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6路公交沿市区外环开，过了红星桥以后路两旁就鲜少看到居民楼了。我坐在最后一排，望着窗外掠过的树影发呆。过了几站，建筑群才重又出现在视线里，远远可以看到一栋中楼顶上挂着六个红色鲜艳的大字，“精神卫生中心”。
我下了车，等着对面的信号灯转绿，心里一遍遍演练着我等会儿要在医院里进行的步骤。这是我八年以来第一次来这里为我父亲取药。
我从北方回家，恰好赶上了我父亲一个季度的用药消耗殆尽。母亲让我去医院拿药，因为父亲连一天假也不愿意多请——尽管他的保安工作日薪只有一百元——仿佛这样他就要吃天大的亏似的。
取药柜台后面的帘子拉得很低，我矮下身子都看不见后面护士的脸，好像在这里分配药品是一件特别见不得人的事情。
奥氮平。八盒。一盒四板。一板三十二粒。一天四粒。治疗精神分裂症。
我把发票一块塞进了印有“卫生中心”字样的塑料袋里。旁边的廊道里走出来一个穿玫红色衬衫的中年女人，她一边挽着一个老妇人，一边扬开手里的报告单，眉头紧锁，快步从我面前走过。
要是实在不行就住院吧。我听到女人这么嘀咕了一声。
老人一言不发，只是被女人搀着走，但因为跟不上女人的步伐，所以踉踉跄跄的。经过我的时候她看了我一眼。女人也注意到我了，她把报告单夹在腋下，把老人整个揽进了怀里，似乎担心她被什么侵害，嘟嘟囔囔走开了。
我径直离开了空荡荡的医院大厅。刚一出门，迎面吹来的寒风就让我倒抽了一口气。我在路边抄着手，碾着路上的烟头。
这个时候叫来的网约车司机在路口给我打电话。我一边招手，一边钻进那辆在拐角打着双闪的黑色福特。
到家的时候父亲已经下了夜班，躺在床上，保持着看电视的姿势打盹。冷风透过阳台上大敞四开的窗户，穿堂而过，整个房间都浸在凉气里。一旁的床头柜上摆着一台烟灰缸，里面堆满了烟头。挂壁电视里播放着中央音乐台的九十年代流行金曲，正在唱《从头再来》。心若在，梦就在，刘欢站在舞台上，永远不老去。
我找到遥控器，按下了关机键。画面凝成一道白光转瞬即逝，只留下一面黑漆漆的液晶屏。
父亲在这个时候缓缓醒转，他看了我一眼，说你回来了。然后他指了指电视，用商量的口吻对我说道，关掉做什么？打开我听听吧。
我把遥控器递给他。父亲攥着它，露出了安心的表情。我在床边坐下，惊讶发现这一床被褥下面铺的竟然还是我读书时用的床垫。弹簧早就已经都坏了，要铺好几层才能感觉到一点柔软。但我父亲却浑然不觉，他躺在那里，和烟，和歌声，和坏透的床垫，以及和我这小小的房间一起，被时间遗忘了。
我陪你看一会儿吧。我说。父亲显得有点局促，他还不习惯和我两个人这么相处。他伸手去摸床头柜上撂着的烟盒，但是猛然间又好像想起我很讨厌烟味，于是急忙收回了手。烟盒下的白色纸包被带起的风打落，泛黄的黑白照片散了一地。
是我父亲不舍得扔掉的相片。九十年代的父亲年轻，留长发，唇边有青色胡茬，穿着白衬衫在湖水边拥抱风。
千禧年之前，我的记忆里面只有煤矿机械厂。我父亲带着我母亲和我住在工厂员工宿舍的一栋平房里，仅一个二十平米的房间，吃喝拉撒全在一处。但这已经是我父亲来到此处后能给我们最好的东西了。
据我母亲所说，父亲是个孤儿，由长兄一手带大，家中赤贫，当时相亲认识了我母亲，连下聘的钱都是问我母亲娘家借的。但好在他老实，拖家带口来到这座南方小城，希望这里能给务实的人一些馈赠。
生活应当很辛苦，但我却完全没有感觉。可能是因为这间工厂落成已久，从医疗大楼、文职楼、百人食堂到浴室和剧院舞台一应俱全，我和几个厂区的野孩子们奔跑来去，躲在集装箱后面玩捉迷藏，终日嬉戏打闹。
但我最喜欢去的地方仍然是我父亲做工的车间。车间有两层，有些大人爱坐在二楼喝茶和下棋，如果看到我过去就会喊我的名字，问我找谁。当我报出我爸爸的名字的时候，他们会乐呵呵地告诉我位置——尽管我早就已经知道了——然后相视一笑说“小许女儿又来了”。
我父亲没有什么钱，但至少他还是积攒下了一些好人缘。
车间内部很脏，而且很吵。男人们站在车床前进行切割与锻造，几十年如一日。鼓风机就在头顶轰鸣，我跨过散落在地上的金属碎屑，找到我父亲所在之处。
他在裤子上揩了几下手，然后才把我抱起来放进他小小的绿皮衣橱里。我坐在他的灯芯绒外套上看他工作，四溅的橘色火星拉出一道弧度，父亲转动杠杆换下新的金属。
我们有新房子了。他转身跟我这样说道。
你看，努力就可以带来回报。尽管这回报简陋而又微小，却也是平凡生活里的一点光芒。
千禧年之后的第三个春节，我升入小学的前夕，我们搬进了新家。父亲工厂里的同侪们陆陆续续来访，他们坐在那张崭新的上了赭红色油漆的实木餐桌上喝茶闲谈。在茶水升腾起的热气中，他们也能窥见自己未来的大致模样。
开春的时候我父亲骑自行车载我去各个小学报名。车轮吱嘎吱嘎转得飞快，我把手放进他的羽绒服里，希望这样的日子永远不要过去。
但时间向前奔跑，一去不回。它不会听见孩子们的祈祷。
零八年后工厂的效益下滑，父亲在饭桌上说有开发商看中了那里的位置，因为过两年新的运河大桥就要落成了，这里可以建一片高档小区。
“那工作怎么办？”母亲停下了筷子，露出担忧的神情。父亲瞟了她一眼，回了句“也就是厂里同事说说的，不一定是真的”就又低头扒饭。
但母亲显然不愿意就此罢休，反而继续追问：“眠眠明年上初中要交三万块的择校费的。贷款还没有还完……”
听到金额的时候父亲抬起头，扬了扬眉毛：“三万块？这么多钱？”
“能上好一点的学校就上好一点的学校吧。”
母亲说完这句话，我就从餐桌上跳了下来。毕竟与钱有关的事情从来不是我应该操心的，或者是我也不愿意看到他们因此露出的窘迫神情。但无论如何，我没有参与这场对谈，回到房间去看电视了。
我躺在床上摇台，炫动卡通频道在播日本动漫。门虚掩着，我能听见客厅里还没离座的父母在说些什么，音量越来越高，最后似乎变成了争吵。我走出去，两个人不约而同回头看我，争辩的声音戛然而止。
我想应该是因为钱的事情。当然那个时候我并不清楚，钱对于他们这个年纪的人而言，可能并不是唯一糟糕的问题。
整个夏天我都在父母的房间里打地铺，为了省一份空调电费。我时常能看见父亲与母亲在房间外面红耳赤地争论，但一走进屋子里便当作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
我当时无心理会他们之间发生的问题，只当作是正常的夫妻间的龃龉，每天照旧吮着冰棍和朋友们在游戏厅里打街机，却不知道我的生活早就从一些细小的地方开始破裂。比如父亲偶尔会去我的房间睡觉，或是我起夜的时候看见父亲烟头上扎眼的火星。
然后它越裂越大，就像泡泡，在某一个清晨破碎了。我是在他们的争吵声中醒来的。
我背朝他们躺着，眼睛瞪得大大的，听见父亲正在用方言大声质问我的母亲：“他们说的个是真的！那个人个是你？”
“许国诚，别人说什么你就信什么吗？你连你自己老婆都不信蛮？”
“如果不是你的话，他们怎啊会说看到你了？这种事情好哈七搭八说的？他们说看到你和别人开房了……”说到这里，父亲的语气有些不确定了，“他们说你的内裤是红颜色的蛮，个是真的……”
“许国诚，你失心疯了你？一点脑子都没得了？”母亲压低了这句带着羞愤的责问。
但这句话还是在这个寂静的清晨清晰地钻进了我的耳朵里。
两个人沉默了。过了好一会儿，有人动了。是母亲。母亲的脚步声离我近了些，我连忙闭上双眼，以防被她发现我听见了这次对话。
但她只是在电视柜上摸索了一会儿，关了空调，转头又对我父亲说：“眠眠还在睡觉，不要讲了。我今哈子不想和你讲了。”
似乎是达成了某种共识，十分钟之内，两个人都离开了家，带走了一些令人窒息的空气。我在空荡荡的屋子里醒来，坐在床上大口喘息。紧接着喘息变成了抽泣。抽泣又变成了嚎啕大哭。
我在心里一直摩挲着这件事，但他们俩却没有再提起过了。或许是我当时的伪装并不成功，让他们发现我得知了这个“秘密”——他们不想在我面前变得那么不体面。
时间慢慢流淌，久到我都以为那只是一个夏季清晨的梦境的时候，命运突然又折返。
我放了学回来发现家里静悄悄的，本应该上夜班的母亲却倒在床上。我慢慢走近她，发现她泪水盈眶，打湿了半边枕巾。我把背包放在床边，跪坐在床上推了推她，问她妈妈怎么了。
我母亲起身一把搂住我，眼泪止不住地流下来。她问我：“如果我和你爸爸离婚了，你想跟谁走？”
我确定我当时没有回答这个问题，因为在她怀里的我已经脸色惨白了。我不想没有母亲，我也不想没有父亲……你们不能离婚。但我没把这句话说出来，只是缄默不语。
那天晚上父亲脸色阴沉。我回到房间久久不能入睡，直勾勾盯着天花板上的吊灯，企图从黑夜里找到一些答案。
我在黑暗中口干舌燥。我翻身下床，赤着脚走过客厅，想在厨房里找到一点水。父母的房间里亮着灯，灯光透过门缝漏出来，我攀在门框上看到了我此生难忘的一幕：父亲跪倒在母亲面前，紧紧搂着她的腰，涕泗横流，嘴里说着“求求你不要离开我”。
母亲将父亲的头抱在怀里，像是在安抚一个孩子似的。然后，她扭头看向门外的那一刻，我猛地缩回了身子，跑回房间用被子蒙住了头。
我到现在仍不清楚，那到底是不是一个梦。但不管是不是梦，我都无法将父亲和我看到或是梦到的那个男人联系起来。
父亲在我心中的形象轰然倒塌，他过去对我的责骂甚至是掌掴都无法阻止他在我心中变得愈来愈矮小。懦弱。自私。
那天之后，母亲再也没有跟我提过离婚的事情，父亲亦然。看着他们神色如常，我越来越怀疑那天晚上我的所见只是我的臆想。
没过多久，父亲生了一场大病，具体病因未向我明说，我只知道他向工厂里请了一个长假，整日歇在家里无所事事，絮絮叨叨，对我用的每一分钱锱铢必较。这让他变得面目可憎了起来，也磨损了那部分我关于他软弱一面的记忆，让我丧失同情与耐心。
“爸怎么还不回去上班？他现在跟个守财奴一样。”我常常这么跟我母亲抱怨。
“你爸现在又不挣钱了，当然心疼了。”我母亲这么回答我。我撇撇嘴，不置可否，心里仍然期盼着父亲回去工作。
但是他还未来得及再回到自己的岗位上，当时饭桌上所说的预言就成了真，煤矿机械厂就被新一波经济浪潮卷走，成为时代的回忆。
父亲失了业。而这场病似乎也成为了他一生的病灶，永远也无法愈合。
在母亲的帮助下，父亲去一个老式小区做日班的物业管理。但不知道为什么，没过多久他就从那里离开，重又开始找新的工作。他抽烟抽得更凶了，一天一包，好像过去一连串的打击让他一蹶不振，从此不愿意再认真面对生活。
这样的反复并非一次两次，父亲在几年里接连换了好几次工作，唯一的共同点是工作内容越来越没有保障，工资也越来越少，只堪堪够我们家日常的开销。
我读了高中，需要用钱的地方越来越多。我开始怀疑母亲一人是否能支撑起整个家庭。说白了她也只是一个农村人，在乡下罕见的高中学历在大城市里却不值一提，所以她的工作仍然只是在一个工厂的流水线上安装数据插条。
但我母亲有一个优点。她知道自己的优势是什么，她知道她如果搽点粉、稍加装点就会比同龄女人看起上年轻漂亮许多，她知道她可以依附什么，用来在承担整个家庭开销的同时满足我那随着世界维度的宽广而与日俱增的虚荣心。
宋亚平是怎么认识我母亲的我不知道，但他开车载着我母亲来学校接我回家，就说明至少他们已经维持了一段时间的关系。按我母亲希望的，我管宋亚平叫“叔叔”。
尽管我并不认为宋亚平配得上我母亲——他皮肤黝黑，嘴唇很厚，发际线颇高，肚腩也隆起了——但至少他每次见我都晓得捯饬一下自己，而不像我的父亲，和那些摆在餐桌果盘里的水果一样慢慢腐烂，有时甚至还会散发出浓郁的体臭。
疾病改变了我的父亲，让他逐渐变得吝啬，不管是对于破旧的衣物、过期的食物还是钱，他都在慢慢收束，对一切都舍不得。他会数天不洗澡也不换衣服，会因为我从他那里多拿十块的零花就对我进行额外的盘问。他完全丧失了一个男人该有的大气和阔绰。
这让我内心的天枰渐渐向宋亚平倾斜。至少在为我买单这方面，宋亚平从来没有拒绝过。
是的，如果可以的话，我希望宋亚平成为我的理想父亲。我甚至也为我的母亲嫁给了那样一个男人而鸣不平。
高二假期的时候我随母亲还有宋亚平去外地旅游，而父亲正为自己多拿几天加班工资而窃喜，完全不知道自己已经成为了这个家的“外人”。
我坐在宋亚平的车后座闭眼听歌，偶尔睁开眼，能看见宋亚平伸出手来握住我母亲的手。我有的时候看着这一幕会想，他们进展到了哪一步呢？只是用亲昵的名字称呼对方吗？还是说已经有了更深一步的交往？
但每每想到此处的时候，我就会勒令自己停止。仿佛只要在这里停止，就能在内心保有对我那可怜的父亲最后的那一丝忠诚。
回来我推开门，扑面而来的是酸臭味，地板上落满了土褐色的泥沙。酸臭味是因为家里的隔夜菜已经放了好几天，泥沙是父亲随意乱扔皮鞋造成的。
“要把家里收拾一下了。”我站在门口对看电视的父亲这么说。
“知道了，有空就会收拾的。”父亲身上盖着一席陈旧的被褥，末端露出一双已经洗到发白的袜子。
“你就愿意住在这里的猪窝里？”我抱怨，父亲充耳不闻，甚至闭上了双眼。
我叹了口气，转身去收拾桌子上的食物。那都是父亲不舍得扔却也不舍得吃的东西。这时我听到窸窸窣窣的响声，父亲趿拉着拖鞋从房间里走出来，他看了一眼桌上的东西，忍痛割爱般把它们都扔进了垃圾桶，然后拿起抹布擦桌上的污渍。做完这些他就回了房间，重又躺在床上，点燃一根烟。
我不知道是生病让他变得敏感和胆怯了，还是因为他感受到了我眼神里的轻蔑。对于我的出言不逊，他没有责骂我，只是眼神飘忽看向别处。
他没有骂我。后来的十年，他再也没有对我说过一句重话。
便宜的药物无法压制父亲的病，他变得越来越急躁、易怒，以及不信任别人。
那个冬天他差一些又丢掉工作，他在单位与同事大打出手，起因是他的搪瓷水杯被人放在了某个角落里，害他遍寻不着。无论是有人刻意为之还是无心之失，他钻牛角尖似的不断的质问都让同事们大惊失色。
他在家里面踱步、绞着手，口口声声说着“他们就是针对我”“他们是故意把我的东西藏起来的”，愤怒又不安。母亲安抚着他，而我不耐烦地摔碗而去。“你不要想那么多了。”这是我对他唯一的回应。彼时我正沉浸在同性之爱所带来的刺激与愉悦中，根本不关心他这些小事，也无意去照顾他的情绪。
我的大脑被荷尔蒙占据，每天思考的是如何与女友相处更长的时间。我甚至在考虑将她委婉地介绍给我的母亲——父亲一定是不能懂得这份情感——但我寄希望于母亲可以理解。
那是假期中的某一个傍晚，父亲在单位值夜班。我在家里看了一会儿书，听到有人敲门。是一个将衬衫掖进裤腰里的小头男人。小头男人气喘吁吁，问我：“你是许国诚的女儿吗？我是许国诚的领导。”
我犹疑着，点了点头。小头男人没有进屋子，伸手撑着门框，神情严肃。他说父亲的情绪多少有些不稳定，之前又几次三番从一些单位离职，是否可能存在一些身上的问题云云。
我迟疑了一下，心里却在咒骂父亲的病竟然已经这样明显，家丑外扬，甚至有人已经找上门来。但我还是应付了几句，就要关门。
但那小头男人伸出一只脚来抵住了门，真切地补充了几句：“我们都知道老许是个好人，我是他的上司，如果有问题我一定会帮他解决的。你不要担心，你要相信我，有问题一定要告诉我们。”
他的话里有些问题是我没能察觉的，但我不得不承认，那一瞬间我想，将父亲这些问题交给大人们去解决而不是我来承担，会不会更好？
“他的确身体有一些不好……”
听到我这样支支吾吾的回答，小头男人的眼里露出了光，但我却没有发现。
他满意地离去，我仍然在我自己世界中，考虑着过几天跟我母亲介绍我的女友，她对我如何如何，我又如何如何喜欢她。但母亲听到我的话，瞳孔骤然收缩了一下，似乎都没反应过来我在说些什么。
“你知道你爸被单位开除了吗？”然而母亲再开口的时候，说的却是这样一件事，“单位的人说他身体不好，说我们这是刻意欺骗公司，所以不愿意给赔偿金……”
我的脑海中迅速闪过那个狡诈的小头男人，但还没等我辩解，母亲便继续说：“你知道你爸的病为什么越来越严重的了吗？他不吃药了，不吃药脑袋就越来越不清楚。好一点的药一个月就要花四百多块钱，你爸不愿意去配。”
“我不知道这些事情……”
“我没有跟你说，是不想影响你的学业。”母亲抬头看我，眼底涌动着一股怒气，低声说道，“这个家有一个神经病还不够吗？非要你也变成一个心理变态吗？你们父女俩非要这么拖累我才满意吗？”
我不再说话了，我没有想好措辞来说服我的母亲，而她似乎是达到了她想要的效果，转身睡去。她每天六点钟就要起床去赶厂车，几乎从不熬夜。但那天夜里我却辗转反侧。
我在黑夜中拿出手机，滑过我女友的信息界面时，突然想起了我过去和她吵架时曾经对她歇斯底里的模样。那个晚上父亲跪着哭泣的记忆忽然又钻进了我的脑子里。
我是不是遗传到了我父亲的一部分？精神病是会遗传的吗？——我在手机里这样搜索着——精神病的确可能进行家族遗传。
我把手机按在胸前，牙齿不住打颤。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我会有这样一个父亲？他为什么要拖累我？如果没有他，我逃离柜子的路是不是就会顺遂一点？如果没有他的那部分开销，如果他作为一个男人再争气一些，我们家是不是也不用过得这样拮据？如果他的病无法根治呢，他是不是要拖累我一辈子？
憎恨。憎恨在我心里萌芽。父亲又一次占据了我生活，但却是因为这些屈辱的事情。
我回学校上学，与我母亲保持着联系。她带我父亲去医院看病，父亲却在中途突然变卦，不愿意过去。他不停撞击着出租车的门，把司机吓得不敢说话，只能在路上将他们丢下。母亲在马路上哄骗着这个男人去了精神卫生中心，他却仍在医生面前满口谎言，不愿意承认自己越来越虚弱的身体和差劲的记忆力。
“不按时吃药的话，过几年可能会肾衰竭。”母亲告诉我。
“你们为什么不离婚？”我气极了，“离婚了我们就不用管他了。”
“现在离婚，对你爸不好。”母亲说。
“不能把他送到医院去吗？找个护工照顾他就好了，这样你也很省心。”我皱了皱眉头，为母亲出谋划策，想尽一切办法想摆脱这个累赘。
“我们没有这么多钱。”隔了很久，母亲这么回复我。
从医院回来以后，父亲似乎对所有的事情都失去了信任。他不信任医嘱，不信任母亲递过来的药片，好几次将它们偷偷塞在手心里，然后再放在抽屉里的某一个地方。他不舍得扔，却也不愿意吃。
升学的压力变得更大，我得知了这些消息却只能在学校里着急。母亲让我专心学业，不要管家里的事情，但我知道父亲已经不再听母亲的话了，对于母亲的一切劝说，他都捂住双耳。于是我自以为是地用我认为正确的方式去参与这场对父亲的讨伐。
我给父亲发了许多信息。在此之前，我与父亲从来没有在网络上进行过对话，现在那片空白的聊天界面却充斥了“吃药”“你知不知道你生病给我们家带来了多大的困扰”“你如果不吃药的话对我而言就是一种拖累”“你真的让我觉得很烦”诸如此类的话。
至今我回想起这些语句，仍然惊讶于我会有这么大的恶意。对一个养育了我这么多年的人有这样大的恨。
父亲一开始还会回答我几句，说着“好”，说着“知道了”，我也放下心来。但是当我询问母亲的时候，才发现他对我的回答也不过是谎言。
于是我用更加难听的话对父亲的头像进行狂轰滥炸，父亲后来索性不再理会我。母亲告诉我父亲已经许多天不接电话不看手机了，她下班回家之后想和父亲谈谈，得来的却是父亲的装睡。
我更加愤怒，从学校请了假回去，正好撞上我母亲找了亲戚来，想要把我那长在床上一样的父亲再带去医院看看。他们站在那里，面色沉重，围成一个圈，紧盯着睡在床上的父亲。父亲一只手压在枕头底下，一只手攥着被子，他紧锁着眉头，没有睡着，只是不愿意睁开眼面对身边这群人。
我的到来就像是一个巨大的楔子，把那种凝重的氛围劈成两半。当我走进我的小房间里，那群亲戚突然一块向前扑去，拽住我父亲的四肢东拉西扯。
“舅舅！你就跟我一起去看看吧！不要自己找罪受。”说话的是我某一位堂哥。
但任凭他们怎么推搡，父亲都不睁眼，不理会。
“国诚，国诚，眠眠回来了，你睁开眼看看蛮。”有一个伯伯这么说道。
听到我的名字，父亲突然睁开双眼。他看向我，不知道为什么，那一瞬间我感觉我从父亲的眼神里看到了无助。我还没有说话，伯伯和姑父就又冲上去架住我的父亲。我听见我父亲怒吼一声，从枕头下面抽出一把刀来。
我的堂哥，我的伯伯，我的姑父立刻四散开去，不敢靠近。他们的神情严肃，只是因为他们觉得自己碰上了这么一桩倒霉事——毕竟在过去的不少年里，他们靠着我父亲的接济，日子过得还算不错。
于是场面变得滑稽，在众人的围攻下，我父亲赤裸着下半身，手中擎着一把菜刀，充满敌意地向四周挥舞着。
我母亲在一旁看着一切，焦急却又无可奈何。她叫了一声我父亲的名字，我父亲不应。她伸手想把我揽进怀里，但是我推开她，径直朝我父亲走过去。……我母亲理应感受到了，我父亲不信任身边的任何一个人，但他唯独信任我。
“把刀给我。”我说。
“我不去医院。他们都想害我。”父亲显得有些委屈，“我不吃药，吃药不舒服，我会头晕。他们想害我！”
“那我们不吃药。把刀给我。”我朝他伸出手。
父亲犹豫了一下，然后把刀递给了我。我拍了拍他的胳膊，坐在床边，我父亲跟着我坐在床边，过了一会儿，我父亲就像是委顿下来，重新钻进了被子里。我替他掖好了被角。
是的，你看，我的父亲在这世间谁也不信任，但他唯独信任我。信任如此憎恨他的一个我。因为妻子的背叛、家人的背叛，他只能信任我。他却不知道，在过去的某一个时刻，我也早已背叛了他。
那个冬天我将药物注射在饭菜里，一点一点看着他吃了下去。因他不信任我母亲端来的哪怕是一碗水。只有我递给他的东西，他才敢触碰。
他不知道自己正在被偷偷饲养着。我看着父亲。他满脸疲态，双眼里有浑浊的河水流淌，眼角还粘着棕黄色眼垢，发色灰白，下巴圆润，身体也因为之前长期服用激素不均而发胖。就好像有手把一条灵魂从他身体里抽了去，于是他老化腐朽得飞快，萎缩成了侏儒。
我惊讶于此。因为这样的父亲与我脑海中上一个清晰的父亲容貌已经相去甚远，仿佛这几年来的重量在这一刻全部压在了他身上。
“你记得把这些吃完。实在吃不下就不要吃了。”我拍拍父亲的肩膀，起身走到架子上的香炉前点上一炷香——那是我的姑姑从乡下求来为我父亲驱魔的，香炉前面还摆着桃木枝——我拜了拜，然后走到盥洗室里面去。
我关上了门，打开了水龙头，坐在马桶上掩面哭泣。那一刻，我被愧怍淹没了。
他现在已经会自己吃药了，他会和我母亲好好交谈了，可以一个人出门，可以一个人买菜，可以一个人处理一些事务，尽管有些时候他还是会显得迟钝和紧张。但他已经在逐渐成为一个普通人了。
我回家的第一天，正巧也是父亲下了夜班，满头大汗，手里拎着一塑料袋的蔬菜水果，另一只手的袋子里装了一只已经宰杀拔毛的母鸡。他腼腆地冲我笑了笑，走进厨房冲手。这是他为了迎接我回来而准备的，平时他舍不得吃这些东西。
我起身准备从我的房间里离开了，父亲仍然目不转睛盯着屏幕上的刘欢。
“我和妈妈明天回外婆家，你真的不去吗？”离开之前，我又问了一句。
“明天要上班呢。”父亲说。他的工作有着不合理的安排，没有休息日，没有社保，每次请假都非常艰辛，但这是父亲能找到的最好的工作了，而且他也不愿意放弃一天的工资。
“那你记得吃药。”
“记得的。”
走出了几步，我又回身说：“我买了水果，你要记得吃，你不吃没有人吃的，不要太省了。”我佯装生气的样子是一种技巧，他会因此听我的话。
“晓得了。”父亲笑着说，露出被烟熏黄的牙齿来。
父亲睡得早，晚上母亲到家的时候，他的房门已经紧闭了。母亲蹑手蹑脚地进了这一头的卧室，把明天出发要带的东西塞进包里。
她也明显老去了，腰肢变粗，乳房下垂。但她仍然保持着自己的体面，在镜子前仔仔细细卸妆，打理自己的头发。
“你知道你爸这几年存了不少钱吗？”母亲想了一会儿，“得有两三万了吧。”
“哪来的钱？”我一边修指甲一边问道。
“都是这两年你给的钱，你爸都不用。”
“啪哒”一声，一片指甲飞到床上不知何处。我怔了怔，回答：“钱不够用再问我要就好了，我现在好歹也算是开始挣钱了。”
“你爸现在抠得要命……”母亲说，“随他去吧，他反正也不需要买什么东西。”
母亲这么说着，翻身睡觉去了。我把自己的电脑塞进了包里，伸手关掉了床头的灯，睡在母亲身侧，就像过去十几年那样。
或许是我已经习惯了在北方一个人居住，和母亲同睡一张床反而让我难得的失眠。后半夜的时候我才昏昏沉沉睡过去，落入了一个梦境里面。那是一个关于我父亲的梦，分外清晰。
我父亲生在一个贫瘠的村子里，终日面对的除了田地就是夹道的枣树。大概是五六岁的时候，父亲将一分钱攒起来放在他房间里那个小小的抽屉里。他攒了许多许多年，那些硬币纸币加起来都将近一百元了。在那个年代，一百元是很大的数额。
但有一天，这件事被他的兄长发现了，他把这视作父亲对他的背叛。那个大他十几岁的男人狠狠殴打了他一顿，将那些钱扔在了地上，用脚踏，把钱碾进了泥土里。后来，父亲的抽屉里再也没有攒过钱。
我走过去，将满地的硬币纸币捡了起来，捧在怀里想要递给那个穿着白色背心的小男孩时，我母亲把我摇醒，告诉我洗漱完毕就出发。那个时候父亲已经离开了家，迎着清晨的薄雾骑着自行车向他工作的单位去了。
我和母亲在路边等来接我们去客运站的车，然后我看到一辆熟悉的SUV停在小区门口，宋亚平摇下车窗向我母亲招手。母亲对我说了一声“走吧”，然后轻车熟路地拉开了副驾驶座的车门。
“叔叔好。”上车之前，我冲宋亚平这么说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