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还记得认识她的情景。那肯定是5岁那年秋天里的某一天。天气很好，清风拂面。我拉着爸爸两个手指头，走过一条下坡，她爸爸蹲在地上洗什么东西，她站在旁边，两只手在肚子前面互相捏着，抿着嘴打量着我。

我爸爸说：这是竹，你们要当好朋友哦！

她爸爸笑眯眯地看着我。

我拉着爸爸的手指头，望着她。直到路过他们俩，我就扭头望着她。她也一直望着我。

又有很多次我自己路过那个下坡，有时候她爸爸在门口做煤球，有时候在给自行车打气，有时候在洗车。叔叔很勤快，总是忙忙碌碌的。她就站在旁边，两只手在肚子前面互相捏着，抿着嘴打量着我。我们是两个慢热的小孩。

那时候我们的妈妈都还没有调到县城来。我的爸爸是政府的秘书。我和哥哥住在爸爸的办公室，爸爸睡桌子，哥哥睡板凳，我睡在抽屉里。爸爸煮饭别有风格，他大喝一声，把所有东西扔到一起，花菜、酱干、肥肉、莴笋，放两大勺猪油，煮一大锅，起了个名字叫“大杂烩”。大杂烩好吃得很！那种新鲜的生活实在是很开心。

她的爸爸是政府的司机，她跟爸爸住在车库。我一直都忘了问问他们睡在哪儿，是不是像我们家一样好玩。

我们俩童年期的友谊都基本建立在金钱关系上。比如我们有一个糖纸金库。糖纸多数是捡来的，有一些是问人要的。捡那些糖纸皮真不容易啊，常常落在路边的泥泞里，有时候上面还有很多奶，并且爬满了蚂蚁。我们发现了，就捡回家，洗得干干净净，夹在字典里压平整，再用皮圈一捆一捆地绑好，摆在一起。有时间的时候我们就满满地铺在地上看。很高兴。

我记得佳佳奶糖和喔喔奶糖一套都是八张。佳佳奶糖上面是猴子，喔喔奶糖是公鸡。猪八戒奶糖似乎一直没有攒齐。大白兔奶糖虽然好吃但是糖纸一共只有两种式样。还有很多玻璃纸的水果糖纸，可以蒙在眼睛上当眼镜。透过那些糖纸看出去，世界就会变一种颜色。

我们的糖纸攒了快两抽屉，算得上是非常富有了。有一天去一个同学家玩，她向我们展示了她的爸爸、妈妈、叔叔、阿姨、姐姐、哥哥等人，从上海、北京、合肥和外国带给她的橡皮收藏。那实在是太豪华、太精美了。我们俩一边啧啧称奇，一边黯然神伤。然后就放弃了攒糖纸。反正攒了那么多，也没怎么吃过。

鲁西西第一次发现罐头小人，不是找出了一块奶糖切成很小块请他们吃吗。我虽然为罐头小人搭了房子，还把一块捡来的破手表倒挂起来，为他们做了秋千，可是我没有奶糖请他们吃，心里一直感到有些不安。大概是这个原因，罐头小人才不来我家吧。这个问题，我一直忘了和她讨论。

不过糖纸之外，我们还有一笔共同的存款，真正的存款哦。它们都是在路上捡来的一分钱、两分钱和五分钱。捡到五分钱就太高兴了。五分钱可以买一袋酸梅粉，半个果丹皮，一个软棒棒糖。但是我们从来都不舍得花，直到终于攒到一块钱，买了一根橡皮筋。

橡皮筋一毛钱一尺，十尺的新橡皮筋非常豪华。别人很多是旧车胎剪出来的橡皮筋，带着沉，弹性也不太好，弹到人还疼。用绑头发的橡皮筋一根一根连起来的那种又很容易断。总之，我们的橡皮筋是全班最好的橡皮筋。

我们俩都不会跳皮筋，都是跳到三框（皮筋框在屁股上）就到顶了，再到四框（齐腰）是无论如何都跳不上去的。我们俩都是可怜巴巴的带家。就是跟着某一家，最后一个跳。跳脱了，那家人也不会像对待自己人一样救我们。我们只能到旁边去看着，眼巴巴地看她们一路跳到天框（把橡皮筋用手举到头顶）。

当我们有了自己的橡皮筋以后，每个跳皮筋高手团伙都来巴结我们，一路救我们了。在头一天放学的时候，还要专程来巴结一遍。如果有人骂我们俩笨蛋，马上就有人站出来维护我们，那可都是个子高、跳得好、身轻如燕的大佬们呢。每次决定要把橡皮筋带到学校去的日子，我们都要对对方点头示意，心中怀着某种神圣庄严的自豪感。

总之那时候的人势利得很。总之因为有了橡皮筋而成为大明星的感觉是很好的。

我自己有个个人银行，是一个猪存钱罐。只能存不能取，虽然也会用发夹拨几个硬币出来花，但还是渐渐地越来越重。后来那个存钱罐被摔碎，钱鸽子滚了一地。我们俩终于得以数清数目，并且望着“一分”“两分”“五分”的三座小山叹息道：如果都是五分的多好啊！我该多么有钱啊！

摔碎存钱罐这种大事也没有错过，这样想来我们俩在一起的时间实在是太长了。每天手牵手一起去上学，从小学到中学快十年。下课一起写作业，写完作业一起玩。她的家和我的家在楼上楼下，不但可以随时端着碗去夹菜，谁在家里挨揍也都心知肚明。她妈妈是个败家子，居然用自来水冲洗家里的地板（这个后面再说吧），她的抗议和叹息我也听得到。

某个暑假的一天，我午睡睡傻了以为是早上，爬起来就在走廊里刷牙。她正在自家院子里玩，抬头就看到我在刷牙，笑痛了肚子，蹲在地上哎哟哎哟。

小孩子还有一笔很重要且重大的收入，就是卖破烂。比如我家隔壁的妹妹常把芳草牙膏全挤了，卖牙膏皮。我听到她妈妈骂：你还知道啊！还舍不得挤你自己的小白兔牙膏啊！

虽说街上老鼠尾巴拿去卖三步倒老鼠药的摊儿能卖5毛钱一根，也想要那样挣大钱。但想来想去，老鼠真是不敢去抓的，老鼠尾巴是万万不敢去剪的。我们俩不敢卖家里的破烂，卖了钱也不敢留着，要上交。所以我们就在街上捡废铁。

捡来也不能拿回家，谁知道大人会干出什么事。我们在山上找到一个洞，那是我爸爸以前带整个大院的小孩上山野炊挖出的灶洞。我们把捡来的废铁藏在那个洞里，再用很多树叶盖起来。盖完了，装作不知道那个洞，轮流走来走去，远远近近地观察，直到放下心来。

真是捡了很久，很久，很久啊。

上学和放学的路上，我们连一根铁钉都不曾放过。两个少年，根本就没有昂首挺胸，鲜艳的红领巾飘啊飘。我们走路都死死盯着地面。看到疑似废铁的东西就欢呼着扑上去。我们总想着攒了很多很多然后一起卖掉，一次也没有卖成钱。一想起在山上藏了那么一大笔财产，就像一团小小的火焰，在心里发着热，发着光。那不就是阿里巴巴的宝山吗？

可是，后来，有一天！唉！天哪！

那个洞，它，空了。

完全空了！什么，都没了！

洞口的树叶，被乱七八糟地拨到一边，没有了财宝的洞，只有土露在那里，显得非常的醒目。

我感到自己的心也被掏空了。那个空空的洞，那种失望，简直无以言表。如果当时知道崩溃这个词，我们俩肯定崩溃了。我们垂头丧气，唉声叹气，为了体面也不好意思哭起来，但是我们再也不捡废铁了。

当然，这么爱钱的小孩，不会被一两次挫折打败。没过多久我们又发展了一个新的发财计划。起因是向大院里的一个阿姨学了一个新手艺：把绑头发的皮圈缠上毛线，这样皮筋就不会扯住头发了。具体方法是这样的：一只手套上皮圈，毛线打个结系在上面，套皮圈的手一张一合，另一只手拉着毛线，慢慢地就缠上去了。

我们马上用捡来的小金库，买了很多很多皮圈。因为皮圈只要一分钱一根，我们的本钱还是很大的。我们做了很多送妈妈。可是呢，两个妈妈喜滋滋的，需要皮筋就问我们要，从来也没有介绍人来向我们买。定价两分钱一个的皮筋，硬是一个也没有卖出去，都被妈妈们用啦。

不记得过了多久，市面上有那种皮筋卖了。一毛钱一根！拆开里面是一个避孕套皮圈。居然别人一毛钱一根也可以卖，我们两分钱一根的却卖不掉。我们对这个计划感到心灰意冷，妈妈们也忘了我们会做。

有一次，我们的友谊经历了一次非常严峻的考验。我们捡到了一张五块钱！因为这个数目实在太大，都争辩说自己看到的，所以要归自己。两个人又急又气，于是友谊破裂了。整整七天的时间，我俩互相不再说话，不再互相喊着一起去上学，不再一起写作业，在学校也都绕着走。

真不知道那段日子是怎么过的。直到有一天，我从楼梯上下来，她从楼梯上去，终于打上了照面。我们愣了一下，立刻就搂在一起哇哇大哭。

她说：我好想你啊……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

我说：我也好想你啊……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

那五块钱后来是怎么办的，我现在真的不记得了。

三年级的时候要写日记了。我还记得其中的一节课，因为那节课老师念了我的日记。

那篇日记写的是我和她去抓蝴蝶。白粉蝶不稀罕，黑花翅膀的蝴蝶才难抓。要轻手轻脚，不能碰到附近的草，不能说话，还要屏住呼吸。我们抓了许多蝴蝶。其中的一只，我们给她起名字叫“大翅蝶”，因为它的翅膀比谁都大。抓来的蝴蝶都关在两片石棉瓦中间，后来又把那些蝴蝶都放了，但是它们已经飞不起来了。

那时候我们并不在一个班。我还记得那天的天气和温度，是个暖洋洋的春天，我坐在窗户边，老师在上面念，我趴在桌子上笑个不停，脸滚烫滚烫的。窗外长着矮矮的小树，树影投在玻璃窗上。绿色的油漆窗框和绿色的树，总之是一片绿。我心里想：多么快乐的童年啊！多么伟大的友谊啊！那时候我可能还不明白，尽管只隔了两间教室，但那就是想念吧。

四年级的自然课，教大家自己制作电话。就是用两个火柴盒穿上棉线，很远的距离也可以当成电话，可以传声音噢。我们两家住隔壁，如果可以装一台我们自己的电话那实在是太棒了，当然要试试。

不过，最后这个实验居然没有成功。原因是这两个财迷比划了一下，舍不得用掉那么长的线……

有一天我们一起放学回家。她那天没背书包，把书放在我书包里，轮流背。走着走着，因为谁应该背久一点吵了起来。当然是东西比较重的人要多背一会儿咯。然后我们把东西全部摊在地上比：你一本语文书我一本语文书，你一本地理书我一本地理书；你一个作业本我一个作业本……你一个文具盒我一个文具盒……你一支笔我一支笔……你的橡皮比我的大！

就差一点点，我就赢了。我豪迈地看着她，品尝着胜利的滋味。

就在这一刻，她突然灵机一动：你比我多一个书包！

我非常震惊，致命的弱点啊！我溃不成军，兵败如山倒。

现在想起来很是愤愤不平！最生气的是我今年才想到，这件事应该是我赢才对啊！她用我的书包哎！

再大一点的时候家里都有了冰箱。大院里有一位姐姐家早就有冰箱了，她一直警告我们：冰箱门开一次就要用一度电！

所以我们经常坐在对方家的冰箱门口，等着谁来开一下门让我们看一眼。

大人也会说笑话，说某大城市某小保姆，为了凉快开着冰箱门打毛线。大家都啧啧称奇，认为那位保姆太过分了，那得花多少电费啊。

有一次在她家，可能是我们等来等去，没有人来。我就开了一下她家的冰箱门。她气得跳起来把我赶走。脆弱的友谊又破裂了。

作为两个非常抠的小孩，为了节约自来水，我们还经常把家里要洗的锅碗瓢盆搬到大院的井边去洗。“井水不要钱”这是大家都知道的。

大人们也一样。所以井边总是围着很多的人，洗衣服、杀鱼、洗自行车。以前打的井，很多都有水泥砌的搓衣板。我们大院的那口井，因为用水的人多，井边的水泥都被水磨得溜溜亮。她经常痛心地谴责她爱干净的妈妈，用那么多自来水冲洗家里的地面。她家里有一只我们小孩也能拉得动的塑料小桶，而我家打水的桶是很大的铁桶，我根本拉不动那一桶水，所以我常常要蹭她的桶来用。她也常常哀叹：这样绳子很快就磨坏了。

不过，去井边洗东西，也是我们的娱乐之一。不要钱的水，洗完东西还可以玩，比如踩到盆里去洗脚。我也还能想起来叔叔阿姨们忙完了，大方地用一盆又一盆水冲脚时那种舒畅的神情。对我来说，“井”这个字，指的就是我们那个大院里，有着很高的井台，边上的水泥是青色的，磨得光光溜溜。许多人在那里洗东西聊天，也常常有一堆人围着它，打捞谁家又掉下去的水桶。

长大后我有了个疑问：我们家真有那么穷吗？还有，别的小孩都要打酱油，怎么我好像没打过？妈妈说因为她觉得打的酱油不卫生，我家都是用瓶装的。我妈妈常说该花的一分不省，该省的一分不花。在那个拮据的年代，勤劳勇敢的妈妈们要用多少心思，精心地打理好家里的每一分钱。

初中，我的头发剪得很短，像个男孩，又迟迟没发育。她早早就长成了姑娘的模样，留起了长头发。每天和她手牵手去上学，经常有人指指点点：现在的小孩，早恋都敢手牵手了！

我们装作没听见，但都很兴奋，就跟真的早恋了一样兴奋。

我还记得我们俩坐在大院儿的松树下谈论未来和理想。

她说：我的梦想是快点到20岁！因为20岁我们就上大学了，我们就可以谈恋爱了！

我激动地说：等你结婚的时候，我送你婚纱！

她认真地看看我，确认了我不是吹牛。然后我们又认真地写了字据，签了名字。大概是从那个时候起，这两个财迷精，终于变成了比较正常的思春少女。

在我婚礼的前一天，亲人们从家乡赶来参加。婶娘见到我的第一句话就是：“竹今年去世了。”原来妈妈一直瞒着我，却忘了给婶娘打招呼。

她是我的好朋友。认识她的时候我5岁，她6岁。我们家住隔壁，每天手牵着手一起上学和放学。15岁，我出去读书，她在家念高中。第一次离别，她追着我坐的火车，一边挥手一边哭。我也在火车上一路哭。后来我们互相写了一尺高的信。

现在她死了。在婚礼前我得到这个消息，不知道该怎么办。我也许应该脱下自己的婚裙，换上丧服，坐到一边痛哭，想一想她，然后接着哭，直到哭不动。但是我不可以，因为我正在结婚。在场的人也都是我生命里最重要的人，而且他们都不认识她。

但是我也不知道怎样摆脱那种心情，因为她死了，在我的心上，有一部分也和她一起死了，那一部分不能和我一起结婚了。

我偶尔会想起她，只有电光石火般的一瞬间。日常的生活还在继续，我该怎样捧出那块死去的心来祭奠。我几乎都还没有意识到它死了。

又听说她爸爸妈妈的头发全白了。我一直没办法去看望他们。我不知道怎样走进她的家，她的家几乎和我的家一样熟悉。

那两个勤快的小孩，经常一起去井边打水，洗两个家里的茶杯，茶盘，家具。一起坐在她的房间里照镜子，梳头，学着画眉毛，数我们俩共同的存款。我们每天一起上学放学，一起在路上捡钱，捡废铁，捡糖纸。捡来的糖纸分类捆成一扎一扎，没事的时候摊在地上欣赏。在她家厨房边搭的小棚子里，她红着脸问我：你有没有来那个？我却听不懂。因为我连胸部都还没有开始发育。她家客厅的大桌子上摆着全家人的钥匙。因为她总是嫌钥匙脏，总是把它们全部洗干净，放在那里晾干。在学校里她突然来了例假，白裙子都被染红了。我突然变成要保护她的英雄，骑车送她回家，她坐在我的自行车后面，抱着自己的板凳哭。他爸爸从厕所里找出工具，就在门廊下，把她被染过的板凳重新刷漆，我在楼上也看得见。等我回到学校，调皮的男生把生物书翻到第27页递给我看，促狭地说“我知道是来这个啦”，我也当不成英雄了，面红耳赤，手足无措。她写了我坏话的日记本用订书钉订住，却被我撬开看，我伤心地哭了，她也伤心地哭着说，我不是订上了吗，你为什么又看，我现在撕了行吗。

这几年我们家搬出了那个大院。再回那个院子，它突然变得很小。我站在任何一处，都可以看到每一片土地，记起那些地方发生的事情。没有一个花坛我们没有在上面写过作业，没有一块草坪没有去捡过地木耳，没有一种草我们没有尝过，没有任何一棵梅花树、橘子树、香樟树，我们没有一起在树下，仰着头闻那些花的香。那块空的水泥地上，我们无数次在上面打羽毛球，踢毽子，跳皮筋，抓石头，跳房子，过年时提着灯笼去那里放花炮。在玉兰树围起来的一片草坪里，无数次和大院里的男孩子们过家家。我打着伞跳楼的时候，她就在下面笑着看我。或者将许多拔地草编成长长的绳子，放在自己的肩膀，站在阳台边，假装自己是长发公主。

当我蹲下来的时候，那个院子又变得很大，就好像我没有长大过。于是在每一个地方我都能看见她。

但是如今她在哪里我却不知道。甚至她葬在哪里我也不知道。我不敢问。

我真的一直都不懂，死亡是什么。它意味着什么。

我尝试着将她写出来，却发现千头万绪仍然说不出口。我慌慌张张地写下点点滴滴，却没有感觉到她在我身边，而我依然哭不出来。就好像我不怎么想她似的。就好像她在怪我似的。

人究竟有没有灵魂呀？她会不会思念我，会不会怪我，会不会还爱我。她会比我有感觉吗？我还能为她做点什么吗？那个人消失了，爱也会消失吗？和她有关的一切都会消失，什么也不剩下吗？我感到极力承受的东西，为何像是轻飘飘的？为何如此轻盈的东西，却是用尽全力也无法挣脱，也无法坠下的呢？

如何谈论一个死去的爱人？和另外一个爱她的人一起谈论她可以吗？如果我去她家，抓住她妈妈的手痛哭，我们能彼此安慰吗？如果我找到她的初恋男友，十几年我们一起长大的那个男孩子，剥开他，撕裂他，让我们的心一起陷于血泊之中，是好的吗？我去她的墓前，该带上没有兑现的婚纱吗？

当心中有一部分死去的时候，它还能活回来吗？我该希望它活着跳动，呼吸，让热的血使它作痛吗？还是该昂首向前，假装这一次，上一次，这无从说起的无数次，都从未发生过。

也或者，此刻，我的身体没能包住我的心，而她的也一样。

在另一个我一无所知的地方，我们的心又见面了。

在那里，有两个小孩子在秋风里认识，并且又迷上了存钱。

当我想到这里，我突然就信了。漂浮在某个地方的泪水，就突然地掉了下来。

（本文选自张春新书《一生里的某一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