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醒来后发现丁娜不见了。我看了看墙上的挂钟，现在是中午十一点，她放在旅行包里的泳衣还在，应该没下海游泳，但我想不到她去了哪儿。
一连两天我都没睡好，我们住的旅馆在一个望海的山坡上，旅馆背面地势更高的地方有一幢白墙红瓦的私人别墅，一到晚上里面便热闹非凡，派对彻夜不休，别墅门口停满了跑车，一来一去都会发出巨大的轰鸣声，那些声音让我心神不宁。
丁娜睡得很好，她是那种不管外面多吵都能很快入睡的人，我做不到那样，稍有动静我就睡不着，就算已经累了一整天。
我去走廊尽头的公共洗漱间对着水龙头洗了个脸，然后下楼管前台服务员要了一瓶当地牌子的啤酒。服务员记完账后抱歉地告诉我瓶起子找不着了，我跟她说没关系。我拿着啤酒到旅馆的观景露台找了把椅子坐下，用牙咬开瓶盖，边喝边等丁娜回来。这里视野开阔，放眼望去，天空蔚蓝，大海风平浪静，白色的海鸟展翅高飞，远近的山绿意盎然，山脚下就是一片白沙滩，沙滩上拥挤着游客和五颜六色的遮阳伞，合欢树随处可见，我身旁就有几棵，花开得正盛，姹紫嫣红。但我现在没心情欣赏风景，我在担心丁娜。
丁娜本来打算住在山脚下，但我说要住就住最好的，至少我们应该体验几天，于是我们就找到了这儿。旅馆由一栋三层的老旧船员宿舍改建而成，位置不比周围的星级酒店差，房间里除了没有卫生间以外其他设施一应俱全，价格是要比普通旅馆贵一些，但没有贵得离谱。
那栋白墙红瓦的别墅就在我身后，现在变得安安静静，铁门紧闭，只有一辆红色“鱼叉”停在门口。
正午时分，一楼住的几个聋哑人在准备出发去钓鱼，他们用手不停地比比划划，我看不懂是什么意思。昨天他们钓到了一条畸形的大鲈鱼，那条鱼的脊骨是弯的，没人敢吃，他们把它喂了旅馆老板养的猫。
过一会和我们住同一层的几个金发碧眼的外国女孩游泳回来了，她们穿着比基尼顶着湿漉漉的头发，边走边用不知哪国语言聊着什么，不时发出一阵哄笑。其中两个和我点点头，我也只得和她们点点头，就是昨天半夜我起床方便时撞见在公共洗漱间里亲嘴的那两个。
也许她是物色新住处去了。“我感觉不太对。”昨天她跟我说，“这里的人好像都不正常。”“包括我们吗？”我跟她开了个玩笑，但她没笑。
丁娜在济南一家商场做服装导购，她不喜欢那份工作。她换过别的工作，手机销售和办公室文员，那是我们结婚之后的事，但那些工作她都干得不好，所以最后她不得不重新干起了服装导购。她也想过不工作，但我一个人的收入解决不了生活开销和房租。
大前天的深夜她接到她妹妹丁洁用一个陌生号码打来的电话，丁洁说她已经被警方通缉了，现在急需我们的帮助，让我们尽快给她汇一笔跑路费过去。丁娜跟她说我们没钱，劝她去公安局自首，丁洁不肯自首，她让丁娜务必想想办法，说会再打电话来。挂掉电话后，丁娜情绪变得非常低落，“我就只有她一个妹妹。”她说话带着颤音，“我真的不想看到她坐牢。”她的肩膀在发抖。“但我们不能包庇她。”她睁大眼睛看着我说，“那样我们也要跟着坐牢，对吧？”“是的，我们不能帮她，”我说，“我们也帮不了她。”
“可如果警察给我打电话怎么办？他们会问我丁洁在哪里，我该怎么办？说还是不说？如果我说不知道他们肯定不会相信，他们肯定会认为我在包庇她，他们会去商场把我拷走，警车就等在外面，所有人都站在那儿看着我，她们会以为我是个杀人犯，那还是轻的，我受不了那样。”她抬起泪眼看着我，“吉平，你说我该怎么办？”
“别让人找到你。”我说。
听了我的意见后丁娜沉默了很久，然后对我说，“我们去海边吧，关掉手机，消失一段时间，怎么样？”
啤酒快见底儿的时候丁娜回来了。
“你去哪儿了？”我说。
“附近随便逛了逛。”她神情疲惫，“你吃中午饭了吗？” 她说。
“我连早餐都没吃。”我这么说，希望她感到内疚。
我们去了旅馆老板介绍的那家饭店，丁娜点了些小海鲜，我又要了一瓶啤酒。我们来这儿后的几顿饭都是在这家饭店吃的，这里价格公道，我们害怕去其他地方会挨宰。
“刚才我买了一张手机卡，我专门去市区买的，是那种不记名的手机卡。”等服务员走开后丁娜靠近我小声说。
“我们可以用这张卡给丁洁打个电话。” 她从裤兜里摸出一张包装还没撕的手机卡，然后用那种经过了深思熟虑的眼神看着我，“我想知道她现在怎么样了。”
“别打。”我说，“如果你不能给她钱的话就别给她打电话。”
“她能理解我，我没钱给她，但我还是想知道她现在怎么样了，我们是亲姐妹。”她说。
“现在只有我能理解你。”我伸出手，“把电话卡给我。”
“我要打。”她把电话卡牢牢拽在手里。
“我有这个责任。”她朝我喊。
“只要你一给她打电话，警察就能立刻定位到你，你现在打电话警察晚上就能找来这儿来你信不信？”我说，我本来不想吓唬她，我只想让她活得轻松一点，这样我才能跟着轻松一点。
她在犹豫。
“你相信我吗？”我没心情在这种小事上和她过多纠缠，“丁娜，如果你还相信我的话，就把卡给我。”
她当然相信我，我是她唯一值得信任的人，我从她手里拿过那张卡，把它装进钱包，我看到她就要哭出来。
“开心点。”我摸了摸她的脸，朝她笑了笑。我理解她所说的责任，丁娜是个好女人，心地善良，处处为他人着想。但我也有我的责任，我的责任就是，当一个人表现得难过时，另一个就不能表现得难过。
“我们现在要把这件事忘掉。”我说完喝了一大口酒，我马上就要忘掉了。
“我也想喝点酒。”丁娜擦了擦眼睛。我给她倒了半杯。
“不够。”她说。
去年的这个时候我们在沈阳，和丁洁在一起。丁洁在沈阳一直都在做一些和她姐姐差不多的工作，但她新交往的男朋友是个成功人士。她男朋友叫马凯，老家在浙江嘉兴农村，现在在沈阳做建材生意，开着一辆黑色的“卡宴”。马凯和我同岁，长得眉清目秀，丁洁把马凯当做上天送给她的礼物。有一天她给丁娜打电话，说想请我们去沈阳玩一趟，顺便见见她的新男朋友，帮她把把关。她们的父母还在菏泽老家务农，是一辈子没见过世面的乡下人，怎么说呢，在很多方面她更信任丁娜。于是我们就请假去了沈阳。
那几天我们着实享受了一番，丁洁和马凯热情地招待了我们，每天马凯都开着他的保时捷带着我们四处吃喝玩乐，见他各行各业的朋友，晚上我们就住在他的豪华公寓里。
但那几天我的状态并不好，我有一种上不来气的感觉，特别是当我知道马凯和我同岁的时候，那种感觉甚至回来后还在。
“他究竟是怎么做到的？”丁娜在我面前毫不掩饰对马凯的欣赏，“白手起家，既没有背景也没有关系，年纪轻轻就这么成功。”
自从去了沈阳后丁娜就一直在和我商量搬去沈阳生活的事，沈阳给她留下了完美的印象。我劝她打消这个念头，隔着保时捷车窗看到的城市绝对不是它真实的样子，但她说她已经在计划了。
她的计划直到丁洁给她打来那通电话才停下来。当时我正在一个荒郊野岭的工地上维修一台设备，我们已经忙活了两天还没找到故障原因，业主不是那种好说话的角色，他给我们下了最后通牒，限定我们三天内修好机器，否则耽误工期造成的损失就要我们赔偿。
“丁洁把她男朋友给捅了。”电话里丁娜惊慌失措，我让她大点声，这边机器轰鸣，我正躺在设备底盘下忙得满头是汗。
马凯是个骗子，他的保时捷和豪华公寓是租的，建材生意也是不存在的，就连马凯这个名字都是假的。丁洁所有的钱都被他骗走了，里面有一部分是丁娜和我的，那是我们几乎全部积蓄外加从我姐那儿借的一笔钱，我姐和我母亲一起住在老家的镇上，她离了婚，自己带着孩子，靠一个小杂货铺过生活，我无法想象她知道这件事之后的反应。
我一时没回过神来，不敢相信这样的事能让我们给摊上，不过那种上不来气的感觉也就此消失了。
“我会不会坐牢？”丁娜说丁洁在电话里哭。
“千万别惊动警察，先把刀扔掉，扔到河里。”丁娜说，“那混蛋伤得重不重？”她说她当时竭力保持着冷静，尽量不去想我们的钱。
“医生说暂时还死不了，他在急救室里，我就在门口等着，头好痛，我喝了酒。”丁洁说，“姐，我需要一笔钱。”
接着丁娜就给我打了电话，问我现在手头还有多少钱。那时候我们连交暖气费的钱都还没有着落，但两天后丁娜还是给丁洁汇过去了她要的数目。她卖掉了她的扣子。
丁娜收集扣子。在她还是个小姑娘的时候就开始想方设法把她看到的漂亮扣子弄到手，我认识她的时候她已经拥有了相当数量的扣子。丁娜的扣子真是让我大开眼界：她把床上所有无关物品都拿开，将床单认真铺平，接着从衣柜深处拿出一个精致的大铁盒，她打开那个铁盒，把里面的扣子全都倒在床上，然后用手轻轻摊开那些五颜六色、各式各样的扣子，“这里每一颗扣子都有它的故事。”她动情地说，“这就是我的秘密。”她看着我，咬着嘴唇笑着。那天她让我吻了她。
我们结婚后她依然在收集扣子，只是更加注重扣子的质量了，她只要她没有的种类。她有一个姐妹在高级商场的时装店工作，总是能给她搞到一些特别的扣子，那些扣子往往都是搭配在几千上万块一件的衣服上，它们让丁娜的收藏上了一个台阶。
现在丁娜卖掉了她十几年来收集的全部扣子，就因为她妹妹把一个骗子捅进了医院。暖气费我可以想办法，丁洁要的那笔钱我也可以想办法，她完全没必要卖掉她的扣子，她没必要那么干，真的没必要，为什么要卖掉它们呢？那不过是一些扣子。我心里很不好受，我替她感到难过。她却让我别为她难过，她告诉我她突然之间不喜欢扣子了，她把这些对她来说已经毫无用处的东西卖了个好价钱。“我都没想到那些扣子能卖这么多钱，我们没有任何损失。”她甚至有些高兴地对我说，但我还是难过，他妈的，我和那些扣子已经有了感情。
汇款那天丁娜告诉丁洁：“和他谈谈，听听他怎么说。”丁娜说她有种女人的直觉，那个骗子是爱丁洁的。
“我要把我们的钱一分不少地拿回来。”丁娜说那是丁洁跟她说的最后一句话，之后她的手机就再也打不通了。
“你说她会不会被抓去坐牢？”“你说她怎么把钱拿回来？”“我们现在应该怎么办？”丁娜在电话里跟我问个不停，她让我请假去沈阳看看情况。
“我脱不开身。”我说，那时候我是自顾不暇，限定的三天时间早就过去了，我们仍然没有修好那台设备。
“丁洁会不会已经被抓了？”“他们是真爱。”“我们也有责任，我们没把好关。”“你有没有懂法律的朋友？”那段日子里丁娜每天都跟我反复念叨这几句话，我是有几个懂点法律的朋友，但他们犯的罪都不是丁洁那样的。
我们始终没有其他办法，唯一能做的事就是每天拨打丁洁的手机。最后我们都累了，谁也不愿意再提起丁洁这个名字，我们已经受够了这件事，她的号码我们也不再继续拨打了，我们想把她还有那笔钱一起从我们的生活中彻底抹去。“我现在只想和你一起过那种平平淡淡的生活。”丁娜说。
后来的事证明我们为丁洁的所有担忧都是多余的，那个骗子当然不会去报警，因为那么做也会让他罪行暴露。但现在更大的麻烦来了，他们合作起来，开始了一种新的关系。
这回谁也帮不了她了，被抓住只是早晚的事。我不知道她会坐几年牢，不知道她要坐的“牢”和我朋友坐的“牢”有什么区别，我也不知道这件事从法律上会对我和丁娜造成什么影响，我不想想太多，那样很累，我已经够累了，可我又想，我们之所以遇到这些麻烦是不是就是因为我们想得太少，想得不够，想得太简单？但是没办法，生活已经榨干了我们全部的精力。
“再要一点酒吧？”丁娜晃着她的空杯子说，菜还没上来我们就喝光了那瓶啤酒。
我爽快地叫了些酒，“都打开。”我对服务员说。
“从现在开始。”我把杯子都倒满酒，看着丁娜，“我们就是世界上最后的两个人。”这句话通常是在床上时我对她说的，为了让她放开一点。
听我这么说丁娜的眼睛亮了起来。
“全世界只剩下我们两个了？”她害羞地说。
我点点头，我已经进入了角色。
我们接二连三地干杯，菜刚上齐的时候丁娜就已经有些醉了，她脸颊泛红，面带笑容，说话的声调也变得快活起来，她在我耳边说了很多。
“我有没有跟你讲过我小时候常做的那个梦？”她说。
“没有。”我说。
她说她从中学开始就常常做同一个梦，梦见被关在一个水牢里。“但不是恐怖的梦。”她又说。
水牢里只有她一个人，那是个露天水牢，四壁很高，和玻璃一样光滑，人爬不上去，退一万步讲就算爬上去了，水牢建在一个小岛上，她也没办法逃离那个小岛。她说事实上她根本没想过要逃跑，因为她呆在里面的感觉很好，很安全。有一个男人总是给她送饭，用绳子把吃的喝的放下来，然后就离开了，她看不清那个男人长什么样，但她现在回想起来觉得那个人有点像我。
“我现在觉得那个人就是你。”她说。
“但我不会把你关到水牢里。”
“要是我愿意呢。”
她还说了一些她和丁洁小时候的事情，“我从小就让人省心。”她说。
但丁洁不是。从小丁洁就不服父母管教，染黄头发，抽烟，和镇上的混混来往，逃课被学校开除后她跟父母大吵了一架，甚至要和他们断绝关系。十六岁的时候她离家出走，独自一人去了济南。
“丁洁觉得我和爸妈是一伙儿的，所以她和我的关系一直不好。”丁娜说，然后她告诉我她们的关系是如何好起来的。
丁洁到济南后在一所大学食堂做服务员，两年后她和那所学校里的一个学生好上了，没过多久她怀了孕，接着那个男生抛弃了她，她走投无路，只得找到丁娜。她给丁娜打电话，丁娜那时候在广州发展得很好，刚刚被提升为一家帽子店的领班，但当她接到丁洁的电话后立刻就动身去了济南，为了能够照顾丁洁还辞掉了帽子店的工作，她就是这么从广州来到济南然后遇到我的。丁娜说一开始丁洁非要把这个孩子生下来，说就算出去要饭也要把孩子养大，但最后她还是去做了人工流产。是丁娜帮助她恢复了理智，看着那个血疙瘩从身体里拿出来，她说自己突然清醒了，一切全明白了。在这之后她们的关系开始变得亲密无间，丁娜说那段时间里她们的感情发生的一系列微妙的变化让她很有满足感，同时她也认为对丁洁来说那段经历或许不是什么坏事。“以后就都是上坡路了。”丁娜对她妹妹说。
这些故事我听她讲过，现在重复它们对丁娜来说或许就是在尽到她的“责任”吧。
吃完饭，我们去了海滩。我们都醉了，手拉手一路哼着歌，炽热的阳光把我烤得很舒服。我们在一处游人稀少的浅水里游泳、打水仗，我们在水里接吻，抚摸对方，我想和她在海里来一次，她说不行，“沙子会进去的”。但这就已经足够了。
我感觉海水让我的身体发涨，我闻到空气中有一股甜丝丝的味道。我想起我第一次喝醉的情形，那时我十岁，在稻田的草垛里睡了一天一夜，全村的人都在找我。事情的起因是我被我父亲痛打了一顿，我父亲是个酒鬼，平时人不坏，但喝了酒就喜欢动手打人。那次被打之后我似乎找到了罪魁祸首，作为报复第二天我偷走了两瓶他放在柜子里的自酿米酒。当我喝光那两瓶酒之后奇迹发生了，天空出现了五彩的光晕，耳边似乎响起了一阵美妙的旋律，空气中有一股甜丝丝的味道，我感到一阵妙不可言的愉快，我无忧无虑，不再疼痛，我觉得自己身处天堂。
累了我们就躺在沙滩上，丁娜头枕在我的腿上，手指伸向空中划着云彩的轮廓。我视线望向天际，任思绪蔓延。我早已原谅了我父亲，一年中的大多数日子他都在地里从早忙到晚，即便如此，我们家的生活也总是很苦，更不要提遇上旱灾或是洪涝的年头，一切辛劳都将白费。他不会表达自己的情感，也许他没有情感，他死的时候甚至都没留下一句话。他死在地里，他正在给小麦除草，忽然，据来我家给我母亲报信的人说，他停下动作，用锄头艰难地支撑着有些摇晃的身体，随后一头栽倒在地。
就在那天，我下定决心无论如何也要离开眼前这一切，我不想像他一样继续过着那种毫无希望的生活，就算栽倒我也不愿意栽倒到在地里。
初中毕业后我便过起了背井离乡的生活，一路上尽管跌跌撞撞，但我还是很高兴自己正走得越来越远。当我觉得已经彻底告别了那一切之后，我有了新目标，那就是更好的生活。然而这个目标似乎并不像前一个那样容易实现，为此我还经受过一些考验。去年的一天，我的一个工友来找我，他问我想不想打公司仓库那些配件的主意，这事他本可以一个人完成，他已经得手过几次，但他觉得我是个不错的人，想帮我一把。我过了一天才拒绝他，其实当时我就已经有了决定，只是我想让这个决定看起来像是经过了更复杂的思考。我向他发誓我不会把这事告诉任何人，我遵守了诺言，我没告诉丁娜，就连警察来问我时我也守口如瓶，尽管我不知道那样做究竟对不对。
再有就是几年前，我刚来到济南的时候，我和一个儿时的朋友在街头偶遇。他在济南一个工地当焊工，我请他吃了晚饭后他非要请我去洗脚，他向我保证是正规洗脚，但我看他自己也没搞清状况，我们进了街边的一个洗脚屋，几个打扮妖艳的女人正坐在沙发上跷着二郎腿闲聊着。
“能洗脚吗？”他硬着头皮问。
“不能。”一个衣着暴露的胖女人笑着说，“但可以洗点别的。”说完她们都笑了。
“但可以洗点别的。”我在想那句话的意思。
接着我又回忆起了很多往事，好的，坏的，多数是坏的，但在某些环境下，任何回忆都只会让人心情舒畅。
我们在海滩一直待到傍晚才依依不舍地往回走，路上我送给丁娜一颗刚才在海滩上捡到的漂亮贝壳，她爱不释手，开心得像个孩子。我们又逛了逛山脚下那条商店林立游人如织的石板街，经过一个水果摊时还买了半个冰镇的红瓤大西瓜。当我一手牵着兴高采烈的丁娜，一手拎着半个西瓜时，我们看上去和其他游客已经没什么区别了。
回到旅馆，我发现停在那幢别墅门口的红色“鱼叉”不见了，现在换成了一辆蓝色的敞篷保时捷，我还能不认识保时捷？
晚上，别墅派对的音乐又响了起来。丁娜睡熟后，我悄悄起了床，在这之前我们做了一次爱，那是几个月里我们都感觉最好的一次。
我走出房间，轻轻地关上门。不知道是几点钟，天上没有月亮和星星，夜幕一片漆黑，某种难以言说的复杂感觉将今夜区别于其他的所有夜晚。露台上什么风景也看不见，即使如此，你也能感受到这里的独一无二，因为你知道有些东西并没有消失，几个小时后它就会重新出现。我走出旅馆，四下无人，几盏路灯照亮了周围，我能听见山下海浪轻拂大地的声音。
我装作散步朝那幢别墅走去，别墅门口又重新停满了跑车。那扇铁门锁着，我点了一支烟，透过门缝往里看，我看到一群时髦的年轻人，他们在别墅另一端带彩灯的露台上三五成群地聊天喝酒，抽“卷烟”，跟着音乐手舞足蹈……此刻仿佛是这个世界上最快乐的一群幸运儿。我发现那两个在旅馆洗漱间里亲嘴的外国女孩也在人群中间，现在我巴不得她们也看到我，说不定就会邀请我加入他们。
我突然间像是开了窍，夜晚似乎就应该如此度过，而他们手里正握着获得快乐的秘密。我意识到他们是和我见过的所有人都完全不同的一群人，他们可以做任何他们想做的事，去任何他们想去的地方，成为任何他们想成为的人。
他们看起来都是二十岁上下，我在想我们这么大时都在做些什么。我在一家建筑机械大修厂当学徒，每天工作十二个小时。丁娜刚到广州找工作，她和她青梅竹马的男朋友正在恋情的最后阶段，每天都在电话里相互折磨。丁洁已经堕了胎，对男人满怀仇恨，同时在拾回她的亲情。而“马凯”，我不知道他二十岁的时候在做什么，但应该还没当上骗子，没有谁生下来就是骗子。
此刻我似乎正以一个全新的角度看问题，我的一生中这样的时刻恐怕不多。我骨子里其实想成为一个智者，能看清一切，一针见血地指出问题所在。那样的人，永远不会让自己陷入麻烦之中，即使不小心陷入了麻烦，也能够轻而易举地从中摆脱，就像一只鹰摆脱粘在身上的一张蜘蛛网，过后他们甚至会为了麻烦干上一杯，因为那增添了人生的乐趣。但我永远无法成为那样的角色，这和命运有关，现在我很想跟谁说说我的最新发现：这个世界的真理便是，有的人将生活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而有的人，一直在跟生活搏斗。
我还能想起我第一次见到丁洁的情景，那时她正在托人把她弄到日本的一家电子厂做研修生。她比丁娜小四岁，也比丁娜漂亮一点，我见到她那天她去日本的事情刚好尘埃落定。丁洁留着露出额头的短发，穿着一件胸前有超人标志的白色T恤和一条紧身牛仔裤，她神采奕奕，青春焕发，脸上写满了对未来的憧憬和期待。“你就是周吉平？”这是她对我说的第一句话，然后用恶作剧的眼神从头到脚地打量我，“证件？”她朝我手一摊，做出一副公事公办的样子，“我要好好审查审查你。”那动作没保持一秒钟她就忍不住地笑了起来。她是那种见一次就能给人好感的阳光女孩儿。
后来丁娜去厨房为我们准备晚饭，我和她在客厅里单独聊了一会，当时我都跟她说了些什么，我不记得了，但我记得她跟我说了些什么，她告诉我对她姐好点，不然她会杀了我，还说等我们老了如果没有孩子的话她来养我们。
之后她托我照顾她的乌龟。那只叫“波派”的乌龟缺了一条腿，是她几年前从宠物市场的垃圾堆里捡回来的，现在被她照顾得很好，爬动时能把鱼缸里的小石子拨弄得哗哗响。丁洁自顾自地跟它道了一阵别，告诉我等她从日本回来后“必有重谢”。
“你放心，周吉平，”她看着我，脸上带着一抹特别的笑容，“将来我肯定会成功的。”那抹笑容给我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我周围的人都没有那种笑容，她是个聪明人，那是属于聪明人的笑容。
我在想“聪明人”此刻在哪里，是不是和“马凯”一起在一家地下旅馆里躲避追捕。也许她刚刚从一个噩梦里醒来，她起床再次仔细地检查了一遍房门是否锁好。她的动作惊醒了“马凯”，他们坐在床上聊了一会儿天，她说她担心警察随时都会破门而入，而他什么也做不了只能紧紧握住她的手。但我想不到她发现“马凯”的真相时，心里会有多震惊，当她一遍又一遍地拨打我们的号码却总是无法接通时，究竟会有多失望。
过了一会似乎有人在屋里招呼他们，露台上的年轻人哄闹着涌进了别墅，眨眼工夫这些小杂种就走得他妈的一个也不剩。接着房间里的音乐声小了，灯光也暗下来。里面安静了片刻，突然爆发出一阵笑声和尖叫声。我忙绕到别墅后面，一道装满铁蒺藜的围墙挡在那里。我踮起脚尖往里看，他们在二楼的房间，窗户都拉着窗帘，我看到里面发出一些闪光，接着又是一阵笑声和尖叫声。终于我发现了一扇没拉窗帘的窗户，我换了个位置，爬上墙边的一棵合欢树，站在树杈上努力地往那扇窗户里看，但那儿太矮了，什么都看不到。于是我往更高的树杈爬去，这么做也许有点冒险，但同时另一个更有力的声音在耳边鼓励着我，我想看看里面的情况，我想知道他们在干什么，我想知道差距究竟是怎么形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