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侠朴树，清白之年

我的兄弟朴树，名字是我给改的，原来叫濮树，我要出他专辑的时候，想来想去觉得这个名字不好写，笔画太多，将来万一火了，给人签名的时候得多累啊！后来我就建议他改名为“朴树”。俩字儿一写出来，都是木字旁，枝枝丫丫向上生长着，很好看，就像一片树林。

我经常改人名字，那时候年轻气盛，做小柯的专辑也是，录完了，后来都要下厂印刷了，我说不行，不能叫柯肇雷，因为小柯老师那“柯肇雷”，“肇”字太难写了，我说咱们就叫小柯吧，这样好记，给人签名的时候也好签。

我应该是音乐圈里第一个见到朴树的人。大概20多年前，我刚刚发表了那些校园民谣歌曲，火了，成了一个年轻的烧包，特膨胀。那时候有手机的人很少，我是其中之一，就拿着我那“大砖头”四处张扬，整天招摇过市。有一天突然接了一个电话，电话那头用很结巴的声音问：“你是高晓松吗？”我说我是。他说：“我叫濮树，我想卖歌。”他说话特别简练，能少说一个字就少说一个字，完全不符合他北京人的身份。我说可以，于是约好地方见面。当时约见的地点在一个小树林的外面，结果来了一姑娘，我开玩笑问：“你是电话里那濮树吗？”姑娘说：“我是他女朋友，他不太好意思见人，在小树林里躲着呢。”于是我就信步走进了小树林，就见到了又高又帅的朴树，有一张极为帅的忧郁的脸，发型很奇怪，后边很短，前边很长的那种，发绺遮着英俊的脸庞。

后来我带朴树去了我家里，说：“你既然要卖歌，就先唱几首呗。”随后他就唱了几首歌，到现在我都记得他当时唱了《火车开往冬天》，还有一首《天上有个花园》，都跟季节有关，琴弹得非常好，歌唱得也非常好。他的嗓音脆弱动人，听得我浑身上下乱掉鸡皮疙瘩。我就跟他说：“你唱得这么好，为什么要卖歌啊？自己唱多好，你形象又那么好。”他很直白地说：“我觉得你们音乐圈里的人都是白痴，我只想卖歌赚钱，赚了钱我自己做唱片，我不想跟音乐圈里的人打成一片。”我听完以后更加喜欢这孩子了，觉得他挺有志气。我就说：“就算音乐圈里白痴多，但也还是有很多有理想的人，比如我。你的专辑就交给我来做吧。”

随后我们就开始操办起他专辑的事儿。那时候麦田音乐还没成立，我就自己出钱录了他的几首歌，《火车开往冬天》《天上有个花园》等，其中除了《火车开往冬天》，其他大家可能都没听过，他还有些歌压根就没发表过。

朴树成长得太快了。后来宋柯回国，我们一起成立了麦田音乐。宋柯见到朴树、叶蓓等新人，也激动极了，我们便开始一起制作这些美好的唱片。先签下朴树和叶蓓，后来还签了尹吾，准备出一个系列—红白蓝系列。初创的麦田音乐在我们心里是一个无比幸福、无比美好的青春回忆。那时候大家都热爱音乐，做音乐也不能成为巨富，不像今天大家能挣很多钱，那个时候真的就是出于热爱，媒体也没有娱乐版，而是真的都是一些乐评人，懂音乐的。

每天麦田音乐下了班就开小饭桌，当时有一个山东来的小姑娘给我们做饭，做得非常好吃，朴树、叶蓓、尹吾都会来，《北京晚报》当时的大乐评人戴方也来，大家一起吃小饭桌。吃完就开始弹琴、唱新歌，包括宋柯宋老大也弹琴，唱他那些大学时候骗姑娘的歌。那真是一段愉快的记忆啊，大家喝着小啤酒，聊着天，聊着梦想，聊着怎么把唱片做到最好。

当时还出了我的音乐作品集《青春无悔》，我每天特幸福的一件事，就是跟宋柯坐在那儿看评论。那时候的评论不像现在，在播放器下边就能显示1万条评论，那时候是手写信，还有传真。我们每天都收到一麻袋的信，然后就坐在那儿看各种各样的人写来的长长的信。

那个时代是属于文艺青年的时代，非常值得怀念的时代。

后来开始录朴树的第一张专辑—《我去2000年》，录的过程中很痛苦。任何时候跟一个像朴树这样拥有完美主义精神的音乐家合作，你都会很痛苦。开始是我操刀，但是我渐渐力所不及，因为朴树成长得太快了，我已经调来了中国最好的乐手跟他一起排练，包括李延亮、王晓东等。但是大家都很痛苦，最后一合计，还是请张亚东来吧，当时朴树已经开始从民谣摇滚转向电子音乐。亚东来了后，录音录得非常艰辛，一会儿录一版，一会儿录一版，而且最痛苦的是没有钱。

我们最惨的时候，用模拟录音，而且倍速给他录，这样的话效果更好一点，十五分钟录一盘，三首歌。录完三首歌结不起棚费，结果人家录音棚就把母带给扣了。扣了以后，宋柯再去找另一个棚，然后再进去录三首，然后又被扣到那个棚里。最后直到唱片卖出去的时候，才把人家棚费结了，才把那母带拿出来。虽然那时候很痛苦，但今天想起来都觉得很美好。

朴树是一个在今天看来已经很少见的人，他有点像化石，或者化石还不足以形容他，他像琥珀，他的音乐就像琥珀外边那个坚硬的东西，他就被这些音乐冻在里面。当你透过他的音乐去看他的时候，你会很幸福地看到，当年那只音乐虫子还在里面，翅膀还是那样鲜艳，还是那样晶莹。那是我最喜欢的音乐世界里的朴树。

朴树第一张专辑当时大卖，人也火了，但他其实很痛苦，因为他不太喜欢那种生活。每次大家一起去跑宣传，去演出，他都很痛苦。有一次我们从天津跑宣传回来，在高速公路上他突然说：“停车。”我们问停车做什么。他说：“夕阳特别好，我要下去看。”我们说：“那我们也没法在高速公路上等你呀！”他说：“你们先走，别管我了。”他那时候特别逗，永远一手提着一把吉他，另一只手提着一壶水，不是那种小矿泉水瓶，是那种大壶。记得那天他抱着吉他、提着水下了车，然后就坐在高速公路边上，一边弹琴，一边看夕阳。

他是大家心爱的那种人，大家不管自己在生活里、在名利场里怎么摸爬滚打，怎么满身尘土，都特别想保护他。这是一句心里话，不光是我们麦田音乐，其实整个音乐行业都特别爱他，大家不管在外面干什么乱七八糟的事，看到他的时候都特别想保护他。有时候他坐在那儿，三个小时都不说话，只低着头，就让人好心疼。

到出第二张专辑的时候，我觉得朴树开放了很多。《生如夏花》这张专辑我太喜欢了，听过无数遍，比第一张要更喜欢一点，因为第二张成熟了，第一张他更多是在追求和试探音乐的方向。为了求新，他差一点都不让把《白桦林》收进来，嫌太老，最后求他半天，终于把《白桦林》放在B面第三首。当然，还有一些我特别喜欢的歌，比如《失传已久的大海》，非常非常好听的一首，那种悠扬的民谣，没放进来。第二张专辑《生如夏花》非常成熟而完整，属于词、曲、唱、编、弹都完美的，可以载入中国流行音乐史册的专辑。

后来，整个行业都变了，从音乐圈变成了娱乐圈，大家在盗版市场的挤压下星散，剩下的人苦熬着。后来市场忽然又好了，一切都好了，大家又都出去挣钱，然后“选秀”来了，各种各样的大潮，一拨接一拨地来。大家都改变了很多，我也改变了很多，宋柯也改变了很多。在这期间我跟宋柯带着一支队伍，跟长征似的，经过了多家唱片公司—华纳、太合麦田，然后是恒大音乐，最后到阿里音乐。但是无论走到哪儿，心里始终想着“根据地”里的亲人，觉得终于有点钱了，得赶紧把“根据地”里的亲人给找出来，一起继续搞音乐。

朴树的第三张专辑《猎户星座》，我也很喜欢。他录制这张专辑的时候，有段时间极度痛苦，就跟我说：“你来帮我写首词吧。”我当时大吃一惊，因为他几乎没有让别人写过词。我俩之前大概只合作过一次，就是那首《春分》，而且情况还不太一样，那是我们共同给别人写歌，我当时是制作人，问他要了首曲子，我写的词。但是他自己唱别人的词还真的没有过，电影的主题歌倒是跟别人合作过词，那也是因为人家韩寒是导演，而且韩寒写的词也不错，但在他自己专辑里可真的从来没有过。我一直觉得作词是他的第一强项，当然旋律也好，节奏更是神奇，基本上我在KTV听别人唱他的歌，哪怕最简单的《那些花儿》，都没唱对过。因为他的歌曲节奏非常特别，几乎全都不在正拍上。

他歌词写得非常好，华语作词人里，我觉得自己写得还不错，有几个我觉得写得特别好，尤其是比我好的朴树，就是其中重要的一个，所以他说让我来写歌词，我就傻了。然后听了半天那首歌，就是现在这首《清白之年》，也是我觉得这张专辑里最好的一首歌。我想来想去，终于写了一稿，可连自己都觉得不好，他当然也觉得不好，所以就没用。我当时还担心该怎么办呢，他这唱片都快出棚了。我那段时间也是整天忙得四脚朝天，也没时间再去琢磨这个事了。直到这首歌出来，我第一时间仔细地听了一遍，就觉得写得真好，比我写得好。“此生多勉强，此身越重洋，轻描时光漫长，低唱语焉不详。”这样的词，我真的写不出来！

这就是朴树，他的歌词有那种特别神奇的中文的感觉，他其实不是那种读过万卷书，背过十三韵等等，靠底子写东西的人，他全靠燃烧，但是每当他燃烧的时候，能把中文给燃烧成这样，把中文燃烧成一种崭新的语言，这是非常难的。所以他才能那么多年做一张专辑，因为燃烧这个事情，不是你随时随地就能把自己当二踢脚放了，这需要积累很久才能燃烧一把。所以我听了以后特别感动，特别喜欢，单曲循环听了很长一段时间。

我很认可朴树的第三张专辑，可能有人会觉得没有之前的好，但因为我了解他，我知道他的成长，我知道他内心的变化，所以我能懂他。我认为《猎户星座》依然是今天不可多得的一张好唱片，也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关于朴树的趣事儿有很多。记得他到麦田音乐不久，我还问他：“当时在小树林外跟我像地下工作者一样联络的你的女朋友呢？”他说：“分手了。”我说：“为什么呀？”他说：“我女朋友抱怨我，给我写了一首小诗：书不念，琴不练，把你的女朋友丢在一边，梦想何时才能实现？”还挺押韵。听起来有点像薛宝钗在劝贾宝玉考取功名。可是，他如果天天念书、练琴，跟你腻在一块儿，每天追逐欲望跟梦想，他还是朴树吗？所以你要是打算好了跟朴树这样的人在一起，你就得打算好跟一个艺术家在一起，而不是跟一个追逐所有这些东西的人在一起。朴树就是新时代的贾宝玉。

朴树话少，少到什么地步？举个例子，我在人生最低谷的时候，有一阵子特别特别窘迫，在美国找不到出路，在中国也很多事情干不了。实在不知道找谁借钱。后来快活不下去了，想起朴树，毕竟是自己人嘛。然后就给朴树发短信，说：“哎，我特困难，借我点钱吧。”他的回复特简单：“多少？”我说：“十万块吧。”他又回俩字：“卡号。”总之所有回复都特别简单。过了一年，我突然收到他发来的一则消息，也是俩字：“还钱。”那个时期大家都不容易，他同样特困难，只有相濡以沫。于是我也学他，回了俩字：“卡号。”然后把钱又打过去。

对于所有文艺青年来说，电影永远是心中的一个大梦。1999年，我终于开始拍我的第一部电影—《那时花开》，请了周迅、朴树和夏雨参演。即使到现在，我依然很喜欢这部电影，里面到处散发着荷尔蒙和迷惘的气息，是我们这一代人最真实的青春。听起来特别荒诞，周迅和朴树就是在这部电影里认识的。我还记得几个可爱的年轻人刚开始谁都不认识谁，我们全剧组在北戴河一个特别简陋的小学教室里，所有人做自我介绍。轮到他们仨的时候，我说：“周迅带个头，虽然年纪不大，但你是老演员。”周迅说：“我叫周迅，演员。”然后朴树就低着头站起来说：“我叫朴树，演员。”两人就这么认识了。

后来他俩的恋情有过很多报道，我想起来依然觉得温暖在心。那个时候看他俩在剧组里逐渐相爱，我自己还挺高兴，觉得这样更能在电影里演出真情实感。朴树毕竟是第一次演戏，结果他戏里戏外都特别投入，甚至有一次还跟我吵了起来。那时候剧组投入成本低，大家拍戏都早出晚归、披星戴月，十分辛苦。

有一次在拍摄现场，周迅睡着了，他就在旁边守着，坚决不许人叫醒周迅，每次人去催，他就说：“让她多睡会儿，让她多睡会儿。”还有一次拍戏拍到特别晚了，他跟我急了，突然扯着我说：“你让不让人睡觉？你让不让周迅睡觉？她都已经困成那样了。”我当时也急了，为了拍戏，大家受点累实属正常，虽然我平时脾气挺好的，但我还是当着全剧组的面跟他急了，我说：“就她是人吗？其他人都不是人？我们全剧组几百人不都没睡吗？不都是从早到晚那么干吗？”那是我唯一跟朴树发生冲突的一次，现在回想起来还是觉得很美好。

有一天早上五点钟我们就全体出发，到长城上面拍戏。等大家把重型设备全都搬上长城架好后，戏还是无法开拍。因为他俩正在长城上的一个墙角处严肃地谈着什么。我过去了好几次，说：“是不是要开始了？”朴树说：“再等会儿，再等会儿。”好像他俩在谈特别特别重要的事情。爱情嘛，在年轻人心中是超过一切的。就这样，一直挨到太阳都上来了，摄影都跟我急了，说：“导演，真的不行，咱不能再等了，太阳已经到那儿了，再不拍就没法看了。”最后，我只好过去跟周迅说：“小周，你是职业演员，你是老演员，你带个头吧。”一分钟后，他俩终于过来演戏了。

朴树是一个特别认真、执着的人。后来过了好多年，有次周迅来我家，我跟她聊起当年在剧组朴树守她旁边，不让别人打扰她睡觉。她听完很久后，脸上露出一个精灵般的笑容，眼里却泛着泪花。他们两个的感情其实很有意思，很像两个艺术家在一起，充满了那种激情，但是艺术家和艺术家在一起又燃烧得太快了，因为这一个人燃烧就已经够可以的了，朴树就有点像把自己当二踢脚给点燃了，放到天空点亮的那种人，然后再来一个艺术家，两人在一起燃烧得太过厉害。

有一天三更半夜，他俩给我打电话说：“出来喝杯酒吧。”于是我们就跑到电影学院外面，在一个酒吧还是什么地方坐着。然后我说：“什么事啊？”他俩说：“我俩打开空空的冰箱，然后冲里面看了半天，最后看出来一件事儿，你知道孤独是什么形状的吗？”我说：“孤独是什么形状的呀？”我当时脑子里闪出村上春树的《再袭面包店》，书中那对孤独的夫妻也是看着空空的冰箱，最后两人出去袭击了一个汉堡店。他俩回答说：“孤独是三角形的。”我说：“噢，确实呀，三角形最稳定嘛，孤独是人生一种稳定的形态。”

这就是他俩深更半夜打电话叫我出来的原因：想跟我分享“孤独是三角形的”。

两位艺术家在一起燃烧得过于灿烂，也就注定会燃烧得太快。很多年后的一天，我的朋友圈两次被刷屏，一次是铺天盖地的朴树的新歌《平凡之路》首发，一次是周迅在杭州的慈善演唱会上举办婚礼。当天晚上，我翻了一下周迅的朋友圈，当大家都在为她的新婚送上祝福时，她却发了一条动态，推荐朴树的《平凡之路》，让我特别感动。

十几年前，朴树在《那时花开》里，会用17种语言说“我爱你”，那时的周迅直瞪瞪地看着镜头，仿佛看着自己如风的岁月。我坐在监视器前面，为了从指缝中流走的那些日子断了心肠，那时候我也那么年轻，那时候我们都坚信自己会有不凡的人生，滚滚红尘，遗世独立。

如今我们都老了，平凡得如同路边的树木，虽然不再呼喊奔跑，却默默生出许多根，记住许多事，刻下年轮，结出果实。偶尔有风吹过，思想起初来时世界的模样，每个人都会被原谅。

文青韩寒，乘风破浪

聊聊文青韩寒。

韩寒想必不用我多做介绍了，大家对他都非常了解，他也是一个时代著名的文青代表。他那一代人大部分是读着他的小说长大的，我们这一代人可能读他的小说比较少，更多是从他写的那些锐利的杂文开始注意到他。说起韩寒，就不得不提我和他之间那些有趣的交集。

我和韩寒是不打不相识，而且打了很大的一仗。如果大家在2006年的时候都上网的话，应该都还记得我们那场“战争”。

现在回想起来，十多年过去了，其实挺可笑的。他在网上掀起文坛的论战，结果越战越乱，好似“三英战吕布”，他是“吕布”，挑落一个又一个对手。大作家陆天明也加入了战团，开始我们都是旁观者，陆天明跟他的论战又牵扯到了陆天明的儿子—著名导演陆川。结果陆川也被打得灰头土脸，晚上喝酒，跟大家倾诉说你看怎么弄这个事儿？后来我在旁边听着，说：“哎，我这好像有一发子弹可以拿出来打一枪。他在他的小说《三重门》里全文引用了我《青春无悔》的歌词。”好像在别的地方也还引用了什么，我因为没读小说，但是看到很多人评论过。

我说：“以前我没当回事儿，但实际上在版权法里，这确实是违法的，因为这是用于出售的商业作品嘛，全文引用别人的作品，未获授权。”这件事其实搁在今天，大家都觉得当然应该获得授权等等。可是在那个时候，版权法什么的普及还不够，于是我说：“哎，那我就拿这事儿出来，弄他一下吧。”

于是我就发了一博客。当然了，我的律师也很激进，其实这个事儿的解决办法就是赔点钱，然后重新获得授权，或者再版的时候删掉就可以了。当时我的律师也年轻，说：“咱们打一大的，咱们让他把书都下架。”结果，我就发了一博客，傻了吧唧的，就按照律师说的，说你把书都下架。因为实际上如果判的话也是判赔钱以及再版的时候删掉，或者是重新获得授权，结果这一下搞得太激进，弄得自己也很被动。

当然了，更重要的其实是我根本就不是一个能在网上跟人打仗的人，我是一个相对还比较温和的人，韩寒那个时候超级凌厉，再加上铁粉也多，大家就群起而攻之，导致我本来挺在理的，最后好像变成我没理了一样。所有人都涌上来，说：“我博客里引用了罗大佑的歌，我博客里引用了许巍的歌，让他们来告我吧。”当然这性质不一样啊，博客不是营利性的，书是卖钱的，这是版权法严格规定的。

后来我看到韩寒领衔众多作家痛打百度文库时，写过一篇特别精彩的文章，批评百度未获授权登载大家的文章。那已经是“论战”后好几年的事了。我在看到他的那篇文章后，还专门在微博上转发，赞叹文章写得漂亮、凌厉。我后来甚至想，我如果当时能写出这么漂亮的文章，没准能打好那场“论战”！不过我估计自己还是不行，一直就不善于在网上跟人打仗，最后打得灰头土脸，本来占理儿，结果完败，也算是给了我一个很深的教训。

从那之后，我就不再跟人在网上打仗。而韩寒则因为单枪匹马挑落了一大堆老家伙，包括陆川跟我，从而一战成名，成为万众瞩目的少年英雄。而且杂文写得越来越棒，针砭时弊，抨击时事，让人越看越喜欢。实际上，“论战”刚结束那会儿，我心里挺别扭，之后随着越来越多地看他的文章，越看越觉得有意思，就慢慢地开始欣赏他。所以后来有一阵子我在上海松江拍电影《大武生》，拍摄地正好就在他家旁边，记得好像是在新浪时任总编陈彤的撮合下，说这个事儿都过去好几年了，大家不打不相识，一起把酒言欢吧。我们就算是认识了。

再后来韩寒来北京，我就跟他说：“咱俩和了挺好的，我把陆川也叫来，大家就把当年那一页揭过去吧，相逢一笑泯恩仇。”于是我叫来了陆川，那天晚上来了好多人，在霄云路上的一个酒吧，大家相谈甚欢，其乐融融，还拍了一些神头鬼脸的照片。

再之后就是我特别感动的一次，我的《大武生》上映的时候，正好因为自己醉驾嘛，还在看守所里待着，所以非常着急。自己花了那么多心血的电影，宣传怎么办呢？我只好打电话找人帮忙。在看守所里是可以合法打电话的，是那种磁卡电话，但是打电话必须得在看守的旁听下进行—你不能打电话出去串供或者是干什么“攻守同盟”的事儿。当然了，我那罪行也没法儿“攻守同盟”。

其中有一个电话是打给一名美国记者的，很有意思，因为我在出事之前约好了一家挺著名的美国媒体的专访，结果没法去了，就给人家打电话，说：“对不起，我去不了了。”因为得讲英文，看守就说：“不行，你不可以讲英文，你必须用我听得懂的语言，让我知道你在说什么。”于是电话就没打成。然后我就给韩寒打了个电话，让他帮忙宣传一下电影。他说：“行，我争取，我尽量。”随后我又打了一堆电话给上海的很多朋友。结果令我特别感动的是，电影在上海首映那天，只有韩寒一个人来了，而且他是刚刚在山东参加完赛车，风驰电掣地赶到上海，身上的赛车服都没来得及换，直接冲到了首映式现场，然后一个人站在我的电影海报前面，力挺我，帮我做宣传。

看守知道我关心自己电影的事儿，帮我买了报纸，拿进来给我看，说：“你看，你这哥们儿还挺仗义的。”我非常感动，大家知道人在落难的时候有人帮你，这个是锦上添花的时候不能比拟的，所以我一直都记在心里。后来又过了一两年，他身陷“代笔”风波，有次来北京，我做东，叫来当年明月，大家一晚上在一起聊天吃饭。

那天晚上我感触很深，他俩是完全不同的两种人，当年明月属于历史知识无盲点的那种人，简直是一个行走的历史图书馆，各种典故信手拈来。韩寒则明显阅读量有限，尤其是历史方面的知识，更是无法跟当年明月相比，当然，除了历史专家，中国能跟当年明月比历史知识的也没几人。所以后来当年明月还跟我说：“这哥们儿好像没读几本书啊。”我说：“是啊，有一种人叫‘不学有术’，这种人其实更厉害，他天生就聪明，天生就有‘术’，不像一般人，得读好多好多书，总结好多经验那种。”

那次其实也没帮上他多大忙，我看那一仗他也打得非常吃力。当然对我来说，我因为没有看过他从前的小说，所以也没办法来评判，或者发表一下意见，说到底有没有人代笔，或者有没有剽窃别人作品。但是我想说的是，我看过他的一本小说，就是《1988：我想和这个世界谈谈》。这本小说我非常喜欢，有点儿凯鲁亚克《在路上》的影子，而且笔锋凌厉。单论这本小说，我认为不会是一个年长的人代笔的，除非他能找八个人代笔。这个小说明显就是他自己写的，充满了他那种凌厉的风格，以及他对社会的看法、看社会的角度，还有那种年轻人的挣扎、冷酷以及温暖。

有一次回国路上，看到飞机上在放他的电影《乘风破浪》，我就看了，竟看得热泪盈眶。电影很不错，而且真的非常打动我，可能联想到了我自己和父亲的关系吧。总之，触碰到了许久以来郁结在自己心里的东西。我想说的是，不管别人怎么说，我觉得这两部作品—《1988：我想和这个世界谈谈》和《乘风破浪》，实属好作品。当然，韩寒还写过大量的杂文，应该也不会有人代笔。因为那些杂文风格相当统一，而且水准非常高。

如今韩寒长大了，也当父亲了，被网友调侃为“国民岳父”的他，生意也做得不错，开电影公司，开餐馆，不再写针砭时弊的杂文了。但是我觉得，一个文青在成长的过程中，尤其是年轻的时候，为那个时代留下记录是很宝贵的。而且作为文青，最重要的是得有作品，没有作品的文青，充其量只能叫文艺爱好者。

韩寒不仅仅是一个文艺爱好者，他至少有像《1988：我想和这个世界谈谈》《乘风破浪》这样的好作品，他称得上是他们那一代人里一个优秀的文艺青年。一直到现在，我都觉得他是个好青年。他对这个国家、这个时代做出的贡献，远远盖过了他那些有争议的地方。

张大春：武装到牙齿的文青

跟大家聊一位我非常尊敬的文青知识分子的代表，来自我国台湾地区的张大春。

张大春应该算老一辈文青知识分子的典型，这样的人今天已不多见，身上带着从民国传下来的知识分子的旧时代气质。同时他在旧时代里又是一个叛逆者，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全副武装的文青最好的样子。

张大春是台湾著名的作家、评论家、书法家，有着家学渊源，父亲国学修养深厚，姑父欧阳中石是赫赫有名的国宝级书法家，所以他从小深受家庭教育的熏陶。同时他又是台湾历史小说大师高阳的关门弟子，因此属于那种武装到牙齿的文青知识分子，琴棋书画，尤其是书法极好。如果大家去我们的杂书馆看看，上面三个漂亮极了的书法大字“杂书馆”，就是大春兄写的。

他写过很多作品，除了小说，他还写了好多京剧、音乐剧，还写歌，周华健那张专辑《江湖》就是他写的词，还入围了第25届金曲奖的最佳国语专辑奖。王家卫导演的《一代宗师》也是他做的剧本策划。他的小说在那个时代非常前卫和另类，具有魔幻现实主义色彩，尤其是能把魔幻现实主义和武侠相结合。

我最喜欢的他的小说是《城邦暴力团》，大家有机会一定要看看，非常有意思，颠覆了传统武侠小说的写作。我还喜欢他另外一个评论性质的作品《小说稗类》，非常犀利。他身上有知识分子该有的各种各样的素质，“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生活中是特别平易近人、特别可爱的一个好大哥，脸上永远挂着笑，但是在做政论节目的时候，对政府、对当局、对时事的批评是一针见血，非常犀利。这就是一个传统的知识分子应有的最好的素质。

我跟他认识是因为，他最早写《大唐李白》，有一次来大陆的时候，他托人约了我，说：“我们一起去大学聊聊李白吧。”我一听，啊，张大春，我从青年时代就读他的小说，特别崇敬他，所以感到受宠若惊，赶快跑去，跟他去大学里一起讲李白，讲得非常愉快，后来大家就变成了好朋友。现在他已经出版了三大卷《大唐李白》，第四卷很快也要出了。

后来我每次去台北的时候都会找他，有时候在他家里见面，他太太也是一个优秀的知识分子，原来时报出版社的副总编辑，现在是新经典文化的总编辑。时报出版社出版过大量的历史人文类作品，有点像我们大陆的“理想国”，属于那种非常令人尊敬的出版机构。所以张大春夫妻俩都是知识分子，两个孩子还没多大，就已经非常具有小知识分子的气质，经常跟他辩论政治等。

他们家住在山上，山下有一个小饭馆，我们去吃饭，他永远只点酸菜白肉锅。他的生活就是那种传统知识分子的生活，无论谁去他家，也不去豪华饭馆吃，就在山下的饭馆吃酸菜白肉锅。王家卫找他谈论过很多次《一代宗师》，也都在那儿吃的酸菜白肉锅。当然，我们有时候也去外面，因为我喜欢热闹，所以会到外面去聊聊。记得曾经在台北的街头，我俩抱着一瓶酒，因为所有店都关门了，我们就只好坐在路边，然后彻夜长谈。每次跟他聊天，我都特别惭愧，他还是那样一个知识分子，我却几乎完全成了一个娱乐的人。他至今都随身带着印章，经常与人一起和诗，然后题词，最后把章拿出来盖上。

他来大陆也是，我俩每次都要欢聚。有次他来，我叫来了于丹，因为他俩都是满肚子的诗词歌赋，又健谈，然后把康永哥也叫上，大家一起吃涮肉喝二锅头，度过了特别高兴的一天。

有一次我去台北，他说你来看看我们的戏吧，然后我就特别高兴地跑去，看他在那儿排练小剧场的音乐剧。他写的剧本，讲西施的。里面的西施、东施，完全颠覆了从前的那种印象，是那种非常新颖的音乐剧。他在文学和戏剧方面常常有一些特别有趣、特别前卫的想法，那部剧也是他和他的高中同学—《康熙来了》的制片人、台湾地区大电视制作人王伟忠，两人一起做的。之前他们已经做过《岳母刺字》，因为是自己做剧团，所以完全不挣钱，而且台湾也没有那么大的市场。但这就是知识分子的情怀，心存诗和远方。然后也不为钱，就是大家在那儿做一个非常好的小剧团，演他们追求的那些东西，看得我特别感动，我还说我要努力地帮这些戏，虽然是小剧场戏，但是如果引进大陆，也会是非常好的作品，让大家开开眼界。

2014年我过生日之前，看了我很喜欢的导演诺兰的那部《星际穿越》，看得我很感动。影片是带中文字幕的，里面有一首著名的诗，英美知识分子恨不得都会背诵的狄兰·托马斯的Do not go gentle into that good night（《不要温柔地走入那良夜》）。我看到这首诗的中文字幕时，心想怎么用这么古老的翻译？当然，这是前辈翻译家翻的，但是我觉得这个题目这样去翻译，不太容易让人理解，因为“Do not go gentle”其实不是“温柔地走入”的意思，不然就得用“gently”，翻译面对的其实就是理解方向的问题。我那么喜欢的诺兰的电影，这么一处翻成中文的字幕，没有完全体现出他的用意，为什么要在《星际穿越》里用到这首诗。后来我自己尝试翻译了一稿，突然想到大春兄中英文都那么好，干脆让他也翻译一版。这有点像过去知识分子和诗那样，这边写诗寄过去，然后那边和一首回来。我就跟大春说：“大春兄，我把它翻成了一首现代诗，你来翻一首古体的吧，你的古文功底那么好。”大春兄几个小时就翻好了，然后给我发来。

我把“Do not go gentle into that good night”翻译成“绝不向黑夜请安”，大春兄把它翻成“柔情不为暮色开”，简直太有意思了！诗的这种翻译，信达雅之间怎么平衡，我觉得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但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品位和观点。我翻的全文是：

绝不向黑夜请安

绝不向黑夜请安，老朽请于白日尽头涅槃，咆哮于光之消散，先哲虽败于幽暗，诗歌终不能将苍穹点燃。绝不向黑夜请安，贤者舞蹈于碧湾，为惊涛淹没的善行哭喊，咆哮于光之消散，狂者如夸父追日，高歌中顿觉迟来的伤感。绝不向黑夜请安，逝者于临终迷幻，盲瞳怒放出流星的灿烂，咆哮于光之消散，那么您，我垂垂将死的父亲，请掬最后一捧热泪降临，请诅咒，请保佑，我祈愿，绝不向黑夜请安，咆哮于光之消散。 

下面是大春兄翻译的，算是杂言古体：

柔情不为暮色开

已矣乎？柔情不为暮色开，豪宕襟期称老怀，聊将愤懑掩黄埃。知之乎？圣贤看往何边去？卮言浑染一天霾，柔情不为暮色开。别耶乎？海天相送如揖让，上善水凝玄天光，此生壮怀付苍茫。迟哉乎？狂夫射日觉崔巍，何妨焦烧尽余哀。柔情不为暮色开。盲然乎？就木之行何壮哉？凝眸冷对凤凰台，聊将愤懑掩黄埃。噫吁戏危乎高哉！苍天诅我以慈悲，佑我以诙谐。柔情不为暮色开；聊将愤懑掩黄埃。

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把原版的翻译也找出来看看，当然也有很多特别优秀的地方，不然也不会成为一首传世的好诗，也是在中国广为人知的英文诗歌之一，大家可以试着从不同的角度来理解。诗就是一个每个人都有不同读解的东西，它不像小说，所以每个人心里都有自己的一个狄兰·托马斯，自己的一版Do not go gentle into that good night。

大春著作等身，数十种小说、杂文、评论、政论等等，现在还在台湾主持着电台节目，他其实长得很帅，但从不为了钱去参加那些娱乐节目，什么像我似的到处露脸比画比画，他就在电台里讲他想讲的那些东西，主要讲那些政论。大家如果没时间读他所有的著作，最起码《城邦暴力团》可以一看。另外，大春兄在蜻蜓FM开了一档节目《细说三国》，我正好也在自己的节目《晓说》里有讲《三国》，但我俩讲述的角度完全不一样。虽然那么多人讲过《三国》，但我还是相信每个人心里都有自己的《三国》。

大春兄国学修养极其深厚，之前在台湾讲过《红楼梦》，讲过《水浒传》，讲过《西游记》，都是信手拈来。说他是文青，有点低估他了，他是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

本文节选自高晓松新书《矮大紧指北1：文青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