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液科的医生把吕杨从住院的病房里叫了出来。既没有去医生的办公室，也没有挑选任何其他安静隐蔽的地方，就好像他不经意间遇到了吕杨一样。两个人站在这座城市最负盛名的医院的血液科住院处走廊的一侧，身边是穿梭的病人和家属。

医生把声音压低了一些，没有注视吕杨的眼睛。他说，“检查结果出来了，你感染了HIV。”

吕杨深深地呼出了一口气。

1
吕杨开车很快，这是他的第二辆车。车就像一尾敏捷的鱼，在车河间游刃有余。吕杨总是把车窗摇得很严，音乐开得很大声。正在播放的是一把男声伴随着旋律的哼唱。吕杨的手轻轻拍打着方向盘，大声地跟着唱了起来。

此刻是2016年农历腊月二十九，明天就是大年三十了。这是传统意义上的团聚时刻，吕杨却驱车从位于中国中原地区的故乡赶回寒冷的北方城市。他不愿意乘坐火车或者飞机。“开车多自由啊！累了就找个地方休息，想吃什么就吃什么。”

吕杨离不开车，没有房子的时候，他先买了车。平日，吕杨大部分时间都是一个人在车里。

他从事家居行业。每天早晨八点前就要出发赶往客户家中，下午则安排工人第二天的工作。

“我从十六年前就开始做这份工作了。那个时候跟着亲戚，现在自己带着别人干。亲戚也早就离开了这里。”对吕杨来说，往事只是历练。

十六年前，当吕杨从位于温暖的中国中原的故乡来到中国大陆东北部的这座冬季漫长夏季短暂的城市，双脚踏出人潮汹涌的火车站时，他对今后的生活是完全未做设想的，甚至没有考虑过自己会在这个城市生活多久。

当在北方生活了十六年后，昔日的农村少年已经不再习惯故乡的气候、饮食，甚至不再习惯住在从小长大的、乡下常见的二层房子里。只有农村集市上的热闹喧嚣，还让吕杨感受到一丝的亲切。

钓鱼是吕杨从小到大的爱好，也是他为数不多的爱好之一。北中国到了冬季，河流封冻。不像故乡的水系丰沛。吕杨不在乎，“平时也忙，没有那么多时间去玩。”

“我大概是一个对感情比较淡薄的人吧！”吕杨这样评价自己。他有着他不自知的矛盾和缺乏根系的漂浮感。

刚抵达这个城市的吕杨还是一个青春期的少年。亲戚带他出来打工前，说好的包吃包住外加学手艺，在这里变成了他和几个男人住在一个月仅需要一百元租金的平房里，挤睡在一条土炕上，吕杨还要每天被亲戚辱骂着洗衣做饭。他实在太小了，个子不到一米五，看起来不过十四岁，比实际年龄小了三岁。吕杨日思夜想的是从亲戚身边逃开，自己做点什么。在一边被亲戚克扣工钱、一边还清了亲戚口中的食宿费后，他卖过馒头、修过空调、进过鞋厂……所以吕杨特别珍惜家居这份从断续到坚持地干了十六年的工作。

由于工作的原因，吕杨总是开着车到处奔波，车上放着材料样品。他开车有点猛，但是很稳。“车是为我服务的。”吕杨说，“我不能让我的男朋友开车。他是路怒族。有一次他开车和别的车迎面撞上了，我正坐在副驾驶上玩手机，手机飞出去老远。车的前脸都瘪了。不过花几千块钱又都修好了。我就继续开，我不在乎。”

吕杨是男生，他爱的也是男生。

吕杨在合家团聚的大年三十到来前，离开了自己的出生地。他要开车三天，赶在除夕夜之前抵达位于北中国的、这座承载了他的事业与感情的城市，陪伴早已无父无母的男友。这或许是他们之间不曾说出口的契约。

2
人的一生中有很多第一次会让命运转个弯。比如第一次品尝到冰的味道，比如第一次发出声音的力量，比如感染某一种这个时代暂时无法治愈的疾病。

显然，吕杨的生活转了很多个弯。称得上大起大落的事情，在他看来只是生活的一部分。

吕杨通常会在下午三点左右结束当天的工作。他几乎不会出没在繁华地带，总是下班就赶回家，在路上顺便买好菜。吕杨的男友是土生土长的北方人。地缘上的差异，让吕杨和男友在一日三餐上最难相互接受。索性各吃各的，两个人都轻松。

吕杨打理好家里的花花草草，便开始准备下厨犒劳自己。有一天，当他不小心划破手时，本以为按压一会儿就会止血的小伤口，居然一直沽沽地涌着血。

几天后，男友去医院做体检。吕杨想起自己流血不止的伤口，也提出做个检查。医生看到吕杨身体结实，说，“你这么年轻，看起来也很健康，就做个血常规吧！”

当检查结果出来的时候，医生反复审视着那张薄薄的报告单，“你的血小板实在太低了，需要去大医院做进一步检查！”

吕杨按照医生的指点，去了这座城市中最有名的医院，在血液科办理了住院。那件病房里的患者基本上都是白血病患者。

吕杨一边接受激素治疗，一边继续做着检查。“血小板低”是白血病的症状之一，静脉注射激素是对症治疗的方法。

男友下班后赶了过来，问吕杨想吃什么。吕杨说想吃火锅。也许是因为激素的缘故，吕杨一个人吃了一百六十元的火锅。男友在一旁心疼地看着他狼吞虎咽。

“我以为我要死了。”吕杨说这是他当时的想法。

关于疾病，吕杨不知道和男友说些什么。他们有很长时间没有刻意去想该谈些什么了。

第一次见面、第一次发生关系时，吕杨问，“你将来结婚吗？”男友回答，“我不结婚。”吕杨说，“我也不结婚。”几个字的一问一答间，两个人的关系拧在了一起。

吕杨常说，“为什么要去想那么多？”在他看来，人只活一次，做想做的事情，才是最重要的。在一起快七年，吕杨和男友保有各自的社交圈。两人之间似乎只留有“把房间整理一下”、“碗还没洗呢，记得去洗”、“衣服拿过来，我要洗衣服了”……关于家务琐事的对话。彼此间的爱情亲情交融混杂，如同一款鸡尾酒，很难说清哪一种情感更多。

可如今，吕杨想，他快死了。得了白血病，还不是快死了吗？他不怕。但他认为，该说些什么。

男友却先开口，“没事。卖房子卖车，也给你治。”

吕杨感染的却是HIV。

当医生告诉吕杨时，男友正在上班，只有他独自留在医院。吕杨深深地呼出了一口气。至少他知道，自己不会马上死去。

尽管吕杨不是非常了解HIV，但是总能听说同志圈子里不断地有人被感染。“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每次想到HIV，吕杨总是用这句话来盖棺定论。在后来的生活里，只有男友和一位密友知道吕杨是一位HIV感染者，毕竟在药物的控制下，HIV是一种无法通过外表判断的慢性病。

此刻的心情呢？

是无奈吗？不是。

是悲哀吗？不是。

在感染HIV这件事上，更不该存在着对与错的道德判断。

同志的生命似乎更脆弱一些。人难免会有忘情的时刻。当采取不使用安全套来表达对彼此的真切喜爱时，这样的选择已经将自我暴露在HIV病毒的面前。

“感染了就是感染了。”吕杨斩钉截铁地说，“怪谁都没有用，该来的会来。”

吕杨说他没有宗教信仰。“该来的会来”，简单的五个字，更透露出同志的生命仿佛红气球一样在看似热闹喧哗的世界上空寂寞地漂浮摇摆。

3
“我中招了。”

这是吕杨在得知自己感染后拨出的第一个电话、说出的第一句话。

生死攸关，这件事，吕杨是要和另外一个人商量的。而这个人不是男友，不是家人，是在这座城市中的一位老友，一位从事HIV关怀工作的同志大哥。

吕杨并不是不想和男友商量。考虑到男友对HIV的了解并不多，面对这样的突然情况，恐怕一时也没有可以操作的建议。此刻，吕杨需要的不是悲伤的眼泪、不能理解的指责，而是理性的建议。

同志大哥很快赶来。他简单地安慰了吕杨，叮嘱他，如果医生询问他是怎么感染的，吕杨一定要回答是找了小姐，以避免不必要的歧视。之后同志大哥便急忙去同主治医生交谈。

按照同志常遇到的情况，医护人员会因为对HIV治疗的不够了解、对国家政策的不够了解，而做出不恰当甚至不专业的行为。例如很多医院会要求感染者转院。同志大哥主要是向医生说明不能强制感染者转院、不能泄露感染者的个人信息等。

在同志大哥和医生交流的时候，护士来给吕杨打点滴。

不同的住院患者会根据疾病的不同在床头卡的颜色上加以区分，这些颜色代表着怎样严重程度的疾病，只有医护人员清楚。吕杨的床头卡已经在不知不觉中更换成了HIV感染者才会使用的颜色。

当护士看到吕杨的床头卡时，脸色变了。在给吕杨静脉输液时，她手抖得厉害，一连数次都没有成功。吕杨是一个不善于表达情绪的人。他会讲他生气了，但对方并不会因此而产生愧疚或者惧怕。可是他还是忍不住地愤怒了——HIV感染者就这么可怕吗！

同志大哥告诉吕杨，在得到良好药物治疗的情况下，HIV是一种慢性病，只会减少正常寿命的三到五年。傍晚时，吕杨和他一起，去看一些感染数年的同志的生活，他们在跳着广场舞、在公园散步。

生活依然在不停歇地流淌，有谁能知道别人平静的表面下的暗流汹涌。

很多人在得知自己感染HIV后，会忽然从寻常的生活状态跳入极端的状态，比如大手大脚的消费、放弃目标的随波逐流、不计后果的放纵……吕杨似乎没有考虑这些，他说，“我至少还有好几十年可以活着。我现在有房有车有男友，我很幸福。”他早已不是多年前那个极度渴望独立的少年，却依然延续着不去考虑未来的习惯。这习惯让他如此轻盈。

吕杨决定给男友打个电话。在很多事情上，吕杨都不是一个多愁善感的人，他是一位行动主义者。

“我感染了。”当男友接通电话时，吕杨直截了当地抛出了这句话。

在一年前，吕杨曾经和男友爆发了一次非常剧烈的争吵，威胁到两人当时已经五年多的感情。

在北中国这个城市中，吕杨除了男友，没有其他可以称得上家人的人。两个人一起生活在男友的房子里。尽管已经记不清争吵的原因，但男友气急之下脱口而出的那句“你搬出去，这是我的房子”把吕杨刺得很痛。

“就因为你有房子，所以说不要我就不要我。那我就搬走。”说完，吕杨开始收拾行李。看到吕杨的举动，男友急哭了，哀求吕杨留下来。吕杨骨子里那份倔强发作到了顶点，不肯接受男友的道歉。男友只好一边哭一边给两人共同的朋友打电话。大家帮忙劝着拦着，这才留住了吕杨。

在那之后，两个人的关系一如往常。

听到吕杨说自己感染了，男友在电话那端极为短暂地愣了一下，似乎在判断感染了什么，又似乎在选择表达的方式。然后，男友说道，“怎么这么不小心。”

吕杨和男友最初热恋时，他要一直等待男友回家，两人相拥，方能成眠。随着时间的推移，吕杨要等男友到家才能睡个踏实觉。而现在，吕杨自己也能睡得香甜。“不是不爱了，是变成了亲情。我们之间虽然没有了性爱，但精神上谁也离不开谁。”

“我是性和爱可以分离的人。”吕杨坦荡地说，“我的心里只有男友一个人。但身体上还是需要新鲜的刺激。”这大概是不会拿到台面上来讲的人之常情。

吕杨花了一点时间去回忆，让自己感染的经历。他并没有花费太多的力气。吕杨清晰地记得那一次，对方是多么坚决地要求不要使用安全套。吕杨现在明白，对方当时就知道他已经感染了HIV，也许希望通过无保护性爱传染给吕杨。

那天，吕杨和男友之间的通话就是这么简短。

在吕杨的血小板数量恢复正常出院后，两个人都没有提过吕杨感染HIV的事情。

一张桌子上吃饭、碗筷混用，一张床上睡觉，一个洗衣机里洗衣服……两个人的生活波澜不惊。

挂了电话，吕杨睡得香甜。

吕杨不怕。他仿佛是科幻电影中漂浮在空气中的植物，已经习惯了把根系轻散在无一物的虚空中。

4
每一次天明都意味着人生继续迈着步伐。

吕杨在重新投入工作前，办理好在这个城市中的暂住证，将HIV的确证与管理落到相应的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并领了第一批药物。实际上，吕杨当时并不需要服药，完全可以等到相应指标数降低到服药标准后再开始。因为服药不能中断，并面临提早发生抗药性的风险。而吕杨说，“我病了，那就应该服药。”加之激素治疗导致他达到了服药指标，于是在得知感染HIV的一个月内，吕杨便开始服药。

吕杨会在早上出门工作前将当天需要服用的两颗药物随身携带。每晚十点服药。“这件事要一直坚持下去。”HIV病毒并没有打乱他的生活节奏。吕洋依旧早出早归地忙碌，依旧热爱植物与烹饪。

每个季度，吕杨都要去指定的医院检测HIV病毒载量，并取药。免费领取药物，是国家对HIV感染者“四免一关怀”的政策之一。每当这个时候，他都免不了感慨，“时间过得太快，又一个季度过去了！”

HIV药物领取处位于医院的地下一层，是一个非常隐蔽的位置。吕杨每次去，都会有几十位感染者排队等待，以男性居多。每个人都安静地玩着手机，不会有任何交谈。

当轮到自己时，吕杨走进房间，说出属于自己的七位数字的编码。这个编码将终生属于吕杨。每一名HIV感染者都有这样一串七位数的编码，只有患者和医生知道，感染者凭着这个七位数领取药物。

吕杨从来没有让男友陪同自己取过药。“这是我的私事，”吕杨说，“不过我会定期让男友做HIV检测。他不怕。”

当吕杨在取药处碰到让自己感染的那个人时，对方尴尬地不知所措。

那个人一定以为会发生什么吧！可吕杨只是愣了一下，然后冲着他点点头，算是打了个招呼。

吕杨又说起那句话，“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我当时也获得了快感和激情，不是吗？”吕杨说。

吕杨不恨他。他不恨任何人。

两年多过去了，吕杨的病毒载量已经检测不到。如果不说，他都会忘记自己是一位HIV感染者。

生活还是有了变化。吕杨不再喝太多的酒，也不再吸烟，想做的事情会抓紧时间去做。他自己买了房，买了车，管理着更多的工人，又换了另一辆车。

吕杨说，如果不是来到这个城市，他不会获得这些。“这些”，既包括了事业，也包括了感情，还包括着HIV病毒。拥有了这么多好的、不好的，吕杨依旧像漂浮在空中的植物。

他的故乡是中原地区的农村还是北中国的城市？他的亲人是生养他的父母还是陪伴他的男友？他的身份是一位HIV感染者还是一位普通人？他的心在追求自由还是在寻找根系？

吕杨说，“我从小到大见过太多的意外……意外有啥怕的，不知不觉就来了。”他的话里似乎透露着对命运和生命的无常的理解，似乎这些“命”的根系依旧轻柔地飘荡在空中，等待他去继续寻找。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