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小学二年级的秋天，我家院子里的山楂树挂了果。同年冬天，母亲对父亲说，她决心要去卖山楂了。父亲没有反对，第二天他很早就出门，带回很多的砂糖，还有一口锅。锅口很浅，比我家烧饭用的铁锅单薄不少，像个能挥在手里击球用的拍子，我试着掂了下，没掂动。母亲让我离远一些，她手上拿着一张纸，上面是央人给她写的，如何制作糖葫芦的步骤。她反复看，反复在厨房里试验，一丝不苟，还往脸上挂上了白口罩，像个课本上的画的女研究员，只是没穿制服，穿家常衣服，还跛了一条腿。整个下午我在院子里玩，向墙壁上画出的靶心掷沙包，身心沉醉于屋内飘出的焦糖的味道。总试图推开屋门，听母亲叫我没有。想自告奋勇说，我愿意替她尝一尝。

晚上父亲从海边回来，我一人在星辰下站着，踩住沙包，看见门口两扇铁门，正轻微地摇晃。父亲推门的手有些抖，大概是冻得。他总得光脚在海水里泡上很久，才能往筐里拾满鱼饵。父亲的工作是捕捉一种纤细的红虫子，一斤四块钱。他一天能挣二十块钱回家，如果没挣到二十块，他推门的手就不仅抖，还缓慢。父亲走过来，嘘了我一声。他身量不高，和我们班上发育最好的齐大个儿差不多，人却很壮实，脱下衣服，肌肉一条一条的，身上比脸白不少。我母亲脸很白，人也虚弱，不常出门走动，也是腿脚不灵。想来做山楂这件事，她也计划五年了，五年前她在我家院里栽下十棵山楂树。五年后，她安慰害怕等冬天到了会失去营生的父亲说，我们还有这些红果。

母亲在和我年纪差不多的时候，贪玩，从山坡上滚下来，又不巧右腿撞在一块掩藏在荒草后的石头上。到家后，她偷偷把裤子褪下，看见从膝盖往下，右腿上整片的血污，伤口看不清楚，只简单用水冲洗，一瘸一拐蹦着去盛饭，去刷碗，去扫炕，去入睡。夜里疼痛难忍，蚊子样哼哼，姥爷喊她闭嘴，我姥姥睡得轻，问了两声，丫，怎么不痛快？她说腿上。姥姥在夜色中撩开窗帘的一条缝，借外头的月色，看清母亲的伤势，用手指蘸了些自己嘴上的唾沫，给她抹。

一个月后，病情加重，母亲彻底不能走，终日在炕上抱膝叫疼。姥爷只得雇了车，送她去医院。大夫一会儿说没大碍，一会儿说没法弄，他看着很年轻，眼睛里尽是迷茫和无助，似乎自己也得上某种不能确诊的病，恍惚着指点姥爷说，等过几年看吧，过几年条件好了，再想办法。过几年，母亲长成了大姑娘，日子没有好，又因病腿拖累成贫穷的老姑娘。我姥姥叫媒人来家几次，媒人再到我父亲家去，说王家可有个好姑娘，就等着你们老大呢。我爷爷没吭声，两个先于我爸成家的叔叔也不吭声，毕竟给他们先娶了媳妇，对大哥是有份亏欠。可眼下大哥再要成家，家里多一分都拿不出来，他们不敢想象一旦应承了，日子还能跌到什么份儿上。这时父亲从地里回来，听见媒人这句话，撂下农具说，她怎么等我的？媒人说，她等你，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父亲寻思片刻，觉得听着很踏实。爷爷见他动心，把话说在头里，我们家可没子儿了。按说他二婶你来，该请你吃顿晌午饭。可你看看，圈里，鸡窝里，碗架柜里，找不出一个好菜来。媒人平淡地说，她在老王家吃过了。爷爷和两个叔叔对了下眼神，心说女方条件兴许可以，起码是个懂礼人家。爷爷说，好哇，好。刚才你说那姑娘，不爱出门转悠，这点就本分。我再扫听一句，她多久出回门儿？媒人说，半年前出来一次，去市里看病。过半年说还得去一次，去省里手术。父亲把跌在脚边的农具，重又拾起来说，你该直截了当讲，她有残疾。半身不遂还是小儿麻痹？我爷爷说，立国，没教养。他二婶，姑娘半身不遂还是小儿麻痹啊？媒人擤了下鼻子，说，右腿不好使。拐着走，也能走二里地。是亏了你家了。说完，媒人让我父亲用板车送她回去，她懒得再走那二里路，两家都跑下来，却没有跑成，她很挫败。刚在车上坐稳，父亲推她到村口，不推了。他久久没说话，媒人也不催，知道个人的主意还是得个人来拿。大太阳底下，她用袖口挡着半面脸，悠悠地抛出一句话儿，去王家呀。父亲又再推动车轮前进，喘气平匀，汗也没擦一把，好像他天生就知道王家在哪儿，推着媒人去见未来老婆，是他人生必经的一条路。到了王家，我母亲正趴在窗口剪窗花，贴窗花。剪好了往玻璃上一拍，透过图样上的缝隙，第一次看到了父亲的眼睛。

父母话都很少，印象中他俩从未红过脸，好些年后我也成了家，才知道那样就是感情深厚了。母亲干不了重活，始终懊丧，便把多余的精力尽数使用在辅导我成材的事业上。我小学就在村里上，一个班十来个孩子，我八岁才上学，是最晚的一个，这还是反复求来的。母亲其实恨不得我多学知识，她只是还迷信那个当年给她看病的大夫的话，总以为凡事拖得久一些，就缓和多一些，毕竟一旦添上我这笔学费，家里又吃紧不少。看着我每天早起去念书，到下午给她带回今天新讲的课文、新学的算术这些信息，她总是既喜悦，又心神不宁。提早守在家门口，看我放学回来，立时张开怀抱。我不敢往她身上扑，怕撞倒她，就在她怀里轻轻蹭一下。

母亲没念完初中，加上记忆力逐年减退，与其说是辅导我，更多是监督我。和班上别人的母亲不同，她以一种近乎残酷的标准要求我，每天除了完成老师布置的作业外，还要求我练一篇钢楷，写一页日记。她托人去镇上买了本字帖带给我，起初，在透明的薄纸下模仿那些美丽的字的纹路，于我像游戏一般新鲜。可等字帖摹完了，再也没有了，她要求我在旧报纸上练笔，报纸粗糙，钢笔不容易下水，字练得费劲，我开始烦躁，在日记里写下为数不少的抗议。母亲会在每晚睡前，检查我的钢楷和日记，看完钢楷，已经让她不满意，再看完日记，好半天人默默坐在炕沿。我也在炕上默默打量她梳得像男人一样的短头发。她让我跟她去院里，父亲抱着我，试图帮我逃过一劫。母亲唉声叹气，因为病痛，她的唉声叹气几乎像呼吸一样自然，叹息声慢慢转移到了院子里，她不叫我，可她在等我。父亲只好对我说，去吧。这回轮到他趴在窗口，不安地往外看。看到我和母亲，两个薄薄的人儿，都那么瘦弱和矮小。母亲让我在院里东走几步，西走几步，南走几步，北走几步。等走回到她面前，听她说，这院子就这么大。不多学点本事，即便你手脚全乎，也会和妈妈一样，做个废人。

你想做思想上的瘸子吗？我始终记得她这句话，当时有讶异的感受，多年后才明白讶异来自哪儿。如果没有残疾，她本来成绩很好，好到可以帮她超越贫穷的宿命。白天不说话的时候，母亲脑子里会转各种各样的文字，有些是她上学时暗自记下的名人名言，有些则从我的课本上得来，在我临钢楷的时候，母亲捧着我的语文书，一遍遍念诵：“我们往往是急功近利，恨不得一口吃个胖子，总想着最快最容易的获利方法，工作埋怨万分，却忘记了路是一步步熬出来的。”

母亲不单叫父亲去卖糖葫芦，叫我也要去。父亲求情说，孩子太小。母亲说，打小练。

母亲把做好了的糖葫芦放进两个筐里，大筐给父亲，小筐给我，叮嘱我说，五毛一个，是小山楂串的。一块一个，是大山楂串的。给你的，一块的山楂放得少，先从小山楂开始卖。早上七点刚过，小学已经放寒假了，我还是头一次起这么早的天。母亲给我套了条厚实的棉裤，裹上棉衣，往我头上罩住仅能露出一双眼睛的毛线帽子，我的嘴也捂住在里面，说起话发潮。父亲和我一起出门，我俩肩上一人扛一个糖葫芦架子，是个高高的棍儿，最上头用铁丝固定住一只编织袋。母亲嘱咐我，一定要到了地方，站住脚，再把糖葫芦从筐里拿出来，一个个在铁丝里插好。不要先拿出来，糖怕落灰。八点多，农村天已大亮了，父亲走上另一个方向，听脚步声越来越远。我前方是村里唯一一条开阔路，一直向前走，就是镇上，每到逢年过节我最期盼去的地方，现在母亲告诉我，寒假里剩下的每一天，我都要去那儿。我会成为那些小贩中的一员，自己挣钱，数钱，经营一份买卖。我挎着筐，扛上架子，像个孤胆英雄走上未知的征程，有认识的大人站在道边儿看我，看我这身装束。我听到他们的小孩儿在叫了，爸，你看他要去打人。他爸告诉他说，不打人，他卖东西。我把眼神扫过去，想这可能是我第一个买主，大人被我一看，将孩子往屋里哄，说不买不买。我知道不能心急，他们还没看过我筐里有什么，不知道那是母亲淘洗了多少遍的山楂，反复试验了多少遍火候，挂上的糖浆。那是世上最好的糖葫芦。我自信地想，等到了镇上，一亮货，会有识货的。半小时后，我走到镇上，集市的热烈在我眼中，一时变异成了别的气氛，像张牙舞爪的狮子，也像有些大人消闲时，那种烟雾缭绕的牌局。我在人群里挤来挤去，筐被撞了好几下，还不知道自己该站在哪儿。似乎哪也没有我的位置，棉线帽子下，我的脸孔发烫，好容易找到一块儿空地站住，是街尾的位置，旁边有个水果摊，清一色摆着苹果。水果摊后的男人，将两只脚架在一张椅子上，侧躺着看我。他一声也不吆喝，漠然地观察迎来走往的人，遇到有抬手拿他苹果的，就拽个塑料袋扔过去，秤杆也不拿。我以为或许可以不用吆喝，也会有人像摩挲他的苹果一样，试图摩挲我盖在筐上的毛巾布，试探问，小孩，底下有什么呀？到时我再说，底下有好货。可整个上午过去了，没人来摩挲毛巾布，也没人看我一眼。除了那个卖苹果的，他似乎当我是一景，不时发出古怪的笑声，我的存在，消磨了他的寂寞。

这时，有人来买他的苹果。那人将手里的糖葫芦架换了个肩膀扛，大筐用腋下夹着，还是没让男人用上秤，也没用上袋，他就拿了一个走，将买来的苹果塞进我的棉线帽子底下，说，口干了吧。父亲不知是后来寻我的，还是他像相看我母亲那天时一样，临时决定掉转方向，去跟踪他的儿子。我抓着苹果，盯着他说，我一根也没卖出去。父亲说，你根本也没卖啊。我没听见你吆喝，你吆喝了吗？我说，张口费劲。父亲囫囵下我的脑袋，让我跟着他，往家回。回去的路上，他给我讲今天他是怎么张口的。他说，你妈这个帽子，缝的好。就露一双眼，像不像个蒙面，侠客儿？你就想你是个侠客儿，四海为家，到哪不留名，谁也别想认得你。知道只有什么会认得你吗？我想说，只有你和妈妈会认得我。父亲却从口袋里掏出一沓钱，我第一次看到那么多钱，得有五十块吧，才一上午，就得这么多。父亲说，钱会认得你，你在乎它，它才跟你走。你要是叫也不叫它，它凭什么去找你？我说，我明天不想出来了，我讨厌去挣钱。父亲没反驳我，他把帽子卷起，露出嘴唇，叼上一颗烟，说咋的都行。午后风刮得大了些，路上人渐渐少了，父亲说我们只是回家吃个饭，下午还要去的。我在帽子里吃完整个苹果，怕灌风，紧着啃完最后一点果核上的肉，心说下午我就不去了。我是个小孩，我不能回家这么晚。到家门口，母亲还是等在那里，像每天看到我放学一样的，露出安稳的笑，相比平常，笑容里有更多的欣慰在。我往她怀里钻，筐扔掉，打了个小声的嗝。母亲掂量我的筐，便知道了我上午卖货的结果。我撒娇说，下午不去了。她和父亲一样，点头说行。她只是多问了一句为什么。我说，张嘴吆喝，太丢人。母亲点点头，掀开筐上的毛巾布，翻开塑料纸，拿了最上面一根糖葫芦，递给我。

她说，你看，我做的糖葫芦上，糖是什么颜色的。我拿在手上转了两面，阳光反射，糖面像镜子一样闪出迷人的光线。我说，银色的。她说，外面糖葫芦上，糖都是黄色的。知道咱家的糖浆，为什么透亮吗？我摇摇头，眼前过了些画面。她说，我眼珠不差，盯着熬的。知道咱家山楂，为什么通红吗？我在水里筛了又筛，五次打底。我说，妈你别说了。吃过饭，我和父亲又一起出门，走两个方向。下午落了一场雪，在刮着雪的集市上，我茫然站了好一会儿。想自己是个侠客儿，想糖浆在阳光下的颜色，终于在卖苹果的男人眯起眼睛，想躲风雪时，喊出人生的第一句吆喝。糖葫芦，世上最好的糖葫芦——五毛钱。

2

往后山楂树每年都挂果，我也每年寒假都出去卖糖葫芦。有次爷爷领着堂弟，在集市上看见我，我扛着插满糖葫芦的立棍儿，生意人一样站着，已比他高出一头。因为和两个叔叔关系不好，所以我们也很少去看爷爷，怕去了互相再碰着。

三年前父亲带我去爷爷家，就和三叔打了一仗，三叔骑坐在父亲身上，父亲两手挣扎的动作就像在土里游泳，刨出一阵扬尘。我，爷爷和二叔，三人只是盯看，似乎这样就是劝架。父亲突然嚎叫一声，背部老牛似地往上一弓，将三叔顶起。我朝他手边扔了个铁锹过去，父亲会意，一手抓住锹把，往背上负重的地方砍去。三叔被开了瓢。爷爷和二叔送他去诊所的路上，他频频回望我们父子，意思是你等着。爷爷半路折返回来，看到我和父亲正在炕上支起小桌，掏家里的剩菜吃。父亲盅里有酒，他举着盅，看爷爷，爷爷也看他。我以为他俩会憋出什么话，父亲刚干完见血的事儿，我相信一时半会儿没人能在气焰上压服他。爷爷却朝我来了。在我十来岁的脑瓜上甩了个巴掌说，锹你也是好递的！

糖葫芦好卖吗？

再见到时，爷爷裹着条脏兮兮的灰围巾，围巾是粗针的，上面沾着口水和鼻涕，他把围巾又当围嘴，又当口罩，还当手绢使。他眨巴着和围巾一样浑浊的眼珠，向我打听今天的进项。跟在他身边的堂弟是三叔家的，叫小华，呆头呆脑，比我小两个年级，很少叫我哥。他爸叫我，老大家的，他也跟着学。有时在学校我俩迎面碰上，非得打个招呼时，他就在嘴里先发出个模糊的音节，类似唔，拿小眼神在我边儿上遛一圈说，老大家的。

我回答爷爷说，还行吧。

我开学就要念初中了，常年做买卖，早会看人下菜碟，但我看人的标准，是跟着我父母。父母喜欢的人我也尊敬，父母不喜欢的人哪怕是我亲爷爷，我也亲近不起来。何况我那两个叔叔，一个比一个不是玩意儿，父亲受欺负还好，他心大，事不过夜。可同样的话但凡传进母亲耳朵里，就会让她整晚长吁短叹，检讨自己的德行。我知道爷爷是缺钱了。父亲和二叔每月都给他拿一些，三叔一分不拿，还总想从爷爷那捞点儿，当初父亲和他就因这个干的仗。爷爷哆哆嗦嗦，将手从棉袄里伸出来，往我筐上去抓，又向我腰间摩挲，我知道他想摸什么。我按住他那双树皮一样的手，笑嘻嘻说，我今天还没开张。爷你吃糖葫芦不？他摇摇头，指着嘴巴说，太酸，倒牙。我说，那也来一根。不来白不来，要别的我也没有。我从棍儿取下一根，递给小华手里，大度地说，吃吧。爷爷脸色铁青，对小华说，吃。你大哥的心意，你别不识抬举。小华的黑眼仁儿在眼白里晃荡一圈，盯给我，说，不要五毛的，要一块的。果儿大的。爷爷看看我，吸溜着鼻涕。我说，不行，看你是弟弟，白给你一根儿不错了。我不能太亏了。爷爷转向小华，说，听着没，他家有钱了，越有钱越抠。回头跟你爸要钱，来买一块的，爷爷没钱，穷。我把小华手里的糖葫芦抢回来说，还不给了。你们走吧，别挡我做生意。爷爷又说，小华，听着没。当年他爸用铁锹砍你爸，现在他用撵狗的话撵你，还撵我。你可别忘了。小华立马跳起来，两手攀住棍上所有的糖葫芦，往下囫囵，我听见每一根竹筷轻声折断的声音。集市上过往的人，都在回头看。我身边儿那些常年下来，已经混熟了的卖货的大爷和婶儿，也齐来劝。爷爷在叹息，他看着一地的红果，糖片儿，试图捡，瞧瞧我的脸色，又作罢了。小华倒是雄赳赳气昂昂。我将刚才还有些分量，此刻已轻飘飘了的木棍捏在拳里，朝小华就是一劈，我试图模仿当初父亲的样子，却忘记小华是个小孩，和三叔身高上有差异，棍只是乱挥，并没扫上。而他被爷爷卖力的一推，在围着的人群前摔了个屁股墩儿，后背又被人墙顶住，没再往后翻。他傻兮兮地盯着怒发冲冠，手持木棍，孙悟空转世般的我，眼白变得更多了。

据说小华回家后神志不清了两天，电视里一放西游记，他就躲进被窝，叫大圣饶命。父亲去看了两次，带上母亲要他带的一筐糖葫芦，都是一块的，还带上五百块钱。钱三叔收了，糖葫芦没要。三叔甚至没让父亲进门，只在门口伸出手，从门缝里接过钱。这是晚上我在炕上装睡，偷偷听父亲告诉母亲的。母亲又在唉声叹气了，她在那两年信上了镇上到村里来传福音的一个人，从他手上接过一本页码发红的小书，没事就参详它。那晚，我听了半宿她向神灵祈祷的声音，不知神能不能听懂她的东北话。她说，万能的主啊，你让仇恨消失吧。

仇恨没有消失，相反，它像是渗透进海绵里的水，看着像干了，挤就还有，就算不挤，它也始终在海绵里沤着，随日子长久，发酵出可怕的味道。我在家歇了一礼拜，其实是母亲嘱咐我，在家躲一礼拜，躲躲你三叔的火气。他还不至于来家弄你，他怕你爸。可仅凭父亲出门卖糖葫芦，收入要少一大半。

我岁数小，更能招揽客人，几年下来积攒下好些回头客，也知道什么钟点儿该去哪出摊，尤其是那些在冷库工作的工人，他们一下班，总要来我们的摊位上买串糖葫芦走，我会在他们下班前的半小时，准时在一个好位置安营扎寨，岿然不动。我们那个集市虽小，也是方圆百里最大的集市了，人事复杂，各有各的地盘。父亲如果也去，就不知道该往哪站，别人准会给他哄去一个没生意的地方，凭他站多久，都不会有人打那儿过。算上我家，集市上共有六七家卖糖葫芦的，只要我一露面，都知道，小孩家的，山楂干净，糖脆亮，不粘牙。父亲一去，品牌又要重新打，他不行。

一周后我又去集市出摊，生意经在脑袋里转的拨浪鼓一样响，也像无数的算盘点，上拨下拨，催促我在往集市的路上，走快一点，再快一点。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寒假出门去卖糖葫芦，成了我一年中最期盼的时光，尤其是当夜晚回家，钱包是鼓的，筐是空的，而母亲脸上是笑的时候。那些晚上，父母让我坐在炕桌的首位，窗外吹着风雪，炕上暖融融的，我像个突然长大的小老爷们儿，拿筷子点进父亲的酒盅，往嘴上沾些刺辣的酒的味道，吧唧吧唧，有了顶门立户的意思。

那天我刚到了集市，把脚站稳，从筐里一串串往外拿糖葫芦，按大小儿排，个儿大的插在立棍儿最上头，看着刚才还很单薄的棍儿上如今花团锦簇，全是晶亮亮的红果，在快中午的阳光底下，宝石样闪着光。放开还没变声的童嗓子吆喝，糖葫芦——姨，您来一串——姨回过头，我把接下来的叫卖的话咽了下去，试图用眼神忽略她。这姨我认识，我们是同村，她家离我家很近，比我妈大个五六岁，离了婚，孩子在外地念书，现在单人儿过。她叫什么我不知道，名字也许带个青字，因为村里都叫她“彪青”。彪就是傻的意思，自打离婚后，她精神似乎受了点刺激，总是睁着鱼一样外凸的眼珠，盯住每一个从她身边过往的男人，啐口痰，或者干脆在嘴里嚼些听不懂的骂人话。彪青还没骂过我，我妈每次做了点什么好吃的，都会给邻居分去一些，我不知道她是不是也给彪青分过饺子烙饼一类的东西，又或许我在她眼里还不能算个男人，不值得她动怒。她转回到我的糖葫芦摊前，厚实的黑棉鞋像两只臃肿的小枕头，每一步都踏得使力气。彪青围着我踏了一会儿步，说，听说你跟人干架了？我说，干了一架。她说，跟自己家人干一架？你爸也过去拿锹砍你叔，你家人挺生性啊。看你妈那人，不像能养出这样儿子的。我继续摆弄我那些糖葫芦，打量过往的人，转移注意力，又吆喝了两声。彪青对我笑了笑，问，你爸平时打你妈不？我看看她，发现她一只眼睛有点残疾，眼白的一半血红血红的，眼角有条长疤，过去只知道她凸眼，不知道她眼睛还有其他症状。我说，姨，你买不买糖葫芦？彪青又看了看我棍儿上的糖葫芦，似乎在考虑，终于决定拿一串，往嘴里咬下一颗，嘎吱嘎吱地嚼，边嚼边捂腮帮子。我问她，好吃不？彪青点点头，转身要走。我拽住她的棉袄往回拖，管她要钱。彪青也没挣，把手里被她咬了一颗的糖葫芦重新插回到棍儿上，说，回家告诉你妈，糖葫芦我吃着了。别老来我家一趟趟送东西，跟扶贫似的。这玩意倒牙，尝尝行了。我说，你把这根糖葫芦买了。你买不买？她看了看我的架势，兴许联想到了我家门风生性的传闻，从裤兜里掏出张皱巴巴的一块钱，说，给你，找钱。

傍晚到家。我今天回的早，糖葫芦都卖光了，回家时脚步也走得快，拎着轻飘飘的筐和棍，神情很雀跃。母亲仍在门口等我，她下午时在院里来回地走，盘算把买回的花籽儿种在什么地方，这样等开春了，我家院门口就会长出一排花。我家是村里地主留下的老房子，土房，不像前后邻居，都早起了砖房来住，母亲跟父亲说，不着急换。老房更结实。但我家仍看着寒酸，种上些花草，是她想出来的弥补之法，在我们这片以种植玉米大豆为主要作物的土地上，结出些花来，会显得比别家更为不同。她向我展示她手里的花籽儿，这个是牵牛花，那个是月季，那个是金光菊。我现在已不会在到家时，去拥抱她了。我只是和她靠得很近，用一种集市上出摊回来的男人的口吻，懒洋洋地向她展示，空掉的竹筐。再把腰间一沓零钱交上去，眼皮不抬一下。母亲在院里的板凳上，坐着数钱，问我，今天没见着你三叔吧。我说，没留神。今天生意好，没见他来。接着我又说，妈，你别再给彪青家送东西了啊。她今天让我跟你说，她不爱收你的东西。也是，管她干什么。母亲说，得管。她是我的姐妹。我一口刚喝进去的白开水，吐出半口在地上，说，她还真是我姨啊？什么姨？母亲说，她也信教。教徒都是兄弟姐妹。下次你再看见她，糖葫芦送她一串吃。我没说话，回屋去看书了。

我逐渐地改变着，从母亲用的小圆镜里照出自己的脸，嘴唇上方不时就会冒出一根细弱的胡须，用手拔，相当疼，用学校发的美工刀偷偷给剃掉。后来它们长成了坚硬的黑点，不那么好剃，我也只能更频繁地去对付他们，来掩饰早熟的痕迹。我去的那所初中，和集市在一条大街上，不像集市那样暴露在外，它在一个巷口的深处，要和武陵人一样曲径通幽走上百十米，才能发现后头偌大的操场。穿着清一色校服的男孩女孩们，在里面时而安静，时而活泼。初一对我来说，是黑暗的一年，我的成绩滑坡，从过去在小学班里不费劲儿摘取第一名，到现在每天吭哧瘪肚学到半夜，仍叫不准一个正负号的使用，成绩在中段徘徊，还有继续下滑的趋势。班主任找过母亲一次，母亲第二天到学校时，提了一筐洗净的山楂和一筐做好的糖葫芦，她不知道老师会更喜欢哪一种，因此两手准备。班主任掀起布帘，看了看筐里的东西，没忍心说出叫她悲哀的话，只说我性格内向，不爱跟老师同学沟通，独来独往。母亲不理解，说他在街上卖货，卖得可好。怎么会不爱和人打交道呢？班主任因而知道了我的从商经历，她把我成绩滑落的原因归结为这个，并成功说服母亲也相信，你儿子不是个全才。他只能把人生方向搁在一条路上，想两条腿走两条路，容易劈叉。母亲从学校回来时，相当疲惫，瓜条儿样的瘦脸上，五官都像挂着秤砣，向地底沉沉地下坠。我俩盘坐在炕上，炕桌上放着我近来几次考试的成绩，红红一片，她看不懂步骤，但能看懂对号和打叉，我知道今晚她又要长吁短叹了。她把父亲叫来，像个会议似的，要全家人都明白接下来的日子是怎么过，还是春秋靠种地，靠父亲捕鱼饵，冬天她少做点糖葫芦，让父亲一人出去卖。她不敢决定说，不再做糖葫芦的营生了。我的学费一年比一年涨得多，她和父亲只有一年比一年更吃尽地干，才能维持住生活脆弱的平衡。父亲听她的，对我说，你别管了，专心读书。我固执地一言不发，仇恨我的老师，也看不起短视的他俩，心说我就爱往那条道上走。班主任说我不爱和别人说话？她说对了，我是不爱说。我靠在墙壁上，不出声地想，跟他们说话，也不给钱啊。何况，我和学校里同龄的男孩，那些家里住砖房，有一台金杯两台摩托的男孩儿，话真说不到一块去。

可我还是没有在那个冬天里出门。山楂树死了两棵，感觉是母亲放任它们死的，好些红果掉在地上，也收拾不起来。母亲熬糖的时间延长了，她那条病腿拖着不治，已完全改变了她的身形，去医院照过CT，脊柱是令人惊奇的S形，每次想坐下时，她都得把病腿伸长，好腿缓慢地下弯，一手扶着腰。我在寒假里每天帮她洗山楂，穿糖葫芦，穿好的糖葫芦快速裹上一层糖，往沾了油的铁板上一摔，重复去做她过去几年每个冬天都在重复的事情。我想，不去卖糖葫芦也行。不去就不去吧，不为别的，我也有我的顾虑。我喜欢上了学校里一个说话像燕子叫声的女孩，每次她一开口，我就恨不能掐死周围所有的声音，只听她一个。有次她和我说，我身上有果味儿。我兴奋地几个晚上缩在被子里，感觉每想起她这句话，嘴唇上的胡子就冒出来一小节。她会喜欢我家的糖葫芦的。我想的出神，可她会喜欢我把糖葫芦卖给她吗？喜欢听我吆喝吗？喜欢我戴着只漏出一双眼睛的毛线帽子，在雪天里哆哆嗦嗦，找给别人几毛钱的样子吗？我叫不准。母亲在边儿上也不知道想起什么，重复叨咕一句话，我听了几遍听清了。她说的是，劳动者得吃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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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里用钱的地方此消彼长，层出不穷。来年冬天，我念初二，寒假第一个白天，我就从父亲手里接过了竹筐，母亲装作看不见，她没法再去阻拦我，家境已不容人继续保持体面，而她的看不见，也是给父亲的一声交代，仿佛说随他去吧。上午天色发阴，等我走到集市，天又变得发红，大家都知道有大雪要落了。这不是个做生意的好天气。凡是出门的人，无不脚步匆匆，只能顾上冷暖，谁还顾得上嘴里的甜酸，糖葫芦不是刚需。可对我们家而言，每一天都是刚需，我们的需求即便降到最低，还是不够。我想站到离学校巷口远些的地方，不四处打游击了，最后咬定，就在冷库门口卖，专心阻击上下班的工人们。和我一样，剩余几家卖糖葫芦的都这么想，我们互相隔上几米，不时冷眼观瞧，看谁家有主顾上门了，就恬不知耻地凑过去，抢生意。这种天气下还愿意抢生意来做的人，都有狼一样饥饿的心情。

雪终于刮下，不知道是不是冻太久了，雪下来的时候，竟还觉得暖一点，漫天红光里雪片如柔滑的鹅毛，洒出丝梦幻的气氛来。我生意还不错，冷库的工人们大多还记得我，到中午他们出来吃饭时，从几家卖糖葫芦的人里一眼看出来我，也因为我醒目，个儿虽然上去了，身量还是个孩子。睫毛上挂了点雪花，在帽子里朝他们一眨一眨，显得比别家卖糖葫芦的大人们，更需要买一串糖葫芦来资助。他们边买，边和我寒暄，问怎么去年没出来？我说，去年我爸来的。我家轮班制。他们觉得我说话有意思，甭管别的卖糖葫芦的怎么往前凑热闹，喊出一个又一个更低的价格，他们还是选择我，甚至摇晃着手里的糖葫芦给对方解释，看看人家这糖，再看看你家的。你家那山楂看着就发乌，洗没洗啊？我边找钱边接话，我妈每颗山楂，洗五遍。他们于是又说，听听。我忙不迭地做一笔又一笔生意，没留意眼前来的人。彪青将围巾罩在脑袋上，人来了，一句话没说，递给我五块钱。我给她拿了五个一块的糖葫芦，拿完觉得不对，忙说对不起，卖糊涂了，姨你要几串？彪青说她一串也不要。她说，雪今天下不完。剩下别卖了，回家吧。你妈在家惦记你。我恍惚着把她认出，看见她胸口的棉袄上，挂了个亮闪闪的十字架，眼神也比去年见着，随和了好些。她说着就要上手，帮我把棍上没卖完的糖葫芦往筐里装。我没让她碰糖葫芦，但记着我妈说过的话，把钱给她推回去，同时拿了两串糖葫芦送她，姨，你吃着。她一手接了一个，跟小孩一样举着，眼里有不知所措的内容。彪青看着我，说，不行我再给你二十，把你剩的这点儿包圆，你拿钱赶紧回家，算听姨的话。说完把手里两串糖葫芦塞进我的筐里，又从口袋里拿出张二十的来，也扔进了筐。我被这二十块钱迷惑了，任由她去拔棍上剩下的糖葫芦，觉得母亲真是交了好人，不，还是上帝的本事。上帝使了一个本事，让好人和好人在世上相遇，成为姐妹。可她为什么突然帮我？我问，姨，你咋了？她贴近我耳朵边上，说，我看见你三叔了。他早上在小卖店买烟，和人说，他等你一年春秋夏，就等冬天来弄你。

冷库里还有人出来，举着五毛钱向我招呼，我有点糊涂，只朝对方摇摇头。彪青说完就走了，在我脚边搁下已经收拾完的筐，和光秃秃的棍。我想起来母亲每周六从教友家聚会回来，说过几次，彪青之所以挨前边男人的揍，是因为她护孩子。喝大酒的男人，喝完了连家都砸，踢自己儿子跟踢个动物崽子没差别，踢彪青也不会有差别，她那眼睛就是这么落得毛病。好容易熬到婚离了，孩子出门念高中了，她又孤得慌，和母亲渐渐处出感情来，她们常聊起我的事儿。母亲说，孩子很听话，也孝顺，就是脾气冲，不听劝。彪青回了母亲一句话，母亲回来又反复念叨着，每念叨完一次，跟上一句，哈利路亚。彪青回得那句话是这女人半辈子的人生格言，她斩钉截铁对母亲讲，人和人怎么斗？一句话，打黄不能熊黄。刚才她也跟我重复了这话，从母亲嘴里说出，和从她嘴里说出，完全是两种气势。我突然不再害怕，向笔直的回村路上大踏步走下去，雪花又大了一些，越飘越多，感觉这世界上人一时只剩下了两个，我和三叔，正准备在一条路上狭路相逢。

三叔的身形是摇晃的，我看了一会儿，确认是他，他戴着顶秃了毛的狗皮帽子，在村路的中段站定，一样在辨认我。我把手上的东西放下，等着他过来。三叔则扔了手里的酒瓶，伸出一只手招呼我，小崽子，你来。我一动不动，控制着发抖的双腿，看着他啐口痰，走近了，很想驱散脑海里几年前他骑坐在父亲身上的画面，可越是驱散，那画面越真实，仿佛他当年骑坐的就不是父亲，是我窄瘦的脊梁骨。我忽然想到，对啊，和成人打，我本来就吃亏，手里该拿个家伙，我爸还得使把锹呢。弯腰去拿地上的棍，刻意换了个头，不能用扎编织袋的那端打，那没什么杀伤力。与此同时，没等我准备好，抬眼的功夫，一股凶狠的杀伤力已像炮弹一样飞起，正中我的裤裆。三叔散着酒气的身体居高临下，一句废话没有，撂下哼也没哼出一声便捂着裤裆倒在雪地上的我，脚还在慢慢往回收，我最后看清的是，他穿了一双圆头靴子，靴子看着老沉。他平静地看着我此刻凸出的双眼，因剧痛它们闭不严实，我眼里画面就此倾斜，带着既令人眩晕又无法因眩晕得到解脱的剧痛。他慢慢在我身边蹲下，用手拍我的脸，像是怕我晕过去。路上除了风雪声，一点儿声也没有，他四下望了望，感到满意。三叔临走时说，你爸锹我脑袋那下，现在还疼呢。你吓唬我儿子那回，他到现在都害怕看见猴。踢你卵蛋，是不让你再下崽了，这办法好不好？说完他从我身上跨过，梦似的红雪里，我周身逐渐被鹅毛覆满，已经一动不能动。

断续地醒来，母亲木偶一样哭着，眼泪不绝。父亲眼是红的，他们的眼睛都像刚洗净的山楂，红，红，都是红色。从县医院回来，父亲用板车拉着我，身上给我盖了床棉被。我被嘱咐说，尽量别下地，勤着换药，别吃辣，别碰水。还好，我的卵蛋没碎，龟头出了不少血，但大夫说好好养着，不影响往后的用处。往村里回的路上，要经过三叔家，我父母亲像两个扶灵的人，面容凝重扶着板车的两侧，从那两扇闭得焊死一般的铁门前走过时，谁也没说一个字。

剩下的寒假里，我都在养伤，出太阳的时候，母亲一瘸一拐地把板凳从屋里挪出，放在被阳光晒热的一块地方上，搀我过去坐，再一瘸一拐抹去门槛上的灰尘，自己也坐下。她念圣经里的故事给我听，好些日子我都不爱张口说话，一页书不看，一个字不写，心里只盘算去卖糖葫芦，挣大钱以及复仇。母亲看不懂圣经里文绉绉的话，但那些故事她听人讲过，对照着看，用自己的话讲出来，大意是耶稣说，别人打你一边脸，你把那边也给别人奉上。我用石子儿打她脚边的位置，母亲看看我，将石子捡起，扔去远方。彪青来了几次，她进门的时候手上总得提点东西，无非是豆奶，黑芝麻糊，水果罐头，她第一回来，见着我脸色苍白，在凳子上干坐的模样，坏掉的一只眼里沁出泪珠，直摩挲我的手，指指我又指指自己，向母亲忏悔说，是她那句话害了孩子。她的头发在阳光底下像散了丝的编织袋，粗糙而卷曲，光是看着她的头发，我都觉得人生没有希望。父亲已逐年老去，无法重回拿锹劈人的巅峰时刻，何况他身边也没人给他递锹了。三叔有天早晨，往我家院墙里扔进一个沉甸甸的信封，里面有一千块钱，一百的少，更多是十块的和五块的。母亲把信封捂在心口，我很少见她哭，就是在她病痛最厉害的时候，也不过沉重地哼哼。她哭起来不像个农村妇女，话说回来，她是各方各面都不像。眼泪几乎是无声息地掉，打在信封上一些，我看着她闭眼流泪的样子，内心有浅薄的顿悟。不等她开口向我传什么左脸打完右脸打的福音，我也已经明白，她这些年能感到得救，是因为变着法和生活和解。我终于说了好些日子来的第一句话，我说，妈，我们还去卖山楂吗？

母亲领我去看剩下的几棵山楂树，还有好些没来得及摘，我们腿脚都不灵便，父亲又再出外拾鱼饵了，如果想摘，我俩只能推着树，不断去摇晃。好在彪青也来了，我们三人一起晃树，晃下来好些。母亲把当年学会的，做糖葫芦的办法交给了彪青，她俩一齐在厨房里烧水，熬糖，我还坐在小板凳上，做力所能及的搓山楂的活儿，每颗山楂在水里洗五遍，不计较功夫，这次只做几十颗糖葫芦，做给我们自己吃。母亲虽然没开口，但我知道，这也许是最后一次做糖葫芦。她往后得想别的营生了，从各个方面为我考虑，她都没有选择。而我也头一遭去思考，往后能干点儿什么，做什么样的人。无论是母亲的话，彪青的话，还是父亲没说出口但身体力行的话，都在我脑海里发转，“路是一步步熬出来的”、“劳动者得吃食”、“打黄不能被熊黄”。

父亲用锹劈过三叔后，在炕桌后呆愣地举着杯，不知道向谁敬，也许敬他自己也感到出其不意的豪气……山楂在我手里重生一样地蜕皮，蜕一年下来积攒下的灰，搓出一盆黑水。彪青替代母亲，弯腰给我倒了，又换盆清的来。我们沉默地干着各自手里的活计，厨房里渐渐起了甜蜜的味道，混合着果酸，陶醉每个人。到做好时，我们一个人手里举着个糖葫芦串，同步发出咬糖的脆生。彪青说，我手笨，怕做不出这么好啊。母亲说，我一步步教给你，反复教，不怕你不会。她俩傻兮兮地笑起来，彪青去摸胸口的十字架，说，行。让咱孩子专心念书，别再抛头露面的。这活我能行，我厉害，会骂人。倒时分成给你们，咱两家合作，取长补短。

我好久没吃糖葫芦了，应该说自打我自己去卖糖葫芦那天起，它就退出了我的欲望清单，这是孩子和得闲的大人才会去吃的东西，何时开始，我爱钞票远胜这甜酸的滋味，何时开始，嘴唇上起的胡须都后知后觉，并不能作为我成长的标志物。我答应着，往后只走念书一条道。母亲抬手去摸我的头，说，怪妈妈。妈不信邪，希望你是个全才。毕竟老天爷亏我那么多，我想让你去补上，事事都拔尖。我说，妈你别失望，我会在学习上拔尖，往后别的我也不想。她摇摇头，彪青少有的不插嘴，我们都在听母亲说。人要是太争气，活着累。好人也和瘸子一样，身上背块大石头，我知道背石头走，是什么滋味儿。儿啊，你把石头卸下吧，不管咋活，活得轻巧点儿，不管做什么，宽谅你自己。彪青与她异口同声，说得大概是她们教里的信条：不要为衣裳忧愁，你想野地里的百合花，怎么长起来，怎么收起来。它也不劳苦，它也不纺线。

和三叔家，就算了了，十来年过去，我也不常回村里，只在每年过年，回去看望我的老父母。母亲坚持不到城里和我一起住，父亲话越来越少，每年拿着我寄回的钱，辞了拾鱼饵的活儿，地还舍不得不种，但规模已逐渐缩小，够他老两口吃食，也就拉倒。彪青下半辈子，始终在集市上卖糖葫芦，不知道是因为有了买卖，还是因为有了信仰和姐妹，她再看见男人，不破口大骂了，只要听说我回去，她都往家里跑一趟，不带东西，怕我看不上，只带给我许多的见闻，知道我在外地当记者，还是和人打交道，各路消息和人情都在收集的范围里，我得灵通许多种关系，才能在关系里得浮游。结婚那年，我带爱人回了村，爱人是城里姑娘，因为爱我，在炕上也盘腿，也吃饭，晚上和我一个铺盖睡觉，听窗外的狗叫和鸡鸣。三叔那年来了一趟，我不知道父亲这些年是如何与他相处的，但他们还是兄弟，还一起在山楂树前转了转，包了些山楂带回去。我们一个炕上坐，他身上的酒气弱了，自打我爷去世，听说就戒了酒，如今正为小华娶媳妇的事儿操心。母亲给他拿了个信封，推搡几番，塞进他怀里，三叔带着钱和山楂，走出我家老远，还一步一回头。爱人和我一起，站门口送他，她问我，是不打小就和三叔关系好？我突然感到下腹一疼，想不出怎么回答，领着我说话燕子叫声般的新娘子，到剩下的最后一棵山楂树前，给她晃悠下两个果儿。回头看见母亲拐着两条腿，远远站在墙脚瞧我俩，见我发现她，忙摇手，意思别打扰我们，只痴傻地笑着，贪看着。我走过去，将她揽进怀里，好些年不抱她了，她比孩子重不了多少，身上是被熏透了的果香。

我家院门前，十来个寒暑，也迎来十来个花季。有母亲种的月季，串红，金光菊。隔着几道院墙，也闻见彪青家的山楂味儿，冬季没有花香，但味道会和记忆一样残留，复合混杂，闻见了，鼻子里闹腾，一如人生的甜酸。一日彪青径直到我面前说，叫干妈。我叫了，爱人跟着叫，我们都坐在院子里，几双眼睛不时盯着蓝得搀假的天空，说起过去的冬天里的事。

十四岁后，我再没去卖过糖葫芦，不过我想等人生山穷水尽那天，也还能靠它活。卖东西不知算不算门手艺，要是活人能算门手艺的话，拜各路豪杰的福，在十四岁那年，我已出了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