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中午休息的时候，我在IFC楼下的麦当劳买了一个吉士汉堡套餐，跟着走回到中央公园，一到十二点，这里便到处都是前来散步消食的上班族。沿着草坪一字排开的五把椅子上都坐满了人。
公园里的花花草草我一概不认识，听到身边路过的人在讨论这花那花的也一点兴趣都提不起来。可是我挺羡慕这些人，一副对生活饱含热情的样子让我自惭形秽。于是我强打起精神来，好像自己也真的融入进了公园的美景之中。
可说实在的，我心里只想赶紧找个地方坐下来把手中提着的汉堡包吃掉，然后回到冷气充足的办公室继续工作。我的老板一点一刻前会准时坐在办公室里，而我的工位正对着他办公室的门，如果看不见我，他一定会很大声地用整个办公室都能听到的音量来叫我的名字，这样无论我在这栋楼的哪个角落，他都保准能找到我。
他一叫我就头疼，这样间歇性的头疼已经持续快一年多了，有时候想干脆狠狠地疼一下中风昏死过去就好了，可是每次我都挺了下来。
能在中午坐到公园吃个汉堡是我难得的休闲时光。
栗子色的长发正好留到了肩膀的位置，她穿了一件明黄色的汗衫，我注意到她脚下还有一块滑板，她跟穿着西装的我像是来自两个不同世界的人。我想我只能跟她拼座了，她一个人坐在那里有一会儿了，应该不是在等人吧。
“不好意思，你旁边的位置没人坐吧？”我的礼貌已经被训练地相当职业了，反正上班就是这样，说不完的道歉，为自己的错道歉，为别人的错道歉。
“啊，没事没事，你坐吧，坐吧。”她比我还客气，赶紧往椅子的另一边又移过去了一点，紧紧地靠在椅子的最右边。
虽然早就做好了准备，可她冷不丁地转头过来的时候还是把我给惊到了，她眼睛的颜色有点奇怪，那颗小小的黑色瞳孔里缺了点神采。
她看不见我。
她不再说话，把头撇过一边去，“看”着前方的池塘、飞鸟跟河对岸的草坪、野花。
我两三口就把汉堡吃完了，将包装纸扔进纸袋，我靠在椅背上，看着来往的行人，他们走走停停，许多人都掏出了手机拍照。夏天，植被盛极而衰的季节，这时候是该好好记录一下。
“吃完了？”她说话了。
“是啊。”谢天谢地，我借着回答的机会，正大光明的看了她一眼。
“我闻到了麦当劳的味道。”
“你不喜欢？”
“哈哈哈，谁会讨厌垃圾食品啊。”她笑道。
我尴尬地同她一起笑起来，“一会儿太阳就要晒到这里了。恩，一点过后，这个位置会很晒。”
“你经常来吗？”
“是啊，我中午休息都会来这里坐一会儿，可是最近越来越热了。”
“偶尔也需要被太阳暴晒一下，医生说我缺乏的东西，太阳都能补给我。”她很白，通体雪白，眼角下面有颗小小的痣，颜色淡淡的，比她头发的颜色还要淡。
她的脚踩在滑板上，向左向右移来移去。
“你玩滑板吗？”
她赶忙朝我摆摆手，“不不不，我想玩，可我控制不了平衡。”她抬起另一只手的手腕，已经结痂的伤口还远未愈合。
“一点了，太阳晒过来了。”她开心地伸出手，迎接阳光，捧在手心。
我掏出手机，刚好一点钟，“我得回去上班了。”
“恩。”
“你每天都来？”
“我正试着多出来走走呢。”她回答。
提着麦当劳的纸袋站起身，我走向公园的出口。走到那条蜿蜒的小径的尽头，我忍不住又回望了一眼，她背对着我坐在那里，三、二、一，简直神了，她忽然转过头来，“看”向我这里，我浑身像是触电一般，呆呆地伫立在原地，不敢移动一丝一毫，生怕从她的“视线”之中偏离出去。
2
五月份一过，气温立马向上窜升，即便只是穿了一件衬衫坐在公园，汗也止不住的流，可是我宁愿中午跑出来流汗也不愿窝在工位上，面对没完没了的文件、突如其来的电话和老板冷不丁的嘶吼。
这个天气，那姑娘应该不会跑出门了吧。她的形象有些模糊了，只留下一个轮廓，留下她眼睛和衣服的颜色，留下她那颗浅浅的痣，于是她成了几种颜色的拼图，只是记住了那几个颜色，这个人虽然模糊却又一下子就不可磨灭起来了。
真是奇怪。
哦，对了，还有她的那块滑板，不知道她学会了没有。
公司规定十点之后下班可以报销路费，老板一般把我们留到九点四十五分宣布下班。我一个人坐地铁回租地，即便是那么晚了，车上还是没有座位，好几个从上一站坐过来的人我都见过不止一次了，我猜应该是一样的公司制度让我们有了如此别样的缘分。
我从包里拿出一本跟业务相关的书，靠着扶手，翻到上次读的那一页，最近即便是不被吼，可是只要动脑子，头也会疼。
手机在口袋里震动个没完，女朋友跟我早就分手了，这时候会打电话来的也只有我妈了，想必又是问一些她关心的而我又无法照办的事情，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面对家人，也只能用对付老板的手段，我任凭手机在口袋震动，一点也不想理会。
这是我在上海待的第六年了，这是一座跟我的家乡完全不同的城市，其实如果我大学毕业就回那座海滨小镇上班的话，现在应该也能过上不错的日子了吧，拿着父母的恩惠买下一间属于自己的房子，跟着结婚生子，拥有一个独立的家庭。可是我偏偏对这样开枝散叶式的独立不感兴趣，非得留在上海，非要折腾，于是我除了工作和租地狭小的空间之外，一无所有。
不过，一无所有，也是一种自由吧。
我经常如此自我安慰。
地铁到站，我下车，又换乘另外一班，这一班地铁的人就少得多了。往后坐也没几站了，我清楚下面每一站的顺序，手机又震动了起来。
在地铁间断信号的鼓舞下，我接了电话，“喂，我最近听说……的新闻，对你们这行是不是有影响啊？”
“最近···身体···行不行啊？”
“会不会还没挣到……就……没身体享福了？”
“为什么最近都不打电话给我啊？有点太没良心了吧。”
一段又一段常规的问候伴着一站又一站的到达，总算到了终点。安全门打开，我故意用轻快的步伐一路小跑踏着阶梯来到地面。湿热的空气立刻灌满了我的肺部，我上气不接下气喘个不停，脑子毫无预兆地疼了，我把电话放在膝盖的位置，那里还一个劲儿地传来远方的叮嘱，我“嗯”个没完。
下车的地方连个路灯都没有，一排黑漆漆的树影蔓延至道路的尽头，不知道为什么突然在这个时候，我想起了那个只有一面之缘的滑板少女。
3
第二次见到她还是在那个公园。公园靠北的那一面有一个下沉式的广场。
周末加了一个上午的班，中午坐在长椅上吃完午餐之后又不急着回办公室，就沿着草坪上被踏出的人行道往那个下沉式广场走过去，硬木、塑料、橡胶和水泥地碰撞的声音由远及近。
广场上起码有十几个年轻人穿着宽大的衣服在玩滑板，我很容易就认出了滑板少女，只有她一个人，左手提着滑板，右手还拿着一根银色的导盲棍。其他人应该是见怪不怪了，自顾自踩着滑板玩起了花样。
我看那个女孩儿从广场的左边走到了右边，又从右边走到了左边，跟着她踩上了滑板，看来她已经掌握了平衡的诀窍。广场的中心有一快木板，应该是他们自己搬来供他们玩花样的，女孩儿一点点在加速，导盲棍在前方试探，她像极了中世纪欧洲那些驾着骏马参加决斗的武士。
那是唐吉可德吗？
直到看着她做了一个漂亮的回旋，一跃而过那块障碍板，然后安全滑到了广场的另一头，我悬着的心才放了下来。
广场上的其他人比我还兴奋，高声叫好，大家都停下了自己的动作，女孩儿又一次踩上了滑板，她滑向了广场的中心，那些障碍啊、楼梯啊还有三三两两的人堆都被她给轻巧地躲开了。
4
我在中医院楼下等着拿体检报告的时候，她一个人坐在药房前的公共座位上，我站在她面前仔细辨认了一会儿，终于鼓起勇气跟她上前问好。
这是我们第三次不期而遇。
“喂，我们是不是见过。”、“你好，我观察你很久了。”这些开场白毫无新意，落入俗套，“怎么会在医院遇到你呢？”
刚想开口，她便转过头，“看”着我，“我们见过？”
“是啊。”我假装真的想了很久的样子，“还记得吗？我在你旁边吃了麦当劳。”
“我应该很好认吧。”她口气充满讽刺。
我尴尬地笑笑，心想，果然面对盲人就更应该真诚一些呀。
“我来抓点中药。你呢？”她主动问我。
“例行体检啦。”我朝她晃了晃她根本看不见的手中的单据。
“恩。”她点点头，我这才注意到她手上还捧着一本厚厚的书。
原来这是用盲文翻译的书，“能让我看看吗？”
“当然。”她移开手指，将书递了过来。
我愣住了，心跳得飞快，书的名字叫做《北方没有彩虹》，是我参加工作之前写的，出版之后一直处于滞销的状态，我从没有想过这本书竟然被翻译成了盲文。
事实上，书自从出版之后我就一直很排斥承认自己曾经写过这样一本书，毕竟滞销挺让人感到羞耻的呀。
“怎么了？”她问我，显然是觉察到了什么不对劲。
“说出来你可能不信，这本书的作者，正是在下呢。”我努力用一种开玩笑的口吻故作正经道。
5
没想到我们第一次“约会”竟然是在医院。
那天我拿了体检报告之后，医生叫我过一周去复查，我有项指标略高，他们怀疑是我熬夜造成的，叫我休息之后再去，而因为何益，那个滑板少女下周还要再来取药，我便约她之后还来医院相见。
她并没有丝毫怀疑过我作者的身份。
再次见面我们很快便因为文学的事儿聊到了一块儿，我跟她坦白了先前在下沉式广场欣赏她表演的事情，何益的脸唰一下红了，她说，“我那样很衰吧。”
“我觉得特别的酷啊，我就算有4只眼睛也未必能做到你那样呢。”
“本来这个跟眼睛就没关系。”她很不服气，我赶忙道歉。
我们和上次一样，坐在药房前的椅子上，我还在等化验报告，“那你干嘛非要喜欢滑板这么危险的运动嘛。”
“我就不能喜欢了吗？”她反问道。
“我不是那个意思。”
“我以为能写出那样文字的你想法会跟别人有什么不一样呢！”
其实当初写了这本书我也以为自己会成为职业作家之类的东西。
我们俩一起沉默着，一看表，差不多也到了取化验报告的时间。
“我先去拿一下报告，你有事可以先走啦。”我告诉她。
何益坐着一动不动，“没关系，我没事。”
我拿了化验单和CT报告往医生的办公室走，进门之后，他笑眯眯地请我坐下然后拿了报告端详了很久。
“其实我很怕来医院啦。”我跟医生说。
“你平时这里会痛伐？”他用手指戳我的后脑勺。
“嘶——偶尔会很痛。”
“大概什么频率？”
医生开始问我一些很详细的问题，让我感到悲伤的是他问的问题我总有一个似是而非的解答，而他又能根据我似是而非的解答给出一个悲观却明晰的推断。
“我想你可能有脑癌的征兆。”跟着他连哄带骗地又将我的情况说轻了许多，同我讲了不少专业名词，就是没有再提癌。
下楼的时候，老板的电话打过来，我说我正在医院，下午已经请过假了。
“我花钱请你是来做事的！不是来生病的！”他说话很大声，以至于我觉得坐在不远处的何益也清清楚楚地听到了。
6
我依旧过着朝九晚九每天两点一线的生活，穿着一样的西装外套和衬衫，背着一样的双肩背包，甚至连随身带着的书也是同一本。项目的尽职调查还未做完，我给自己定下了一个又一个离职的时间点，然后一次又一次地错过。
好在有何益，这个夏天显得不是那么漫长，倏忽一过，落叶纷飞，秋天到了。
我依靠药物控制病情，并没有采取激进的手术治疗，计划是在公司做完这个项目之后再做决定，逐步减少工作量也好，离职也罢，总之就是不能继续如此高压高强度地继续工作了。
何益或是出于同情，亦或是出于和我的同病相怜，久不久便约我一起外出，每天中午在公园的那半个小时还不够，她邀请我观看滑板练习，叫我带她去科技馆看昆虫展。
我其实特别讨厌昆虫，我们老家的昆虫非常大只，蟑螂有拇指大小，其实也不只是蟑螂啦，即便是蝴蝶、蜻蜓这样的虫子，我也一点都喜欢不起来。可既然她提出了这样的要求，我也只好答应了。
我买好了票领着她从大门进馆，何益自如地用导盲棍探路，我跟她之间隔着十厘米左右的距离，近不起来，也隔不远，走得太近怕影响她走路，而走太远又怕在人群中走散，就这十几厘米，其实又是最远的距离。
我一直在跟她说话，跟她介绍这个馆那个馆，希望她能像蝙蝠或者其他的神奇动物似的循声跟随着我。终于，她无可奈何地停下了脚步，轻声地问，“你就不会牵着我的手吗？”不等我说话，她便自顾自收起了导盲棍。
人潮中，牵手成了一种守护，而这样的守护又胜似一种约定，那次之后，我总觉得我们之间多了一些别的东西。
说到约定，我们之间有了约法三章。
第一，何益要求我每周末都要和她一起去滨江大道，我跑步，她练习滑板。
第二，等我做完手头的项目离职之后，要和她一起去一次雪山滑雪。
第三，等我们滑雪回来，带她回趟老家。
大清早，这边附近已经聚集了不少前来跑步和晨练的人，大家穿着花花绿绿的运动服在江边大道慢跑，远远的看，一个个彩色的人就像是江上的浮标。
我领着何益往前走了一段，等她熟悉了道路我们又回到原点。初秋的早上空气有些清冷，这么来回走一圈人已经很精神了，好像所有的细胞都积极活跃地在给自己的身体提供能量。
何益今天带了一块长板，很适合在这样平整空旷的场地上滑行。她左右脚互换，轻盈地在滑板上变化着前进的姿势。
这个时候真的没人能看出来何益其实什么都看不见，前方的路都被夹带进了干燥的风中卷入了我们的眼帘。
7
我终究还是离职了，复查之后发现病情有恶化的趋势，即便是选择了保守的治疗，也必须做出放弃这份高压高强度工作。
于是在离职的午后，我搬了东西到楼下的中央公园，何益早就坐在长椅上等我，之前做的雪山攻略这个时候终于派上了用场。我坐在她的身边，对照着清单上的攻略一个个对比，转述给她听，最后我们一起定下了行程。
“我怎么觉得这像是我的遗愿清单呢。”我跟何益依偎在一起，其实我也不是没想过英年早逝这件事情，我想，如果这个时候死掉的话，我就永远活在了26岁不是吗？
“你为什么就是不愿意跟你家里人说生病的事情呢？”
“像我们这样背负着家里期望出来混社会的，遇到点事情，如果不是扛到扛不住的话，谁想连累家里给他们增添负担呢？”
“你是不想家里倾其所有给你治病。其实就算是倾其所有，他们也是愿意的。”何益仔仔细细地顺着我的掌纹摸了个遍，然后握紧了我的手，“总之，你会活很久，盲人算命很准的。”
我忍不住笑了，她最近经常开这种盲人的玩笑，也会拿我以后很可能成为脑瘫打趣，这样互相贬损反倒是让我觉得这段关系其实是和路边任何一对情侣一样的稀松平常。
8
定了雪山上最好的酒店，不过我们的经济能力也只够负担三天而已，没想到刚到第一天就遇上了今年最大范围的降温降雪。何益一开始还以为是好事，结果听说可能因此而关闭雪道就立刻不开心了。
我不得不时时跟她播报天气情况。
到了第二天中午的时候，雪停了。我们俩跟着专业的教练一起上了初级道的山顶。
他嘱咐我们，“今天视野可能不太好，你们千万要小心啊。”
“我不在乎，反正我也看不见。”何益说完就俯身往下冲，我甚至还没来得及将自己固定在滑板上，便跟着她一起下去了。
我无法控制自己的速度，摔倒在了半山腰，眼看着身穿绿色滑雪服的她轻盈地摆动自己的身子一路向下，教练根本追不上她。
我摔折了腿，踝关节那肿起一个像是乒乓球大小的包。到了晚上，雪又漫天的下了下来。室内开了暖气，窗外是黑白的，屋里被橙红色的灯和温度给挤的满满当当，热气一点点爬上了窗玻璃。
“这时候要是有个壁炉就好了。”我把受伤的脚翘在茶几上，手里控制着电视遥控器，心不在焉地变换着频道。
“真想看看雪啊，我印象中我就没见过什么大雪。”
“因为你是南方人嘛。”我说。
“可我是滑雪的天才。对吗？”她骄傲，她毫发无损。
“我有时候觉得你在搏命啊。”我从没想过盲人会滑板，更不要说第一天上雪道就往下冲的盲人。
她不说话了，眼睛“盯”着电视。
“我们不都在搏命吗？”
我从何益的包里取出导盲棍，拉长，伸到窗台，在爬满的水气的窗玻璃上画了一颗饱满的爱心。
真希望她能看见呀。
窗外的雪景渐渐模糊了，爱又被水气填满了。
“陈平，我们现在算是恋爱了，对吗？”
我说，“是。”
“你会带我去见你的父母。”
我说，“是。”
“既然恋爱了，我们是不是还有件事没有做。”
她摸着我的手，一只脚跨上了我的身子，电视机的光在她身后闪闪发亮。
我说，“是。”
9
因为大雪封路，我们坐大巴在省道开了一天一夜，好不容易才到火车站。我们俩坐在大巴上心想干脆一不做二不休直接回我老家算了。于是就买了车票，决定从这个极寒之地去往我的家乡。
我好久没回去了，印象中那里没有冬天。
一路上我们考虑了回家的种种的可能性，是先说我找了个盲女做女朋友，还是我得了脑癌。最近不用动什么脑子，症状减轻了许多，可是这个时候反而更加害怕疼痛的忽然而至。
“你爸妈一定会觉得我们特别不靠谱。”
“说实话，我还真不知道他们会怎么反应。这两件事情到底是一件比一件糟还是一件好事一件坏事，不知道。”
何益有些难过了，“我要是看得见你未必有机会跟我在一起呢。”
火车到站，我牵着何益的手打车去码头，到我家还要坐一个小时轮渡才能到。我们俩换了夏天的衣服，何益戴了一顶草帽，她太美了，即便不是盲人，她走在人堆里也是那么显眼，小镇上所有的目光都聚集在了她的身上。
到现在为止我也没有问过她，到底是怎么盲的。
船上几乎全是游客，只有我们俩是去探亲的，我领着何益走出船舱坐到甲板上，清风拂面，她摘下帽子，让阳光和海风尽情地亲吻自己的脸颊。
“你可真好看。”
“我知道。”她很自信，这种自信是内心的确信，不是别人说她好看她就认下的。
“跟我在一起确实可惜了。”这时候轮到我难过了，我有一天可能会成为一个生活不能自理的傻子，跟着臭哄哄的死去，拖累身边的每一个人。
“你是我喜欢的作家呀。”
“得了吧，别笑话我了。”我摆摆手，反正她也看不见，船一点点地往那个我曾无比熟悉的家航行，可我这时候反倒怀念上海那间小小的房间了。
“你知道我为什么会喜欢你的小说吗？”她问我。
“你说。”我多么希望这船永远也到不了岸，就像我多么希望今年，或者这几天永远不要过完。
“那是我刚学会盲文之后看的第一本书。”
“就是因为这样啊，是第一本的缘故。”
“你是不是忘了你讲的故事了呀？”她笑着反问我。
“我就是写了一个编造的故事嘛，是杜撰的别人的人生，我很羞耻的。”我不好意思了。
“明明是真实发生过的事情。我知道的。”
“啊？”我尴尬地把头撇向一边，那个故事确实是根据报纸上豆腐块大小的一则新闻改编而来。
“别害羞嘛，我又没说这样不好。”
“所以是那个故事感动了你。”我已经看到岸了，船舱内的人也纷纷探出头来，有的干脆就跑出来，站在甲板上，远眺着即将到达的终点。
“明明就是个残酷的故事嘛，我编了一个光明的结尾。”
新闻是这样的，长期虐待妻女的爸爸因为饮用了工业酒精醉得不省人事，无意中点燃的烟头将家里的一切都烧成了灰烬。就是这么一则简短的新闻，我靠着自己的想象，写了一整个长篇小说。
“可是真想谢谢你啊，把我的未来写的那么好。”她又戴上了那顶草帽。
温暖的海风中，身边的一切都静止了，除了我们以外的所有人都消失了。
“如果我眼睛没有坏，如果我真的完好无损得活到了现在，如果我能够重新再活一次，我会过得怎么样，在你的故事里，我都看到了。”
她握住我的手，“你可以继续写小说呀。”
我心想如果眼泪现在掉下来，是不是遇到阳光也会变成彩虹呢？
“不过这次写个真实一点的吧，关于我们俩的，从认识的第一天开始写，写到很久很久很久的以后。我用脑子，你用眼睛，起码能写到八十岁吧！”
“喂，你听见没有，盲人算命很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