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一个撕光小人书的人
从家到镇上有10里多路，有时候，爷爷会带我们去赶集。弟弟5岁，我8岁，我们边玩边走。到了镇上了，爷爷给我们每人5分钱，让我们去买烧饼。每次，我都费尽心机地说服弟弟，让他把钱给我去买小人书。一本小人书要七分到一角钱。
爷爷是木匠，手艺是方圆几十里最好的，只是年纪大了，已经70多岁，不过偶尔也有老主顾请他，打两把凳子，修补一下桌椅犁耙什么的。所以过年的时候，他还会有点钱，给我和弟弟压岁。大年三十，每人给1元。这可以买10本小人书。这么个大数目，弟弟是不会给我的，他给妈妈，攒起来，给他买一只书包，等他上学时用。爸爸妈妈也给压岁钱，可是过完年就会收回去。只有爷爷给的，才是真正的压岁钱。
对小人书的狂热，使我最喜欢夏天。先是可以采桑叶送给伯父，他养蚕。等到蚕“上山”了，卖了茧，他会给我几角钱。还可以摘桑椹，摘满一篓了，放在河水里洗，洗出桑籽，桑籽也可以卖钱。
平日里挣钱就不容易了，捡牙膏皮几乎是唯一的办法。我把捡来的牙膏皮卖给修锅匠。修锅匠不仅用烧融了的铁水补锅，还能把牙膏皮融化了，补脸盆、补碗、补搪瓷缸。因为常常跟在修锅匠后面乱转，村里人竟给我起了“修锅匠”的纠号。
我把挣得的每一分钱都买了小人书，到小学五年级的时候，我已经收集了100多本。
父亲很讨厌我看小人书，说这是不务正业，影响学习。所以我是偷偷地买、偷偷地看。所有的小人书，我用一块布包着，藏在一缸大麦的深处。装大麦的缸比我的个头还高。只有在确信无人的时候，我才会取出来，摊开，一本一本贪婪快活地翻着看。大多数时候，上学时，或者放学回来，我站到凳子上，飞快地把手伸到麦子深处，摸到包裹了，随便从里面抽一本，飞一般跑掉，躲到一边再慢慢地反复地看。每一本我都喜欢。
小学即将毕业，同班的同学借了我一本小人书，我已经向他要了好几回，他不肯还。终于在一天放学之后，我们打了起来。我们在一块成熟了的麦地里扭打成一团，麦子一圈圈倒下，无数的麦粒被踩踏进泥土。远处同学的父亲闻讯赶来的时候，同学正被我死死地压在身下。他把我拎起来，给我两个耳光。我疯一样朝他扑过去。他一只手揪住我，一只手去解我的皮带，想脱下我的裤子，羞辱我。我两只手死死地抓着皮带。挣扎当中，他的手被我劣质皮带的铁皮龙头划破了，鲜血直流。
他一脚把我踢倒，捂着手，领着儿子朝我家走去。我绝望地坐在地上。我知道，我完了。从来，只要有人到我家去告状，父亲不管青红皂白，总是狠狠地揍我，表明他不是一个“护短”的人。
天黑了。我刚进家门，就被父亲一把揪住头发，在门上乱撞。我一声不吭，倔强地站着，既不讨饶，也不逃跑，只是因为疼痛和委屈，无法忍住眼泪。
父亲突然放开我，跑进房间，几乎一秒钟就拎了装着小人书的包裹冲出来。他扯开包裹。我的心停止了跳动。
他把所有的小人书倒在地上，拿起一本，撕掉，再拿起一本，撕掉。嘴里朝我吼道：“我让你不学习！让你看！让你打架！”
从他撕掉第一本小人书时，我心底像有一根弦，突然就断了，大脑一片空白。接着，像被凉水浇过，浑身冰冷。我听不见父亲在喊什么。我抬起衣袖擦了擦眼泪，迷蒙的一切变得清晰了。100多本小人书，变成了一地碎纸。
整整一个月，我不跟任何人说一句话。起床、吃饭、上学、放学、吃饭、睡觉。
那天放学回来，爷爷背对着我，坐在夕阳底下门槛外的小板凳上。在他的左脚边，是一堆已经撕碎了的小人书的碎片，右边是一盆浆糊。他的膝盖上放着一块木板，他把撕碎了的小人书的碎片在木板上拼好，然后用粘着浆糊的小纸条贴上。一页一页贴好之后，按页码排好，再用针线缝上。他已经做好了一本，他还在做着。我呆呆地站在他的身后。爷爷弓着腰、低着头，拼着、贴着，用粗糙的手指细细地抹平，不肯留下一个皱褶。
“爷爷。”一个月来，我第一次开口说话。爷爷抬起头，一脸慈爱的笑：“放学啦！”
我没有拿爷爷做好的小人书。我再也不看小人书了，小人书永远离我而去。
1990：一个想当诗人的人
高考结束，知道我大学无望，父亲四处借债，让我到县城里去复读。我说，不读了。背了爷爷留下的锯子、刨子和一把斧头，去无锡投奔一个远房堂叔。
无锡，是18岁的我，去得最远的地方。刚到无锡的那段时间，我就举着个写着“木工”两字的小木牌，傻傻地蹲在路边。
木工做了几个月，堂叔又介绍我到江南大学的一家制作公交站台的工厂。我的工作就是在这些庞大的铁架子上，一遍遍地刷上油漆。休息的时间，我常去图书馆门口转悠。可是进不去，我不是大学的学生。后来，我终于找到一个去处，中文系有个卖书的书店，叫做“江南书屋”。
空闲的时间我就去书屋看书。书屋里的老师对我慈爱地笑笑，听任我看，并不要我购买。时间长了，老师就问我，愿不愿意到书店来，当店员，兼搬运工。
第二天我就来了。兴奋地踩着三轮车，从遥远的书店拖来满满一车的图书。老师让我在书店的仓库里清出一块地方，铺上木板，当我的床。书屋其实是由一间教室改成的。教室被高大的书柜隔成两半，前面一半开店，后面一半做仓库。这一夜，我几乎把书架上的每一本书都抚摸了一遍，兴奋得无法入睡。
我的顾客大多是学生，我的同龄人。我是热情的，可是他们很少和我说话。他们一边在书架前翻着书，一边叽叽咕咕地说话。他们所说的内容，我都关心，可是插不上一句话。
有一天，来书屋的学生，谈的都是一个话题。就在学校背后的惠山山巅上，将有一场盛大的聚会。全市有名的作家和学校里著名的诗人都会去，去朗诵他们自己的作品。
我站在柜台的后面，眼巴巴地听他们热闹地谈论着如何在小树林的树枝上挂上自己的诗作。没有人在意我，没有人漫不经心地向我说句顺口的客气话：你也来吧。他们还有请柬，很多很多的人都有请柬。凭这个，可以乘索道上山，可以一直到电视塔。
我是翻过学校后面的围墙上山的。午后就出发了，没有路。其实自己花钱买票也能乘索道上山，可是我怕遇到那些常来书屋的学生。他们如果看到我，一定会惊讶得要命。
我手脚并用地攀援着，一路忐忑不安，怕在山里也会遇见熟人。终于安全到达电视塔，天色还早。远远看过去，已经来了不少人。我躲在一块山石的背后，想等天黑下来，再混过去。
已经有人在树枝上挂上自己的诗了，有人高声地读了起来。我的手放在裤袋里，紧紧捏着一张纸条，我写的诗。可是我没办法走过去，只是远远地坐在这石头的后面，一遍遍给自己鼓气。
渐渐有成双成对的情侣向僻远的这边走过来。我只好向更远的地方退过去。终于，我在一个残破的生满了杂草的古墓旁边坐了下来。是秦少游的墓。我就坐在这墓的旁边，等着天黑。
回到山顶的时候，晚会已经开始了。电灯并不是很亮，还发出嘶嘶的声音。非常多的人带着手电，把站在场地中央朗诵诗歌的人的脸照得光芒四射又斑驳陆离。人山人海。朗诵结束，一批批的人走进了场地中间，后面人的手搭在前面人的双肩上，围成一个圈，人们唱起歌，圈子旋转起来。又有更多的人在外面围成更大的圈，一样地旋转着。所有的人都唱着同一首歌，四周的散客让手电筒的光芒像蛇一样地扭动。我站在一棵老树的树桠上，热切地张望着。我知道，此时我混入其中也没有人会知道我是谁，也不会有人来问我。树叶遮挡着我的面容，看着这狂欢却又与我无关的人群，我的内心喊叫着，一起跳吧，一起跳吧。可是我走不过去，我充满渴望，却又满怀悲伤。
1994：一个没挤上火车的人
1993年大年三十的前一天，我从珠海到广州，赶乘火车回家。当天没买到票，天就黑了。一队巡逻的人跑过来，把广场上的人群驱赶出去。
我回家的路费是向朋友借的，舍不得去住旅馆。原本打算在广场坐上一夜，没想到会被赶走，只好背了包一直往前。
没有亲身经历过的人是想象不出这么个壮观而凄凉的场面的。已经是除夕的前夜了，火车站附近的路边、公园、高架桥下的空地上，挨挨挤挤全是人。许多人已在这里坐了几天了，像无家可归的难民。在一个不知名的公园门外，我靠墙坐着，一觉睡到清晨，响着音乐的洒水车过来都不知道，被冷水浇了一头一脸，才醒过来。
第二天，已是大年三十，广场上买票的队伍依然长不见尾，一动不动。天渐渐黑下来，我知道，又无望了。我背了包，跑到窗口，想看个究竟。售票的窗子开着，里面一个穿着制服的女人端端正正地坐着，并不售票。再看别的窗口，也是一样。是票卖完了么？怎么没贴告示？为什么还开着窗口，让一广场的人傻傻排队呢？正疑问，几个带了臂章维持秩序的人走过来，恶狠狠地让我到后面排队。
一种荒谬感涌上心头。我离开火车站，重又回到那个不知名的公园边上，坐下来，这是昨晚睡觉的地方。
夜深了，被驱赶的人们，蔓延到了这个不知名的公园边上。半夜12点多，忽然被孩子的哭声惊醒。昏暗路灯下一对年轻的夫妇，轻声哄着孩子，小女孩6岁多，揉着眼睛大哭。怕是被噩梦缠着，醒不过来。妈妈抱在怀里拍着、拍着，孩子哭声低下去，睡了。
我睡不着。老家这会已在放新年的鞭炮了吧。老家的习惯，子夜一过，便立即放鞭炮祈福，放得越早越有福。父亲其实夜里12点前是不睡的，守着时间，放了鞭炮，上了香，再睡。
我跟弟弟睡一张床，一颠一倒。大年初一，天刚亮，便默不做声地起床，新棉袄、新裤子、新布鞋、新棉袜。我和弟弟互不搭理，一句话不讲。为什么？新年开口第一句话就得拜年，而拜年，必须按长幼次序来。
先到爷爷床前，“恭喜您，爷爷。”“恭喜您，爷爷。”“恭喜你们。”爷爷咳嗽一声，从枕头底下掏出两个红包，一人一个。拿了，飞跑到父亲房间。“恭喜爸爸。”“恭喜你们。”爸爸、妈妈的红包年三十晚上就给了，给了其实也没什么意思，过了年还得还给他。爷爷的就不要还了。这时候，弟弟还是不跟我讲话，因为还没给妈妈拜年。妈妈在厨房，早饭已经做得差不多。“恭喜妈妈。”“恭喜你们，相公。”妈妈说。“恭喜你，哥哥。”弟弟终于回过头跟我说。这是一年中，他唯一一次喊我哥哥。
我点点头，摆出哥哥的样子：“也恭喜你，弟弟。”我也是唯一一次喊他弟弟，平时，都是互喊名字。
我靠在墙根底下想着这过年的事，那小女孩又哭起来。我回过头。孩子的爸爸朝我歉意地笑笑：“孩子几天没睡，受苦了，做梦呢。”我点点头：“也没买到票啊？”“票买到了，没挤上车。”
“啊？你怎么买到票的？窗口根本不卖的啊。”“窗口是不卖，我们开始也不知道，后来听人说要去住宾馆，宾馆能帮买票，贵一点。”“这样啊！你们住哪家宾馆？”
在离火车站不远的一家叫“环西”的招待所交了住宿费、车票费、手续费，终于拿到车票。看了看发票，上面随便写了个日期。我并不在意。
我很高兴地抓着票进到候车室，愉快地坐在包上等火车。忽然走过来一个穿制服、没有戴帽子的人，让我把票拿出来，说是查票。我很笃定地说：我有票。我把票递给他。他一拿到票，抬脚就跨到了长椅的另一面。我大喊起来：“有人抢车票啦！”那人隔着椅子站着，并不走，对我说道：“再喊就撕掉。你拿一百块，就还你。”喊是没用的，候车室又吵又乱，没有人管。也没法去追，因为我不能扔下我的包。我没有一百元，我只有五十元。他接过五十元，把票还给我，一转身，立即消失在人群当中。我死死地握着票，呆子一样坐着，努力不肯流下泪来。
大年初一，去南京的火车一动不动地停在站台。人山人海，我不要命地往上挤，终于挤上去，被扁扁地卡在一个窗子的边上，脸朝外。火车缓缓启动，门关上，许多人跟在后面跑着、跑着。忽然看到昨晚坐在我边上的那个小女孩的父亲，跟着车子，拼命奔跑。只有他。小女孩和她的妈妈怕是已经挤上了车。
火车越来越快，年轻的父亲跑着、跑着……这是1994年的大年初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