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旧金山国际机场。远远看见老妈时，她正眯着眼在手机上找我的电话。十几个小时的飞行，老妈的失眠症复发，一直没合眼。见了我就兴奋地说起在飞机上的经历：
“美国人喝的水怎么都是冰的？我想要热水，想了好半天，突然想起来水是water，热是啥来着？我就比划啊……最后还是要着了！”
汽车驶过机场高速路，路边的棕榈树迎风摇摆，两侧稀疏的白色小楼从山头一直铺到山脚。天边起飞降落的飞机一架接着一架。加州的夏天，阳光炽烈，晃得人睁不开眼。两年前，就在这条路上，我坐在一位基督徒的小红车里，只身一人来到加利福尼亚，兴奋得两眼放光。
那年，我23岁。响在耳边的不是老鹰乐队那首《加州旅馆》，而是因为太久没睡觉止不住的耳鸣。
“对啊，我就拿着你给我准备的材料，过海关的时候一直笑，人家就让我过了……”
老妈话没说完，就倒在床上睡着了。毕竟是快六十的人了，为了参加我的毕业典礼一个人远渡重洋，第一次走出国门。这是她自己想都不敢想的。
两个月前，在我忙毕业论文答辩的时候，老妈就在电话那头说：一定要去。接着就跑到照相馆拍了张签证照片，准备材料，坐火车到沈阳办签证。至于她为什么这么坚持，我也是百思不得其解。
老妈刚出生就是大饥荒，吃着马粮树皮勉强活了过来。小学赶上文革，没读几天书，每天在“斗”，看着那些大人们斗，自己负责唱歌跳舞，歌颂领袖。比我还年轻一点的时候赶上了“上山下乡”，被派到绥化的一个知青点干农活。后来恢复高考，从握着锄头到握着笔，没日没夜复习了两个月，又考回到城里。返城了，读了师专，做了老师。第一个孩子出生，刚上小学，一场病就没了。正赶上国家计划生育，当初没敢要第二个孩子。这回第一个孩子也没了。再之后就有了我。
她这辈子都是被别人安排的。挨饿、批斗、下乡、考学、结婚、生子。没有一件事随了她的愿。去美国，像是第一次由她一个人完成的宏图伟业，唯独这件事能为她正名。
老家的生活水平在东北只能算普普通通，存款说多不多，说少也算够吃够喝。老妈多年的心愿就是能住上一间属于自己的房子。我中考当天，妈妈被考点附近的房地产广告吸引。我前脚进了语文考试的考场，她后脚就拍下了一套房。等漫长的考试过去，我考上了省里最好的高中，她一直都在心心念念那间“属于自己的房”。每隔几天，就到工地去看房子盖得怎么样了。可惜天不如人愿，开发商和建筑商的交易迟迟谈不拢，两年下来，房子倒是盖得差不多了，窗子没来得及安建筑商就跑了。
之后的周末，妈妈终于闲了下来。再之后，我高考、到南方读大学、出国。八年间，她每天能做的，就是不娴熟地敲着键盘，查一查她那间房的消息。那幢楼里当初的房客，四处奔走、打官司、被驳回、继续打官司、继续被驳回。原本把它当做婚房的新婚小夫妻离婚的离婚、再婚的再婚。儿女为了孝敬父母买的房，房子没等来，父母的年岁熬不住了，阴阳相隔。
终于有一天，她拿到了那间房的钥匙。老妈已经从五十知天命到了六十耳顺，当初的兴奋劲儿早就过了。她摆弄着那副钥匙，嘴里叨念着：你都要去美国了，可惜有点儿迟了啊。
妈妈等房子的时节，全家人就挤在九十年代买的小房子里。下雨或下雪的晚上，会听见滴答滴答的声音，那是雨水透过脆弱的墙体，渗入滴落到地板上的声音。起初是掉落在书页上，窸窸窣窣，像老鼠偷食。后来，那些书被我搬走，就只剩下滴答滴答，在寂静的夜里格外清脆。
妈妈的房间也没能幸免，床正上方的天花板被水浸湿了一大片。我们俩并排躺在那屋的床上，我突然发现那片水迹像一只飞翔的天使，也像一个酣睡中的婴儿。妈妈听了，笑得不行。第二天，我们借来了钥匙，从院子里搬来残缺的砖头，爬到楼顶修房子。
19岁那年，我到南方读大学。老家的房子还是没经得住冬天东北的风雪，在开春的当天全面崩盘。妈妈那屋是重灾区，床上放满了接水的脸盆。也是那一年，我在富庶的南方，感觉到南北方生活开销的巨大差异。想起妈妈的新房和旧房，总觉得花钱本身就是罪恶。大学毕业前夕，因为年少无知无畏，我决定到美国读研究生。大年初三那天接到斯坦福大学的录取通知书，盯着天花板上的水迹，总觉得对我而言，现实和理想之间，差的就是钱。
我说：不去斯坦福了，到公立学校吧，学费能便宜好多呢。
爸妈却一口咬定：不行。你能有这个本事，我们就能给你这个条件。必须去读！
当时我给一个电影公司写了一年半的剧本已经接近尾声，原本期待着能通过自己的劳动赚些钱，减轻家里负担。结果因为资金问题，制片方没拍成，合同没签，钱也没了着落。我开的银行账户依旧空空如也。
我就这样，揣着家里几乎全部的存款和贷款换成的美元，来到美国加州。像是带着一种使命，从此背上了一屁股债。在美似花园的斯坦福，我的双脚总感觉踏不到地，一面是家里厚实如山的期待，一面是自己不知所往的迷茫。一面读着艰涩难懂的理论书，写着用词玄乎的论文，和人家讨论文学讨论中国，一面想起老家漏水的房子，妈妈正站在街上，为一盒图钉和小贩砍价。而我三个月的学费，就足足可以压倒这一切。
因为远隔重洋，加上要命的时差，我总是这个家里最后知后觉的人。那边的人病了、走了，我都不知不觉就被“置身事外”。在美国西岸那个安静祥和的校园里，每个人都在谈论理想，都为了某个学术问题而亢奋。完全嗅不到任何和现实相关的气息。尤其在富裕的硅谷，开在路上的敞篷跑车、在名牌商店挎着购物袋穿行的姑娘、路边咖啡店里一杯精致昂贵的咖啡……仿佛已经是生活的常态。连卖菜的集市都可以配上一只乐队，吉他手弹上几支乡村音乐，活泼欢快，难免不让人坠落到对幸福生活的美好幻想中。虽然街上偶尔也会有穿着破烂的乞丐，有精神错乱的退伍老兵，有推着装满全部家当的小车和人讨钱的黑人，但总觉得那一切都和我没太大关联。
就这样，在那个人人都惯于优秀和富足的大氛围里，我渐渐走失，几乎患上抑郁症，经常在噩梦中惊醒，无缘无故难过得想哭。
好在两年之后，我如期毕业。家里终于松了口气——再也不用花钱了。
妈妈的鼾声响起。她平时不打鼾，只有很累的时候才这样。加州的中午，是国内的凌晨，时差催眠了她。我跑到厨房，操刀弄料，做好了午饭。平时上课的时候，很难有时间做顿像样的饭，只能跑到食堂吃菜叶、三明治和生牛排。学校附近没有便宜的菜点，只有等到周末搭校车拎回一周的菜。老妈来的前一天，没有校车，我才跑到学校附近的集市买了些菜。美国的农贸市场都是附近的农民从自家的菜园果园新采摘的蔬菜水果，和中国的农贸市场不一样，价格反倒相当昂贵。
妈妈吃着这些她不知道的菜，笑得合不拢嘴。
老妈怕自己走丢，特地让我写了个字条，上面是我公寓的地址和电话。还特地学了句英语：Where is the restroom？当晚，她就用小本子抄下了几句英语：“I am Chinese”，“I don’t speak English”，“Sorry”，反复练习。
在美国，尤其是在公共交通非常不便利的广袤的加州，没有车是寸步难行。在老妈来看我之前，我跟着一个自称是刘备刘玄德后代的中国教练学车。通过了驾考。本打算租车带老妈环游北美，但老妈誓死不从，担心得要命。最后只能放弃。
没有车，老妈的活动范围从原本在哈尔滨从城东到城西的距离缩短到我公寓楼下的院子。她又偏偏是个闲不住的人，一定要四处走走才好。每天晚饭过后，我们俩就从公寓沿着我每天上学的路，从商学院走到历史系走到传播系走到物理系，再从两侧都是棕榈树的图书馆面前的大道走回家。
那条路是妈妈最爱的路。傍晚时分，红彤彤的晚霞从天边一直烧到头顶，深翠的棕榈树叶子在晚风中轻轻摇摆，两侧西班牙风格的黄色教学楼在时光中静卧。天色渐晚，夜色笼罩了整个校园，昏暗的路灯把原处的草坪变成一片寂静的海。成群的飞鸟从天际划过，不时召唤着同伴。我和妈妈，从教堂前走过，留下一连串笑声。
妈妈对周围的环境渐渐熟悉了之后，我逐渐开放了禁行。她可以独自到校园里转。一天，她兴冲冲回来，说自己站在教学楼前面做气功打太极，被一群外国姑娘围观。她勉强说着她仅存的那几句英语，和她们聊了半天。还有一次，一个美国大叔过来修灯，我恰巧睡着，老妈就和他聊得兴起。醒来后我问都聊了啥，妈说：他问我你是不是我女儿，我说是啊。他问是不是来参加毕业典礼的，我说对对对。他还问……
你能听懂这么多啊？！
妈说，猜呗，不过八九不离十。
偶尔我带她到学校附近的镇子上转，她几乎和每一间民宅都拍了照。那些二层的别墅小楼，每一间都有每一间的风格，有的偏欧式，有的偏东方，有的门前挂着花篮，有的院子里种着五颜六色的植物，有的栽满了果树，黄澄澄的柠檬从树枝上垂下来。我们从路边捡了几颗熟透的李子，边走边吃。妈妈说：这简直是共产主义社会。我瞥了她一眼，她正像个孩子一样蹲在地上摆弄一盆多肉植物。
妈妈抬起头，看见一扇制作精美的窗子，又想起了她自己的房子。嗫嚅着：可惜还是来得晚了些。你都走了。
我连忙岔开话题，让她看路边一条精瘦的大狗。
刚来美国，妈妈原本就不太好的身体更加不习惯。先是咳嗽。带她到药店买了药，药水里含了些酒精，最后咳嗽没治好，她的失眠症治好了。老妈依旧是咳，咳得说不完一句完整的话。因为没有保险，加上对美国医院的治疗方法不敢恭维，除了给她试不同的药，就只能这么下去。咳嗽好不容易好了，又开始拉肚子。美国的食物对她的胃而言还是太硬太冷了，但凡在外面喝一次汤都会拉肚子。于是只能在家里做。但还是免不了每次出门都急着给老妈找厕所。
千难万险，终于等到了我的毕业典礼。
前一天晚上，老妈陪我到学校书店领了硕士服，一件黑色的长袍，三角形的袖口从手腕一直连到后襟。我换上它，戴好四角的学位帽，绣着2015字样的流苏垂在肩上，站在公寓的镜子前。镜子里是憔悴的老妈兴奋的眼神。
典礼当天清晨，老妈穿上精心准备的衬衫和笔直的杏色裤子，化了大半天的妆，像极了待嫁的姑娘。我们和几个一同毕业的好友，还有他们的爸妈，一路走到体育场。在体育场后面的丛林沙地里，聚集了一大批身穿黑色长袍、来自世界各地的毕业生，按照各个学院，在各自的院旗后面分站，院旗上绣着学院的标志，盾牌一样的图腾。
进入体育场踩上绿茵的刹那，瞬间被周围欢腾的景象震惊。远道而来的亲友团坐满了整个体育场，欢呼雀跃，呼喊着自己孩子的名字。这其中必有我的母亲。
视线从一大片人群中掠过，心急地寻找。就在整个会场即将肃静、毕业生即将落座的刹那，远远看见最后排的母亲正奋力挥着双手。对了！那就是我的老妈！
整个毕业典礼，老妈都在狂喜的情绪中度过。她听不懂英语，但在那些繁琐的流程面前，她是个再聪明不过的分析者，她明白哪一段是在唱圣歌、哪一段是在向主祈祷、哪一段是校长讲话。只有在毕业生们起立，朝着身后的人群鼓掌的时候，她懵了。我告诉她，那是校长让我们感谢支持我们的家人和朋友。
系里的毕业典礼上，我把妈妈介绍给了我的导师、我的系主任、我的同学。她那么健谈，特别想多说几句话，只是刚要开口，才想起人家听不懂中文，只能微笑点头。上台领毕业证书的时候，我一眼看见瘦瘦的她在一群人中间，端着她的手机，眯着眼，给我拍照。
我当时特别肯定，妈妈那老花眼根本看不清自己拍下了什么，拍出来的照片也一定是模糊的。
但是我为她在台上多停留了十秒。等她按下快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