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亚男！有一天，我和我九〇后的实习生在大街上走着，突然听见有人用上海话喊着这名字。我知道这是我的名字，可这么多年，它已经像是别人的名字，有些失真。我回头，看见一张似曾相识的中年女人的脸。她的名字立刻浮现在我的脑海，一个老邻居，一些细节。如果不是在大街上偶遇，我恐怕不会想起我们做邻居的那十五年。我让她扫了扫我的微信。我们连电话号码也没交换。有了微信以后，有时一连好几天，我都听不到任何电话铃声。

新的朋友。江志萍请求添加你为朋友。她没有给自己换个名字，头像也是她真实的大头照。绿色的接受，是否要点击呢？

几天以后，我去尚街LOFT开会。以往去那一带，我总是办完事就走，那一天，我却有一种很奇怪的感觉，很想重新好好走一走嘉善路、建国西路、永嘉路、襄阳南路……会不会还有什么人记得我，依然在那附近，依旧循着那些曾经四通八达的小路，继续过着我从前在那一带度过的那种日子。

从前，是什么总让我感到寂寞压抑？是因为嘉善路一带曾经是著名的贫民窟？而我曾经以为，只需离开那片地方，就可以把那些被自己远远甩在身后的东西忘得一干二净……

一九八一年三月的一天，一个女人站在肇嘉浜路这边，看着肇嘉浜路那边蹲在地上的一个女孩。她刚买完菜。因为隔得有点远，她看不清她的长相。女人在上海市第六百货商店工作，当会计。因为查出得了卵巢癌，手术后在家休养。在那个年代的女人里头，她个子不高不矮，略显消瘦。因为经过了几次化疗，脸更尖削些，头发已经快掉没了，光秃秃的脑袋用一顶线帽遮着，显得一双黑眼睛特别的大，嘴巴线条强硬，脸色苍白。

孩子还蹲在老地方，好像是忽然从林荫道树丛里钻出来的。“她在干吗？”她心里想着，慢慢穿过马路，沿着林荫大道悄悄走到了孩子身后。孩子好像在玩蚂蚁。她也蹲下去。孩子下意识地往边上挪了挪，她正对着一队搬运东西的蚂蚁专心致志地看着。女人观察到她的头发剪得短短的，黄得像枯草一样。真是个黄毛丫头，她想。已经三月了，孩子还穿着棉裤棉袄，棉裤的裤脚有些短，棉袄上沾满了污渍，看起来脏兮兮的，胸前挂着一块小牌子，她伸手去翻看，孩子躲闪了一下，还抬起头瞪了她一眼，沾满黑道道的脸上眉头紧皱着，有些粗野。

“看样子你爸爸妈妈不要你了。”
“妈妈叫我在这里等人。”孩子站了起来，揉了揉眼睛。
“等谁？”
“等新的妈妈。”

孩子有明显的苏北口音，女人老家就在那一带。

“你叫什么名字？住哪儿？”她看向孩子：“我得把你送去派出所。”
“他们叫我小三子。我不住这儿，我们坐船来的。”

孩子一直在不由自主地颤抖，搞不懂她到底是因为害怕还是生气。她垂着脑袋，眼圈红红的，眼神直勾勾地看着地上。

“我没打碎过东西，我没做错什么事，妈妈为什么不要我了？”

她把牌子紧紧贴在胸前。那上面写着她的生辰八字：戊午 丙辰戊午 癸丑。

“那你记得你是从哪儿来的吗？”派出所里，年轻的女户籍警一遍遍问。
孩子抽抽噎噎了好一会儿才说，她只记得是什么村的三组了。

“你还记得你爸爸妈妈都做什么工作吗？”
“他们都在地里干活儿。我们都在那里玩，我大姐负责带我，她每天背我去上学。”
“爸爸妈妈喜欢你吗？”女人问。
“大姐总是说，为什么我不是个弟弟。”
孩子又重复了一遍：“为什么我不是个弟弟……”

女人盯着这个脏脏的孩子看，孩子用脏手挖鼻子，在衣服上留下点点黑迹。

“你要不要跟我回家？”她问。孩子没有吭声。

她伸出手去摸了几下孩子的头发，孩子突然讲起话来。“他们总是让我和外婆睡在一起，外婆一直咳，她晚上从来不开灯，屋子里黑乎乎的。”
“你肯定很害怕？”
孩子倔强地摇了摇头，“不怕。”

很多年后女人才知道，孩子曾经和一大家子住在一起。孩子的外婆生了十一个孩子，活了七个。她曾经跟其中一个得肺结核的舅舅并排睡在一张褥子上，那舅舅年纪轻轻就死了。褥子铺在外婆房间的地上，外婆生了二十多年的老慢支。孩子度过的每个夜晚都不安宁。和夜里剧烈的干咳声相比，黑暗怎么会吓得着她呢。孩子曾经一个人躲在灶台旁睡觉，旁边堆着烧火用的玉米秆，小虫子在柴禾堆里簌簌地响。

但是那会儿，女人不知道这些。办理完收养手续，成了孩子的妈后，这个喜欢一个人待在阁楼上，在黑暗里坐着一声不吭的孩子，常常让她觉得困惑。孩子似乎天生喜欢孤独。

初中四年、高中三年，我都是在永康路上的市二中学念的。我总是一个人。只需顺着嘉善路的弹硌路，穿过建国西路横马路，钻进一条长长的弄堂，再从另外一个豁口出去，就到了襄阳南路。再向右一直走，经过“乔家栅”，穿过永嘉路，再钻进一条更长的弄堂，经过无数两层楼三层楼的小房子，走出一种恍然大悟感时，就到了永康路上。马路的斜对面，就是市二中学。那样的穿行会让人感受到一种轻微的晕晕乎乎。好像所有的出口都会在某一个时刻任意打开，好几次，我甚至就这样穿进了太原路上的别墅区。也许还可以走到更远的地方。

现在，我已经没法重复我过去七年，每天上学放学基本不变的路线。有过几十年历史的嘉善路棚户区，如今已经荡然无存。建筑的颜色变得明亮，整片街区不再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曾经，我养母的家就安在嘉善路526号，一座小房子里。这片棚户区的居民大部分是苏北人。我养母显得非常严肃，她对任何人都彬彬有礼，但并不亲切。

房子两层楼，比当时一般上海市民的住宅面积略微大些，她还雄心勃勃地搭出了灶披间，扩建出一个三面围合，正门向马路敞开的天井。天井一角用几根竹竿搭了个简易的丝瓜架。邻居偶有牢骚，但他们被她的气势震住，只敢背后嚼嚼舌头。夏天时她穿深蓝色布裙，秋天会在脖子上系一根彩色纱巾，就算冬天她戴一副袖套进进出出，邻居们还是觉得她很时髦。她看人时从下往上，略微翻一点白眼，这种表情显得既大胆又自然。她的娘家在南市陆家浜路，中学是在市八女中念的。市八女中的前身是清心女中，解放前是上海有名的教会学校，校舍造得很漂亮。大草坪，冬青树，东南西北四幢楼。北大楼的顶楼还有个大剧场，上下两层，翻位座椅是柳木的，幕布是紫色丝绒的。她在那里的舞台上，跟着自己的俄语老师排过话剧。白衬衫，蓝裙裤，可惜没有留下照片。

在路上偶遇江志萍后，一天晚上，和我养母电话聊天时，我提起了这件事。她问我：“她是不是还是一身红？”我想了想，竟然不记得她那天穿了什么。为了能看到她的个人相册，我点击了“接受”。相册里，她出现在这个城市不同的消费场所，配上抒情的描述。比如：“与命运最强大的抗争，是活得优雅从容”；“能认真品尝美食的人，都自带光芒”……照片里，她穿得更像一个制服空姐，这个四十岁出头的女人总穿着藏青深灰的各种套装，配上色彩鲜艳的小丝巾。我选了几张发给我养母看，她惊讶于她现在的低调。“她过去很要好看，红色的连衣裙红色的外套红色的小皮鞋，还总欺负你，说你穿得土，像个乡下人。”

女户籍警把孩子送来后，女人去淮海中路上的第二食品商店跑了一趟，买回来一小包大白兔奶糖，在麦淇淋蛋糕和猪油百果松糕中犹豫了一会儿，她选择了前者。她还买回一瓶酸牛奶。气喘吁吁回到家后，她端出一对紫色荷叶形玻璃托盘，把蛋糕放在其中一只上，在另一只上她倒下一堆自己藏在铁皮饼干桶里的零食：四分一根的脆麻花、一分一颗的水果糖、三分一小包的盐金枣、五分一包的拷扁橄榄。玻璃瓶装的酸奶上的圆纸板已经被揭掉，女人把吸管插进去后递给孩子。这顿点心还是花了点心思的，既有小零食让孩子动心，又有酸奶、蛋糕营养身体、填饱肚子。最后女人还去冲了碗炒麦粉。对于一个病患而言，女人的动作算得上敏捷，她把家里的好东西都摆在了饭桌上，饶有兴致地看着孩子把酸奶举到眼前，用吸管仔细戳着里面稠成一块一块豆腐一样的酸奶。孩子吸了一口，马上吐了出来，直接吐到了地上。

“馊的！”孩子宣布，把瓶子推得远远的。女人没有反驳她。孩子的嘴里塞满了蛋糕，她还没学过吃相这个词，而且她实在饿极了，她大口喝完了炒麦粉，没有用勺子。女人自己炒的小麦粉很讲究，和磨碎的芝麻、核桃、冰糖拌在一起，很是香甜。女人和蔼地望着她，这时才注意到，还没给孩子洗一把脸。

“等她吃完就给她洗头洗澡吧。”女人看着这个小家庭的新成员，很想弄明白她到底什么时候会喊她“妈妈”。孩子应该已经吃饱了，她一个劲地盯着自己的手指。

洗头时果然发现了不少虱子和虮子，女人打了几次肥皂，用她纤细的手指用力揉搓，用热水使劲冲洗，再用竹篦子拼命梳，将它们从头发上篦下来挤死。指甲盖不断压出噼啪响的声音。

“你这样弄到什么时候去？我们都会被她传染的。还是给她剃个光头吧，斩草除根。”看热闹的邻居忍不住了。
“她是女孩啊。”
“长征路上的女同志为防虱子都剃光头，剃过光头后再长出的头发又黑又浓。”一个在厂工会工作过的居委会女干部发了声。

女人去隔壁邻居家借推子，结果引来了更多的邻居，既有大人也有小孩，跑过来看她给孩子剃光头。孩子坐在敞开的天井门口，一个穿了红毛衣的小姑娘从几个大人身边挤过来，挤到孩子身边。她的两只小辫子上系着红蝴蝶结，毛衣领口露出衬衫领子，领子上还缀着一道细细的花边。她很快奔回谁的身边，大家能清清楚楚地听到她捏着鼻子说，“她身上的味儿很难闻。”

“这是我女儿，来，叫江姐姐。”

孩子用眼睛死死地瞪着大家。

“她刚从老家出来，走了很长的路，给她理完头，会给她洗个澡，换身干净衣服，这样她就和你一样，清清爽爽啦。”一个个子丰满、怀里还抱着个婴儿的女人接了话，说她家里有老大以前穿过的衣服，都洗得干干净净让太阳晒过，很卫生，她会找些出来送过来。

孩子默默地低下头。凉凉的剃头推子贴着脖子贴着发根往上推，她感觉头皮麻麻的，她尴尬地听见那个小姑娘喊：“她变成了一个小光榔头，哈哈！”

用推子推出的光头上剩下些头发茬，女人看了又看，说：“好像剃个小光头也不难看嘛！”

大家看着孩子的新发型直笑，都说蛮好看蛮好看。直到回进家门，孩子的眼泪才掉下来。女人当没看见，她从楼梯下的阴暗角落里提出一只木头澡盆，再罩上一只塑料罩，又去弄堂口老虎灶拎回一铜吊滚烫的开水，先往澡盆里倒上冷水，再兑上热水，用手试了试水温后，直起身给站在一旁的孩子脱去衣服。“我要把你洗得干干净净！”“要像秋风扫落叶一样，一点老坑都不放过。”孩子闭上眼睛，感觉着手掌的拍打推揉。水凉了，又加进热的。最后女人端来一脸盆热水，顺着她的脖子、肩膀缓缓地倒下。

清洁工作总算大功告成。衣服也已经送来。女人用一条长毛巾擦干她，一件件拿起对着她比划大小。衬衫上打着补丁，但是颜色是好看的粉红，裤子有点大，“我就知道”，女人嘟哝着，“先穿两天，过两天带你去买布做新的。”袜子很合适，可邻居没有送来鞋，只好又让孩子穿上原先那双黑布鞋。这时孩子也许意识到了它们的脏，她扭着身子，不情愿地把脚伸了进去。

通过江志萍的个人相册，我猜测她离过婚。她比我大四岁，我住进嘉善路后，有好几年，她放学后就来我家。我养母让她在我们的饭桌上做作业，让我在另一边写写画画。我在线订的小本子上画三角画线条，有时也写写自己的名字。可她夺去我的长城铅笔，把我名字的正确写法划掉了。她从书包里掏出一盒蜡笔，“你的脸真黑，我给你画了你就好看了。”她往我脸颊画上两坨红，还从铅笔盒里掏出一块小镜子让我照。我养母应该看到这一幕，但在过了那么长时间之后，我们谁都不记得我到底为此哭过没有。但我养母记得她为什么叫江志萍。据她说，江志萍的母亲在生她之前反复做着同一个梦：面对着一片湖水，水面上漂着许多浮萍。“浮萍没有根，所以总是在水上随意漂，她妈给她名字起坏了。”我不知道她现在过得究竟怎样。我把个人相册从头翻到尾，从2015年的十月一直看到了2013年的二月。

过去她很好看，是我们那片棚户区数一数二的。现在，她长长的黑头发变成了染得枯黄的短发，皮肤比过去还要苍白，但是上面多了好些斑。看到后来，我终于分辨不出她的面孔。她变得只剩下一块苍白的白，一副美瞳，整个人，似乎都曝光过度了。

我肯定不是因为她比我好看许多而讨厌她。有时她给我一颗大白兔奶糖，然后露出微笑，凑到我耳朵边轻轻问我：“你还记得你亲生的爸爸妈妈吗？”我肯定重复着“记得”两个字。我记得我们下了船，走在一条漫无尽头的路上，有那么一刻我闹了起来，我妈妈给了我一根香蕉。江志萍的眼睛特别亮地盯着我，我感觉到了什么，闭上嘴，低下头。“你是曹家姆妈从垃圾桶边上捡来的。他们都不要你了。”有好几年，我们之间重复着这个“游戏”。一开始我还哭哭，后来我决定要和她“斗智斗勇”，我打算用用这个新学会的词。“垃圾桶边上？”我嘟哝得漫不经心，她简单地上了当，“对，垃圾桶边上。”“你怎么知道的呢？”我装出若有所思又恍然大悟的样子，“你看见了吗？哦，你就在那边上。你喜欢到垃圾桶边上立壁角。”她迟疑了一下。我养母总说她是“聪明面孔笨肚肠”，因为她的学习成绩很差。“难怪你身上总有一股臭味，因为你喜欢待在垃圾桶边上啊。
”
我其实记得更多。比如那座离田埂不远的屋子，那几口水塘，我还很想念那片田野。我养母带我去看的第一部电影是《牧马人》，我告诉她电影里的草原让我想起了我家。她后来只带我去永嘉路383号的上海电影译制厂。她总是有办法搞到两张内部票。我没有告诉我养母，我一直记得我的名字。我的第一个名字，只在一篇小说里用过。孙静三。每次在心里默念这个名字的时候，我总有一种身处民国的感觉。这个名字还是那个名字，对我而言，真的重要过吗？不，一点也不重要。谁能对自己的身份确定？牌子上即使写着我的真实名字、真实出生日期、真实父母姓名，那样一对父母，我也永远认不出了。

傍晚时男人回来了。“让她跟谁睡？”男人问。
“当然跟我睡。”

男人的实木大床在楼下，用一个长长的橱柜隔开饭厅，一架细细长长的梯子抵住墙角，通向楼上女人的卧室。几天后，女人就用搁板给孩子做了一排书架，加上一张小小的书桌。孩子在七岁入学前接受的大部分教育都是在那张书桌前完成的。

晚饭已经准备就绪。一大早去菜市场挑来的鲤鱼做成了糖醋鱼，一盘炒青菜，一碗西红柿蛋汤。女人招呼孩子坐在自己身旁，男人坐在饭桌另一边。

吃饭过程中，女人好几次替孩子夹菜，用鼓励的眼神看着她，孩子慢慢说出更多的事。孩子的爸爸在种薄荷，还用土法提炼薄荷油。孩子描述，在屋子外头置一口大锅，烧开水煮叶子。一大锅薄荷叶子，最后能提炼出三到五斤薄荷原油。

“所以她家收入应该不错？”男人看看女人。
“嗯，一年收薄荷是两季。这种油水分离的法子，很简单也很实用。”
“她有两个姐姐，他们肯定是为了生男孩。”

听到“生男孩”三个字，孩子的脸立刻显得怒气冲冲。这孩子真像个攻击性很强的小动物，女人想，不过，现在她是自己的女儿了。女人的眼神非常温柔。

吃完饭，女人带孩子上楼看了看。天井一隅种着的无花果树，枝桠一直生长到了二楼窗前，它们纵横交错，有时看起来随意舒展，有时看起来张牙舞爪。她觉得孩子会害怕，但孩子却安静地站着不动。她轻轻打开窗，孩子走到窗前扒着窗框向外望去。头顶是深蓝色的夜空，没有云朵，那些枝桠在月光下上下颤动，重重叠叠的鹅掌状三瓣大叶子闪烁个不停。

她看着这些叶子，摸了摸孩子的光头。她想着明天要去逛逛百货商店，给孩子挑盏美丽的台灯，放在床头柜上。现在放在床头柜上的那盏太简易了，一根电线、一条弯管、一只灯泡、一架灯座，连个灯罩都没有。得找件美丽的东西陪伴她，她想。
孩子被换上女人的棉毛衫裤，平平地放在从此也属于她的软软的床上。床单很干净。

在万籁俱寂中，孩子聆听着各种各样的声响。一只猫飞快踩过屋顶上的瓦片，车铃在弄堂深处响了一声，一扇房门吱吱呀呀地被打开或者关上，愿意做她妈妈的女人在她身边发出了轻轻的鼾声。她听了一会那有规律的一起一伏，舒服地摊开小胳膊小腿，几乎立刻就睡着了。

早晨，孩子在女人身旁醒来，发现自己的脑袋垫在她的臂弯上。

那一天，女人带她仔细参观了天井。丝瓜架下的花坛里，女人种了好几种植物。有凤仙花，有人参花，有田七，还有几株月季。绿色的叶子茂茂盛盛，小虫子在泥土里若隐若现。花坛边摆着一把椅子，女人在椅子上坐下，把孩子抱到自己腿上，指着那棵树告诉她：“这棵树，叫无花果树。夏天的时候，它会结出很甜的果子。是我失去孩子时种下的。我在那个时候才知道，我再也不能生小孩了。我种这棵树，是为了纪念那个小男孩。不过这是个秘密，别人都不知道。”她带着点疑虑看了看孩子，孩子的头低着，她好像总是在看地上的蚂蚁。“其实，无花果也是有花的，只不过它的花很隐蔽，它的花，是在果子里面。夏天到了我会给你摘个果子下来，我会掰开给你看看，里面发红的吃起来甜甜的那部分，全部都是无花果的花。”

孩子抬起头，看着那些树叶。

“每天我都会看看这棵树，我不会忘记他，我永远不会忘记他。他在我肚子里活了七个月，短短的七个月，他总共就活了那么长。”她垂下头，把下巴搁在孩子的头顶上。“他比你先来，但是我发誓，我对你，不会亚于对他。”

孩子在那天有了自己正式的学名：亚男。

和江志萍，我们只有过一次友谊的电光火石。我读小学后，我养母发现我和她都在同一所平江路小学，有时她身体不舒服，就会让我跟着江志萍一起上学放学。有一次她抢走了我头上的帽子，把它扔到了树上。有一个雨天，她让我跟着她在水塘里跳，泥点溅了我一裤子，甚至都甩到了书包上，回家后我挨了我养母一顿批。还有一个下午，她建议我躲到肇嘉浜路街心花园的水泥管里。“为什么要我躲起来？”“你妈妈要是真的爱你，她就能找到你。”她指的是我养母。很显然，我养母没能找到我。找得到还是找不到一个故意躲起来的人，根本就和爱没什么关系，这个道理我花了好久才弄明白。

尽管吃过她几次苦头，我还是喜欢跟在她后面。就像她的美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之上一样，我仿佛觉得，跟着她，就可能过上另一种生活。棚户区的每一天都是灰暗的，她的红衣服给这个街区平添了一种她自己实际上并没有的活力和生机。一天放学后，她和我拐进弄堂，突然问我，“你认识某某吗？”我不认识。“他今天没来上课，我想去看看他，你来吗？”我们从弄堂中央的大路拐进小路，一个我不熟悉的棚户区内部的区域向我敞开了。那里离工厂区的大烟囱很近，天光特别黯淡，一路上都没有人，我们能听见自己的脚步声。有好几次，我感到自己已经没有勇气继续往前走了，小路弯弯曲曲，从一个岔路转向另一个岔路。在这种暗无天日的穿行里，我开始想念我养母种的那棵树，那些花。我想转身跑掉时她挽起了我的胳膊。我们甚至从一条睡在小路中央的土狗身上跨了过去。那条狗后来叫了几声。她一路找着门牌号码。在一条更狭窄的巷道口，她松开手，叫我等等她。我等在路边，看着她跑进去，有一扇门咣地响了一下。

有些细节我遗忘了。总之我再见到她时她似乎是一下子出现在我面前的，她僵立在那里，伸出手紧紧地抓住我的手，脸色煞白。我们俩紧紧地挨着挤着跑回了家。

她有没有说出“王八蛋”这三个字？回忆怎么才能证实？

她很快升了初中，我们那一片最差的嘉善中学。暑假的一天，她的裙裤两个口袋都鼓起来了，我发现她在里面塞满了从我家树上敲下的无花果。见我瞪着她，她微笑着对我说：“曹家姆妈告诉我，你不爱吃，你是不是觉得太甜了？”她居然用非常温柔的语调同我说话。“会甜掉你牙的。”她摇摇头，匆匆忙忙地离开了。

她回来时，我正在无花果树和一把椅子中间一个人跳着橡皮筋，她把一本书递给我看，琼瑶的《窗外》，问我是不是读过这本书，我摇摇头。她靠着树干翻开了书。“你有秘密吗？”她突然问我。这么说她有秘密？我心里暗暗想。但她肯定不会把她的秘密告诉我。初中毕业后，她进了旅游职校。那一年，我小学毕业，考进了市重点。我们很少再见面。

还是我养母先发现了秘密：江志萍胖了一圈。她是来给我送冰砖的，他们家新买了冰箱，香雪海，单门，绿色的。她放下冰砖，拍拍我肩膀的时候，我感觉到了一股寒意。“你怎么胖了这么多？”我养母问。“最近吃多了……”她的脸也变圆了。我养母讶异地盯着她看。

再后来，我养母让我别再和她做朋友了。我也再没有那种忐忑不安的感觉。以前，她凑近我和我说话时，经常会被那种感觉攥住。再后来，我自己十六岁的时候，也干了他们大人嘴里所说的“坏事”。

有天我刷微信，看到江志萍更新了一句：“我真希望这个世界能变得幸福一些。”在朋友圈这个地方，我留下的记录屈指可数。我不太想留下行迹，不太希望别人明白无误地看到我的生活，但是看到这句话，我还是忍不住回复了一条：怎么了？

她很快给我发来了一段语音。说是要去做一个微创手术，问题不大。在我听着她声音的时候，一种不舒服的感觉越来越强烈了。十个月前，我自己也做了一个微创手术。

我养母来看我时我和她说了说。这大半年，她总来陪我。休养在家那段时间，她经常倒两部公共汽车，来我家陪我散步，说话。童年的那些记忆，就是在这样轻松友好的氛围里重新苏醒的。我养母沉默了一会儿，好像在寻找字眼。“我听她妈说，她后来离过两次婚，据说都是因为男方家里嫌弃她不能生育，怀不上孩子。”

我出院那天，是我养母来帮我办出院手续的。医生的语气很平和。“第一年每三个月复查一次，第二年每半年复查一次，第三年开始一年复查一次。四年里不能爬山，不能生小孩。”我以为我养母会着急问些问题，然而她只是频频点头，什么也没说。

我们沿着新华路边的别墅区随意走着，下午，路的深处，也是无边寂静。树木极多，光影晃动，半明半暗。“我当年就不该在院子里种棵无花果……”我朝我养母转过身子，但她看着围墙的另一边，我想，她是不是在避开我的目光。

“无花果，不吉利啊……她当时总溜进来摘……”她慢悠悠地说着话，“有一天我认识了一个风水先生，他说家里有女孩子的，就不要整那些攀援植物没根的植物，挂幅牡丹花开富贵最最吉利。”

我突然想起来，我也认识一个风水先生，他曾经建议我在家里放棵幸福树，任何人都可以放，他说。我打算一会就发个微信，告诉江志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