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个编辑，一个该死的文学编辑。我每天至少要读十万字的文字垃圾，而我已经读了五年。有朋友问我你每天读那么多小说会不会有审美疲劳，我笑了，哪有这回事，从来都只有审丑疲劳。一开始我还能在夜里读点世界名著，冲洗一下被侮辱的眼睛和被损害的心灵，但很快我就再也没法这么干了，我的眼珠顺着书上的句子左右移动，疲倦的大脑却拒绝字词的进入。
我只能去看娱乐节目，一边看一边哈哈大笑，关掉视频后我开始咒骂自己，在悔恨中入睡。每天早晨醒来都像是从同一天早晨醒来。特朗斯特罗姆说，醒来就是从梦中往外跳伞。对我而言这更像是跳楼，从抽象的噩梦跌入具体的噩梦，我摔得粉身碎骨，浑身酸痛，然后又努力将自己拼成人形。我躺在床上左顾右盼，拖延起床的时间，企图找到一丝新意，一点乐趣。然而一切照旧，今天就和昨天一样丑陋不堪。我的愤怒总是在这个时候达到顶点，辞职，辞职，我要辞职，这个念头像齿轮一样在我脑子里咬合转动。但是随着刷牙、洗脸、洗头、胡乱往胃里塞点面包、挤公交、推开公司大门等一系列动作的完成，内心的争斗被一点点稀释，我觉得自己还能再忍受一天。审稿的间隙，我偷偷上网浏览各种负面新闻，咒骂时代，把自己装扮成一个斗士，只有在这种时候，我才能暂时忘却工作的烦恼。
毫无疑问，编辑在这个时代已经没有尊严可言了，尤其是文学网站的编辑，在作者们的眼里，你和餐馆的服务员没什么两样，不过是答疑解惑，端茶送水。他们甚至直接叫你“小编”。有一天我实在忍不住，就对一个招人烦的作者说，“小编”是编辑的自谦之词，不是谁都可以用的，就好像你不会管你朋友的妻子的叫“贱内”，管他的儿子叫“犬子”。没想到，这厮居然把聊天记录发给了老板，后者训斥了我一顿，劝我放低姿态，不要摆架子得罪作者。我一生气，就把我的网名改成了“小编王”。
小编王手下有二十来个重点作者，一个比一个写得烂，却都认为自己已经写出了杰作，他的读者不够多只是因为我们没有做好营销工作。他们把自己的创作冲动当作创作才华，而他们每天都那么冲动，有的甚至一个月就能写出一个长篇。我劝一个作者写慢点，他甩给我一篇文章链接，标题是《莫言43天完成49万字》。我真想把手伸进对话框，再从他的电脑屏幕里伸出来，抽他一巴掌。
这个世界每分钟都有人被冤入狱，被车轧死，怎么这些人就能活得好好的，还总是这么活力四射？想归想，做归做，到头来我还是得乖乖哄着他们，我对他们说你写得好啊，而且还能写得更好。有时我想我每天这么捧杀他们也挺好的，我让他们心气越来越高，他们就会写得越来越差，我在加速他们作品的衰亡。不过事实并非如此，他们的读者并不少，有人已经出版了好几本书，甚至卖出了影视版权。他们从不随手扔垃圾，而是将这些心理渣滓全都写进小说，可是架不住读者们就是喜欢，毕竟大家都是吃垃圾食品长大的。他们的作品正在被人传颂，他们是这个时代的弄潮儿，而我只是一个逆流而上的怪胎，一个可有可无的影子。
我知道我都算不上是一个专业的编辑，因为我打心眼里瞧不起几乎所有我接触过的作者。我甚至开始理解历史上的独裁者为什么那么讨厌文人骚客，如果我拥有至高的权力，说不定也会挖一个大坑，把他们全都推进去埋了。我的心胸越来越狭窄，心理越来越阴暗，太可怕了，我不能再这样继续下去了。
要不我也开始写作吧？失眠的夜里我总是这么想，他们写成这样都好意思拿出来见人，都有人捧，我有什么好害怕的？我爬起床，打开电脑，点上烟，开始写。可是不行，刚开个头就写不下去，只能一根接一根地抽烟。也许是因为我读了太多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我一下笔就想着时代、命运和上帝，总是想要刻画大写的人和大写的心。可我自己活得像一只臭虫，怎么可能写出英雄？总之经典毁了我，我当初就不该读那么多书。
我枯坐在电脑前，反复读着自己刚刚写下的段落，越看越沮丧，最后只能一口气删掉，退回编辑的原形重新躺到床上。这时我的眼前浮现出作者们的身影，他们冲着我哈哈大笑：小编还是不行呀！他们似乎从来不会经历这种绝望的时刻，他们不仅写得多，还特别珍惜自己的作品，甚至到了不允许你修改一字一词的地步。有一个作者把所有的“的地得”都写成“地”，我一个个地改完之后，他很生气地告诉我他是故意这样做的，这样后世的读者就能从这一独特的用词习惯中将他从同时代的作家里辨认出来。另一个作者发现我修改了她写的内容简介之后，问我有没有听说过风筝的故事。我说没有。她就给我讲，从前呀，有一个天才画家画了一幅旷世奇作，题为《断线的风筝》，后来有一个不识字的商人想当然地往画上添了一笔，连上了风筝的断线，结果这幅画就变得一文不值了。我哑口无言……
这还没说到那些被退稿的作者，他们一天到晚就在后台质疑编辑的水平：你倒是告诉我这篇小说哪里配不上你们网站了？你们通过的作品哪一部比我写得好？就你这文学品位还不赶紧自杀以谢天下？有一个老头甚至给我们寄来了他的长篇小说手写稿，内附一封信：请帮我上网，只要你们愿意采用我的作品，我敢肯定我能给你们带来一个亿的收入，我只求你们能分我一千万……不得不服啊。也许一个人的写作才能是和他的写作信心成正比的，而读者们也很吃这一套，你一天到晚在网上说自己写得有多好多厉害，他们就真的信了，跟传教似的。我以前没有、今后也不可能有这种自信，所以我只能认输，我只能继续做他们的服务员。
这天中午，在帮一个作者写好内容简介、称赞两个作者的新作品、退掉三篇稿子之后，我出去吃饭。男编辑们喜欢聊体育、游戏和女人，这三方面的经验我几乎都是空白的；而女编辑们谈论的口红、明星或育儿经，我更是一无所知。为了不让大家尴尬，我只能一个人出去吃饭。像往常一样，我昏昏入睡，恨不得倒地就睡。为了让自己清醒一点，我决定多走几步，去另一条街吃饭。我点了一个最贵的套餐，过了半个小时都没上，每次问服务员都爱答不理的。这时有个作者发消息问我有没有读完他的稿子，三十多万字，前天才给我，已经催了我两次。我很烦躁，就跑去前台要求退钱，说我不想吃了。结果就在这时候，服务员把套餐给端了出来，我扒拉了两口就出去了……我越想越气。辞职，辞职，我要辞职，辞职的念头第一次在中午变得这么强烈。波拉尼奥说得好，我必须离开这帮人，去当一个真正的作家。是的，我只有离开这帮人才能真正成为一个作家。我一路小跑，我必须赶在这口气消失之前，走进老板的办公室，直接告诉他我辞职的决定。
老板是一个低调的中年男人，他平时不喜欢讲话，把力气全都攒到开会时用，每次开会他都能提出十几个发展战略规划，一套一套的，能把人说得晕头转向。他每天第一个来，最后一个走，中午在办公室吃外卖。他工作起来很卖命，希望我像他一样卖命。可是我的命一个月只值几千块，能跟他的命相提并论吗？我推开门，他圆圆的脑袋从电脑屏幕后面伸出来问我什么事。就在四目对视的那一瞬间，我的手心开始出汗，心在发抖，我明白我再也不可能在他面前说出“辞职”这两个字。我骗他说我下午要出去见一个作者，要请半天假。他点点头，我几乎是倒退着走出了他的办公室……
其实辞职对我而言并不是什么新鲜的解决方案，我不过是想要把喝过的药再喝一遍，幻想着这次能见效。做了三年编辑后我休了半年，到最后积蓄花光了，小说也没写出几篇，不得不再次出来找工作，找来找去发现还是前东家待遇最好，实在不想继续面试，又想起老板在我辞职的时候说过一句“欢迎回来”，我就又跑回来上班了。同事们笑称我这是“二进宫”，是啊，没过几天我就想起了监狱里的一切，我后悔不已，疯狂诅咒自己。可是又有什么办法呢？上回辞职我给老板写了一封长信，细数自己的心路历程，把自己都快写哭了。我已经找不到更新更好的辞职理由了，难道我要把那封信重发一次？用外交辞令来讲，谁叫我要搬石头砸自己的脚呢，还用同一块石头砸自己两次？谁还有脸和复婚的妻子再离一次婚？我现在只能受着，我每天就活在这种自取其辱的懊恼之中。
下午去哪儿呢？我虽然厌恶工作，但工作起来还是很认真的，直接回去休半天我有负罪感。我想起这几天有一个叫小经的女作者一直约我见面，就问她这个下午有没有空。她说她过来找我，我坚持要去找她，我不想浪费她的时间，反正我的时间永远不可能兑成金钱。我坐车从公司附近的大山桥去她住处所在的积水潭桥，当然我这里没有山，她那里也没有水，甚至连桥也只是一个比喻的说法，不过下大雨的时候，北京的桥下还是可以淹死人。我在网上见过小经的照片，不得不说，她长得很好看，和其他男编辑一样，我也梦想着有一天可以潜规则女作者。是啊，我也总是被这些低劣的欲望所俘虏。我坐在出租车上胡思乱想，很快就抵达了她选定的一家咖啡馆。
她却姗姗来迟，大概是梳妆打扮耽搁了时间。我是在村里长大的，我有一个偏见，总觉得村里人才是穿衣服，城里人是被衣服穿，他们好像每天都在过节，总是忙着赴宴，但到处都是死气沉沉的，根本就没有什么节日的气氛。点咖啡的时候，店员们都朝小经投来热情的笑，看来她是这里的常客。我理解不了这些喜欢在公共场所写作的人，我在家写东西的时候甚至都要拉上窗帘。她看上去很疲倦，脸色苍白，眼睛有些浮肿，感觉照片上的那个人更像是比她年轻好几岁的妹妹。果然，没聊几句，她就告诉我她现在状态很差，可能已经得了抑郁症，只是还没有去医院确诊。小经写的都是一些温馨的城市奇幻故事，怎么写这玩意儿也会得抑郁症？没办法，虽然这些年的编辑工作已经让我的文学标准大大降低，但我还是摆脱不了传统的文学等级制思维。
小经向我抱怨的是她最近收到的恶意差评。这些作者就是这样，一天到晚就盯着自己作品的评论，看见差评就向我痛诉，说这是人身攻击，能不能处理一下。我每回都要苦口婆心劝上半天，偶尔还会引用村上春树的话来安慰他们：糟糕的批评犹如堆满马粪的茅屋，我们遇上那样的茅屋，最好的办法就是快步通过，而不是怀有“何以臭到那种地步”的疑问。可他们就喜欢冲进茅屋，和粪便争斗。这些人还喜欢自诩为自由主义者，一旦和自身利益相关，他们就变成了自己所反对的对象，听不进任何反对的声音。可他们完全意识不到这种矛盾。我早就发现，专制的阴影笼罩在迄今为止我认识的每一个中国人身上，在他们认为自己还能保持一点自由和独立的地方，无一处不盘踞着独裁者的触角……一不小心我又推导出了极端的结论，我得打住，不然很可能会毁掉这个美好的下午。何况小经并没有要求我删掉那些评论。
“你最近在写些什么？”本雅明说，千万不要和人谈论你正在写作的东西，你由此获得的每一次满足都将妨碍你的写作速度。不过我发现这条写作准则从来不曾在这些作者的脑海中出现过，他们都很热衷于谈论自己的写作构思。
“正在写的这个故事叫《人类正确死亡指南》，我把人类设想为一种很容易死掉，但又能无数次复活的生物。比如连续打三个喷嚏就会窒息而死，叶子落在头上能砸死人，汽车经过刮起的风也可以把人吹死。所以大家见面之后都会这样打招呼：你今天死过了吗？死多少回啦？你今天死得还好吗？”她一边讲一边玩弄着钥匙扣，把钥匙从铜环上解下来又放回去，眼睛盯着咖啡杯，偶尔瞟我一眼。
我承认她的很多想法确实都很有灵气，但由于缺少真实的生活经验和丰富的心灵世界，最终也只能止步于华丽的空洞，无法从故事发展为小说。当然我不会向她指明这一点，我还是像往常一样提供大量的安慰和鼓励。不过这些话似乎不起什么作用，除了礼貌性微笑，她的脸上没有更多的表情。她不小心把钥匙掉到了地上，我们就都俯下身子找，结果我们在桌底对视了一眼，直到这时她才露出了会心一笑。
“这让我想起一个场景，同一路公交车错车时，两个司机总是会相视一笑。那一刻的笑容里有着孩子气的天真，就好像两个人开的是玩具车一样。这是城市里少有的童真时刻。”
“其实我觉得你挺适合写小说的，你怎么不写呢？”
我一激动，差点要把自己的写作苦闷一吐为快，还好最后还是忍住了。我谦虚地告诉她，看到你们写得这么好，我没勇气下笔。这时她开始一点点撕下咖啡杯上隔热的纸环，搓成小球，摆在桌子上。我看她玩得那么起劲，也忍不住加入她，很快桌上就有了一长排纸球。“我们这是在干吗呢？”她笑了，“我太焦虑了，所以总是忍不住想要改变万物本来的形状。”
聊天进行到这里，本来还算不错，我们的表演都挺到位，各自也说出了一些漂亮话，我想这对我们的写作是有益的。谁知道她接了一个电话后，忽然告诉我她的男朋友下班了，要过来找我们，顺便一起吃个饭……怎么突然就冒出了一个男朋友？我觉得自己遭到了背叛。
她的男朋友身材魁梧，笑容满面，一看就和我的老板一样，是那种没有内耗的人。他们这类人只需要积蓄、展示和恢复力量，他们征服每一天，能和所有人称兄道弟，而我只能被每一天降服，总觉得矮人一等。不出所料，他做的是P2P类的金融工作，冲在了时代的最前线。他说这个工作没有我想象中的那么容易挣钱，而且很危险，他的前老板都被抓了，虽然他的分红只有几百万，而且他在公司出事之前已经离职，但他现在还是提心吊胆，因为那个老板用他的银行卡收过钱，一个月流水几千万。他说他很羡慕我们这些舞文弄墨的人，如果他会写，他也一定待在家里哪儿也不去，这多自由啊……我打断他，问他怎么看现在这些金融难民，他说这些人都是投机取巧的赌徒，国家都三令五申不要相信高回报率的理财产品，可他们还要往里面投钱，能怪谁呢。我想朝他翻白眼，我想动手打人……
如果你坐牢了，我会去给你做饭的，小经笑着说，她的眼睛里明显多了一丝柔情，似乎下一刻就要依偎在男朋友的怀里。是啊，别演了，有劲吗？你男朋友每个月收入的零头都能让你过上小康生活，你还抑郁，那我是不是得出门直接找条臭水沟把自己给淹死？文学的外套已经从我身上轰然脱落，露出我那颗尖酸刻薄的小市民之心，我觉得恶心，坐立不安，就骗他们说我晚上还有事，得先走了。小经说要送我去地铁口，被我拒绝后，她也没有坚持。
地铁口居然有人在卖孔雀羽毛，这是我第一次在北京遇到。小时候村里每年都有人来卖各种鸟类的羽毛，买它们的一般是唱皮影戏的老人，他们大声地讨价还价，最后心满意足地拿五颜六色的羽毛去装饰锁在铁箱子里的皮影小人。这些画面是多么遥远啊，就像是发生在另一个星球上的事一样。乡村的我在呼唤城市的我，可我再也回不去了，我就像是被判了无期徒刑，必须在这座城市、在这家公司把牢底坐穿……我走过去买了一根。羽毛上有一只眼睛，当我注视它的时候，它也在注视着我。我手持孔雀羽毛钻进地铁，感觉自己就像一个闯入现代社会的原始人。这很像一篇小说的结尾，只是我不知道这个故事该从哪里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