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从考场出来的时候，我有一种预感，我已经彻底地丧失了我的未来，尽管它从来没有真正鲜活过。父亲没有问我考得怎么样，我的脸色已经说明了一切。他准备了一桌子饭菜，还摆上了两瓶啤酒。我没有动筷子，一杯接一杯地喝酒，可惜一瓶酒只能倒三杯，而父亲显然不会允许我再开一瓶。酒鬼都不希望自己的儿子继承他的醉意。沉默在房子里发酵，我很想关掉空调，打开窗户把它们放出去。我听见我的心在尖叫。
要是母亲还在，气氛也许不会这么僵硬，她很擅长困苦中的微笑。不过想起那些流动的笑声，屋子就显得更加凄凉，没有人味。十八年前，父亲和镇上另外三个鳏夫一道去云南的婚介所领回来四个越南新娘，母亲因为懂中文，价格最高，花掉了父亲五万块钱。另外三个新娘住了一两年就先后逃掉了，母亲待的时间最长。在这场赌博式的婚姻中，父亲还以为自己是最后的赢家。
母亲的出走没有什么征兆，那年我刚上初中，她提了一小袋糖果去寄宿学校看我，还是和往常一样笑得毫无保留。她有一头缜密的长发，颧骨略高，鼻子两翼长着雀斑，从西方的标准来判断，或许称得上美人。
但在中原，她的样子只能呈现为南蛮的丑陋，引来路人带着凉意的注视。我跟她说过不要来学校看我。等我月末放假回到家里，看到父亲坐在没有开灯的客厅里默默抽烟，我一下子就明白她为什么要去学校，她要给我最后的一点甜。那袋糖果还剩一颗，夜里我躺在床上把它剥开放进嘴里，却感觉它像眼泪一样苦。我再也不想吃糖了。
按照父亲的说法，她是跟人跑了，尽管父亲多方打听，也不知道她私通的对象到底是谁。但这种道德审判可以带给他安慰，每回喝完酒，他就要把母亲大骂一通，有时还要混一点民族主义情绪进去，说外国人的坏话。他好像有意制造出这些噪音来让邻居记住他的妻子。他的痛苦太过频繁，已经有了表演的意味，我看着很有些无聊。
即使母亲和人私奔了，我也不恨她，我只是奇怪她为什么不早点走，她不该给我留下那么多记忆。临走之前，她将那对大圆圈的沙金耳环留在了我的枕头底下。我能想象出当时的场景，她的眼睛在身上搜寻，看还有什么东西可以送给我，低头时耳环闪过她眼角的余光，她便像摘果子一样把它们摘了下来。那对耳环代表了她所有的乡愁，我情愿相信她回到了越南老家，在青木瓜的香气中找回了逝去的光阴。
成绩比我想象中的还要差一点，我无法报考任何校名里带有“大学”的学校。同学们在那里畅谈未来，眼神里带着向大城市进军的激情。我走进厕所，偷偷撕掉了志愿单。在学校门口那条长长的下坡路上，有个穿西装的男人递给我一张红色的宣传单，上面印着一家北京民办学校的信息，他们的招生对象就是像我这种毫无出路的人。
我从未去过北京，但做过好几次关于北京的梦。梦里虽然没有出现什么标志性建筑，但我知道自己的确走在首都的街道上。那里插着更多的红旗，路更宽阔，走在上面的人因为心中有梦而脚步轻快。我拿着那张宣传单，告诉父亲我要上这所学校。我知道一年一万多块钱的学费对这个货车司机来说不是一个小数目，但我没必要考虑他的感受，是时候让他付出一点代价了。我以为父亲会百般阻拦，没想到他只迟疑了几分钟，这种爽快反而让我有了一丝内疚。
为了省钱，父亲托人联系了一批货运往北京，顺便把我带过去。我们载着一车厢的跑步机在晨光中一路北上。我的胸中升起北伐的激情，不过眼前逼仄而单调的景色很快就让我昏昏欲睡，我梦见车厢门敞开，跑步机一个接一个滑了下去，但它们很听话，一直跟在我们后面跑。
父亲在大兴的仓库卸货时，我执意要自己坐车去学校。他没有办理进京证，未被交警拦下已算幸运，再说开辆货车去学校报名也太夸张。他在我后面叫喊些什么，但我已经戴上了耳机。北京比我想象中的大得多，我一度怀疑出租车司机已经开出了北京。计价器上最后显示的数字让我有点懊悔自己的莽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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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所学校偏远而破败，像小广告一样贴在昌平郊区的山脚下。一道红砖白粉围墙把几座临时拼凑起来的建筑物和一个长满了杂草的操场框起来，附近有废弃的工厂、大片的农田、隐藏的军事基地以及一个看起来比老家还要荒凉的小镇。
尽管失望到了极点，重新做人的激情却尚未完全褪去，我期待我的青春可以在此地借尸还魂。于是我买了新的运动鞋，还买了辆自行车，报名参加了学校的骑行社。第一次出游，十几个社员穿着社团统一订购的白色T恤，浩浩荡荡骑往居庸关长城，的确有点青春作伴的感觉。
我注意到我前面有一个身材不错的女生，就压低速度，一直骑在她后面。等到抵达目的地，她的脸朝向我，我才意识到刚才集合时我已经见过这张脸，只不过她脸上的那块褐色胎记太过显眼，让人不好意思多看。她试图用长刘海来遮挡，反倒有了欲盖弥彰的效果。她发现我在看她，就冲我笑了笑，隐约带着歉意，像是猜透了我的心思。她大概承受过许多这样进退两难的目光吧，我忽然有了心疼的感觉。
其他社员都有自己的朋友或熟人，只有我和李婉两人落单，就很自然地走到了一起。她家在河北，我家在河南，那条我们都没有见过的黄河似乎拉近了我们的距离。在长城的一处烽火台里，我掏出烟来抽，她向我要了一根，动作比刚学会抽烟的我娴熟得多。我们聊起那些关于北京的梦，以及梦醒后的失落。
全校的师生都知道，没有谁是来这里认真学习的，这所学校不过是一个进入社会之前的临时庇护所，为这帮失意的高中生提供三年的缓冲期。学校的老师几乎都是来做兼职的，讲起课来从来都是照本宣科，像是在教我们认字，问题是还经常念错。不过他们倒也识相，从不点名，考试全部开卷，恨不得直接帮我们把答案填上。学生们也很配合，心情好的时候就去上几节课，以便装出一点大学生的样子。
在这种自暴自弃的气氛中，大家对性的态度也就很随便，或者说只有对性的探索还能让人提起兴趣。开学没几个月，同寝室的另外七个人就全都谈起了恋爱，当然恋爱只是幌子，目的是为了摆脱处男的身份，反正在卧谈会上他们就是这么讲的。夜里十点熄灯之后，大家的笔记本电脑还能撑一两个小时，过了零点就只能躺在床上聊天了。除了网络游戏和体育比赛，聊得最多的就是女人的身体，从头发一直聊到脚底板。我经常想，如果女人知道男人在背后是怎么议论她们的，她们会不会对这个世界感到绝望。
我和李婉还停留在牵手的阶段，每天晚上都在学校周围漫游，室友们对此感到惊讶，笑我是性冷淡。我当然也很想，但不知道怎样开口，总觉得那种要求像是犯罪。而且李婉的表达欲很强，和她一起聊天，我只有倾听和附议的份，很难主导话题的走向。好在她的声音很干净，我喜欢听她讲话。
她说她想借助高考名正言顺地抵达北京，她的学习成绩一度也能支撑她进入名校的梦想，她相信那里面有很多高素质的人才，他们懂得如何尊重她的脸。小时候她的父母也想过要给她去除胎记，只是几次激光手术做下来都没有什么效果。
人们看她的样子总像是看到了不该看的东西。令她没有想到的是，她也受到了情书的骚扰。而那个带着施惠之心、以为自己十拿九稳的追求者没有想到自己会吃闭门羹，转而开始四处散布谣言，说她如何不检点，而她的母亲也不是什么正经人，她脸上的胎记就是其母堕落的证明。
与此同时，母亲好像对李婉也有了更多的敌意。她在卫生间待的时间稍长一点，母亲就会敲门，催她快点出来，好像生怕女儿会在镜子里意识到自己已经有了女人味。这种无形的压力终于吸走了她的注意力，进入高三之后，她的心好像有了自己的意志，总是东张西望，活在别处。父母的意思是叫她再复读一年，她却下定决心要来这所学校，这里面有报复的冲动。
当然汉语言文学这个专业也给了她幻想，就像历史系曾让我充满了憧憬一样。她想要通过对文学史的学习掌握必要的写作技巧，再经由写作来摆脱内心的阴影；而我想要在历史书里找到镜子，从浩如烟海的人生经验中找到最合适自己的那一种。哪知道这所大学里根本没有任何抽象物，梦想很快就降格为现实本身，并且使现实变得让人难以忍受。
那天在食堂吃饭，她又谈起她那紧张的母女关系，我没有搭话，我犹豫要不要给她讲讲我的母亲。难以下咽的饭菜让咀嚼声显得有些生涩。食堂里的电视机在播放国际新闻，到处都是天灾、战争和恐怖袭击，没有这些灾难的地方，人们就在交通事故里互相残杀。我想把电视机关掉，但找不到遥控器。就在这时，我像得到了灵感一般忽然向李婉提出开房的请求，并且要求立刻就去，没想到她竟笑着点了点头。她回到宿舍换了一身连衣裙，那些白色波点像是悬浮在她的身上，她含笑走向我的样子让我有些心慌。
附近的小镇上有几家由农民的平房改建成的宾馆，平日里只有学生会去，它们就像是开在医院旁边的寿衣店一样专业对口。我不想让我们的第一次显得过于赤裸，就决定去昌平城区。宾馆房间里的空气很沉闷，我打开窗户，发现天还没有黑透，那些躲在暗处的眼睛让我感到紧张，只好又把窗帘给拉上。我们坐在床上一根接一根地抽烟，气氛颇为凝重。
终于挨到了互脱衣服的环节。她的呼吸变得急促，我却有些颓唐。等我好不容易脱掉她的连衣裙，她的身体也完全向我敞开后，我却感到我阳具的灵魂正在以睾丸的褶皱为翅膀，笨拙而缓慢飞离我的身体。
它绕着我们盘旋上升，停在天花板的烟雾报警器上，不无怜悯地盯着我的奋力表演，最后它竟飘向了窗外。我丢失了我的欲望，她却扣住我的手，安慰我说不用紧张，也许我们的身体都太缺乏接触了，所以还不习惯抚摸，这是一种本能的排异反应，我们还有很多时间去适应彼此的身体。她的话让我从自卑的焦灼状态中慢慢放松下来。
我把母亲的沙金耳环送给她，她很高兴，只穿了胸衣和内裤就跑到镜子前面比划，还说她明天就去打耳洞。要是我没有这块胎记该有多好。和以前一样，镜子又一次这样提醒她。我走过去亲吻她的胎记，说我喜欢她的一切。这种互相安慰的感觉真的很好。
3
幸福来得太快以致有些失真。我明白我的长相充其量只能用平凡来形容，此外我还从母亲那里继承了矮小与黝黑。自母亲离开之后，我已经习惯了活在孤独的紧张之中，以注视自己双脚的方式穿过人群，我以为我的余生会在痛苦的啃噬中度过，最多只能维持住一种平静的绝望。为此我担心我会陷得太深，我的心事全都涌向了喉咙，似乎随时准备再表白一次，而这种迷狂最终只会吓走并驱散李婉的爱。这种据说只有女生才有的心结让我无法跟上其他男生的节拍，当然我从来没有想过要与他们共舞。
我反而开始感激李婉脸上的那道伤疤式的胎记，它成了可以把她锁在我身边的符咒。所以当她说她想再去做一次手术时，我拼命劝她不要去，说那是使她成为她的独特标记，它像火把一样可以让我在所有的黑夜里认出她。她看我的样子有点怪，像是在看一个性变态。最后她还是瞒着我去了市区的医院，不过昂贵的手术费和手术的风险让她有些迟疑。我却感到松了一口气。在返校的公交车上，她认识了田禾，那个脸上挂着甜蜜酒窝的小巧女生很快成了她的闺蜜。
田禾的前男友是骑行社的社长，他特别喜欢往自己的头上抹发胶，举手投足的样子就好像他的面前摆了一面镜子。我和李婉都很讨厌他，参加了两次活动就退出了社团。听李婉说，田禾是一个乙肝病毒携带者，也就是俗称的“小三阳”。她的母亲把这个“病”传给了她，而她的父亲以此为契机反复羞辱母亲，他尤其擅长在最琐碎的事情上发明争执的火苗，并用各种方式将其升级成一场波及锅碗瓢盆的火灾。
在开房之前，田禾感到有必要和那个社长交代清楚，没想到后者大惊失色，几乎是逃出了宾馆。分手也就算了，他竟把这个消息散播出去，那帮毫无医学常识的同学便像对待麻风病人一样孤立了田禾。
李婉对此很气愤，我也觉得有必要做点什么，反正我也没有更好的事可做。我看到社长骑着他的山地车去了停车场，便悄悄尾随其后。认清他的车之后，我去小卖部买了把铅笔刀，划破了他的轮胎。当我第三次这样做时，被社长逮了个正着。他上来就给了我一脚，把我踢倒在地，我爬起来捏住小刀作势要划他。他以为我只是吓唬他，还是往我身上靠，没想到我拿刀在他胸前划了一个大叉。可惜刀不够锋利，不然衣服划破的地方就能流出血来，流成一个带有否定意味的红色错号。他被震住了，一步步往后退，最后大喊道，有种晚上八点操场见。
按照正常的流程，我也应该叫上几个兄弟来迎战。可是除了李婉和田禾，我在这个学校没有朋友，我本来不想告诉她们，但晚上一起吃饭时我有点心不在焉。在李婉的追问下，我还是忍不住讲了，结果她们一定要带我去教职工宿舍找我们班的辅导员。
那个刚参加工作的男人长着一脸漂亮的络腮胡子，让他的表情看上去总是带着大材小用的委屈感。他正在和另外几个辅导员打麻将，牌局被打断让他有些不耐烦。这不是还没打起来嘛，没有发生的事你叫我怎么管。这个态度在我意料之中，打架斗殴在学校太常见，大概在灵魂起不了作用的地方，就只能用肉体去互相碰撞。他们的确管不过来，不过有时我又觉得他们需要这些事端，以便耗尽学生们的愤怒，以防怒气聚集起来指向学校。
我只能孤身应战。我去小卖部买了两把长刃水果刀，一把拿在手上，一把藏在操场边的草丛里。我真后悔把这件事告诉了李婉和田禾，她们一直跟着我，劝我不要冲动，让我去给那个社长道个歉，赔点钱给他算了。
其实这样做也没有不好，我也已经让那个社长吃了亏。但我总觉得这涉及一个男人的尊严，尤其像我这种长期活在压抑之中的人而言，这简直是一次自我释放的机会。再说，除了这种虚妄的勇气，我还能向李婉展示些什么呢。我在这种近乎癫狂的状态中感受着青春盲目的热情。我需要这种热情。
当社长带着七八个人朝我走过来的时候，我握住水果刀的那只手在发抖。李婉和田禾走上去求情，被社长一把推开。一股怒火升起，我举起刀往社长身上砍，却被一个不知道从哪儿伸出来的棍子打中。你他妈还敢带家伙，社长咒骂着捡起我丢掉的刀。我急忙逃向藏刀的地方，却不小心摔倒在地，他们追上来一顿拳打脚踢，我抓起地上的沙子往他们眼睛里撒，又拾半截红砖挥舞，他们暂时退避开来。正当他们要对我发起第二轮攻击时，我灵机一动，拿砖头拍向自己的脑袋。血流了我一脸，我大笑着把流到嘴里的血吐到他们脸上。这种疯狂终于一举熄灭了他们进攻的气焰，毕竟他们也不想闹出人命来。
李婉和田禾带我去镇上的诊所缝针，她们的眼泪让我有些得意，我感到我终于做成了一件事。那个长着悬针纹的医生知道我们是哪个学校的学生，他看我的样子就像是在看一个无可救药的癌症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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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件事之后，同学们都开始躲着我，我的出现总是会导致他们交谈的暂停，但我无所谓，我本来就没想过要和他们发展出友情。李婉、田禾和我自此有了同盟的关系，我知道他们怎么看我们这个小团体：一个长着怪脸，一个有传染病，还有一个疯子。但我感到，当我们三个人走在一起，那些在独自面对世界时被他者放大的缺陷却能彼此融合，形成一道稳固的防线。
我们可以躲在防线之后，自由自在地挥霍青春。此外值得一提的是，我奇迹般地恢复了正常的欲望，可能那一砖头起到了放血疗法的作用，使我排出了体内胆怯的毒素。我的生活费几乎全都用来了开房。
大一结束后的那个夏天，我们决定留在北京。我不想见到唉声叹气的父亲，李婉不想见到她那已将所有失望都转化为讽刺的母亲，田禾则不想见到她那没日没夜用语言互相攻击的父母。我们去肯德基打了一个月工，李婉在后厨炸薯条，我和田禾负责收拾餐桌。我们拿挣来的钱去了故宫、景山和颐和园，我们喝了很多可乐，吃了各种口味的冰淇淋。
但不知道为什么，我们好像总也找不到游客的那种自在感。面对相机的镜头，他们可以轻易地用微笑、剪刀手和飞翔的姿势表现出征服的姿态，有一种活在天地之间的豪气。我们的身上却好像总是携带着地洞的气息，只能像蝎子、螃蟹或老鼠一样举起眼睛看人。几天下来，我们疲惫不堪，就退回了昌平的校区。
学校空旷得可怕，时间好像已经停止，走在里面有失重的感觉。我发现我没有能力像那个卧轨的诗人那样去体会昌平那不可言说的孤独，所以总是去找李婉，只是听她说话就可以让我得到安慰。
一个起风的下午，雾霾被一扫而空，天空呈现出大海的景象。我们决定去附近废弃的工厂里游玩。我们经过玉米的方阵，看到田野中央有一棵绿得发亮的槐树，它那孤零零的样子就好像一直在等着见我们一面。远处传来军人训练的声音，缥缈得像是一个即将醒过来的梦，我们从来没有弄清楚那个军事基地到底建在什么地方。
工厂所有的门窗都凋落了，像是被外面的强光给刺破的一样。到处都是玻璃渣滓，机器的残肢和新添的空酒瓶。一本落满了灰尘的1990年的日历向我们诉说着工厂的过去，不过除了元旦那页上写着“今日无事”之外，日历上没有留下其他字迹。我感到这座工厂就是我们学校的未来，终有一天它也会这样静静在尘埃里生锈，它的历史与时代毫无关系，没有什么可以证明它的存在，更不会有人记住在它的体内穿行了三年的我们。
无聊的空虚感又把我们驱使到一块墓地。我们在主路上看到墓地的指示牌，就沿着箭头的方向走。蝉像机器一样躲在我们看不见的地方轰鸣，我们路过了一座又一座的村庄，难以想象这些把自己藏得这么深的农民居然也是这座国际化大都市的正式成员。墓地终于到了，有保安站在门口把守，我们骗他说要去扫墓，虽然他的脸上写着不信，但还是放我们进去了，大概他也想要沾沾人气。
那些修得很大气的墓碑以罚站的姿势一排排地立在山坡上，没想到的是他们每个人的名字前面都挂着头衔，有相声演员、散打冠军和用双语标注的归国华侨企业家，好像这些生前的成就可以决定他们在地狱里的位置。也许是为了抵御过于厚重的阴气，李婉忽然哼起一首校园民谣，又不自觉地越唱越大声，正好这首歌我和田禾都会唱，墓地里便有了一个三人合唱团。
一只乌鸦被歌声惊起，朝山顶飞去，李婉朝它跑去，好像她已经认定只要她跑得足够快，她就能长出翅膀。看谁先跑到山顶，她冲我们喊道。在追逐她的路上，我忽然感到眼前的世界变得异常明亮，有人躲在云彩后面给我们补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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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夏天太美好了，撞在我身上的风都带着河水的清凉。当这一切正在发生时，我就已经有了过去进行时式的怀念，同时嗅到了一种潜在的将来时的危险。美好的事情不会永远美好下去，这正是美好的意义。只是我没想到它的反面会来得这么迅疾，这么彻底。
首先，我的父亲死了。他死于一场车祸，验尸报告显示他已醉酒。虽然他是一个酒鬼，但据我所知他从来没有酒驾过，而且他的货车上没有拉货，所以他的死有很重的自杀嫌疑，但死因已经不重要了。我没有回去参加葬礼，反正有叔叔料理他的身后事。父亲银行卡的密码是我的生日，我把密码发给了叔叔，里面的钱应该够支付葬礼的费用了。我曾疯狂地诅咒父亲，希望他可以早点死，但当这一天真的到来，当我拥有了孤儿的自由之后，我却完全没有如释重负的感觉，反而感到心里黑压压的，迈出去的脚好像总也踩不到实处。
他的死只是一个来自远方的消息，我必须记住这条死讯，才能想起他已经死去的事实。也就是说，每天早上醒过来，他都要在我的心里再死一遍。我一遍又一遍地看到他的货车像乌龟一样四脚朝天，其中一个轮子由于惯性的缘故还在匀速旋转，而他浑身是血，躺在驾驶室里，死盯着倒挂的蓝天，嘴角挂着解脱的微笑。他是解脱了，却将所有的痛苦留给了我。
李婉的遭遇更有戏剧性。放寒假的时候，她的老家终于要拆迁了，一家人要搬去新居。这本来是一个喜讯，然而整理打包的时候，李婉发现了一本母亲的日记。那个有红色封皮、扉页上写着“运动会纪念”字样的本子诱惑着她的进入，结果她从中发现一个可怕的秘密。
那年母亲生病住院，被一双前来看望邻床病人的眼睛盯上，那个年轻人在一个雨夜偷偷溜进病房，强奸了母亲。而他就是李婉的父亲。更令她意想不到的是，母亲这边的亲戚竟主动促成了这桩罪恶的修复式婚姻，他们认为只有这样才能消除母亲身上的污点，不然这污点将无限放大，压在家族里每一个人的头上。李婉忽然理解了母亲对她的恨意，她恨的是作为女人的身体，如果它不是那样招摇，就不会招来这样的厄运。
她是强奸犯的女儿，这一无情的事实彻底击垮了她。她对脸上的胎记有了新的解读，她说这是不管怎样也去除不掉的罪行的标记，是上天加在她身上的惩罚。她开始频繁做起噩梦，梦里总是风雨交加，一个穿黑色雨衣的男人朝他步步紧逼，雨水淌在地上，化成污浊的血流，她不敢抬头看他的脸，害怕认出父亲的脸。一次情绪崩溃之后，她拿小刀划破了脸上的胎记，我送她去诊所，那个年轻的医生给她缝针时望了一眼我额头上的伤疤，像是在说这下你们倒更像一对儿了。
我尝试着告诉她也许这是命运的安排，她注定要在这种悲剧中比别人体会更多的绝望，从而成长成为一个真正的作家。但这只会提醒她一个字也写不出来的事实，她哭得更伤心了。我想告诉她至少她的父母还健在，还有恨的对象，但这听起来更像是责怪。
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安慰她，只好陪她一起哭。以前我们还能用性爱来摆脱苦闷，在肉与肉的融合之中感受自我的消解，但现在性对她而言，已经沦为暴力的象征。我们每天都在一起，却只能各怀心事地坐着，像是在用这种悲戚来提醒对方已经发生的事情真的发生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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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毕业的临近，那些尚未到来的事物也已经携带阴影而来，同我们身上过去的黑暗纠缠在一起，我们无法挣脱这低气压的旋涡。北京挤满了做梦的人，我们却连一个像样的梦也没有，只能蜷缩在郊区反刍自己的无能。我们作为高考的弃儿来到这所野鸡大学，奢望用逃离的激情兑换新生的可能性，最终却发现那些先天的伤痕早就像基因一样写就了我们的命运。因此，当田禾把我和李婉拉进一个自杀群，当我看到那些同龄人和我一样渴望终极解决方案时，我竟有了久违的归属感。
从大一下学期开始，田禾就被学校安排进了单人宿舍。我为她打的那场架反而让更多的人知道了她的“病”，并最终促使学校做出了这个不人道的决定。田禾之前笑着对我说一个人住一个宿舍，她乐得清静。看着她脸上的那个葡萄般的酒窝，我居然就信了，没想到她早就有了比我和李婉坚定得多的赴死的决心。
我在网上查过很多资料，严格来讲，像她这种无症状的乙肝病毒携带者根本就不是病人。那些明明就从未爱惜过自己生命的人，却对一个没有什么传染性的病毒怕得要命。或许这个世界就是这样，每天都在上演荒诞喜剧，只是我已经彻底丧失了在黑暗中哭笑的能力。在无边的黑夜里，对曙光的渴望才是最不健康、最不自然的念头。只有死亡可以结束这一世的朽坏，只有死亡才会平静地收留我们。当我把这些想法告诉李婉和田禾，她们都表示强烈的赞同。
那几天，学校里开始有人拍毕业照了。到处都可以听见醉酒的呕吐声，人们说着“苟富贵勿相忘”的套话，在新的迷梦里继续麻痹自己。而我们三个人已经做好了死的准备。田禾把我们决定集体自杀的消息发到群里，大家纷纷发来鲜花、鼓掌和笑脸的表情。
有两个自杀未遂的前辈跳出来温馨地提醒我们一些注意事项，在他们的指导下，我们将网购的剪刀、胶带、蜡块、苹果炭和不锈钢脸盆装进行李箱，带去了昌平城区的宾馆。我和李婉之前多次来过这家宾馆，只不过那时带着生之喜悦，此刻却只有将死的凄凉。
我们拿胶带贴住排风扇和门窗的缝隙，拆掉烟雾报警器。火盆点燃之后，我们一人喝了一小瓶二锅头。李婉说她喝不下去，就往酒里面掺了很多可乐，她说她喝出了威士忌的味道。她的话让我怀疑她是否有些犹豫。田禾也一直抽泣，但她解释说那是解脱的喜悦。也许此刻只要有一个人喊停，这场戏就可以终止，但大家都不愿意表现出怕死的懦弱，僵局最终也未能打破。
我们平静地躺在床上，等待死神循着一氧化碳的气息前来勾走我们的魂魄，如果我们真有灵魂的话。田禾一开始躺在另一张床上，中途跑过来依偎在我身边。我用左右手抱住她们。我们活着时彼此相爱，死了一起下地狱，这样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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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一阵剧烈的头疼与耳鸣中醒来，看着已经熟睡的李婉和田禾，我忽然想起我们在墓地里唱歌、奔跑的场景，进而被那个画面之中强烈的生命气息深深击中。非死不可吗？我们不是还有彼此吗？我打开窗户，又用毛巾捧住火盆跑进厕所，用莲蓬头里的水浇灭了火炭。我大声地喊着李婉和田禾的名字，摇晃她们的身体，却怎么也叫不醒她们。我忽然想起童话里的情节，就很用力地亲吻她们。没想到这招真的有用，田禾和李婉先后被我唤醒。
她们都说饿了，我们决定去不远处的那家二十四小时营业的肯德基吃点东西。夜已经深了，还下起了小雨，像是要洗掉残留在我们身上的死亡的醉意。店里坐着几个和我们一样无家可归的人，他们的身上带有穷人的麻木与满足。
“你们还记得我们在这家店打工的情景吗？我们那时候不是很开心吗？我们为什么不能活在这种开心之中？”我对她们说，“我们可以到处打零工啊，洗车，洗盘子，摆地摊，要饭也可以啊。你们不想要饭也没关系，我一个人去要我们三个人的饭，我肯定能养活你们。实在没得吃，我们就饿着，反正饿一两天也不会死……我们一边打工一边四处流浪，我们一无所有，却因此拥有了整个世界。我们去国外吧，我们去非洲，去不成我们就待在国内，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够我们逛了。
在人群里待烦了，我们就去岛上，去沙漠，去林子里，我们离人群越来越远，越离彼此越来越近……我们可以存钱找最好的大夫，去掉胎记，有病就治病，我们可以去整容。我们从里到外都是新的，没有一个人能认出我们……要是你们愿意，我带你们去越南找我的妈妈。
她家门前有一棵木奶果树，你们肯定没有见过那种密密麻麻的红色果子吧？这个世上还有很多东西我们都没有见过啊，我们甚至都没有见过黄河。不不，我不去找她。我们不需要父母，李婉你不要有负罪感了，其实所有的父母生下他们的孩子都不过是一时冲动，是的，一时冲动，简直就是激情犯罪。
我们所有人都是强奸犯的后代。我们没有错，错的是他们，我们为什么要用别人的过错来惩罚自己？父母是死是活和我们有什么关系呢？我们走自己的路，所有的路都向我们敞开，没有路我们就踩出一条来……我们要在这世上游荡，走到哪儿算哪儿，我们要让所有人都看见我们，却不知道我们是谁。
他们不知道我们是谁，却知道我们是清白的。别人只有一双眼睛，我们有三双，我们可以看见三倍的风光，拥有三倍的人生……既然我们生如鸿毛，那就活出鸿毛的轻盈，我们在所有的夜晚沉睡，在随便哪个黎明里醒来，我们继续走，继续歌唱，我们一点点地倒出自己的生命。如果长出白发，我们就像猩猩捉虱子一样帮对方拔掉，要是白发太多拔不过来，我们就让它慢慢地白下去。我们不着急，我们不自杀，死会主动来找我们，我们绝不逃到死去。”
我好像从来没有一次性说过这么多话，还说得这样流畅。我开始怀疑这一切只是在那个密不透风的旅馆房间里做下的梦。但这是真的，我看见她们笑了，笑得那么明亮，那么美。窗外依旧是黑夜，但雨已经停了，城市得到了净化。我相信只要我们推开门，我们就能看见全世界的清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