手机听着歌，她时而专心致志地看着车窗外的流动的街道，时而微闭着眼睛，这是个好的迹象。

那是一个欧式风格的小区，我们下了车，从“凯旋门”进去。小区绿化做得很不错，一楼的住户都有个篱笆围着的小院儿。每个院子都被主人精心照料着，有的院子种满了翠绿整齐的蔬菜，有的院子是一片姹紫嫣红的花草，还有一个院子，里面种着好几棵樱桃树，枝头上挂满了已经开始泛红的樱桃，煞是好看。

“我也想有个这样的院子。”唐娜说，她一路上都在看那些院子。

“你想在院子里种什么？”我说。

“我想搭个葡萄架。”

“方武就在院子里搭了个葡萄架。” 

“真的？”她说。

方武家的葡萄长得枝繁叶茂，把整个架子铺得满满当当，藤蔓上还挂着一串串已经初见雏形的小葡萄，非常可爱。方武在葡萄架下切羊肉，郑玲把切好的肉穿到竹签上，他们有说有笑，配合默契，他们以前的情况十分糟糕，有多糟糕呢，比我们还要糟糕。

我和他们打了招呼。“快进来。”郑玲用手肘打开篱笆门让我们进，她笑盈盈地看着唐娜，“你就是唐娜吧。”

“唐娜，这是郑玲，你得叫嫂子。”我说，“这是唐娜。”

“什么嫂子，都把我叫老了。”郑玲说，“叫我郑玲就行，随便坐。”

“这是方武。”我说。

方武在切最后一小块羊肉，“你好。”他抬起头对唐娜友好地笑了笑。

“真漂亮。”郑玲盯着唐娜看了一阵又看着我说，“李威，你娶了个漂亮老婆。”

我看到唐娜的脸有点红。“我们来晚了。”她说，“都没帮上什么忙。”

“一共也没多少活。”郑玲把剩下的几片肉串好，“现在可以开始烤了。”她说着把装肉串的盘子端到烧烤炉旁，炭炉里的火已经点燃，冒出阵阵青烟。

“我帮你烤。”唐娜说。

“好啊。”郑玲说，“我们一起。”

我和方武坐下来喝酒，唐娜和郑玲一边烤肉一边聊天，看得出她们很聊得来。女人的效率总是很高，不一会儿一盘香气扑鼻的烤串就端了上来。

“都是谁的手艺啊？”我问。

“羊肉串和鸡翅是我烤的，鸡胗是唐娜烤的。”郑玲说。

“看上去就不错。”我说。

“来点饮料？”郑玲拿着一瓶橙汁问唐娜。

“谢谢。”唐娜说。

唐娜烤的鸡胗外焦里脆，大受欢迎，她自己也颇为得意，“还有谁要鸡胗吗？”盘里的鸡胗吃完后她问。

我和方武都举了手，郑玲也说要，我嘱咐唐娜我那几串多放辣椒。

“你运气不错。”郑玲对我眨眨眼。

我看看她，笑了笑。

大家都吃得差不多后我们坐在一起，喝着酒，享受着阳光和草地。“这感觉真好。”唐娜环顾着四周说，“我小时候家院子里也有这么一个葡萄架，白天我和小伙伴在葡萄架下做作业跳皮筋，晚上一家人在葡萄架下纳凉。”

“再来点？”郑玲看唐娜的杯子空了，拿起橙汁问她。

“我要喝啤酒。”唐娜把空杯子朝我一推。

“我来。”郑玲说，她给唐娜的杯子倒上啤酒。

“来，一起干一杯。” 郑玲举起橙汁说。

我们四个把杯子碰了一下，全都一饮而尽。

“女中豪杰！”方武朝唐娜竖起大拇指。

“跟他学的。”她看我一眼。

方武从兜里拿出烟，给我递了一根，又给唐娜一根，我看着唐娜，她没看到我在看她，但还是摆了摆手。

“你以为人家什么都能跟你们学？”郑玲说。

唐娜对她笑了笑，“等葡萄熟了我们能来吃葡萄吗？”

“怎么不能。”我说。

“到时候你们必须来。”郑玲说，“今天就说定了。”

唐娜给自己的杯子倒上大半杯啤酒，“郑玲，敬你一杯。”她端起杯子。

郑玲也端起杯子，“我只能喝这个，我喝不了酒，”她一副很不好意思的神情，“一点儿都不行，我对酒精过敏，一喝身上就起红斑，像地图那样这一片那一片。”

“没事儿。”唐娜说，“你喝饮料就行。”

“她确实不能喝酒。”方武对我说。

“但有时候你免不了喝酒，”郑玲放下杯子说，“我还记得我年轻的时候去参加一个面试，面试就在酒桌上，一起面试的还有两个女孩，公司经理给我们每人面前摆了三杯二锅头，说谁能连干三杯就录用谁。”

“那时候我还不认识她。”方武看了看我们说，“不然我肯定不让她去。”

郑玲领情地看了她丈夫一眼，接着说，“那两个女孩一点也没犹豫就把那三杯酒都干了，其中一个喝完就倒在地上醉得人事不省，另一个也满脸通红，说话语无伦次，一会儿哭，一会儿笑。我知道自己不能喝酒，但那时候真的很需要那份工作，就试着喝了一小口，刚咽下去一点那味道就让我受不了，转过身就开始吐，回去之后我难受了好长一段时间，身体和心里都难受。从那以后我就滴酒不沾了。”

“最后谁得到了那份工作？”我说。

“不知道，”郑玲说，“当时我感觉很不舒服，提前离开了。”

“那么操蛋的工作不干最好。”方武说，他把烟灰往空罐子里抖，我也跟着那么干。

“有什么工作是不操蛋的吗？”唐娜说，“上个月我们店庆，所有商品都打七折，那些人就觉得东西像免费了一样，我们开单子开得手忙脚乱，我很怕那种场面，全都疯了。”

“可以想象。”郑玲说，她在认真倾听。

“可是一千块钱的化妆品，就算打七折也是七百块啊，有时候真让人不平衡。”

“这很正常，不要觉得有什么不公平，”我说，“人和人本来就不一样。”

“我觉得让你难过的可能并不是这个。”郑玲说，“你难过的是就算你付出了再多的努力也得不到公平的回报。”

“你说得太对了。”唐娜用感激的眼神望着她。

“有时候我们只是没有选对方向。”郑玲说，“在一个错误的方向上，你走得越卖力，错得就越远。”

“是那样，”唐娜说，“可我没方向。”

“你能看到二十年后的你还是这个样子，今天不过是在重复昨天的生活，你觉得你在浪费生命。”

“一点没错。”

“我以前在船厂工作，”她微笑着说，“跟你现在的情况一模一样。” 

“那你是怎么改变的？”唐娜看着她，这也是我要问的问题。

“我的事业。”她说。

“对了，”唐娜说，“都忘了问你做什么工作了。” 

“我的工作与其说是推销不如说是分享，我们分享的不仅仅是产品，更是一种生活理念。”

唐娜看着她。

“一种阳光、积极的、使人幸福、家庭和睦的生活理念。”

唐娜看着她。

“同时还能挣钱。”郑玲说，“我们的模式是，你不仅可以自己买产品，还可以让你的客户帮着你卖产品，你让他们消费，你能赚到钱，当你教会他们做同样的事之后，他们也能像你一样赚到钱。”郑玲说。

“更关键的是，他们赚的每一块钱里都会有你的一份。”郑玲说。 

唐娜和我互相看了一眼。

“他们总没完没了地开会。”方武说，“就这点不好。”

“开会是必不可少的，同事之间需要交流，需要相互帮助，相互鼓励。”郑玲说，“我们就像亲人一样相处。”

“我想象不出那是什么样子。”唐娜说，“那种感觉一定超好。”

“我不喜欢那种跟谁都亲热的场合。”方武说。

“我也一样。”我拿起酒和他干杯。

“别理他们，两个俗人。”郑玲转向唐娜，说要介绍一位伟大的导师给唐娜认识，她告诉唐娜那位台湾来的导师能够帮她寻找到人生的真谛，她向唐娜保证这一定是个改变命运的机会。“你只需要去一次，去听听她说些什么，你简直想象不到那场面，你绝对想象不到。”

我没再听她们说话，和方武聊起钓鱼来，他说他在威海的时候会时不时去海钓，有时候一下午就可以钓上来十几条，但他还是更喜欢钓淡水鱼。

“钓淡水鱼的感觉和钓海鱼完全不一样，”他说，“只有钓淡水鱼才有成就感。”

“没错。”我说，“海鱼都蠢得要死，傻子都能把它们钓上来。”我们总是能产生共同的感受。

“淡水鱼里面我最喜欢钓鲤鱼，最不好对付的一种鱼，得用嫩玉米钓，小时候我经常跟着我爸去湖里钓鱼，那时候我们还在用竹子做的鱼竿，我爸用玉米钓，我用蚯蚓钓，我只能钓上来一些小鱼小虾。”他说，“你要想钓大鱼的话只能用玉米，那很考验耐心，漂可能半天都不会动一下，但漂只要动了，保证是大鱼。” 

“给你讲个故事。”我说。

我跟他讲了一件我小时候钓鱼的事。那是一九九三年的夏天，我九岁，那时候我父亲在贵州赤溪的迷雾河林场工作，他一半时间在伐木，一半时间在为林场搞养殖。我母亲也在林场工作，她所有的时间都在为林场搞养殖。我在赤溪上学，平时住在爷爷家，只有寒暑假我才会去林场跟父母一起生活上一段时间。林场是个偏僻荒凉的地方，没有闭路电视，没有游戏室，也没有旱冰场，附件只有一家杂货铺，因为经常停电，冰柜里的冰棍没有一根是保持原状的。但那里的星空很美，美得让我着迷，但更多的是迷惑，在那里我第一次看到流星，我问我父亲那些星星亮一下就暗了是怎么回事，他说那是因为流星燃烧之后消失了，我始终不理解消失了是什么意思，“就是没有了，看不见了，你也找不到了。”我父亲不厌其烦地向我解释，可那和没说一样。我父母很忙，白天大多数时间我都一个人在家，周围没有和我同龄的小孩，所以我总是独来独往。

那个暑假，我过够了无所事事的日子，一天下午，我午睡醒来之后决定干点和往常不一样的。我在牛粪堆里挖了一些蚯蚓，拿上我父亲放在门后的鱼竿和水桶，去了小河边。

那天异常炎热，烈日高挂空中，没有风，树木低垂着，土地散出的热气烘烤着我的小腿，火辣辣的痛。

一路上我没遇到别人，远处的玉米地边只有两个抓蜻蜓的小孩，他们似乎在笑着，闹着，但我听不见一点声音，我在想钓鱼可比抓蜻蜓有意思多了，于是我把鱼竿从手里换到了肩上，希望有谁能发现它。

我从没单独去钓过鱼，以前都是跟我父亲一起去的。我喜欢守着装鱼的水桶，看里面的鱼把头仰在水面上大口大口地呼吸，我能看上一整个下午。后来我看着那些鱼时，它们的眼神让我有种说不出的感觉，那种感觉让我后来对悲惨的含义有了更直观的理解，那就是需要竭尽全力才能呼吸到一口空气。

我边走边回想我父亲钓鱼时都是怎么做的，我真怕自己做不来，但我还是加快步伐往河边走着。

当我走到河边的时候我才发现自己可能并不是真的想钓鱼，河面平静得像一面大镜子，也看不出一点有鱼的样子来。我找了处树荫把渔具放下，坐在那里发了一会儿呆，我在想我的父母此刻身在何处，当他们不在我身边时会不会是不存在的。

我想清楚这个问题后才感觉轻松了一些，开始准备钓鱼。我把一块平整的石头搬到河边当凳子坐下，给鱼钩挂上蚯蚓，蚯蚓比鱼钩长，多出的半截在来回挣扎，我觉得这样很好，在水里会更容易引起鱼的注意。

我把鱼钩扔进水里，几乎就在鱼漂刚稳住的瞬间我看到它微微沉了一下，很快又是一下。我连忙把鱼竿提起来，但什么也没钓到，那半截蚯蚓还在那扭动着。也许是我看花眼了，我心里这么想着把鱼钩扔进水里，认认真真地盯着鱼漂，没想到鱼漂刚稳住就又轻轻抖了两下。我连忙收杆，蚯蚓还是一点没动，它应该是在试探我，这回我打算一直等到鱼漂至少一半沉到水里我才提竿。

我再把鱼钩扔下去，鱼漂还是像刚才那样轻轻地动着，我告诉自己耐心一点，水底下有个狡猾的东西。我等了好一会儿，情况依旧如此，我找了个时机再次提起鱼竿，还是什么也没有，露在鱼钩外面的那半截蚯蚓却已经不在了。我气急败坏，把剩下的蚯蚓往外面移了移，让它刚好能完全遮住钩尖，接着把鱼钩扔了下去，我发誓我一定要把这狗日的钓上来。

这回鱼漂变得安静了，它浮在水面上一动不动，河面也是风平浪静，我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鱼漂，只那样盯了一小会儿我就开始眼睛发花，脑子犯困，但我还是坚持着。终于我看到鱼漂以难以察觉的幅度抖动了两下，接着它猛地往下一沉，我立刻使劲一拉，手上感受到的力量让我大脑充血，我情不自禁地叫了出来。声音还没落一条巴掌大小的鲤鱼就被拎出了水面，它在空中摆动着尾巴，浑身泛着耀眼夺目的光——那是一条金色的鲤鱼。

我把它从鱼钩上取下来，紧紧地握在手里，它全身都像是用黄金做的，每一片鳞甲都是那样完美，简直让人难以置信。我兴奋地环顾四周，想知道还有没有谁看到了刚才如此精彩的一幕，我没找到抓蜻蜓的那两个小孩，只看见一个人从小路朝我走来，我看不到他的五官，他的脸像是蜡熔化后又凝固了一样。

我假装没注意到他的脸，把鱼装进裤兜，转身去提水，河道上有个几米高的瀑布，下面是个水潭。我心想瀑布的水是最干净，拎着桶就走到那个小瀑布边，就在我刚把桶伸到水流中的时候，像是有人用力拉了我一把，我一头就栽了下去。

我掉进了一个巨大的漩涡里，那时我还不会游泳，我跟着漩涡转了好几圈，被下沉的水流带到了潭底，我觉得我快要死了，我似乎感觉到了我的灵魂，尽管我没看见他，但我相信他正看着我。嘿，我在心里跟他打着招呼，见到你真好，你让我弄明白了一些问题，很重要的问题，他听见我跟他说话了，他当然能听见，他听得见我心底发出的每一个细微的声响，我觉得时空正在逐渐变得浓稠。

“怎么说呢，很快我就平静下来，”我把酒拿在手里说，“我准备好了去死。我知道那不合常理，但当时我就是那样的，我在水里等着他们。”

“后来呢？”方武感兴趣地看着我，“是那个没有脸的人救了你？” 

“漩涡把我甩了出来，我被冲到了浅滩上。”

我从水里爬起来，全身湿透地站在河滩上，刚一抬头，刺眼的阳光让我一阵眩晕，差点又一头栽进水里。我稍微站稳之后，注意到那个没有脸的人正站在河岸上，他看着我，手里拿着一根长树枝，似乎正准备救我，我有一种恍惚之感。他没说话，扔了树枝，等他走远后，我才回过神来，我摸了摸我的裤兜，那条鱼也没了。 

方武神情变得有些凝重起来，像是在思考着什么。

掉水里的事我没敢跟我妈爸提，那天我在河边一直等到衣服晾干才回的家。后来我也只跟唐娜说过，但我已经忘记她当时的反应了。

“这事不简单。”过了好一会他说。

“怎么个不简单？” 我看着他。

“像是个启示，不是每个人都有这样的经历。”他看着我，“我早说过你一看就不是普通人。”

“我没觉得自己与众不同，”实际上我早就不再那么觉得了。“我就是个凡夫俗子。”

“我觉得你肯定可以成就一番事业。”方武平静地看着我，又看了看两个正在窃窃私语的女士，她们刚刚进屋参观了那个橱窗，郑玲在说着什么，唐娜频频点头，她的眼里闪着兴奋的光。

“谁知道呢。”我说着又自顾自地喝了一大口酒，我想不到我将如何成就一番事业，而那番事业又在哪里。

“你得随时做好准备，我预感着你的时机差不多要来了，”方武说，“你信不信我的预感？”

“当然信了。”我和他干了一杯，转开了话题。

回去的路上唐娜心情很好，我醉了，靠在出租车座椅后背上休息，唐娜挽着我的手跟我商量辞职的事，她的另一只手抱着一袋“样品”。

“这是个机会。”她对我说，我知道她说的是那个生意，但说实话，我并不看好那个生意，至少我觉得它不会像郑玲说得那样好。

“她的很多话都说到我心坎上去了。”唐娜说，“我需要点希望。”

“你最好再考虑考虑。”我说。

“你应该乐观一点。”她望着车窗外黑压压的云层，“要下暴雨了。”

出租车飞快地行驶在城市浑浊的空气中，上高架桥的那几个圈让我头晕得厉害，就在这时我产生了一种极为糟糕的感觉，我发现自己正被一种前所未有的恐慌和迷茫所笼罩，我不知道为何自己一直渴望摆脱的感觉现在却变得如此强烈。我觉得去方武家是这感觉产生的原因，尽管我并不知道具体由哪一件事情引发了这种强烈的感觉。我真希望此时我们身处内蒙的草原上，可以骑马，也可以就那么躺着，随便干点什么也好，但现在说什么都晚了。我试图让自己冷静下来，开始回顾我的人生，我想知道究竟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但我还没获得一点线索就已经疲惫不堪，现在我只希望谁能收回我思考的能力，因为我发现那才是人类痛苦的根源。

没多久车停了下来，前方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一辆警车无声地闪着警灯停在前面，我们和其他车一起被堵在高架桥上，出租车司机熄了火，点上烟。

那烟味让我感到一阵恶心，我下了车扶着高架桥的栏杆把胃吐了个底朝天，唐娜帮我拍着后背，又拿水给我漱口，我回到车上才感觉舒服了一些。

不知等了多久，我听见一阵由近及远的警报声，接着像是被人推了一把，车启动了。我闭着眼睛，只能听见耳边呼啸的风声，凉风吹在我身上像是在被一双温柔的手抚摸着，我感到自己快要达到那种状态了，我静静地等待着它的降临。一阵电闪雷鸣之后，大雨倾盆而至，巨大的雷雨声隔离了尘世所有的嘈杂，此时我们仿佛身处一个无比隐秘而坚固的地方。我先是感到一阵幽暗的快乐，继而又是一阵明亮的悲伤。我想象着这场暴雨，想象着这空虚的世界因此被充实，我感到一股力量正在把我从生活里往外拽。我的身体开始变得轻盈，我悬浮在水中，空中，在五彩斑斓的宇宙，在深邃曼妙的时间隧道，随即我达到了永恒，由此进入一阵无与伦比的美妙眩晕。我挣扎着不让自己睡去，竭尽全力地支撑着那扇即将关闭的大门，渴望能够无穷无尽地体验这种感觉，但那扇沉重的大门还是轰然合拢。就在我即将失去意识的刹那，那个无比巨大的漩涡总算再次出现在我面前。那壮观的、神秘的漩涡，让我不由自主地向它靠近，但这一次却和以往有所不同，漩涡中似乎有个什么东西，我仔细一看，那竟然是个孩子。我越走越近，终于认出了那个孩子，那是早已离我远去的自己——他依然保留着那副天真的模样，他面无表情地看着我，身处漩涡外的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