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最高兴的就是过年时给亲朋好友拜年。因为这意味着过去一年，无论是成功还是没成功，是实现了什么还是什么都没实现，这些都不重要了，接下来要努力地向着“一条狗的理想”靠近，“一条狗的理想”就是：有人养着，有人疼，而且可以不劳而获。这难道不是最美好的一个梦想吗？虽然很难实现，尤其是长相平庸就更难做到能被别人养着，那就自己奋斗吧，希望有一天可以奋斗到不用再奋斗了，奋斗到可以躺在那儿看书，想想各种闲事。“竹里消消无事福，花间看看未完书”——一定会有那么一天。

除了拜年，还要怀念一下乡愁。在洛杉矶过年当然也非常热闹，因为有很多华人，我会陪着我妈到处看看，有庙会，也有大游行，很有意思。但还是很怀念故乡北京的春节，炖一个大猪头，早晨起来吃两个饺子，跑到雍和宫去上头香，在庙会里挤得东倒西歪。小时候我穿着军大衣去地坛挤庙会，吃各种瞬间就凉了的东西，不知道是因为别人手上的油蹭到我身上了还是因为什么，回到家一身的油，但是充满了欢愉。

我曾经过过的最倒霉的一个年，不是我小时候在沙发上蹦跶，说要驾着马车给苏联送情报，结果大年三十被痛打一顿的那一年，那不是最悲惨的，那时至少还跟家人在一起。家里人丁兴旺的时候，一过年可以聚集好多的人，大家吟诗作赋，打桥牌，现在已经不复往日的大家族时光了。

最悲惨的那年，我还正处在青春期的末端，非常纠结、痛苦。因为那年我刚刚离了婚，我的外公也去世了，以前我每年都是陪外公过年，我母亲也会回来。结果我外公去世了，我母亲也在美国没有回来，离婚后的我一个人百无聊赖，正不知道怎么过这个年，突然想起了从前那段纠缠了好久的所谓的恋情。

那个时候折腾在一个三角恋里有两三年之久，来来去去，拉拉扯扯，两边都是分也分不开，搞得非常痛苦。我的第一部电影《那时花开》其实不是一部表现主义的或者魔幻主义的电影，那就是我的真事，基本上就像电影里演的那样，女主角星期一到星期五归一个人，周六周日归一个人，不然我也不会写出那样一个剧本。那些青春的慌张、纠结最后能拍在一部电影里，让我无论什么时候看起来都觉得还挺有意思的，想到自己年轻的时候居然能过那样的生活。

其实我们已经彻底分手很久了，但是一个人实在是百无聊赖，也不知道去哪里过年，于是在路上开着车就想，与其这样过年，还不如飞到她所在的城市去找她，不管发生什么，都比自己煎熬着好。于是毫不犹豫地跑到机场买了张机票，飞到了一个相当遥远的城市。

因为已经分开了相当长的时间，那个时候我已经没有她的电话了，所以我起飞的时候并没有想到她的电话号码，我就想，落地以后如果能想起来，那我就打电话给她，结果落地的瞬间，这一串电话号码在我脑海里清楚极了，我于是拨通了电话。

结果接听的是一位男士，但不是跟我当了好几年情敌的那位男士，是一位未谋过面的男士。他说：“你是高晓松吗？”我说：“我是啊。”他说：“我是×××的老公，她让我转告你，以后就不要打这个电话了，不要再骚扰她了。”我就赶紧说，没有没有，我只想拜个年，没有别的意思，不要误会。

于是我就这样换了个城市百无聊赖，也没有告诉她我来到了她的城市。大年三十跑到一个陌生的城市，我一个人也不认识，那个时代也没有社交工具，便跑到酒吧街喝酒。结果在那儿碰见了两个女孩，也在那儿喝酒，就聊起来了，说：“这大年三十的，你跑这儿干吗来了？”我说我来找从前的女朋友，然后失败了，人家已经有人了，我不知道去哪儿。其中一个女孩特别好，她说：“你不知道去哪儿，要不然你跟我回家过年去吧。”我说好啊，反正也没地儿去。而且我本身就是特别能浪迹天涯、四海为家的人，走到哪儿都随遇而安。那之前为了疗伤我还跑到欧洲待了好长时间，跟着流浪的街头乐队去荷兰、比利时到处去演出，走哪儿算哪儿。年轻嘛，干吗要有那么多明确的目标呢，年轻的时候就这样也挺好的。

我就这样跟她回家过年去了。她家可热闹了，七大姑、八大姨、舅舅都在，一大家子人，特别逗的是她叫舅舅，我就叫舅舅，我跟着她叫了一遍。我那个时候还很清癯，才102斤，觉得自己长得玉树临风⋯⋯因为那时候施行独生子女政策，这家就一个闺女，大年三十突然带回家一位青年，基本上就是定了快要结婚的意思，所以大家就给我疯狂敬酒，其实刚认识一个多小时。那个地方的人很能喝酒，灌到最后我就特别忧伤地躲到她家阳台上，试图从阳台上看到前女友家，因为我之前也去过不少次，但是看了半天也没看见，就给她发短信，结果那天晚上大概数以十亿计的人都在那个时刻发短信，爆发了有史以来最大的信号瘫痪，我举着手机在阳台上站着、倒着、拿大顶，但是短信怎么也发不出去。我当时还想，万千的思念就这样全被它给吞进肚子里了。

从头到尾这女孩也没问我叫什么，我也没问她叫什么，我们俩都不知道对方叫什么名字，大概双方都觉得这样的故事还挺有意思的，就不要再自投罗网开始一段可能很没意思的故事了。所以第二天早晨道了别，我就走了。

当然我也没回北京，因为那时候我回北京也没事干，我就跑到重庆去了，到重庆找了几个朋友，在那儿混着，后来又跑到成都，总而言之我一个人东逛西逛地过了一个年。

故事本来就这样结束了，结果又发生了一个小尾声。

又过了若干年，大概“非典”之后，后海开始有了好多酒吧，那之前，北京大概只有三里屯有酒吧。有一天我百无聊赖一个人在后海逛悠的时候，突然碰见了当年一起纠缠了两三年的情敌，在《那时花开》这部电影里，朴树跟夏雨演的就是这一对情敌。我们两个人遇见了，就坐在那酒吧窗外，对着湖喝酒聊天，花了好几个小时，举出好多例子，辩论她当年到底是更爱我还是更爱他。如果那个时候是刚分手，俩人肯定心都彻底破碎。但是因为那时候已经过了好多年了，而且谁也没赢，最后人家跟了一个不知道哪儿来的人，所以我们两个人还可以云淡风轻地坐在那儿说，当时有好多对方不知道的事。互相讲了好多伤害对方的事情，讲到大概早上5点，天都快亮了，起身准备结账，结果老板就坐在窗里头，说不用结了，我们说为什么呀？他说：“我也百无聊赖，坐那儿听你们俩聊了一晚上，这事儿挺有意思的，你们俩最后谁都没有跟那位姑娘在一起，然后你们俩还在这儿辩论了一晚上，她当年到底更爱谁这问题。”

我觉得这个年大概是我这一辈子过得最荒唐的一个年，但是谁让那时年少呢，谁让那时花还开呢，那时候年少，那时候就应该荒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