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乐琪消失前，给我讲过一个故事：猫乐国，一个由猫统治的国度，同时各个物种和谐共处。相比人类的急功近利，猫族天性倦怠懒散，国家运转缓慢随和，很有些无为而治的境界。总之，领袖安逸，公民幸福。这大概是我听过的最奇怪的理想国版本。只有一点，人类在这个国度里忍受着不公，被监视，被劳役，因为人类野心大，能力强，一直图谋不轨。我想我是个人道主义者，起码那时是个坚定的人道主义者，所以你可以想象，听到这个反人类故事我是多么无感。而且当时沈乐琪正抱着一只公猫，让公猫贴在她的大胸上，满脸爱怜地抚摸猫头。那只猫像它的很多同类一样眯着眼，脸颊鼓满，胡须戟张，蔑视一切的气概，仿佛真是帝王。我没有告诉沈乐琪，但心中确实想到，她不必虚构那么一个国度，看似弱小的猫已经统治了不少人类。

我认识沈乐琪已有五年，也可能是六年。干记者的第二年，我从南方转移到北方，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同时在胸中燃烧着，难以分辨。但很快就感受到北方寒风的凛冽，热焰在不知不觉中减弱，疲惫与日俱增。我加入了一个地下诗社，成员们都把诗社称为地下诗社，实际上聚会地点在一栋高层公寓楼，窗外是京城的辉煌灯火。食物，酒水，环境，都很好，成员们都很热诚，就是诗不行。那些夜晚，我们聆听着彼此的蹩脚诗句，逃避着各自的蹩脚人生，身外是高楼、伟业、狂欢、叹息、宿醉、失眠构筑的城市迷宫。朗诵结束，男女搭配着离开。地下诗社是在黄豆网发起的，唯一的成就大概是将黄豆坐实为约炮网站。但我还是喜欢那里，只有那里纵容人们流露伤感，尽管那伤感很可能是虚假的。

沈乐琪很安静，不漂亮。脸圆，微胖，有雀斑，刘海，长发，胸很大。我们都住在大兴区，返回时乘坐同一班地铁。她总是低着头，不说话。我问她从事什么工作，她才抬头看我一眼，说是码农，立即又低下头。一个女码农来参加诗歌朗诵会，让我有些诧异。问她为什么，她想了一会儿，小声说感觉很特别。然后，又说，也没什么事可以做。这声音更小了。她很腼腆，我不喜欢和腼腆的人说话，费劲。那些夜晚，我们沉默着站在扶手柱边，窗上映着我们的影子，轻轻晃动，像两棵水草。一次，我对她说：“你到站了。”她猛然抬头，错愕地瞪着显示屏，随后转身冲出地铁，像一只受惊的兔子。一次，我见她盯了鞋尖很久，忍不住问她在想什么。她脑袋动了动，仿佛在摇头。片刻后，她说：“没想什么。”我发现她的脸红了。地铁在黑暗中走走停停，吞吐没有表情的众生。她忽然问我为什么叹气。这是她第一次主动找我说话，而我根本不知道自己叹气了。我想了想，说：“习惯吧。”一会儿后，她说：“你在想什么？”声音像是从一枝芦苇中发出。我望向她，她立即低下头。我说：“没想什么。”这不是真话。实际上我想到京城的地铁如一头野兽，穿梭于历史的残骸和新鲜的血肉，兴奋咆哮。我想到我们都在野兽的腹中。

诗社解散了，像一场纷乱的梦终于疲倦。我把精力集中在采访和撰稿，但过稿率越来越低。为了生活，我开始写娱乐新闻。热恋，大婚，劈腿，出轨，领导没有压力，人民喜闻乐见。张晟在这方面教给我不少，还总结出八字诀窍：深挖隐私，尽情编造。但我们都无法卑鄙到这种程度。我们都穷，只有一身青春。夜里喝酒，他喜欢说：“人生嘛，最重要的就是开心啦。”也喜欢说：“人生嘛，本就是一场娱乐的啦。”他是石家庄人，醉后却一口港台腔，这让我感觉很奇怪。有时他半夜给我打电话，说一些莫名其妙的事情。比如一枚印着渡鸦的邮票，比如一艘迷失在内陆的轮船，比如一株长在风中的小草，比如一条分散、汇聚又分散的河流，比如秦始皇梦中的一颗子弹……我渐渐从昏沉中清醒，握着手机起床，倒一杯水，拉开窗帘。他突然挂掉了电话。这时候，我感觉非常奇怪。

再见到沈乐琪大约是三年后。她在群里问有没有人收养猫，一连问了好几天都没人回应。我那时交了个女朋友，总念叨着要养个宠物，但鉴于我们养自己都很困难，就一直没付诸实践。我联系上沈乐琪，约在深秋的街头见面。她裹着偏大的黑色风衣，样子没什么变化，人还是很腼腆，但一说起那只花斑猫就滔滔不绝。她嘱咐我照顾好那只猫，像母亲嘱咐临行的儿子，语重心长，孜孜不倦。分别时她问能不能再抱一下猫，我说当然能啊。她接过猫，搂在怀里，脖子贴着猫头，闭上了眼睛。我说：“你还会见到那它的。”她睁开眼，怔怔地望着我，突然弯下腰，向我深深鞠了一躬。然后，把猫还给我，踩着一地黄叶子逃离了。我愣在原地，想起地铁上的那些夜晚。

我把猫送给女朋友，原以为她会惊喜，但她抱了一小会儿就干别的事去了。她不喜欢那只花斑猫，但没有明说不喜欢，而说花斑猫不纯粹，我从未听她使用这么高级的修辞法。没过多久，我们莫名其妙地分手了，就像当初莫名其妙地走到一起。花斑猫陪我度过那些孤独的岁月。每晚我写稿到深夜，靠烟和咖啡苦苦支撑。花斑猫伏在笔记本旁，睡意朦胧，憨态可掬。或者蹲在窗边，观察深沉的夜色，警惕地竖着耳朵，像个卫兵。有时我从睡梦中醒来，感觉胸口吃重，睁开眼，看见它趴在我胸口。它会随着我一起醒来，以深邃的蓝眼睛注视我。万籁俱寂的深夜，亿万星辰在两颗蓝眼睛中放射光彩，我总忍不住想，那蓝眼睛中一定藏着别的宇宙。

出差时我只能将猫寄养在沈乐琪那里。初次来到沈乐琪家，像走进一个小型动物园。沈乐琪养了十三只猫和五只狗，为此独自承担着一个两居室的房租。有些是无家可归的流浪猫狗，被沈乐琪捡回。有些是主人要离开北京，被留给沈乐琪。也有些是寄养在沈乐琪家里，但主人再也没有出现。渐渐地，沈乐琪变成了沈站长，家里变成了动物流转中心。猫窝狗窝和各式食盒布满了客厅，动物们追逐游戏其乐融融，宛如伊甸园。沈乐琪像母亲一样照顾着那些动物，为每个动物都取了名字，任意叫出一个名字，动物都会欢快地奔向她。她把动物抱在怀里，用脸颊磨蹭着，格格地笑起来。发现我看着她时，才停止笑声，红着脸，低下头。并非所有的动物都让她开心。一只独眼猫就让她很痛心，她说那眼睛很可能是被人剜掉的。我第一次从她口中听到愤怒。独眼猫瘦骨嶙峋，独眼里充满了凄惶，一旁的眼窝深陷干枯，呈暗红色，像英雄的勋章。独眼猫睡在沈乐琪床边。

花斑猫在沈乐琪家里寄养时间最长的一次，应该是我调查一个土地纠纷事件。原本只想草草报道，但事件错综复杂，牵涉人员广泛，越深入其中越看不清线索。不知是当初的热情重燃，还是因为本能的解谜欲望，我一心投入调查，像顽固的侦探般穷追不舍。奔波近一个月，有一次面对拳头，有一次面对铁棍。有一次逃跑时磕破了眉骨，血流满面。最终写出一篇两万字的特稿，感觉最后一丝力气都耗尽了。但是，特稿无法通过。我在家昏睡两天，才想起花斑猫还在沈乐琪那里。我赶到沈乐琪那里，才想起已经两天没吃东西。身体非常虚弱，瘫坐在沙发上，无力动弹，腹中却擂响了战鼓。沈乐琪为我下了一碗阳春面，清白的汤水，碧绿的葱花，一个荷包蛋闪耀着。面碗在冬日里很温暖，我注视着碗里的景观，许久后才开始狼吞虎咽。沈乐琪在阳台上喂猫，背对我，一头长发，半身阳光。

那天沈乐琪告诉我，她加入了一个动物保护协会。“为弱小的动物战斗！”她捏着拳头，气鼓鼓地说。我将最后一点汤水喝尽，把空空的碗抱在怀里，问她要怎么战斗。她望着我，讲起协会纲领和行动细节，眼神坚定，没有丝毫羞涩。她的样子让我很感动。她的样子让我想起我的苟且和失败。那天剩余的时间，我在她家里度过。我们很少说话，我疲惫地或慵懒地陷在沙发里，她迎接一个又一个动物的亲昵。我们都被动物们制造的欢乐声响环抱着。天光变暗，影子消逝，我以为傍晚临近，实际是浓云密布半空。我们去买了蔬菜和肉，回来一起做饭。沈乐琪像个娴熟的家庭主妇，择洗切抄，迅速利落。她告诉我，她十岁就开始为家里做饭了。清炒菠菜，麻辣豆腐，红烧肉，西红柿蛋汤。那大概是我在北京吃的最香的一顿饭。我发现沈乐琪没动一块肉，问她是不是要减肥。她说不是。我问她是不是不喜欢吃肉。她想了想，也说不是。然后，她认真地说，她是一个素食主义者。我听说过素食主义者，但真正见到，这是第一次。我问她什么时候开始吃素，她说两年前开始的。接着，她讲起物种进化，讲起动物亲缘，讲起道德法则，素食主义已经上升到伦理学的范畴。我望着盘子里的红烧肉，不舍地说：“可我就是喜欢吃肉。”她夹一块肉放我碗里，微笑着说：“吃吧，这种事不能强求。”我发觉她能够看着我的眼睛笑了。

饭后我们一起喂动物，她讲了不少照顾动物的方法。我听着，但肯定没有用心记。很可能我还有些不耐烦——人那样伺候人会让我感觉不公，人那样伺候动物简直不可思议。后来，照料一只生病的狗时，她说起小时候家里养的一只黄狗。她爸爸经常酗酒，妈妈一人承担着家务和农活。小孩子们不愿和她玩，只有黄狗是她忠实的伙伴。她上学的时候黄狗陪她去学校，她放学的时候黄狗陪她回家，从没有人敢欺负她。有一年的一个深夜，出生不久的弟弟病了，爸爸烂醉不醒，妈妈要抱弟弟去医院。但是，家里没钱，妈妈命她去舅舅家借。舅舅家在十里之外，隔着一条大河。那年她九岁，由黄狗陪着，打手电筒，在夜色中进发。她当然会害怕，鸟的叫声很诡异，树的影子都像恶鬼，但黄狗脖子上的铃铛抚慰着她。那晚她穿过田野，跨过河流，成功走到舅舅家，借回了二十块钱。然而当年冬天，一次放学没看见黄狗。回到家里，才知道黄狗被爸爸宰了，皮挂在晾衣绳上，肉下到中午的火锅里。她哭了好多天，被爸爸揍了一顿。此后很多年里，铃铛声都会在她梦中响起……沈乐琪抚摸着生病的狗，我只能看到她的侧脸。我感觉我应该说点什么，但不知道说什么。想了一会儿，问道：“黄狗有名字吗？”她吸一下鼻子，笑了笑说：“叫阿黄。”

我忘了那天几点离开的，总之很晚。沈乐琪抱着花斑猫，把我送到楼下。我们这才发现整个世界都白了，那是当年的第一场雪。沈乐琪冲进纷扬的大雪中，像孩子一样旋转起来，笑声宛如银铃。当她停下，她问我有没有看过一部电影：日本片，《横道世之介》。我说看过，高良健吾很像我小叔年轻的时候。她左手抱着花斑猫，右手去接飘落的雪花：“电影里面也有一场大雪呀。”我说：“片尾那场是吧。”她说：“是呀，祥子和世之介一起过圣诞节。”雪很大，棉絮一样，她的头发花白了。我的头发肯定也花白了。“没过多久他们就分别了，应该是永别。”我望着夜空说。她右手托在半空，扭头望向我：“可他们在一起时很开心呀。”“对，他们在雪中接吻了。”我望向她，大雪在我们间好似铁幕。她放下手，在衣服上蹭蹭，低下头，在雪地里瞄着。不久，身子晃了晃，向公寓楼走去，又猛然折回把猫给我，没说再见就上楼了。

半年后我决定不做记者了。张晟试图挽留我，谈到新闻理想，谈到社会道德，谈到工作报酬，谈到俘获流量的撰稿方式：夸张，刺激，搞笑，香艳……我瞪着他，听他讲完，然后坚定地说：“我不干了。”他先是摇头，后是叹息，见我无动于衷，于是骂道：“你他妈叛变了！”一个月后，他他妈也叛变了。最初的两三个月我试图写小说，但是写不好——没有章法也就罢了，关键是怎么写都感觉没有现实精彩。张晟做了一个时评公众号，名为“独眼观天下”。独眼是指独到的眼光，但每次点进去我都忍不住想，是不是有一只眼睛被遮蔽了，或者被英雄刺瞎了。公众号半死不活，张晟坚持着，同时进了一家图书公司，策划青春爱情小说。工作很顺利，但没过多久他就厌倦了。他说幼稚是一种病。他说无知是一种恶。他说平庸是恶的帮凶。我建议他去散散心，看看世界美丽的一面。他飞到西藏净化心灵，拍下蓝的天，碧的湖，圣洁的雪山。回来后他说，我们是被设置的一代。

秋去冬来春又回，我胡乱地活着，境况越来越差，羞于见人。沈乐琪联系过我两次，也可能是三次，记不清了。她问花斑猫怎么样了。我说很好，一直很好，更胖了，也更壮了。沈乐琪在电话里说，那就好呀，那就好呀。然后是沉默，然后说很晚了，然后就挂了电话。我想我应该找份正经工作，过点正常人的生活了。张晟这时做起了发财梦，还邀我一起做梦。他计划组建一个非虚构写作团队，打造关注现实的爆款文章；他计划做一档视频访谈节目，采访被忽略者们被忽略的声音；他计划拍一部小成本电影，以优质剧情引起暑期票房轰动；他计划参加一场脱口秀比赛，成为网红，然后带动一切梦想，如写作团队，访谈节目，小成本电影；他计划开一家麻辣烫店，地址，装修，食材，定价，都考虑好了，名字就叫老张麻辣烫，因为老姜麻辣烫会让人感觉太辛辣。他问这样我有没有意见，我说没意见，他说那就成。一切都没成。

当年夏天，我决定离开北京。收拾行李时，张晟突然找来，说发财的机会真地来了，语气很确定，但没有欣喜。我问什么机会。他脸色阴沉，迟疑着不说。我说：“我们不小了，别开这种玩笑。”然后接着收拾。他点上一只烟，抽到一半时说：“还干记者。”声音不大，像是耳语。我放下行李，望着他。他笑了一下，很勉强。“他们总要付出点什么！”他又笑了一下，使劲摁灭香烟。

一周后，我们潜进通州的一家焦化厂。两年前张晟报道过这家工厂的污染问题，当时环保部门介入调查，工厂停顿整改了半个月，之后一切如故，唯一的改变是加强了安保措施，外人很难再混进里面。我和张晟蹲伏在焦化厂外围，拍到方形烟囱冒出的轻烟。这是确定无疑的污染，但张晟认为潜进工厂，拍到细节和当事人，才能对工厂构成威胁。于是，我们穿上仿制的工服，在夜色的掩护下，利用登山绳翻过一面高墙。空气中充满刺鼻的硫化物气味，直到近前我们才发现，白天冒出轻烟的烟囱，此时喷涌着滚滚浓烟。我们伪装成工程师，骗过一个安保人员，拍到破旧老化的设备，未经保护的工人，形同虚设的防尘罩，随意排放的焦化废水。准备离开时，保安队长起了怀疑，带着六七个人冲来，把我们围住了。张晟很镇定，说起厂长的名字、我们的身份、设备的型号和功用，以及生产过程中须要注意的事项。队长将信将疑，掏出手机打电话。锅炉声音很吵，队长向安静处走去。张晟冲我使个眼色，我们撒腿就跑。绕着厂房转了两圈，才跑回那面墙。刚爬到墙上，吆喝声追来，一块砖头贴着我的脑袋飞过，脸上火辣辣的。张晟尖叫一声，喊道：“跳！”我们从墙上跳了下来，向附近的居民区奔去。张晟被砖头砸中了，后背一片紫青。我从墙上跳下时崴了脚，返回大兴基本靠张晟扶着。无论如何，证据拿到了，接下来就是谈判，由张晟负责。三天后，我们收到一笔巨款，对我们来说都是巨款。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拥有那么多钱，看着信息提示的数字，感觉不可思议。夜里我们到常去的餐馆喝酒，没什么庆祝的氛围，也都没说什么话。快结束的时候，张晟沉声说：“我们再干几票，挣够了钱就做别的。”我说：“你说的好像我们是绑匪。”张晟笑了笑，说：“我们不是绑匪。”我说：“那我们是什么？”张晟不说话，把饭钱放桌上，把我扶起来，走出餐馆。夏季夜市繁忙，张晟搀着我，走在幽暗的树荫里，避开往来行人。在一个十字路口，他取出两只烟，帮我点上，自己点上。抽完一支烟，我们勾肩搭背走向对面。张晟忽然说道：“是啊，我们是什么呢？”

我在家休息了半个月，如同死囚。床边有一本《宇宙图像学》，不知什么时候买的，一看就是很久，但根本看不明白。花斑猫经常跳到床上，用头蹭我的脸。每当此时，我都会想：已经很久没有见到沈乐琪了。许多次，我看着沈乐琪的号码，但最终都没有拨过去。我能够正常行走的时候，张晟制定了第二个计划。这次距离有点远，可能需要三四天时间。于是我联系沈乐琪，请她帮我照顾猫，她欣然答应了。时隔一年多，再次来到她家里，一切变化不大，除了她开始学画画。一个画架摆在客厅中央，4开纸上是一只猫的水彩图像。我注意到那猫只有一个眼睛。笔法灵动，形神兼备，我忍不住赞叹。她忧伤地笑了笑，说独眼猫生病死了。我大概说了句安慰的话，但她笑着，没有回应。话题转到画画，她说编程只是一种工作，一种乏味的工作，她的梦想是成为一名插画师。她讲起小时候的一件事。一年寒假，她和爸爸去买春联。在镇上唯一的书店里，她看到了几本漫画书，眼睛无法移开。爸爸挑选春联的时候，她趴在玻璃柜台上，盯着漫画封面，想象里面的故事。她从不敢向爸爸要什么，但那次她鼓起勇气，怯声说想要一本《舒克贝塔历险记》。爸爸让老板取出漫画，认真地捧着翻看。沈乐琪满心欢喜。但是，漫画被放下了，爸爸什么都没说，拉着她离开书店。那天沈乐琪还告诉我，几年来的收入都给了家里，为弟弟娶了一个漂亮媳妇，往后可以做点喜欢的事情了。我记得她谈到动物保护协会，谈到构思中的系列童话故事，谈到金子美玲和谷川俊太郎的诗歌，当即为我念了两首。我记得她唇角一直带笑，而我攀附着那笑，以免沉沦下去，直到张晟打电话催我离开。

在之后的半年里，我和张晟干了七八票，对象都是污染企业，为此我们研究了最新的《环保法》，也将早就遗忘的化学知识重新拾起。行动越来越熟练，但危险一直存在。出发前我去往沈乐琪那里，结束后我返回沈乐琪那里，等待我的是花斑猫的亲昵，和沈乐琪做的阳春面。我越来越阴郁，越来越沉闷，而沈乐琪越来越阳光，越来越健谈。她给我看过一个视频：她穿着印有保护动物标志的红色T恤，站在广场上一个临时搭建的舞台上，以昂扬的激情和雄辩的口吻宣传人和动物的共同命运，又严厉批评了那些将恶意施加给弱小动物的人。我看过一遍，又看了一遍，简直无法相信那女孩是沈乐琪。我带着惊讶和敬佩问，是什么给了她这么强大的气场。她干净地笑了笑，说现在是副会长了，必须承担起更多的责任。随后，她沉下脸，问我人为什么无缘无故地伤害动物。我认真地想了想，但无法回答。长久的沉默中，我发觉她坚定的质疑让我惭愧。在她家中度过的许多时间里，我们都不说话。我坐在沙发上，看着她喂动物，或看着她画画。阳光一点一点移动，时间分分秒秒流逝，静默也觉富足。有时我会受伤，或轻或重，无法避免。沈乐琪备了医药箱，为我检查伤口，更换纱布，细致而关切。我告诉她采访难免受阻，她从没怀疑过。只有一次，我右臂的伤口有点深，她包扎之后，站着不动。我以为没有处理完，抬头问她还要多久，发现她眼里一片晶莹。她拎着医药箱走开，背对我说：“你小心点！”于是我更加惭愧。

这年11月，张晟决定干最后一票，也定下最大的一笔金额。他画出地形草图、进退路线，列出行动步骤、突发状况以及面对突发状况的方案。A4纸上的线条非常凌乱，山丘、河流、森林拧成一团，如同造物主意志的废墟。张晟讲了很久，才让我从凌乱中理出头绪。然后他望着自己的图纸，像是望着无法理解的事物，如释重负地说：“我们就要完了。”我抬头望向他。他猛地望向我，故作轻松地笑了笑：“我是说一切就要结束了。”我说：“什么要结束了？”张晟低下头，在图纸空白处打着对号：“蹲点，偷拍，谈判。”过了片刻，又说：“记者，理想，青春。”顿了顿，又说：“我们就这样老掉了。”

天已经很冷，雪还未下。我像往常那样把花斑猫送到沈乐琪那里，并在动物们的欢乐中度过一整天。沈乐琪给我看了她的漫画作品，主角全是动物，游戏、劳动、恋爱、冒险，童趣盎然。那天午饭过后，她抱着一只猫，讲起《猫乐国》的故事。我一直认为当今时代人们早已丧失了对乌托邦的幻想，但在沈乐琪真诚的语气、清澈的眼神、温柔的爱抚动作里，希望依然存在。整整一个下午，我潜进沈乐琪的讲述中，游览那个国度的建筑、制度、风土、文化，以及平淡纷纭的猫族往事。然而，当我从沈乐琪的讲述中浮出，我发现这终究不是我喜欢的乌托邦——我可不希望被猫统治。但沈乐琪的样子让我感动。那天分别的时候，沈乐琪抱着花斑猫送我。在电梯里，她问我为什么不给花斑猫取个名字。我说有名字。她问叫什么，为什么从来没听我叫过。我想了想，说叫团子，和梅西一样。她哈哈一笑，说好名字。楼下风很大，我让她上去，但她逗着花斑猫，站在原地没动。于是我也站在原地不动。我说：“乐琪……”沈乐琪和花斑猫同时望向我，眼中都带着温柔。“怎么了？”她笑着问。“……没什么。”我笑了下，试着把手放进口袋，但牛仔裤太紧，没有空间。“快上去吧，下面冷。”我说。她仰头望向夜空，说：“这是第三个冬天了。”我说：“什么第三个？”她没回答，看着我说：“你小心点！”然后抱着花斑猫上楼了。

第二天我和张晟来到保定，在一家药厂外游走。药厂的废水直接排进一条小河，河床变成了绿色，岸上寸草不生。小河下游的居民怨声载道，向有关部门反映了很多次，但药厂始终我行我素。我们先采访了下游的居民，发现不少疑似污染导致的病例，多是穷苦的、无所依靠的农民，儿童也在其中。我们从一间平房离开时，一个小男孩躺在木板床上，搂着肮脏的玩具熊，昏迷不醒。他母亲悲凉的哭声推送着我们，又被寒风切碎。夜黑如墨，我们向着药厂进发了。准备翻墙时，我对张晟说：“这是最后一票，我们不要钱。”张晟用力把绳钩甩高墙，说：“为什么不要钱？这帮狗杂碎！敲诈他们，曝光他们！”我们翻进了药厂，蹑手蹑脚地前进。张晟向污水处理系统摸索，我藏在人行道边的公示牌后，防止巡视的保安截住我们。我们用对讲机通话，我可以听到张晟的呼吸声。药厂器械如同怪兽的脊背，刺向昏暗天空。寒风阴险地咆哮，拂面如刀。我不敢动，感觉被冻僵了，身体以及灵魂。有那么一会儿，我不知道我为什么在那，不知道时间如何从我来北方起一直涌动到此刻。有那么一会儿，我怀念猫的体温、狗的叫声、不可能的乌托邦国度，和一碗热气腾腾的阳春面。张晟突然喊道：“快跑！快跑！！”我大吃一惊，冲对讲机说话，只听到扭打的声音。我向着张晟奔去，随即想到计划，还是决定先跑。但我被发现了，五六个手电筒穷追不舍。我翻过墙，手电筒跟着翻过墙。我沿计划的路线逃跑，手电筒穷追不舍。我逃进一片树林，被一截树枝绊倒，头撞上树干，陷入半昏迷中。叫骂声、手电光闪烁在附近，但我没被发现。当我平复过来，世界只剩黑暗。我迷失在树林中，不知道该往哪个方向走。又被绊倒，又爬起来，又被绊倒……大地有着冰凉的引力，而我正渐渐失去体温和意志。当我感觉再也无力爬起时，星辰从远处亮起，缓缓向我聚拢来，接着升上半空。那是猫，无数只猫，眼睛在树上点亮。我看到猎户座，看到大犬座，看到金牛座，看到小犬座……我看到北斗星坚定地亮着，指明方向。我爬起来，走出了树林。

一天后我回到大兴，四周处于戒备状态。我房间的墙壁被砸毁，石膏板碎片溅满地下和床上。合租人告诉我，一场大火带走了19条人命，大兴要开始整顿了。我打电话给沈乐琪，无人接听。我打电话张晟，也无人接听。我清理掉床上的石膏板，在暴露中将就一夜。夜半惊醒，感觉胸口吃重，睁开眼，不见那深蓝眼眸。楼下喧声隐隐，披衣下床，走到窗前。街道上，外来务工人员迤逦前行，男人拖着行李，女人抱着孩子。轮子哗哗滚动，人们都不说话，路灯静静地洒下橘色光芒。一个婴儿猛地啼哭起来。

张晟消失了，沈乐琪消失了，花斑猫消失了……我终于要离开北京了。将近一年时间，我闲居在老家，照顾生病的祖父，帮父亲打理庄稼。无聊时读书写作，或散步到长大的村庄，看坍圮的屋、废弃的井、繁茂的树、荒草遮没的路，听风烛残年的留守老人细诉往事。我感觉北京的一切越来越远了。我感觉我被过往的二十八年光阴抛掷到此刻。

2018年冬天，我回到北京，签第一本书的合同。经过一番周折，找到沈乐琪协会的成员。他们都说，沈乐琪追寻那些动物去了。一个胖女孩让我看了一幅《流民图》，和蒋兆和先生的《流民图》不同的是，这幅一米多长的《流民图》画的不是人类，而是动物。我知道这是沈乐琪的作品，我一点都不惊异。胖女孩依然解释说：“动物也是地球的居民啊！”我看见了花斑猫，眼睛不由一热。我指着花斑猫说：“这只是我养的。”女孩说：“啊，它叫什么名字？”“叫团子，和梅西一样。”我补充说：“踢足球的梅西。”女孩说：“我知道，个儿不高是吧。”她所不知道的是，在我被拆毁的梦想里，猫叫团子，也叫乐琪。

回到故乡不久，女孩发来一个号码，说是沈乐琪的。我按捺着心跳拨过去，那边“喂”了一下，是沈乐琪的声音。不等我介绍，她就认出了我，立马向我道歉，说团子找不到了。她的语气急促而自责，一度让我不知该说什么。最终我说没关系，但立即感觉不对。那天我们没聊多久，她和同伴们在行动，挽救一车将被屠宰的流浪狗，电话中有激烈的争吵声。第二天或是第三天，我加上沈乐琪新的微信。她告诉我她辞职了，如今全力投入动物保护事业。她讲起行动中遇到的阻碍和危险，让我联想起和张晟一起度过的那些日子。后来，我说好久不见，能不能看看她现在的样子。她犹豫了一会儿，说自己不好看。我以为这就是答复，但她自拍了一张照片发来。她瘦了，雀斑还在，青春不在。我盯着照片看了很久很久，最终忍不住发出那句不能再通俗的祝福：“愿你被这世界温柔相待！”沈乐琪回应了两个笑脸，然后说：“你知道吗？最好的祝福不是被世界温柔相待，而是历尽艰辛之后，依然能够温柔对待这世界。”

于是我想到这是我认识沈乐琪的第六年。2012年冬天，我们一起乘坐地铁，地下通道展示着《2012》的海报，电影即将重映。我随口问沈乐琪相不相信世界末日。在说话声、报站声、地铁呼啸声构成的喧哗中，沈乐琪清晰地说道：“只要有善良的人，就不会有末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