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宁知道自己快要熬不下去了，却依然熬着。所有人都是这么熬着的，就像在一寸一寸滚烫的水里徒劳等待沸腾，等死。
她的母亲是这样熬着的，在比她还年轻的年纪有了她，生下曾宁时，母亲的母亲已病入膏肓，每日来回揉搓母亲的手，一双眼睛却不聚焦，不认得。她刚会走路，母亲的母亲就在飘雪的寒夜离开人世，眼角挂一滴泪，到清晨已干涸成粉末。
追悼会当天，多日无力安睡的母亲睡得人事不省。终于睡饱了，睁开眼，全家人十几双眼直愣愣地瞧她，以为她心力交瘁，险些去陪了葬，七手八脚拽她起身，简单洗漱，连拖带拽进了灵堂。母亲也不招呼宾客，只盯着不远处薄薄的黑白人像，笑了。替她擦洗沾满屎尿的身体，夜里给她翻身，听她咬着牙呻吟，一瓶瓶透明的药液滴进她枯瘦如老树的手臂，她依然揉搓母亲的手，不认得。从梦里惊醒，不知是盼她好，还是盼她死。
这下，母亲的母亲、母亲、全家终于不必受苦了。
她已够懂事，不乱跑，不乱叫，每顿饭吃光碗里的饭，睡觉时自己爬上床，母亲却依然在二十年间花白了头发，不到五十岁便瘦成八十岁的老妪。大学放寒假回家，她牵着全身赤裸的母亲，乳房已干瘪得只剩两颗乳头、一条条肋骨赫然而立的母亲走入澡堂，竟觉自己也早早衰老。
她才不过二十几岁，却衰老到只想坐在榕树底下，听蝉声、打扑克、东家长西家短。
在偌大京城做一份替人算账的活计，每天挤十几站地铁，换乘时铆足劲儿，用力蹬地，才能下得去。坐在窗明几净的办公室里，对着电脑屏幕和一沓沓材料，赚一份勉强付得起房租的薪水。只有老同学聚会时，曾宁才掏出柜子里母亲留给她的化妆品，换上平时不怎么穿的新衣裳，好保证合影被传到朋友圈后不被人嚼闲话。和母亲结婚前挨饿，结婚时没一分积蓄相比，她幸运太多了，至少还有一间活动得开脚的小房间，躺在瑜伽垫上左右伸不开手臂，但一块瑜伽垫总放得下。
她其实并不需要那块瑜伽垫。夜里九十点从单位一路地铁奔回家，早已累到直不起腰，只想趴在床上，瑜伽垫是多余的摆设。
自从来京，饥饱就是未知数，她时常分不清自己是饿到肚痛，还是撑到胃痉挛。身边都是嚷着减肥的刚毕业的小姑娘，她毕业也没多久，早已对减肥闭口不谈。想吃饱，像吃家里的土豆炖茄子、土鸡炖蘑菇、玉米面大饼子那样，吃饱，饱到连一个嗝都匀不出。但的确很久没有过了。单位食堂的饭菜只是为了填饱肚子，下午好继续干活，外卖的油水虽足，不是太咸就是太淡，不是太硬就是太辣。她怀疑自己早就对吃吃喝喝失了兴趣，没有什么是必须吃的，没有什么在吃过之后能带来满足感，多一口少一口，没差。曾宁只关心月底的工钱是不是到了账，下月的工作量能不能按时完成，还有，老板投来的眼神里有没有嫌弃或者厌恶。只要保证这三样，饭碗里就还有米，就不至于沿街乞讨。
周末经过商场时，不爱多看一眼写着折扣二字的服装，为了方便挤地铁，她从头到脚都是运动装，光是站在那里，就很突兀了。如果有店员满眼期待地凑过来，怂恿她，女士，试穿一下吧？她便头也不回地跑掉，像活见鬼。试衣间前永远排着长长的队，绝大部分都是女人，旁边站着玩手机游戏、一脸不耐烦的男人。他们都是对自己还有要求、对明天还有欲望的人，前者是为了美，后者是为了婚姻。曾宁什么都不为。从什么时候起，欲望和要求通通没有的呢？
一眼望到老，那日子多无聊呵。上大学那会儿，个个都是清高的主儿，喜欢妄议未知的生活。明明上着日后也没太大作用的课，在大大小小的社团里张罗折腾，非要混个一官半职才算有出息，跟风似的谈恋爱，偏爱在人多的地方手牵手、嘴对嘴，连自习室的角角落落也不肯放过，动辄人生和理想、诗和远方。多动人呐。前途？前途是那些不够勤奋、无路可走的人才去焦虑的事。清谈崇高，蔑视凡俗，所谓特立独行，不过是一个人塞着耳机，在夜色里的操场猛跑，或者在课后给教授发几封与真理和谬误有关的邮件。走路喜欢昂着头，不屑于地下的阴沟和平常人世的纠葛；考试时认认真真在试卷一角写上自己的名字，妄图有朝一日赋之以意义；烧烤时故意喝双倍的酒，然后装疯卖傻，聊苦闷聊志向聊未曾经历的爱情。
她当然也在其中。
那时谁会想过，一眼望到老的日子最终会由自己去过？最不屑一顾的金钱和地位，反而足以捆缚住一个人的命？到了该面对婚姻与家庭的年纪，再独立的人也会矮上几分，碰见催逼自己的家人和前辈，绝少针锋相对，而是低眉顺眼，佯装糊涂。
她认识的人当中，素来就没有清明透彻地活着的，曾经有过的，也是因为富裕和他人或环境的包庇，才显得不那么窘迫，才好像有那么点与众不同。而一旦所有条件都被撤除，神仙也会变成凡人，蹲在地上觅食。曾宁原来是不懂的。
当老板用手指敲她的办公桌，然后丢下一沓文件等她去处理；同事向她抛去她不明所以的眼神，不知如何分析；因为挤不出地铁，坐过了两站，打卡晚了十分钟，被扣掉一整天的工资；无穷无尽的杂事如鬼魂般缠身，她说不清那都是什么，不知道要怎么做，才能逃脱一条条微信信息的轰炸；当她打开朋友圈，满目都是喧哗的人群和幸福造作的表情。她盯着屏幕，有点发懵。只有她，好像只有她，被一截截钉在不属于她的泥土里，等着落叶、枯萎、腐烂。日后经过的人，根本也不会知道有这么一块愚笨的木头存在过，只会用手驱赶一颗颗风化了的沙子。
拥挤，争抢，重复，疲累，无期待，无念想，不问来路，不思前途，这样的生活也叫生活吗？她确定大部分年轻人都是这么活着的。他们只是习惯把最美好的事展现给别人，苦水都吞进自己肚子，不知道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形成的惯性。
她知道自己快要熬不下去了，却依然熬着。所有人都是这么熬着的。
高中时，曾宁爱上了一个不怎么起眼的男孩。这个故事烂俗到她自己都不愿意去讲。他不过就是跟在她屁股后面，央求她讲题给他；不过就是在食堂时制造各种偶遇，见了面，说一句，好巧啊；不过就是放学前经过她书桌时，低头给她捡一支钢笔，轻轻放在她手里；不过就是所有人都拼命学习唯恐被落下，只有他还在篮球场上傻子一样带球狂奔。他不高、不帅、没个性、既不是好学生也不算后进，他只是在同一间教室里坐着的一个普普通通的同龄人。她没道理爱上他。
那个年纪，能怎么办呢？在校园里招摇过市，招来老师和家长？大张旗鼓地写在黑板上，隆重地表个白，然后收获爱情和祝福？趁黑天摸进学校后身的小树林，献上人生中的第一个吻，或者更多？她什么都没做。只在他出现时，用余光望见他模糊的影子；课间操时转身运动时回头看一眼他的脑袋瓜；在练习册和试卷上，用手指写出他的名字，接着再写上自己的，像一个无人知晓的秘密约定。什么都没做，什么都不用做，就已经够幸福的了。
十年后的一晚，在地铁站里匆匆赶路时，曾宁怀疑刚刚从对面的人流中走过去的人是他，停住，回头怔怔望了一眼，只看到一个个摇晃的脑袋瓜，而她再也无法从人群中一眼认出他来，她甚至不记得他的样貌。傻。她念叨一句，回过神继续低头疾走，想起昨天的报表还躺在电脑里，空空如也，心事又重了一层。
她原先以为，爱情就是用来隐藏的，像陈年的老酒，非要被时间洗练过，才叫醇。后来她以为，爱情是用来追求的，没皮没脸地纠缠过一个人，等他的嫌弃和拒绝如烈火灼伤你，再伤痕累累地离开，才叫勇敢。现在她终于懂了，爱情是用来回望或期待的，埋葬在记忆深处，或者在遥不可及的远方，要么属于过去，要么属于未来，一旦得到了，牢牢攥在手里，总要变成点别的，就不再是爱情了。
害怕爱情变成别的，害怕它不再是它本身，所以畏惧、退缩，所以会在玫瑰花递到自己鼻子底下时，仍狠心抛弃，然后说服自己回到“正轨”。二十几岁就是这么衰老的吧。不是不信了，只是懒得去拾起什么，丢下什么，懒得辩驳，懒得为太多事赋予意义。真逗。
母亲爱过的人，不一样狠狠地伤了她。她不信母亲没有俯身求过，眼巴巴盼过，不信她就这么甘心和父亲那样的人过一辈子。但当她和她提起这段，母亲的缝衣针在花白的鬓角抹了抹，继续缝着父亲破了洞的袜子。从她懂事，父亲的吼叫和拳头就成了最难醒来的噩梦。酗酒，夜里猛砸邻居的门，拖拽回家后蹲在厕所里干呕，然后用最后一点力气向她和母亲挥拳。她吃过一拳，在右脸脸颊上，登时肿起一个青色的包，奇怪的是，除了头晕目眩，曾宁并不想哭，只想抱紧母亲。他会打死她。
她在日记里写，两个互相怨怼直至憎恨的人，怎么在一个屋檐底下活过一生？母亲用实际行动回答了她——不是假装，不是隐忍，而是冷漠，冷漠到极点，冷漠到谩骂和拳头都失了效，就行。她试过，做不到。她无法谅解一个有手有脚的成年男人，对两个女人撒气。她不止一次想挥舞手中切猪肉的菜刀，冲着他的脖子砍下去，然后用抹布擦净地板上的鲜血，将他拖到屋后的园子里埋葬，等第二年春天长出艳红的花来，再眼看它们在入冬时节干枯。但只消望一眼母亲，她就收了手。母亲的眼睛里，除了冷漠，还有被惊恐摄住后依然不同于寻常人的爱，那爱意不易察觉地一闪而过，教她发觉了，险些哭出声来。她还爱他。而他报之以血。
她惊讶于爱的盲目和无厘头，害怕自己也那样陷进去，无力脱身。于是更加规避风险，冷若冰霜，不再起心动念，佛陀与真理自在心中。
你还爱那个人？！曾宁一把夺过那臭袜子，火速丢掉，甩着手指，生怕脏了手。母亲从老花镜上方，斜着眼睛看她，露出两块浑浊的眼白。
爱？哪有爱，这叫责任。她撇了撇嘴，不再多说一句，倾着身子拽过袜子，抖了抖，像小时候和她展示自己新买的毛衣，随后捏在两根骨节粗大的指头中间，坐定，继续缝补。她径直离开，气得浑身发抖，刘海在额头两侧散开，活像个疯婆子。
爱一个人是什么感觉呢？她想知道。但当她看见那些横着身子挤过人群的粗壮男人，在地铁里和人争抢座位的西装革履的中年男子，单位里对所有女人都友善、习惯把讪笑挂在脸上的妇女之友，电视里用钻戒和游艇求婚的钻石王老五，或者手机里喜欢挤眉弄眼、扮酷装帅、受人追捧的小鲜肉，就觉得有什么东西堵在胸口，透不过气。她想象不出自己爱这些人，或者和他们中的谁生活在一起。如果让父亲知道了她的这种想法，他一定会骂：狗娘养的，装X。粗俗是粗俗，她却疑心他说对了。男人和女人之间，果真有不以性为驱动力的感情吗？她觉得有，但男人呢？
虽然不爱梳妆打扮，对购物也兴趣不大，但曾宁依然是年轻的，脸上干净整洁，颈部的皱纹远没爬上来，身体也尚未发福，胸部发育得足够好。从读书到工作，也有过几个男人追求她，要么想让她做解风情的情人，要么想她做贤惠的妻子。不知道是现代人时间太少，还是心思太繁复，竟没人给她时间恋爱、了解、交流，通常吃过两顿饭就心急火燎准备开房或见家长。吓得她退回到原地。
家里人也跟着急。母亲把她的照片发给老年大学一起唱歌跳舞的人，让他们介绍适龄男青年。她都能想象她是怎样熟练地按下转发的按键，然后等待自己的照片公之于众，有时她仿佛能看见母亲抿着嘴盼她嫁人的样子。心里五味杂陈。她没碍着谁的事，只是在爱情这件事上略悲观，或者只是没遇到合心的。为什么所有人都比她还急？好像婚姻必然是幸福的，女人必然需要一个男人才称心如意，过了三十岁的女人必然成了卖不出去的残次品。她咒骂一切，诅咒一切，包括一个虚拟的男人：你怎么还不来？真受够了！唯独唯独，不忍心骂母亲。她比谁都希望她能幸福，一定，一定比自己幸福。才好。
比母亲幸福，很容易吧？她以为。
她也试过相亲角。不是故意去的，只是无意路过。公园里上了岁数、无事可做的老人们，托着纸壳做的牌子，写上自家的家产和对女方的要求，等人光顾。曾宁从他们面前经过，被挑剔的目光火辣辣地扫在身上，余光里好像看见他们在耳语。秋风清凉的北京，霎时像蒸了桑拿一样，热得她无处可藏，身后的汗顺着脊柱滚落。她再一次逃了，却不知道该逃到哪里去。每年过生日，全世界都祝她快乐，只有她知道，在叠加的年岁面前，终究是逃不掉了。
见一见吧，人挺好的，比你大两岁，正好。母亲在电话那头几乎央求道，语气像当年央求粗暴的父亲别再打她。她听了，许久没吭声。该来的迟早要来的。
全世界比我大两岁的人那么多，怎么就正好了？她执拗着。但“不去”两个字依然荡在喉咙口，如鲠在喉。沉默实在太长了，长到她忍受不了，她想挂断电话，一了百了，但想起母亲握住话筒的干枯的手，还有眼角松弛轻薄的皮肤，她咳了一声，问：什么时候？在哪儿？
那天进展得并不顺利。晚餐高峰期的饭店生生排了十来号人，他们坐在门口的小板凳上等，商场里人来人往，像在接受众人的检阅。除了盯着菜单，翻来覆去看那几样菜，没什么话好聊。每隔几分钟，那人便走到前台，穿过人群，高声问一句：还有多久到我们啊？问了三五次，对方急了，不理会。他便悻悻返回，发现另外的人抢占了他的板凳。他在她面前来回踱着步子，不停翻着眼睛，看天花板上的空调滴下的水。
在北京感觉怎么样？他站定。
还好。她眼睛还没来得及从菜单上移开。
习惯了就好了。这地方生活节奏快。习惯了就好了。
继续踱步，盯天花板。
听起来倒像是教导后来人的前辈语气，直接就疏远了一米。她干笑着，用劈了的铅笔头勉强圈出了干锅花菜。旁边一对情侣在为男孩的迟到而争吵，男孩轻拍女孩的头顶，像哄一个没长大的孩子。他也迟到了，但她不在乎，她根本就是来找个人吃晚餐，吃完之后一拍两散，没期待，就没失望。
你能吃辣吗？
能吃一点。
那我要水煮鱼了。
好。
那是整顿晚餐中他们唯一完整的对话，关于辣和水煮鱼。他偶尔也夹菜过来，她便轻声说，我自己来，浑身上下恨不能蜷成一团。他也不再勉强。他们闷着头自顾自地吃着，好像两个在用餐高峰被迫凑一桌的陌生人。的确就是这样。陌生人。
我送你回去吧？
不用了，不一个方向，地铁很方便的。
也好。
那人说罢，往相反的方向走去。她盯着他磨偏了跟的鞋和有点歪斜的肩膀，突然有点可怜他。饭钱是他付的，他从老远的西红门赶到北边来，他们却只聊了辣和水煮鱼。干锅花菜没熟，嚼着嚼着就嚼不动了，她想吐出来，却不好意思，只能闭着眼干咽下去，憋出了眼泪。她偷瞄他一眼，他也正费力咬着一根翠绿翠绿的花菜，嘴上沾满亮晶晶的油。
他们例行公事地交换了微信和电话号码，都没有提下一次见面的事。也许他也是被家人念叨来的受害者吧？他们或许根本就是同道中人，怕被对方取笑，假装矜持。如果她对他表露心迹，挑明自己也是受人所托，会不会不至于这么尴尬？
回家路上，经过一家速食店，买了早上要吃的面包和牛奶。她每天就是这么过的，除了家人，没人在意她吃没吃一顿饭。从速食店出来，曾宁低头看微信新加的好友，头像是一只老虎，面目狰狞，不知所云。她赫然发现，除了从母亲那里知道他大她两岁，根本对他一无所知，除了姓李，连他叫什么都不知道。懒得去问。
下次母亲打来电话，只说不合适就行了。她自言自语。如果不信，可以说，人有问题。相信他也是这么汇报的，希望他也是这么汇报，这样她心里会平衡很多。
她知道自己快要熬不下去了，却依然熬着。所有人都是这么熬着的。
失眠已近一个月。每个夜晚，她都像是在进行某种仪式，洗澡、吹干头发、关好窗子、调好空调的温度和风向，确保两爿窗帘之间没有缝隙、点好蚊香、房间的门留一条缝、两副耳塞放在枕头底下右手边的位置、手机静音、屏幕朝下放在床头柜上。在杜绝了一切声、光、风的干扰之后，关灯睡觉。即便是这样，她仍会在三五个小时里，闭紧双眼，清晰地听见屋外建筑工地上叮叮当当的金属敲打、飞舞的蝙蝠不易察觉的鸣叫、街上的车流、隔壁传来的窸窣声。
一定是自己过分敏感了。她躺在床上。没人非要我怎样。母亲也没说一定要今年或明年结婚，同事没孤立我，领导也还算通情达理，工作本来就是琐碎的，生活的希望本来就不充分，在这城市立足就已经不易，还贪图些什么呢？
曾宁不知道的是，四个月之后，她便和同单位的那位妇女之友结了婚。婚礼上，办公室里吵着减肥、新毕业的几个小姑娘来了，只有过一面之缘、求她办过事的阿姨来了，平时老爱哭丧脸的领导来了，苍老枯瘦的母亲挎着父亲的胳膊也来了。他们比她更兴奋。她只是扮演一个自己擅长扮演的人，完成一份她必须完成的工作。当她从一系列繁复的礼仪中脱身，望向台阶底下的人群，那个打过她、骂过她、让她恨之入骨的父亲，竟哭得像个孩子。这也叫爱吗？
婚姻拯救了她，在于没人再用这件事烦她。她只安心打理家里一切和感情无关的事，比如炉灶、饭菜、调料、衣服、窗台的灰尘、卫生间的下水漏。当然也有改变。在下班回家累得直不起腰时，仍需装作欢喜，走进厨房，烧上几道菜；经过商场时，假装喜欢那些花里胡哨的衣服，站在队伍里等待试衣，走出试衣间，叫他来看，他多半会夸她身材好、皮肤白，和急切想卖货的店员一样；他偶尔也会施展厨艺，做最拿手的笋干炒肉、溜肉段和江米甜酒，她吃不惯，只一门心思夸他，因为不想再走进油烟滚滚的厨房了，虽然后来并没有得逞；付款时她不再掏钱包或手机；月底的收入翻了倍，俩人换了一间能并排放下四个瑜伽垫的房子，她依然在收拾完碗筷后，躺在床上，一动不想动。
失眠和疲惫，让他们的性生活延后到次日清晨。太过激烈的一晚是睡不着的，会让她赶不上第二天的地铁。但清晨意味着早起，只能将闹钟调早。铃响后，他会一个翻身趴到她身上，撩起她的睡衣，眼睛都来不及睁开，发泄，匆忙结束。然后再蓬头垢面地蹲厕所，刷牙洗脸。她不知道男人为什么这么快就能解决一件事，甚至不需要渲染、调情、等待、享受，她也只是受着。结婚，这也算一种责任？
当初，他每天早上会在她的办公桌上放一个包子和一杯豆浆，有半个月时间，她都不知道那人是谁，早餐不敢吃，偷偷丢掉。直到有天撞见他，他露出无害的微笑，谜底才终于揭开。约看电影，也只是看电影，只聊电影。请吃饭，就只吃饭，只聊饭菜。他不谈人生，不谈理想，也不问收入，不问在北京怎样。回想起这一段，曾宁才恍然，自己和当年并无二致，都会为了一件件小事臣服，轻易就把感情交付。四个月一过，两家的父母坐下来聊了聊他们的事，他们都在北京忙工作，不在场。曾宁猜想母亲肯定会说，年纪也到了。年纪到了，就该和同样年纪的人做同样的事，甭管你是谁。于是乎四个“别人”定下了他们的事。转眼就是婚礼。这一切太过魔幻，连说噩梦都算是赞许了。她活在一场由不得她的梦里，连一句拒绝都苍白无力。
你不结婚？还要等到什么时候？小白不是挺好的吗？母亲竖起两根褪了色的眉毛。
挺好。可是还……她想还嘴，最激烈的那种。
可是什么可是？过了这个村儿，就碰不见下个店儿，早晚都是结。从小母亲就擅长堵住她的嘴，这一次仍然奏效。她实在想不出一个堂而皇之的理由，结就结了吧。妥协省了她的口水和力气，也让母亲松了口气。
为什么是我？吃过饭，两人都等着对方洗碗，耗着，都在缓慢地扒拉饭碗里最后一粒米饭。曾宁突然问。
什么？老白从碗里抬起头，有点发愣。
为什么当初选择给我送早餐？和我结婚？她压低了声音，对门有人回来，门不隔音。
唔。他放下碗筷，纸巾抹了抹嘴，靠在椅背上，神色慵懒：因为你善良。
善良？她点了点头，将碗筷收到厨房的水池里，打开水龙头。她以为答案会是美丽、性感、优秀其中之一，或者一句哪怕敷衍也好的“我喜欢”。他却说她善良——和善良的人结婚，挺可悲吧？
他盘腿坐在床上，边看电视，边嗑瓜子，瓜子皮纷纷扬扬，落进地板缝里。电视里，一档相亲节目正如火如荼：婚姻是需要双方维系的，不光是妥协和退让就有用的，恭喜二位！鲜花，祝福和掌声。曾宁结婚那天，交换完婚戒接吻的那一刻，礼堂里漫天的落花，几乎看不清对面的人，她闭着眼，只管按照司仪的指令做，没有温度的一个吻，挽着手臂下楼梯，生怕摔倒，生怕出错。那样盛大的欢庆场面，也能算作幸福的一部分吗？她低头擦灶台上的水，眼泪扑簌簌地掉下来。她忙着擦，眼泪忙着掉，越用力擦，眼泪越多到擦不净，最终眼前什么都看不清，只有一个抹布的白影徒劳地晃。
怎么了，你？老白见她许久不进屋，奔到厨房找，嘴角粘着半个墨黑色的瓜子皮，眼睛寻摸着柜台上的嘎啦果。
她也不抬头。没事，刚刚把洋葱切了切，明晚再做蔬菜莎拉吧。
他应了一声，转身回屋。有请下一位男嘉宾！屋里传来瓜子开裂的噼啪声，像夜空里爆裂的烟火。
洗了洗抹布，拧干，晾在窗台上。夜里九点，窗外车水马龙，霓虹和路灯将远处的公路照个透亮，下班的人流还堵在路上，城市像一架无休止吞吐的机器，吞下数个梦想，吐出生活的残渣和垃圾。真是个热闹非凡的夜，每日做饭洗碗，她竟从未察觉。
她知道自己快要熬不下去了，却依然熬着。所有人都是这么熬着的。
最近怎么样啊？有消息了没？曾宁知道他们在问什么。回家过年吃年夜饭，整张饭桌的人都向他俩投来期许的眼神。他憨笑着，说没有呢，有消息了一定告诉大家。一个远方的叔伯拍着他肩膀，打趣道，小伙子，还要加把劲儿啊，你叔叔像你这个年纪，简直神勇！全家人都笑了，几个男人拍着手掌，好像笑出了眼泪。她用力踩他的脚背，恨不能将头埋进饭桌底下。他没事儿人似的笑，一脸好脾气。
才结婚不到一年，所有人都来打探孩子。她以为辛苦将她养大的母亲，应该能理解生养一个孩子的痛苦，劝她谨慎。母亲听了，不屑地撇撇嘴，说，你想太多了，要孩子，是一个女人的本性。她缺少这种本性，也畏惧这种本性。但身边所有人都说，那是自然而然的事，顺其自然吧。她们接受了，她不接受，于是她成了人人口诛笔伐的异类。
来到婆家，问候不到三句，便绕回到这个话题。人丁兴旺是衡量一个人价值的根本，造人也要提上日程呵。公公点头赔笑。他也不言语，朝她诡笑。她觉得自己贱得像一把吃剩的骨头。是不是做了母亲，就能堂而皇之、不露难色地提起性。在中国人这里，性是禁忌话题，而生育就成了礼仪话题，前者谈之色变，后者却侵占了一个人最后一点尊严。她是不能辩驳的，更不能主动提及任何和孩子有关的话题，只要有任何风吹草动，就会引来成千上万的追兵。他们喊着冲啊，杀啊，迫切把她不想要孩子的“自私”想法扼杀在摇篮中，然后击鼓吹号，欢庆胜利。
母亲开始往她的微信里发孩子的照片和视频，网上的，路上的，孩子的小衣服和小鞋子，哭闹的，欢笑的。不知是为了激起她淡漠的母性，还是不好明说只好暗示，她见一条，删一条。删到最后，又怀疑自己是不是太残忍了？一个因为年老丧失了生育能力却无比渴望孩子的母亲，有没有权利和资格，去教唆自己已婚的女儿怀孕生子？
算了，他们也不容易。我们自己知道就好。老白劝曾宁。他不知道的是，每晚在他熟睡后，曾宁都在他的鼾声里辗转反侧，想到一个孩子的出世，会如何改变他们原本就毫无激情的生活。他不在乎。他想要促成这件事并不复杂，只要在清晨闹钟响起时翻个身就行，接下来的事，无疑都是她的。身体里盛着一个摆脱不掉的肉球长达九个月之久，孕吐，妊娠反应，肚皮上的妊娠纹，刀疤，止不住地溢奶，随身携带尿布和挤奶器，头几个月无法安眠，喂奶，换尿布，擦干净屁股上的屎尿，一刻也不能离身。她会被一个两个人共同制造的麻烦死死困住。她知道自己照样会爱他，呵护他，根本不当这些是麻烦，可如果到了那一步，还会有第二条路可选吗？
其实，要个孩子也不错，可以陪我玩游戏。他提溜提溜地喝着滚烫的白粥，漫不经心地提起，头也没抬，像评价这碗粥的干和稀一样随意。连续一个月，他都提到了孩子的事，曾宁不知道怎么搭腔，以为他只是随口说说。
直到那天，闹铃响，他几乎是条件反射一般压在她身上，她还没来得及反应，就在冲撞中感到体内有什么像水纹一样荡漾开来。她立刻推开他，坐起来。他并没用任何措施，正用纸巾擦拭着下体，面无愧色地看着她。她查了查日历，不是安全期。朝他吼，为什么？为什么不提前告诉她？他坏笑道，没关系，哪那么容易怀孕。她想也是，一个旧同事想要孩子，要了一年半载都没要到，她心理上这么排斥，怎么可能。于是嘟囔了几句，心神不宁地挤地铁去了。
当月，月经没来。她不死心，继续等，等看见两条分明的红杠，旁边沾着自己的尿液，整个人才向无穷尽的深渊坠落下去，两只手乱舞，什么都抓不住。她想哭，想喊，想骂，想动手打人，但终究什么都没做，只把验孕棒用手纸七下八下裹起来，丢进垃圾桶，提起裤子，走到洗手池前重新梳了梳头发。回家，她照旧炒菜做饭，洗碗，蹲在地板上用手指抠出地板缝里一个个瓜子皮。
就这样了。
有一个多月，曾宁没和他提这件事，怕他的任何反应都会戳伤她。明明是他蓄意已久、处心积虑，而她却是最终承担后果的那个人。她不知道该对谁讲，怕别人误解她的意思，她不是炫耀，不是生在福中不知福，不是矫情。不是。都不是。思来想去，这事只能由她一个人默默吞咽。那天她笃笃笃地在菜板上切萝卜丝时，有那么一刻，想对腹中尚未成型的胎儿下手，又觉得那样未免太残忍。
再一次想逃。逃回老家去。那里正是深秋，浸着冬意的秋凉足够她清醒的了。他因为工作的缘故没能跟去，曾宁庆幸这个谎还能瞒得久一些。
你怎么回来了？不用工作吗？母亲起身接她，步子有点蹒跚，手里拎着父亲的袜子。父亲照例不在家，他总不在。小白呢？
还是那个家，什么物什都摆得错落有致，窗子上的福字又卷曲了一点，厨房里永远弥漫着熟米的香气，她的房间里还封印着她的少年和青年。她推开那扇门，屋子里的灰尘一并在夕阳底下飞舞，墙上的旧海报和书柜里的磁带静静地等她回来。她望向窗外，院子里的孩子们玩着她小时候玩过的游戏，玻璃丝传电，红灯绿灯小白灯，老鹰抓小鸡。有朝一日，她肚子里的孩子也会那样奔跑嬉闹，她会教他玩那些游戏，等他投入她的怀抱。
丢下工作，关掉手机，挽着母亲，到几条街开外、儿时奔跑过的老院坐了整整一下午。玩过沙土、打过冰滑梯的小花园被水泥路填平，竖起“共建和谐社区”的宣传牌，满园的丁香树换成了灌木丛，修剪成最规矩的样子。一只狸花猫在藤架下面望天，那片藤架曾经是块空地，堆放冬天烧锅炉的黑煤。院子里停满了车，几乎少有孩子落脚奔跑的地方，小时候只有一辆废旧的货车停在那里，她和她的玩伴在车旁捉迷藏，蹲在地上，透过车底盘下的空隙，偷看对方的脚。她们在那仅有的一辆货车前拍了张照，洋气得很，照片至今还夹在当年的老日历里。当年大人们乘凉的凉亭还在，只是涂成了棕红色，石桌石椅打磨得光溜溜，当年她跑累了，就奔向这里，倚在母亲怀里，喝五角钱的大白梨汽水。
就在这个不起眼的大院里，曾宁第一次背起书包，和人炫耀过红领巾，翻找过泥土里的塑料子弹，抓过虫子，玩过火，奔跑过，流过汗，吹过牛，盼望长大，以为母亲永远不老，自己一生都将如此自由。
风大了，咱们回吧。母亲的老寒腿怕是又犯了。
她不吭声，低头走着。这里不久后会被铲平，住户迁到市郊，老院拓宽成街道，鸣笛声和轮胎印会将这里淹没，她的丁香树、沙堆、狸花猫、凉亭、食杂店、大白梨都不复存。之后的之后，她的母亲会一样不认得她，她会盯着一张同样尺寸的黑白照，如释重负。她的童年、少年和青年都被记忆埋葬，只有夹杂着泥土气息的春风还在这里逗留，还存有儿时的残念，和她偷偷耳语，终于如愿长大了，喏，这世界美不美？
当晚，她安稳地睡着，在睡过十年的小床上。她梦见自己遇到了爱情，从滚烫的沸水中只身爬了出来，秋风凉津津的，吹在脸上，身后尽是烂漫盛开的馥郁丁香。
她只有28岁，她还不想衰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