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小时候，姥姥家是个遥远的名词，回姥姥家是一件一年一次的大事。
我家在合肥，姥姥家在一百多公里外的寿县。
交通不便，需要先从合肥坐汽车到六安，再从六安转车到寿县，到了寿县县城，再找车去一个叫“马头集”的地方。马头集比周边的镇子要繁华些，但还不是终点，姥姥家在三十里外的隐贤镇，这三十里路，不通车，只能靠走，不能走的，比如，年纪尚小的我，就得让大人抱或扛。
那时的我，对距离的衡量，主要通过坐公交车的经验。
每每天越来越黑，我被背着或抱着，就会有些害怕的问，“还有几站到？”
我妈总坚定地告诉我，“一站。”
很难说，是为了稳定军心，还是因为根本没有站，所以干脆表示一站到底。总之，很长一段时间，我认为，世界上最长的一站路就是通往姥姥家的路。
关于这站路，有两个段子，至今在家庭聚会中，还会屡屡被提起。
其一，一年春节，我爸愣是提前准备了一根扁担、两个桶，一个桶里放行李、年货，另一个桶里放我。三十里路，路面上还有未化的冰，我爸一边小心翼翼地走，一边跟两手空空的我妈瞎贫，“这位大姐，能多给点钱吗？您看东西这么重，我又这么卖力……”竟有路人帮腔：“是啊，大过年的，都不容易！”
其二，我小学四年级时，回姥姥家的行李中，除了大包小包，还包括一辆自行车。
天不亮就出发，下午到了马头集。我爸从长途汽车的顶取下层层束缚的自行车，接过我妈手中的行李，把我和自行车往我妈面前一推，我才知道自行车的用处。“我带着行李在后面走，你妈骑车带你先行。”我爸这么解释。
在此之前，我从不知道我妈会骑自行车，在此之后，我再也不想坐她的车。
虽然三十里地不通车，撞也撞不到哪儿去，但他们忘记，一路上坑坑洼洼坡连坡，有几个坡挨着，谷底如窝，而车马劳顿，又起得早，我已困得不行。
没多久，我爸我妈又会师了，我爸从后往前走，捡到我，原来，在剧烈的上下坡中，正睡着的我从车上摔下来，跌落某个“谷底”，醒后旁顾左右，大哭；而我妈骑着骑着觉得身轻如燕，往回一看，魂飞魄散，“孩子没了！”也大哭着往回找。
那次，有惊无险，但为避免闹剧重演，我妈推着自行车，我坐在后座，一家三口往姥姥家前进。
到了姥姥家，往往是欢笑伴着泪水。
差一点丢了孩子的，差一点丢了东西的……
差一点没赶上车的，差一点没挤下车的……
差一点在三十里路的跋涉中走不动，走不回，走迷路的……
各有惊险，各有心酸，一个大家庭的人，一年才能聚齐一次，所有人和所有人才能见上一面，第一夜，根本没法睡。
要聊天，从历经千难万险，如何回来开始说起，一直说到一年来的收成，一年来的变故，明年此时此刻再见前各自的打算。
要拿出年货，盘点、码放、分配。姥姥的儿女们，分别从寿县县城、省城合肥和上海回来，年货包括新衣服、过年的吃食、各种烟酒、生活用品，以及给亲朋好友的孩子们带的新玩具。我常常怀疑，他们把家都搬回来了，不，是把姥姥家缺的东西都搬回来了，而住在偏远镇上的姥姥家，什么都缺。
我和表兄弟姐妹们的会晤通常也就这么一年一次。
在茁壮成长的那些年，每一次会面都是对去年记性的考验，每一次会面都要经历从生疏到亲密到依依不舍的过程。
姥姥对待每个孩子的态度主要看离的远近，嫁到上海的六姨，和她的女儿翠翠毋庸置疑是最受宠的，连六姨夫，也被当作上客，理由是“远嫁的女儿不容易”。
是啊，那时，嫁到上海就算远嫁了，上海也意味着比姥姥家先进得多、发达得多的另一个世界。
过年几天，和其他兄弟姐妹不同，除了一年不见的亲戚、同学上门来访，六姨接待的对象大多是镇上的年轻姑娘。她们围着六姨，听大上海的见闻，摸六姨的每一件衣服，偷偷搽六姨的永芳F珍珠霜，纷纷央求六姨帮忙也找个上海人做丈夫。
噢，对了，六姨、我妈的行李中都有一包是旧的、她们淘汰的衣服，这些衣服，不是特别亲的亲戚，还没有资格分。
年轻的姑娘们围着六姨时，一旁的六姨夫，俨然成功人士，他见人就发大白兔奶糖，说比糖还动人的客气话，“来我们上海玩。”
六姨一家回上海，一般从合肥转。
过完年，我们就一起出发了，先一起走三十里，再一起到寿县，到六安，到合肥。
六姨一家必须在合肥住上一天，才有力气，登上合肥到上海的火车或汽车，直到上世纪九十年代，这一段路，还需要24小时。
“来我们上海玩啊。”临别时，六姨夫挥着手的样子，是假期结束的符号，是一年一度“姥姥家”这个名词和与之相关的一切，由远而近又远了的标志。
2
这个月的某一天，我送小朋友上学，临近校门，他忽然问：“明天放假，我想回姥姥家，行吗？”
我的小家现在在上海，父母在合肥生活，官方数据显示，两地有四百六十多公里的距离，如果选择高铁，只需要花两小时的时间。
两小时的车程意味着，我和小朋友在上海的家吃完早饭，八点出发，八点半到上海虹桥站，十点半到合肥，十一点到我的娘家，午饭还没开始做呢！
因此，小朋友无数次提过姥姥家是度假胜地，合肥是上海的后花园。有时，我想，有朝一日，对这一代的孩子再表示，从安徽嫁到上海是远嫁，应该没有人相信吧。
“行吗？”小朋友摇着我的手问。
这是周四的上午，第二天就是一个节日，小长假，共计三天，从周五到周日。
我在心里默默盘算了下，这几天没有什么重要的工作要做，便轻轻点头，“好啊，下午放学就去姥姥家！”小朋友露出欣喜的表情，他松开我的手，跑进校门。
说走就走，回到家后，我做了三件事。
首先，打开手机，找到经常买票的APP，选合适的车次、座位。
小朋友爱坐在窗户边，我爱临着过道……上海到合肥的高铁几十分钟一班，当日票并不难买。
其次，收拾行李。所谓行李，不过一个双肩包。身份证件、三日换洗衣服、车上用来填肚子的小零食、一个能折叠打开呈不同形状的超级飞侠小玩具，iPad、手机及它们的充电设备。
物资已经极度丰富了，城市与城市的差距趋近于无，物流快，网购成为大多数人取得生活用品的渠道，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走亲访友，还带着土特产，带着当地所没有的紧俏货的人，已经越来越少，物质上的“少见”本身已经少见。
再次，做好车上、车下的准备。
为了车上，我在ipad中下载了足够多的动画片，在手机里下了好几个最新的音频故事，噢，我又往双肩包中塞进两本书，都是薄薄的，他一本，我一本，太厚，两小时？根本读不完。
而车下的准备，主要是到站后，如何抵达目的地。
如果是我一个人出门，江浙皖一带，我都能做到当日来回，下车再网约车，或直接打出租车，每当我一天之内在几个城市流水般穿梭，一气呵成办好几件事，就会想，今天的人之所以有五湖四海的格局，要拜托五湖四海连成一片的方便、快捷。
今天，不一样，我带着小朋友，还是有人接更方便。于是，我在微信群里吆喝一声，@了所有人，“我带孩子下午回姥姥家，谁来接我们？”
三十秒后，得到回应。
“几点到？”
“哪个站口接？”
“晚上一起吃饭吧？”
“这次住几天？”
“我今晚有事，明天，到我家来玩吧！”
做出以上的回答的，分别是我爸，我小姨，我舅舅，一个表弟，一个表妹；他们都现住在合肥。
“我下周回！”这是另一个表弟，他在武汉读博。
“我下个月去合肥，到时候见！”这是二姨，她仍在我姥姥家所在的寿县。
“你们又聚上了！”这是另一个表妹，她在北京工作。
我们的微信群名，就叫“姥姥家”，我建的，为的是五湖四海，天天见。
下午三点半，我背着双肩包，小朋友背着他的书包，我们往他的姥姥家进发了，不出意外，我们能到家吃晚饭。
火车上，风景飞驰而过，每路过一个车站，孩子都会报一遍站名：“常州”“无锡”“南京”……
“你知道吗？从小妈妈以为，最长的一站路，就是去姥姥家的路。”我说。
“有多远？”
“一百多公里，要走整整一天，一年去一次。”
“比我姥姥家远吗？”
“没有，你离姥姥家四百多公里呢。”
“可我觉得姥姥家很近啊！”小朋友疑惑。
要怎么跟他解释，一百多公里，四百多公里，很远的、很近的姥姥家，一年见一次的姥姥家，天天见的姥姥家，两代人的姥姥家，我亲历的时代之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