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一阵我的妻子桃薇一声不吭地走了，我去医院找她，同事说她请了长假，我想既然请了长假，必然还是会回来的吧。

我从幼年一直对人的出走有着莫名的情结，人在不同阶段出走之后，定会以一个新面目面对周遭，无论他的生活是多么沦落，沮丧，都会有所改变。我怀疑她出轨，是因为去医院询问她的去向时，感觉背后有她同事们隐隐地耻笑，这更验证了我之前的怀疑。而我早已过了敏感的年纪，我知道若是有了可以察觉到的耻笑，一定是发生了什么。

两天以后她回到家，给我做了早餐，当作什么都没发生，我也佯装什么都没发生，我说我的工资从五千涨到了六千。她说，恭喜。

听到恭喜之后，我断定她一定是出轨。我们没有孩子，是我的原因，结婚前我们总是争吵，婚后她带我找熟人看病，我们有个一居室，终日飘着中草药的气味，整个房间都好像枯黄色，当在厨房里塑胶篮子里的草药变质发臭也没人管的时候，我们都放弃了。我偶尔去她父母家，她父亲患了老年痴呆，但还记得桃薇比我大两岁的事。这个老爷子常对我说，桃薇从小就很漂亮。我知道桃薇从小就很漂亮。桃薇出走后我去过她父母家一次，老爷子还是絮叨这句话，我当时喝了些酒，心中抑郁，我说：“这不算什么。”桃薇母亲没有说话。我想她会在下一通电话里告诉桃薇吧。我只是心中愤懑，没有想到那么多。

二〇〇八年奥运会，人好像下水道里杂交泛滥的老鼠满溢了一般，在各处浩浩荡荡，城市上空堆积着各色人种呼吸的废气，不论地铁、公厕、咖啡馆，全是陌生的颜色和脸谱。所以有一天回家，我对桃薇说我们去西藏一次。桃薇说好。

我们没有计划自驾，每个人带了很小的一个背包。之所以这样，是因为我觉得在驾驶和副驾驶上待久了会非常尴尬。但我没想过的是，这种尴尬本身也是稳定的，如果选择自驾，就不会导致那样一个结果。

我们从贵州省到了云南，当地的省道因为雨季的泥石流被冲毁了不少，路上随处可见挖掘机，艳阳高照的时候尘土腾起久久不散去。或者阴雨时云雾蔓延，视线很少清澈过，永远混混沌沌，我以为进了藏区会好些。在崎岖山路上，还可见路旁堆积了五颜六色的大油桶，堆积得像是以前海边轮渡上满载的石油。这些油桶上有黑色溢出来，像窗帘一样，整个排列起来有着触目惊心的污浊感，跟周围的草木丛生极其不搭。

中途有一次车停下来，有东西刮了保险杠，司机去搬前方石头的时候，桃薇问我：“这些桶里装的什么？”

我说：“石油。”

桃薇说：“可能不是。”

我笑着，说：“地沟油。”

桃薇面无表情地从我身边走过去，看了一会儿，好像还用手指抹了抹。她回来时，我问：“是什么？”她没有回答我。

我们每天要坐十个小时车，车在山路攀爬时十分缓慢。

桃薇很注意养生，她随身带很多瓶瓶罐罐的营养药，可以看到她在车上吃药时，药丸会从她手心里颠簸出去，然后她就又取出一片，如果又从手掌里弹出，她会再取一片，直到可以填到她嘴里，执拗得让人觉得可怕。

滇藏线的车窗外，每天都是浑浊一片，我们有了疲惫感，景色都是一样的，绿色的线条划过去，过一会儿，再几条绿色线条划过去，山的形状让我感觉像是每天周而复始地睡觉。

大约在第五天夜里，我们已经过了德钦和芒康，傍晚的时候到达左贡，当地的旅馆只有两家，有个从拉萨来的规划团队住满两家旅馆，没有位置了。我们站在路边，想着可以去哪过夜。

我说：“不行可以找当地的藏民家过夜。”

桃薇说：“太脏了，赶路吧。”

我说：“旅馆也是当地人开的，能有什么区别？”

桃薇站在马路边上，她已经扎起了围巾，围巾包着她的下巴。我说：“从这里开始没有可讲究的，比北京干净多了。”

桃薇看着路灯，说：“哪干净？”

正好一辆车过去，车灯打亮了她的脸，我盯着她的鱼尾纹看。其实我说不上来哪干净。

车多是从林芝往东开，很少有这个时间去八宿镇的，往八宿的车程要六个小时，到达就会是后半夜。我靠着路灯后面的一个石柱子，桃薇把包搁在脚边，搓着双手。

之后有一辆开往八宿的车，只是上面人满了，这辆塞满人的车在我们面前停了下来。从车窗里探出一个四川的脑袋，他说：“赶夜路？”

桃薇说：“是啊。 ”

四川脑袋竖起大拇指。

四川人说：“可我们车里坐满了，不然可以拉你们，你们去哪？”

桃薇看起来有点生气，她很可能认为我们在此站了一个小时，等到一辆人满又暖烘烘的车，还要被人竖大拇指夸奖是件很窝火的事。

桃薇说：“新西兰。”

我对司机喊：“去八宿，需要几个小时啊师傅？”

四川人收回手，说：“六七个点。”然后摇上窗走了。

车走后，桃薇朝身后的小山坡上走去。

我说：“你做什么？”

桃薇说：“去厕所。”

我走过去拎起她的包，跟在她身后上了山坡。

在一块路标牌下的阴影里，我听到桃薇穿过植物的声音，衣服摩擦树叶的声音。周围一片黑暗，路灯的光漫不过来，镇子里的灯火渺小如水滴一样撒在远处。我顿时感觉到一种久违的亲近感。我想起两年前她买那条围巾时的情形，她在一个柜台前试戴一个帽子，在镜子前摆弄了半天，发觉不合适，就随手扯过一条围巾绕在脖子上。这条围巾是粗硕的毛线，卡在她的下巴和嘴唇之间，她说：“这个很好。”说话时，她下巴轻微晃动，那条粗硕毛线的围巾滑下去一点，我顿时觉得心里极其地喜欢她，特别想拥抱她，我朝她走过去，她视线里的镜子出现了我的身影，然后她走向柜台。而我极其地沮丧。

可以看到坡下路灯旁雾的形状，染上一层黄色。那种久违的亲近感让我终于鼓起了勇气。我说：“你是不是出轨了？”

桃薇说：“包你拿过来了吗？”

我说：“拿过来了。”

桃薇站起身，说：“我好了。”

我们又回到路边等车。我吹起了口哨。由于天气冷，大部分都是口水喷出嘴唇的声音。

桃薇说：“你觉得很好听？”

我停下，说：“特别好听。”

又继续吹起来。

桃薇说：“你不信任别人，就一文不值。”

我继续吹口哨，吹得气流越来越大，反而吹不出声响，我气急败坏地活动嘴唇，不小心牙齿夹出一个口子，血从裂缝里流出，很干燥。像舔了一口凤梨皮。

我说：“信任谁？”

桃薇说：“所有人，都不会信任你，因为你一文不值。”

我直起了背，不再依靠石柱，我说：“你病了？脑子进屎了？”

桃薇转过头来，她的下巴从围巾里完全伸出来。她说：“不用气急败坏。”

我说：“我没有。我们从来不吵架，你他妈有病了。”

桃薇说：“是吗？”

桃薇双手环住自己，似乎非常寒冷。

这时一辆车停下来，直到它停在身边时我才发现。

车没摇窗户。车玻璃不是透明的，贴了膜，从外面看不进去。我看了眼桃薇，她朝车窗走过去，我没听清她说了什么，桃薇拉开车门上了车。

上了车，我们没说话。车上的空气并没有暖和多少。前面坐的是两个藏民，头发乱糟糟，大约三十岁的样子。副驾驶的藏民耳朵上有纱布，我仔细看有没有渗出的血，看到他在反光镜里看着我。

他操着模糊的汉语说：“哪里来？”

我说：“北京。”

桃薇说：“谢谢啊。”

司机说：“你们，是去八宿吗？”

我说：“这里旅馆住满了。八宿有过夜的地儿么？”

副驾驶说：“有，有，这里，拉萨来的，很多人。”

他们之间互相说了几句，发出笑声。笑声很嘶哑，好像连着两天没喝过水的样子。

桃薇说：“耳朵怎么了？”

副驾驶回过头，指着自己包着纱布的耳朵，说：“这个？”

桃薇点点头。纱布说：“虫子。”

我说：“虫子咬的？”

司机忙说：“不是，不是，是里面，有虫子。”

我又盯着他的耳朵看了会，忙说：“取出来了吧？”

桃薇说：“滴食用油就可以了。”

副驾驶说：“什么？”

桃薇：“食用油，花生油，豆油啊。”

副驾驶点点头：“我知道，花生油，我们吃牛油，肥肉榨的。”

桃薇说：“包纱布也不好。容易感染。”

司机从后视镜里笑笑，他说：“我们想，憋死它。”

他说的最后一个字眼极其清楚，又尖锐。

纱布说：“你是，看病的？”

我说：“是啊，她在医院工作。”

纱布说：“嗯，所以你懂。我这里也有些不舒服。”

我没看到他指着哪。

桃薇：“其实虫子挺好。小时候我养过一只牛蛙。”

副驾驶说：“牛蛙？”

桃薇说：“比青蛙大一些，藏区也该有的吧。”

副驾驶不置可否。桃薇继续说：“养了好多年，放在鱼缸里，它跑出去过两次，都抓回来了。后来因为夏天换水太勤，就很少喂它。不管几年，它都不认识你。”

我说：“我耳朵里也进过虫子。”

桃薇：“小学毕业的冬天它从鱼缸里跑了，我再也没见过。因为不喂，它肚子一直都是瘪的，凹进去，就看得到脊柱的形状。”

副驾驶说：“感觉不好吧。”

桃薇笑笑。副驾驶说：“来这里感觉怎么样？”

桃薇把头靠在窗户上。

我说：“身体不太适应。”

桃薇说：“很干净，景色特别好。”

我低下了头。我脑海里不断回放着桃薇的话，没有人逼她说很干净，我回头看她，觉得她身上好像带了股腥气。一股陌生的腥气。

我对桃薇说：“你说什么？”

桃薇看着我，她说：“你听见了。”

之后我们都不再说话，藏民偶尔问一两句，我都敷衍过去。

我和桃薇各贴在车壁上，我想她应该跟我一样，在最陌生的环境里，也只想远离对方，我们一直不知道对对方隐藏着这么强烈的反感。我突然想起每次带朋友来，她总是在细小的也许无关紧要的问题上站在我相反的立场，她一定要让人感觉到她的独立和自我。我还想起，她从来不吃鱿鱼，软而腥的口感，好像活物在嘴里，她说：“是啊，真想把肠子都吐出来。”而在一次聚餐里，我的一个朋友点了鱿鱼，她兴高采烈，她咀嚼的动作好像刻意让我看她是一个多么独立的女性，而在双人关系中的互相依附完全瓦解掉。大概所有人在人群中，都是如此感觉到强烈的孤独，任何亲密都被防御性的独立破坏掉，剩下互相站立着的人，彼此直直矗立，仿佛远古洪荒。

我低声说：“你为什么要撒谎？”

桃薇说：“我养过。”

我说：“我说的不是牛蛙。”

桃薇看起来很气愤。她又朝车壁靠过去，看起来想躲到车外面。

这时车熄火了。司机和纱布下了车。纱布敲了敲窗户。我下了车。

司机开着驾驶室的门，我和纱布在后面推车，但前面是一个上坡，鞋在路面上搓动着，形成一顿一顿的节奏。膝盖也承受着一下一下的撞击。司机压了下手闸。我和纱布松了口气。

我说：“不行了吗？”

纱布说：“要换个电瓶。”

我说：“哪能换？”

纱布笑了笑。司机从驾驶室出来，对我们说：“你们，先上车，太冷。”

我和桃薇上了车。车灯在前方照亮一个三角形，越远，光被吞噬得越厉害。我们停在半山腰的一片黑暗中。有雾气从车灯前飘过，可以清晰地看到流动的形状的变换，只是它让我们感觉无比寒冷，而且更清晰地感觉到自己个体的存在，被寒冷和担忧挤压着。我看到桃薇已经蜷缩在座位上，抱着自己的腿。

我透过驾驶室的玻璃朝后看，司机和纱布在外面用藏语交流着。而我第一次在藏区有了恐惧感，我的生活经验还没能让我想清楚他们是谁，以及我们还可以到哪去。

桃薇气若游丝地说：“你有没有觉得我们很可怜。”

我说：“什么时候。”

桃薇：“想着要伟大点，不这么可怜。”

我说：“我怀疑他们故意把车停下的。”

桃薇看着我，说：“你一直都这么自以为是。”

我说：“我就是觉得不对劲。”

桃薇说：“你谁也看不见，就像现在。”

桃薇的声音像从很遥远的地方传过来，我也确定不了是否只是在跟一个声音对话。

桃薇说：“牛蛙跑了让我很伤心。”

我说：“你想让我怎样呢？”

在黑暗中我们一动未动，桃薇说：“我想让我们更可怜点，可怜兮兮地继续活着，睡觉，打炮，吃饭。”

我说：“你还想怎么样？”

桃薇说：“我还想着你工资又涨了一千。”

我说：“那我们在这儿住下来。”

桃薇在黑暗中注视着我。她瑟瑟发抖，又努力紧绷着身体，可身体抖得更厉害。

她说：“你真可笑。”桃薇停了会，说：“我想打游戏了。”

车门突然被推开了。

我只看到一个黑影，接着胳膊被抓住。我心中腾起恐慌。

我被拉下了车。

我分不清司机和纱布。他们其中一人说：“你先在外面，等会。”

我说：“干吗？”

一条胳膊拦住我，我打开挡在胸前的胳膊，要上车。两人钻进车里。车门迅速关上，咚的一声，整个车都震动了一下。我的衣角被夹住，如果晚一点，手指就被挤断。

车外寒风刺骨，潮湿冰冷，鼻腔被冲得酸痛。我大脑一下子蒙掉了，我敲打着车玻璃，朝里面看，只是一片黑暗，玻璃也不是透明的。车里人喊：“没有事，等一会儿。”

声音闷闷的。

车灯前是一片平整的路面，我想找一块石头。此外，我双手颤抖，需要握一样武器。

我沿着马路走，掏出手机，没有信号，借着一丝幽光，我半蹲在地上照着道路和山壁形成的夹角，我想找一根棍子，一块石头。

当我分不清哪边是悬崖哪边是山壁的时候，我的身体都融入到黑暗中，如果没有那冰冷的刺痛感，几乎只留存下一个可以飘动的意识。我触摸着地面，每次触碰到都像被尖刀扎了一下。当我感觉到雾气再一次包裹而来的时候，从来没有如此孤独过。我紧贴着山壁，好像除此之外都是悬崖，在恐惧而麻木的惶恐中，我好像感觉到有一丝光擦过我身旁，它好像浮在空中飘了过去。

在车门关上的那一刻，好像所有人已经把我杀死，而我离得远远的，只是不想面对自己的无力。我沿着道路走，不知走了多久。嘴唇上滚下来液体，我知道流了鼻血。我用手背擦一下，血迹带来穿透筋骨的冰冷。我把头垂下来，鼻血一滴滴地钉在路面上，可以听到那种脆弱的声音。

等我找到一块石头的时候，我就朝反方向跑，跑了几步就开始气喘，虚弱感从肺开始，好像身体被按到深水中，那是跟活着相反的一种存在感。

我走到车旁，把石头藏在口袋里。我敲打着车玻璃，副驾驶摇开窗。

车灯已经调到最低档，他的脸映衬在一种比烛火更灰暗的光中。

我朝车里面看去，是空的。

司机坐在副驾驶的位置，他说：“她看到你不在，就走了。”

我说：“嗯。”

司机说：“我弟弟，跟她上车，走了。”

我想他弟弟一定还趴在车后座上，只是车门挡住了我。

司机笑着说：“你去哪了？”

我说：“我不知道去哪了。”

我看着远处，视线已经上了高空，我和我的光如此渺小。

司机探出头，说：“车，刚走不久。”

我想着对方怎么还能说出谎话。我说：“我没有看到有车经过。”

司机说：“有的，我们的车，走不了了。”

我握紧了石头，朝着他的脑袋，砸了下去，右手震动了一下。我双手握着石头，用尖锐的一端，狠狠地撞击着他的脑袋，用可以把石头塞到颅腔的力量。

车一下一下地晃动着。

直到周围都静止了，司机的头静静卡在摇下的车窗上，遮了一半下巴。像桃薇的围巾一样，遮了一半下巴，只是它毫无美感，车门上流下数条血迹。我拉开车门进了车，大口大口地喘气。

我在想桃薇去了哪，也许已经被推下了悬崖。这时才感觉到双手爆裂开的刺痛感，石头割裂了手掌的皮肤，有伤口也有洞眼，是各种形状的痛觉。

我从车座上撕了布条，在手上缠了几圈。

我把司机从车里拖出来，拖到悬崖边上。在路栏上的第二格，我把司机推了下去。没有听到任何声音。

在车里，我抽着摆在方向盘上的烟，抽完半包烟，天已经快亮了，凄冷的蓝色漂染了黑色，我觉得自己快要死了，即将死了。

天快亮时，我拦下了一辆车，司机对我略有怀疑，不相信车是我的。我撒谎说在藏区教书，借了朋友的车。

到了八宿，我找了家旅馆住下，在旅馆里昏睡了两天，期间吃了一碗面。

再次清醒的时候，我开始梳理自己的思绪，应该有人要来抓我了，我想着外面一定有人在搜查外来人员，才意识到出去吃饭有多危险。同时我还向旅馆老板打听最近周围发生的事。

周围没有任何事，一切都静悄悄并且安逸着，藏区中部有着直接暴躁的阳光，雾色全退了。

在八宿的第三天，我突然很想打游戏，就跑去了网吧，在网吧里过了一夜，我发现身旁坐着桃薇。

她已经摘掉了围巾。

我说：“你在做什么？”

她说：“在等你。”

我说：“我去找武器了，我没有办法，在地上找了很久。”

桃薇笑笑，说：“是吗，你不问我发生了什么？”

我说：“你发生了什么？”

我看到桃薇盯着显示器，她眼眶里开始滚出泪水，她表情悲伤得好像一头死去的大象。

我说：“我杀了其中一人，为了给你报仇。”

桃薇继续打着游戏，网吧的隔壁挡着我的视线，我不知道她计算机里开着什么。然后她转过头，那是我看过最悲伤的表情，其中混杂着嘲讽，凄凉，无助，像某个地方脆弱的转瞬即逝的季节。

她看着我，又好像我从来不曾存在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