矿上出事了。
凌晨时，陕西白水老良煤煤矿矿长张金喜接到电话后，匆匆忙忙地赶往现场。

有工人在井下放炮时被打中。
张金喜赶到矿上时，人已经被抬出来，昏迷不醒，但还留着口气。送伤员进医院后，张金喜立刻安排了两名分管技术和安全的工人下井查看。

事情有点蹊跷，矿长想。下井调查的人告诉张金喜，底下打了八个炮眼，只放了一炮，不太可能炸死人。更诡异的是“出事那人胸口、额头不停流血，炮伤伤口里有煤渣，但他的伤口是黑青色的，像是内伤。”
怀疑还没有坐实，矿长便接到了通知，出事的人死了。紧接而来的，是家属声嘶力竭的叫喊和歇斯底里的哭闹，还有讨价还价的赔偿。最后，矿上为这条人命赔了25.5万元。

张金喜的怀疑并没有错。这不是一起安全事故，而是一次有预谋的团伙作案的谋杀。他们分工明确，有人负责选矿，有人负责选人，有人负责杀人，还有人负责扮演“家属”索要赔偿。

这是程文涛第一次参与伪造矿难杀人作案。走出大山，走进矿井，短短几年时间，这个出身陕西西乡县的农村青年由从犯变成主犯，他自组团队、发号施令。地底的黑金世界里，贪婪、暴利、贫困交织在一起，最终湮没人性。

后来，法院将这起案件称为“盲井案”，这源于电影《盲井》，说的正是伪造矿难骗取赔偿的故事。类似的案子，在全国范围内已经多次出现。而讽刺的是——在内地无法公映的《盲井》，却一直在地底黑暗深处反复上演着。

父与子

很长一段时间，程兴知并不知道，儿子程文涛被抓是因为什么。他猜测，或许是诈骗之类的经济犯罪，却从没有想过，程文涛被捕，是因为谋划连环杀人案。

住在大山深处，程兴知对外面的世界知之甚少，他已经五十多岁，身体机能在下降，外面飞速变化的节奏他跟不上。他看起来满面倦容，两眼总是充满忧愁，每一句话都像是唉声叹气。

程兴知的家就在村口，旧村委旁边，一栋两层楼的砖瓦建筑。因为家中拮据，外墙只粉刷了一楼，二楼依然裸露红色砖块。

从镇上的下车点走到村里大约要一小时。路碑上的字告诉路人，这条硬化的山路没有超过十年时间，而且是由人捐赠修建。

房子曾是程兴知的骄傲。2005年，程文涛20岁，在外打工时带回了媳妇儿，山西汾阳人王美霞。程兴知像无数父母一样，看到孩子成家，一桩心事了去。当时他还住在山腰的土屋，在拿出所有积蓄，又去信用社贷款后，建了新房。程兴知自己拉材料，建房只花了不到四万元。他志得意满，憧憬未来，有了新家，不久还会有孙子抱，一家人的生活会越来越好。

一年后，他如愿抱上了孙子，但是日子并没有因此好转。最大的原因在于自己的儿子程文涛，他与自己似乎并不一样，总是让程兴知捉摸不透，手里一直没钱，要家里给。

程兴知年轻的时候也曾出门务工，后来干不动了，妻子身体又不好，便回来跑运输、种地、喂猪，为弥补借钱的亏空，省吃俭用。他有两个儿子，过继给别人一个，程文涛等于是独子。十五六岁开始，程文涛出门打工，在外的时间几乎音讯全无，只有过年短暂回家停留。

“他对我们太愧疚了，对这个家没做多大贡献。”程兴知对儿子留下了这样的评价。一件鲜为人知的事，在家里新房盖起一半的时候，程文涛试图劝说父亲不要盖了，把钱省下来。程兴知很不高兴：“不管你以后住不住，我们还是要住的。”

村里人印象中，程文涛这个后生看起来就是普通人，没有特别之处。儿子为什么会变得贪婪，程兴知也搞不明白。

但程兴知提到了李飞。他十分不喜欢李飞，觉得这个人狡猾透顶，一点不本分。令他担心的是，程文涛和李飞走得近。他不清楚，这究竟是品性相近，还是被潜移默化，或者，互为因果？

李飞是程文涛的远房表舅，在边上的镇巴县，比他大十几岁。李飞是他的一个名字，身份证上还有一个名字，叫做李忠顺。相比程兴知来说，李忠顺经济条件好很多，他不算有真本事，也不知道钱是怎么来的，但在当地有店铺，还给岳父买了房子车子。

打点子

石嘴山在宁夏的北边，贺兰山至此突起似嘴，因此得名。很长一段时期里，这片边塞之地在历史上都默默无闻，直到1956年，国家决定开发这里丰富的煤矿之后，石嘴山变成了全国重点煤矿产区，称作“塞上煤城”。高峰时，它的经济总量占到了宁夏全省的40%，甚至北京有色金属研究总院都搬迁至此，代号九零五。

几十年下来，这个曾经的西北工业重镇逐渐被挖空，煤炭的最多开采年限已经能扳着手指算出来。1990年代后一段时间里，石嘴山的大集团总部搬迁，7个国有煤矿全部破产，7万多人处于失业半失业状态，3万多煤矿职工下岗或转岗。国有煤矿倒闭，私营煤矿进来，山还是贺兰山，煤还是无烟煤，开矿与挖矿的人却已经改变。

短暂低迷后，第二次转折从2002年开始，电煤指导价被取消，煤价进入市场化，煤炭价格随之爆发式上涨。整个行业高歌猛进，各地的煤矿又进入疯狂开采模式。这是一场持续十年的黄金时代。

也是这个时候，“打点子”开始频繁出现。

“打点子”是矿上的黑话，点子是指一个活人，被带到矿场后，伪造矿难被杀，杀人者再冒充点子家属，骗赔偿款。

矿工风险大，收入增加缓慢，但花一个月“打点子”就能挣到一年的钱。

这种犯罪赌的是煤老板的心理。根据相关法规，煤矿发生1人死亡就属于一般事故，应当依法责令停产整顿，暂扣或者吊销煤矿安全生产许可证，并处50万元罚款。所以绝大多数情况下，遇到矿里死人的事，煤老板都选择私了，谈判的主动权也掌握在死者家属这一方。

煤炭迎来第二春，程文涛成了一名矿工。2010年，他25岁，已经是两个孩子的父亲，但依旧缺钱。这一年，他在陕西参与了两次“打点子”。虽然只是物色点子的小角色，但多年后回头看，这两次经历就像实习，使他摸清了这个罪恶行业里的规律。

离开原来的团伙后，程文涛来到妻子娘家汾阳，与李忠顺一起，谋划一次打点子。单干的目的只有一个——作为主谋，能分到更多的钱。

石嘴山成了他们杀人的选址地。

按计行事

2011年6月，程文涛挨个电话谯延波、曾现波、李伟、石明刚、周仕考，把自己“打点子”的想法说与他们。

这是群离开田野的农民，与程文涛类似，文化水平低，在矿场做过多年，吃尽了苦生活却没有变好。在汾阳一家旅馆里，众人一起抽烟打牌，外人看来像是工友聚会，但实则是在密谋杀人。

最初的计划是这样的：首先由石明刚去找点子，特征是孤身一人，农民，急于找工作，给钱就愿挖煤；然后，李伟、谯延波等到煤矿与人选都定好，便与石明刚一同去矿场，伺机下杀手；最后出马的是李忠顺和程文涛，他们扮演死者亲属，前来要钱。

没多久，石明刚从街上带回了袁仁才。这个被相中的对象，40多岁年纪，前额头发被烫掉，左手中指断了半截，一副苦命模样。更重要的是，他背着铺盖，矮小敦实，看起来就像煤矿工。但众人没料到，袁仁才这个点子并没有打成。

一开始，袁仁才和李伟、谯延波从汾阳出发，坐火车去甘肃金昌，但半个月都没有活计。此刻李伟得知，石嘴山开了矿，三人又一同前往。在石嘴山，活很快就找到。也许是因为经验不足，也许是第一次杀人胆怯，没几天，程文涛接到矿上来电，称人手不足。

周仕考被派去后，意外又发生了。一次点炮，石明刚炸伤了胳膊，这让袁仁才觉得矿上并不安全。没几天，他做了一个梦，梦见三个陌生人要杀他。这个恐怖的梦境让他后怕，结清工资，没打招呼就离开了矿场。

后来，谯延波听到矿长的儿子说起，在街上见过袁仁才，像是疯了。

前后折腾了一个月，不但没得手，还伤了一个人，大家因此泄了气，说不干了，士气低落。

李忠顺是老江湖，他稳住了人心，并重新制定了计划。他亲自选好石嘴山一家私营矿场，那里刚发生过矿难，安全系数并不高，适合下手。随后，程文涛去找点子，他带来了60岁的首生云。他告诉在矿上等候的周仕考和谯延波，这就是目标。

周谯二人领着首云生去见矿长后，三人被分到了同一组，一起下井。

2011年10月31日，是首云生到矿上的第四天。凌点时分，矿井依然在施工，在地下的封闭空间里，除了灯光，什么都是黑的。

首云生被杀的时候，丝毫没有防备。当时，他正弯腰装煤渣。他将一块直径约30厘米的石头向后递出，后面的人接到石头，顺势抱起，向他脑袋砸去。首云生只“啊”了一声，便没了动静。另一个人见状，拿起铁锹，又冲着他后脑猛打。首云生被打趴在地上，接着矿顶的钢梁板被撬塌，石头掉落将他掩埋。
像真实的矿难一样，一切来得突然，没有预兆，也没有事先商量，周谯默契地完成了第一次杀人任务。石头埋着首云生，地上还有一米多积水，人算是死透了。按照计划，二人跑出矿井，报告事故。

首云生随身带着户口本，没有身份证。他死之后，李忠顺与程文涛依据户口本，办了首汉春的假身份证。两人分别以外甥、儿子的身份，来到殡仪馆商谈赔偿事宜。

这部分的计划，在于表演。家属要十分痛苦，哭天喊地，不停地磕头，以打消人们的疑虑。而工友，要站在矿方这边，努力劝说家属，纯属意外。最后的赔偿金是37万。为表感谢，也为了封口，矿长又给了谯延波2万好处费。

钱终于到手，众人直奔汾阳。到一座荒山脚下时，四野无人，他们把首云生的骨灰倒掉，像倒一堆垃圾。然后，把钱分了。

2012年3月，李忠顺、程文涛、谯延波、周仕考又在山西平遥制造一起杀人伪造矿难案，获得补偿款55万元。

不过这一回，李顺忠在冒充家属赔偿时，突然发病。回到镇巴县之后，来年正月初一，他一命呜呼。

“程兴知”之死

2013年5月，周仕考接到了程文涛的电话：“又找到个地方，你过来吧。”这句话是告诉他，去山西文水县，程文涛又在召集人手。

文水对周仕考有特殊意义，2007年，他因犯非法拘禁罪被文水县法院判刑一年六个月。现在又回到文水，干的依然是犯法的勾当。

见到程文涛的时候，周仕考也见到了熟人——谯延波。

此外，还有几张陌生的面孔。李春成，山西孝义人，39岁，无犯罪前科。余新强，是四川营山县人，2000年因为破坏电力设备罪被山西汾阳市法院判刑12年。

李忠顺死了，程文涛成了头儿，所有人听他发号施令。这个还不到30岁的农民，此时已经是个“打点子”老手，至少参与策划过5次矿井杀人事件，命案分布在陕西、宁夏、山西的多个煤矿内。

按计划，这一回李春成找煤矿，余新强找点子，周仕考、李春成下手，程文涛最后出来。

周仕考到文水的时候，李春成已经找好了地方，是邻县交城的五七煤矿，他能带人去工作。

余新强也找到了点子，被叫做“李斌”，是他在汾阳的大众旅馆认识的，程文涛的同乡。出狱后，余新强一直住在那儿，打牌度日。

李斌43岁，生得瘦小，爱打牌喝酒，与余新强相识于牌桌。知道李斌正在找活，余新强见机行事，告诉他可以去家矿上，一天能有三四百的工钱。李斌干了几十年的矿工，没有多虑。

李春成先带着李斌去了矿上。这一回，程文涛有交代，要用“程兴知”的名字给李斌做登记。这是他最早在陕西学到的窍门，为人在矿上登记身份，用父亲名字，这在后来申请赔偿时，可以方便许多。李顺忠发病的那次打点子，他用过这招，实践证明，确实管用。为了更快拿钱，他打算让“父亲”再死一次。
矿上管理混乱，为方便介绍工作，每个人都有很多名字，以冒充不同身份。事实上，李斌也不是真名，他本叫李作荣。

到矿上第二天，李春成电话周仕考，让他前去会合。周仕考干了几天活，李春成又去邻县清徐接来了夏都明，这是个34岁的男人，陕西汉阴人，文盲。在李春成的安排下，四个人在一个工作面工作。

5月26日凌晨，到底是谁先动的手，现在已经说不清了。

根据周仕考后来的供述，“程兴知”在拆毁液压柱时，是夏都明突然一锤子，打在了“程兴知”头顶右侧，随后，周仕考和李春成分别捡起一块十多斤重的石头，照着李斌的头部砸下去。但夏都明却供述，是看到了周仕考用石头打了人，他才和李春成用铁锤、石头朝头部砸了两三下。

遭到重击，“程兴知”蹲着身子，却没有倒地。三人没来得及多补几下，矿井的安全员听见了动静。矿道深邃，声音弹着，若有若无。

“怎么回事。”安全员隔空问。
“矿顶塌了，‘程兴知’被砸伤了。”周仕考答。

“程兴知”被抬上车，紧急送往县医院。路上，李春成突然发现，“程兴知”居然还有喘气声。
“不能留活口，必须要捂死。”

夜色掩护下， “程兴知”的最后一口气，被永远捂在了两人拉起的棉被下。

天亮的时候，程文涛接到了周仕考的电话，那个重庆口音告诉他：“你爸的事给办好了。中午五七煤矿的老板可能会找你。”

不多久，煤老板果然来了电话，要他前去领尸，并商量赔偿事宜。

一切都按计划进行，程文涛叫上了妻子王美霞和老乡谯延波，一同赶去文水的殡仪馆。此刻，他们的身份，分别是死者儿子、儿媳和外甥。

6月2日，程文涛与煤矿方达成协议，得到76万元赔偿金，并于当日火化尸体。随后，程文涛一行人带着赔偿金与骨灰盒，开着车，离开了文水。快到西乡老家的时候停了下来。

他们在此别过，程文涛给了谯延波15万元，并将骨灰盒弃之荒野。

鳏寡孤独

李光忠家的时间停滞了。他的家在村里一个不起眼的角落，是少数几座依旧是土房的屋子。屋后靠着山坡，屋里没有通电，这使得他每天早上起床后，眼前依旧是一片漆黑。村里修了路，邻居盖了砖房，这些都与他无关。土屋是老父留下的，1976修成后，风雨多年，早就一派颓败之象。

他已经老了，按照农村的算法，马上就是自己的八十岁。长寿对他而言不知能不能算是好事儿，他孑然一人，没有劳动能力，没有相濡以沫的老妻，也没有儿孙膝前围绕，他大字不识，耳朵不灵，腿脚也不好，走路时要用一根细竹拐杖撑着，看着像土墙一样，随时可能倒下。

他曾有一个儿子，叫李作荣，后来宁夏来的警察找到他，说李作荣在井下挖矿的时候，被人打死了。李光忠没听清，他一直误以为儿子是因为工作问题，被愤怒的煤老板杀了。

他已经很久没有见过儿子，时间长得连他自己都记不清楚。老人的记忆一片混沌，办案人员问他，他说有六七年左右，但他又告诉我，大概是两年多。

他眯着眼回忆着过去的日子时，似乎从来没有说起什么值得高兴的事，只是在谈起孙子的时候，不经意间流露出了爷爷的慈祥。他的阁楼上有一包小鞋子，6双，没舍得扔，原以为孙子走后会再回来，但是他再也没有见过。

这个小名叫“浩浩”（音）的男孩，并不是李作荣的亲生，是从老乡手里花8千块买的。李作荣的媳妇叫刘月琴（音），是四川人，曾经试图带着浩浩逃走，被李作荣找到，抢回了孩子，刘月琴不知所终。

仿佛是宿命，李作荣也不是李光忠的亲生。李光忠结婚时，媳妇带着几个月大的“癞发子”（音）来了。后来，媳妇又被拐跑，寻了几次，再没有找到。

李作荣曾和刘月琴回过一次家，那是浩浩不满一岁时，四川的岳父岳母跟着一起来。李光忠那时还有劲，他去镇上买了许多家具，电视1870块，衣柜1200块，床500块，沙发280块。李作荣没有住在土屋里，他们在村里租了间房，将家具布置在那，还安了电话。

几个月后，他们离开了村子，再也没有回来。李光忠把家具拉回了土屋，电视送给了弟弟，衣柜摆在厅堂，沙发和床放在卧室。但它们并没有使得屋子变得漂亮，屋子就像黑洞，家具立马失去光泽，反而堆砌着落满灰尘的杂物，使得这一切都更显萧条破败。李光忠与它们一起，孤独地苦熬着暮年的光阴。

李光忠记忆里，儿子小学没有读完，不到十五岁时出门打工，一直在煤矿工作，也会电工的活，去过新疆几年，喜欢喝酒打牌交朋友。他从刘月琴那里抢回浩浩后，将孩子放在了打工处的某个老师家抚养，他告诉老师，除了自己，谁都不可以接走浩浩。

在他命丧矿井之后，已经没有几个人知道浩浩在哪里。

借病逃跑

程兴知依然清楚地记得儿子被捕的日子。那是2013年重阳节，他告诉在西乡县城住的程文涛，最好回家吃一顿饭。

晚饭后，他的一个小舅舅说，看到程文涛被抓走。第二天，公安局打来电话，说人是他们带走的，程文涛犯了事，要被带去宁夏。程兴知还想见他一面，但是被拒绝了。

这个家顿时陷入到生活的泥沼之中，直到现在也没有看到重振的迹象，曾经被期以希望的新房，至今仍是空的，没有几件家具。

10余万的债务劈头压来，几乎就要摧毁他们。2012年，程文涛要父亲在信用社贷了8万元，说是在外挣不到钱了，回来做贩牛生意。程兴知想着这是正途，没有犹豫。但第二年，程文涛就被抓了，生意的合伙人不再理会他们。此后，他还问亲戚借了近4万饲料钱。

小孩的抚养问题也在折磨着程兴知。程文涛一共有三个孩子，最大的男孩今年9岁，最小的女孩只有2岁，现在都由他抚养。老伴身体不好，目前家里的劳动力就他一人。他算了一笔账，三个孩子再省，一个月也要1千块。最小的孩子没有办法，身上全是别人穿旧的衣服。

有时实在拿不出钱，他会到相熟的店铺，先赊账，再慢慢还。

不仅是自己家，亲家也陷入了生活的困境。王美霞的父亲瘫痪在床，母亲在外做保姆，一个月赚800块生活费。

有人建议程兴知，目前的情况可以去找民政局，申请救助。但他思前想后，还是咬着牙没有去。这个本分的农民把家道衰落的原因看作是耻辱，脸上无光，怎么好意思去求政府？

为了维持这个家，他任劳任怨，如村口的黄牛一般。他越是发狠地干活，手上老茧厚得起刺，摩在皮肤上生疼。

程兴知与程文涛一伙人的罪恶距离最近的一次，是在2013年，程文涛被捕前几个月。

在杀死李作荣后，没有拿到钱的周仕考、李春成和夏都明来到了程文涛的老家。面前的小老头自称是程兴知的时候，李春成这才明白，以前死的那些都是假冒的。周仕考也吃了一惊，他想：自己都杀了两个程兴知了。

他们以绑架为要挟，让程文涛赶紧出来还钱，不然就杀了这一家。程文涛被逼出现，给了他们钱。

程兴知看不透自己的儿子，他只知道时常没钱的程文涛买过一辆车，却并不知道买车的钱是他“打点子”弄来的。

在程文涛出事之后，按照程兴知的想法，自己应该去一趟宁夏，给程文涛请个好律师，这是正途。但实在拿不出钱，宁夏之行一直未成。

不过，程文涛有自己的计划，被羁押在石嘴山看守所时，他试图逃跑。

2014年10月17日，因呕吐数日治疗不佳，程文涛被批准前往石嘴山市第二人民医院就医。

做完胃镜之后，程文涛一脸痛苦，他对羁押民警表示，自己想要呕吐。报告得到同意，他进了卫生间。两三分钟后，走出卫生间时，他未穿着识别服，想要瞒天过海，不料民警还是将他认出。程文涛冲出医院，但很快跑到了一条死胡同，被制服。

据程文涛供述，他是因为在医院看到了一个女性带着孩子就医，不由想起自家小孩，便有了逃跑的心思。他蹲下时，用细片硬物拧开脚铐的螺丝，后把识别服扔进垃圾桶。

2015年9月22日，宁夏石嘴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对被告人程文涛、周仕考、谯延波等10人杀人伪造矿难骗取赔偿款案一审宣判，以故意杀人罪分别判处程文涛、周仕考、谯延波死刑，其他被告量刑死缓到有期徒刑不等。

程兴知今年49岁，生活越来越困难，身体加速老化。他并不知道一审判决的结果，但冥冥中似乎有种不祥的感觉，知道以后这个家只能靠自己。他能想到的最好未来，是供三个小孩都读完小学——就像他们的父亲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