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少年时代写下的第一个故事里，主角出发的故乡小镇叫风镇，因为它在山腰上，风多。这个小镇其实就是我的故乡。后来的许多故事里，我也常常提到风镇的名字，是因为那几条窄窄的街道拼凑起来像一朵蒲公英，经不得风吹。那时候我老觉得人生轻盈得像蒲公英，风往哪里吹，人就得往哪里飘走。

风镇其实不叫风镇，叫“鲜店”，藏在四川东北的群山深处。九岁那年，父母离婚，我从自小生活的大连回到那里，开始了另一种人生。

为了让我尽快熟悉本该熟悉的故乡，我不太熟悉的爷爷给我讲了关于鲜店的许多故事。例如这里历史悠久，生活着好几万人，战争年代时土匪横行，红军曾经来剿过匪，几十年后剩下了几处留着枪眼的红色遗址。嘉陵江的支流穿过整个小镇，并在镇子十公里外蓄成水库，每年都会淹死人。最应该记住一点是，我们唐家世世代代都生活在这里，在他之前，从没有人去过更远的地方，爷爷说：“这里就是我们的根。”

许多年以后，我终于理解了爷爷的一片苦心，但依然无法把这里当做我的根。事实上，从回到小镇的那一天起，我就已经没有故乡了。爷爷说，长大以后，我不必留在这里，只需要我不要忘了这里。

“人这辈子要送别很多，不必强求，但千万不要忘了他们。”爷爷没读过什么书，但喜欢讲道理，家里人都不喜欢听，他只能对我讲。

回到镇上后，爷爷常带我去附近的山上放牛。我在树林里玩得一身汗，他坐在草地上，摘下帽子，懒洋洋地晒太阳。心情好了，他会叫我过去，讲一些从前的故事。有时候他还会唱歌，唱得最多的是《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那时候我对这些毫无兴趣，在他身边听着听着就睡着了，再睁开眼，已经是傍晚。

回家的路上，我们行走在火红的夕阳下，我摘些野花野草，揉成一团，当做子弹扔出去。有时候也学着爷爷不着调地唱歌，然后看着他笑。

“西边的太阳快要落山了，微山湖上静悄悄，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唱起那动人的歌谣。”

2014年冬天，我爷爷的棺木，就在小镇的尾巴上搬出家门，一路吹吹打打，抬了二里路，送到山沟的村子里。那里有一座土墙房子，是爷爷的出生地和年幼时的住处，七十年后，他葬在那座老房子对面的荒地里，背靠着山和一棵巨大的树。那座山上葬着他的父亲，山下成了他死后的住所。

沉重的墓碑上刻着他大大的名字，大大的名字右侧，是他的妻子、儿孙、媳妇。七十年岁月，留下了这些。

唐家在小镇上算是大家族。爷爷的父亲，我的曾祖父，是个了不起的人物。当年，小镇的山里藏着数帮土匪，横行乡里。曾祖父是个农民，但能说会道，通达世事，在土匪间周旋，保持平衡，日子过得还不错。后来军队来剿匪，曾祖父顺水推舟，帮着不少人免了罪，军队走后，曾祖父在乡里更受尊敬。

曾祖父娶过两个女人，膝下有七个儿子、四个女儿，爷爷是他第三个儿子。时过经年，这十一个兄弟姐妹各自分家，有了子女，长了白发，我的爷爷也从“三哥”变成“三爸”再变成“三爷爷”。几十年里，家族开枝散叶，子孙众多。

到了我这一代，曾祖父建立的整个家族已经四散天涯。仅剩下的，是一座空空荡荡的祠堂，就建在养活了十一个孩子的故居山顶。只有还活着的家族老人，偶尔会去那里坐坐。我只记得那是整个小镇最高的山，清晨可以看到大雾笼罩的辽阔的群山，山下是密密的柏树林，风一吹，树木就簌簌地响。

爷爷生前是那里的常客。他是个念旧的人，各有各的人生，从前的故人们陆陆续续真的成了故人，他只好到那里，吹吹风，见见还在的人，翻翻族谱，以做慰藉。

爷爷和曾祖父性子不同，是个善良老实的人，话不多，但让人心底踏实。奶奶十七岁就嫁给爷爷，或许也是因为这点踏实。那时候爷爷二十五岁，个子不高，身材瘦弱，但做事勤快踏实，为人仗义，人缘很好，大家都叫他“三哥”，奶奶嫁过来后，也跟着叫他“三哥”。

家族世代农民，正值青年的爷爷不满于此，想学门手艺，做个受人尊敬的手艺人。或许是因为奶奶那时怀了孩子，也或许是爷爷的想法太像偷懒，曾祖父不准他走。结果爷爷在此事上一反常态的坚定，和曾祖父大吵一架，听说差点动了手。

这件事后，爷爷和曾祖父真正的分了家。爷爷和奶奶搬进了村子外面一间小小的泥瓦房里，连吃水的井都没有。至于奶奶那里是如何解决的，只有他和奶奶知道。这场对生活的反抗最后在爷爷的义无反顾下告终。

于是在奶奶怀我伯父的时候，爷爷跟着亲戚去了另一个县城，一年后，他提着一个重重的木箱子回到家，奶奶正在屋里缝衣服，我的五奶奶在堂屋里抱着一个婴儿。

“三姐，三哥回来了哟！”

奶奶立马走出来一瞧，爷爷正提着木箱子，一头汗水地站在门口。

“回不回来又咋个，他不在还是一样的过！”奶奶盯着爷爷，气狠狠地说了一句，又回身进屋了。

爷爷讪笑两声，局促地坐下去。

那之后，爷爷成了木匠，给人做家具，也给人做寿材，慢慢有了些名声，远些地方的人开始叫他“唐木匠”。

八年后，唐木匠亲手给自己的父亲做了副寿材，放在后院的一角，盖上塑料和谷草。那时候伯父已经是个调皮的小孩子了。有次他去曾祖父的房子玩，探索到了后院的角落，掀开谷草，躺在棺木上。爷爷和奶奶找了他很久，最后被来照顾曾祖父的二爷爷发现，回家后，爷爷打掉了伯父一颗牙。

寿材只放置了半年。那年冬天，爷爷和兄弟姐妹商量着，把曾祖父葬在了老房子对面的山腰上。那时候太穷，只是堆了几块石头，石头上刻出名字，在凹痕里涂上颜色，算是墓碑。

曾祖父死后，唐木匠就消失了。爷爷突然放下了手艺，成了彻彻底底的农民，就像他的父亲一样。爷爷是个念旧的人，这其中或许多少有曾祖父离世的原因。那时候爷爷三十二岁，送别了他的父亲，像是完成了一场真正的成年礼。

后来我的父亲出生，爷爷和奶奶也从山里搬到了镇上，那座石头砌的小房子和新生命的降临，花光了他们所有积蓄。奶奶不得已四处赶场，卖些鸡蛋、野菜，做起了小生意。

那座石头砌的小房子，直到伯父结婚时才翻修成两层小楼。爷爷和奶奶带着两个儿子，在那个漏风的房子里生活了十几年。这十几年里，爷爷的兄弟姐妹们离开的离开，离世的离世，只剩下几家人留在小镇上，彼此的距离也越来越遥远。他们一家人相依为命，度过了历史书上记载的种种动荡，度过了饥饿与贫穷，度过了送别故人往事的每一处人生节点。

爷爷变得沉默寡言，白天干活，夜里喝酒，一沾床就呼呼大睡。这样的日子看不到未来，奶奶提着一口气，一个人挑起了对未来日子的盼望。两人就这样把两个孩子抚养成人。

父亲十八岁时，爷爷才重新打开那个尘封了几十年的木箱子。上世纪九十年代，乡镇里的手艺人已经没有当初那么受人尊敬，青年们都想往外走，挣大钱。爷爷对此有些排斥，认为简单的事情都做不好，挣大钱就是放狗屁。

父亲告诉我，那时候有个亲戚在做时髦的无线电，父亲想去学，那人要求给八十块钱的学费，央求了爷爷许久，爷爷还是拿不出这八十块。

爷爷打开那个木箱子，让父亲看看里面快要生锈的工具。父亲明白他的意思，说：“爸爸，我不想做木匠。”

“做了，才知道想不想。”爷爷回答。

“你不要逼我。”

爷爷沉默了。

在父亲的叙述和爷爷的叙述里，对于这个片段的回忆极其一致。我问过爷爷，为什么当时说不出话来。爷爷没有回答我。后来奶奶告诉我，爷爷年轻时要离开老家去学手艺时，也对曾祖父说过同样的话。

那次争吵过后，父亲偷偷准备着逃离家庭。爷爷自然发现了父亲的举动，但他保持沉默。一个月后，父亲独自坐上了北上的绿皮火车。他去了石家庄，去了北京，去了烟台，最后坐船去了大连。

在大连，父亲身无分文，被人骗上货轮当船员。在船上吃了一顿饱饭后，父亲突然警觉到不对。他悄悄打听，才得知那艘船开往东南亚，不知何时返航。于是父亲趁人不注意，偷偷逃走，但离开时还是被人发现了。他从旅顺港一路拼命地逃，躲在桥洞下，跳进水里，钻进树林，直到看不见了追他的人。

父亲走了一天一夜，走到了大连。他投奔了小镇上在大连谋生的人，介绍身份后，得到收留，短暂地住了下来。出门飘荡了快一年，在那里，父亲终于给爷爷写了一封长长的家信。

爷爷对我讲，父亲的那封信让他流了很多眼泪，后来他把那封信装了起来，锁在箱子里，保留了十几年。直到爷爷得病后的一场火灾，那封信才随着箱子一起变成了灰烬。

三年后，二十一岁的父亲从北方回到家乡，带回了一个女人，是同乡的远房亲戚，这个女人就是我的母亲。回来后，父亲认了命，留在了小镇上。爷爷那时候才重拾起年轻时的事业，拿起工具，教父亲怎样成为一个木匠。

又一个三年后，二十四的父亲带着母亲和两岁的我北上，回到大连，他们相遇的城市。我在那个城市度过了整个童年，同学们知道我是外地人，问我从哪里来。我说，四川。他们问，四川哪里？我说，不知道。他们笑我，你连自己是哪里人都不知道。我说，我是大连人。

2009年夏天，父亲和母亲带着我踏上归乡的火车，我躺在硬座的座位下，吃着母亲剥好的橘子。父亲和母亲一路沉默。火车也沉默。我们一路穿过华北平原，经过陕西，经过湖南，最终停靠在同样沉默的县城外。

距离小镇六公里外的一处土丘上，父亲和母亲在争吵些什么，不远的地方，爷爷和外公站在一起，客气地说着话。我爬上土丘顶，用树枝在泥土上画了一个孙悟空。外公和爷爷叫我下去，问：“如果爸爸妈妈分开了，你想跟着谁？”

我想了想，说：“都跟。”

那是母亲和父亲最后一次见面。我留在小镇上，跟爷爷奶奶一起生活，至今没有回过大连。也是那时候起，我成了一个没有归属的人。两年后，父亲和母亲重新组成了各自的家庭，有了各自新的孩子，那年我十一岁，也是那一年，爷爷患上了膀胱癌。

父母离婚的原因很多，但婚姻说到底是两个人的事情。爷爷一直很喜欢这个儿媳妇和她懂事讲理的娘家人，他们离婚后，爷爷责怪了父亲很久。父亲二婚的婚礼上，爷爷喝得大醉，父亲和伯父送他回家休息，爷爷躺在床上，对父亲说：“老二，不值啊。”

那时候爷爷已经戒酒很多年，且患病不能喝酒，但众人拗不过爷爷。用父亲后来的话讲，那天喝的每一口酒，都是爷爷打在他身上的鞭子。

爷爷的病越来越重。

2014年夏天，爷爷的七十大寿，伯父一家在广东，父亲一家在宁夏，都回不来。我从学校请了假，骑着摩托车驶过三十多公里山路，回到小镇上。父亲转来钱，让我买些菜，买个蛋糕，陪爷爷说说话。

那时候爷爷的病情已经很严重，只能在痛苦中等待着最后一天的降临。每次回去，都能听到爷爷在房间里压抑着的、痛苦的呻吟。曾经满是书香和木屑香气的房间里，弥漫着浓浓的臭味。

奶奶每天照顾他，收拾卫生，擦拭身体。爷爷维持着老人最后的尊严，不愿奶奶碰他，一碰他就骂人。于是奶奶也一边照顾着一边骂：“你个老不死的东西，不想活就别拖累别人。”

爷爷一听到这话，又只能沉默。

七十岁生日那天，在奶奶的抱怨下，爷爷喝了一两白酒。这一两白酒似乎给了他许多生机，那天他忍着痛，笑着给我讲以前的事，问我现在的生活，也问我将来的打算。

“冲娃子，别人不要你，自己要争气，响鼓不用重锤。”

“晓得。”

“学校放假了，多回来看看。”

“好。”

“家里没有读书的，你要考上大学，我的这些书，拿去看。”

“我会的。”

爷爷满足地笑了笑，我搀着他一步一步走回房间。一阵风从窗户吹进来，书桌上那两本厚厚的、没有名字的书和挂在床上的蚊帐都被吹了起来。爷爷看着窗外夜色中的层层山林，对我说：“你走吧。”

那年冬天，爷爷已经很少下床了，我们每天把熬得很稀的粥送到床前，他也只喝两口就不再吃，只是呆呆地盯着那间屋子。街上的人议论说：“老人家怕冬天，三爷恐怕够呛了。”

夜里我敲开那家人的门，手里拿着刀，说：“你他妈再逼逼我把你嘴缝了。”

那家人找到了父亲，出乎意料的，父亲没有因此打骂我。我们依旧日复一日地照顾着。所有人都提着一口气，小心翼翼且恐惧着那一刻的到来，除此之外，任何事情好像都无足轻重。爷爷的眼神日渐无光。在巨大的真实面前，一切欲念都只能像风一样轻飘飘地经过。

元宵节过后，父亲的工作要开始了，和爷爷长谈告别后，父亲驱车离开，那是他们今生见的最后一面。

两天后的凌晨一点半，奶奶哭喊着把我们叫醒。那天夜里我反常地难以入睡，凌晨听到奶奶声音时还游离在半梦半醒间。奶奶的哭声让我瞬间清醒过来，我明白那一刻终于降临了。

后来奶奶告诉我们，头一天晚上，奶奶去给爷爷盖被子，爷爷拉住她的手，说：“明天你不要去赶场了。”

奶奶说：“好。”

凌晨，奶奶起床去看爷爷。爷爷的手臂放在被子外面，闭着眼睛。奶奶摸到了爷爷冰冷的手臂，愣在原地。不久后，房子里响起奶奶的嚎啕。

接下来是一切后事。请来阴阳先生，给爷爷穿衣服、化妆，放鞭炮，布置灵堂。我给父亲打去电话，电话通了，我们互相沉默。我听到电话那头的父亲叹了口气，我说：“回来吧。”

“嗯。”

接着，我独自回到二楼的房间，给远嫁东北的母亲打去电话，通知爷爷去世的消息，母亲也沉默住，然后在电话的另一头啜泣。母亲说，当年嫁到这里，只有爷爷把他当女儿，当家里人。爷爷生前一直为着母亲的离开耿耿于怀，觉得唐家人对不起她，母亲一直明白，可世事难过，正在于此。

堂屋里，爷爷身体瘦得像个孩子，好像只剩下一层皮肤覆在骨头上面，这是他留给世界最后的模样。伯父和几个大人在楼下收拾着爷爷的遗物，奶奶坐在后院的椅子上嚎啕大哭，两位堂哥在一旁安慰着奶奶。

挂了电话，我走到窗户边，窗外的一切都是黑暗的，甚至看不清远山的轮廓。我没有悲痛，只是平静到极点，像是坠入了某一种真空，一股神秘的力量在一点一点地从你身体里抽离掉从前旺盛的生命力。

我甚至无比清醒，仿佛能看到这个家庭的往事和复杂的情感实质化地汇聚在一起，像一团膨胀的光芒，越来越大，大到极点，这团光芒就会爆炸，碎落一地。

后来，我在爷爷的遗物里，找到了他临终前翻看了几年的那两本书，和一个笔记本。

爷爷患病后，开始信教，名字叫“全能神教”。这个组织在后来被政府认定为邪教组织，专骗农村对宗教信仰缺少了解的老年人。可爷爷看的那两本书是《圣经》，也并没有宣扬“得病不治疗人死不下葬”一类所谓的教义。

一些阳光充足的午后，爷爷坐在书桌前，戴上老花镜，一页一页地翻看着这两本书，每一页上都有爷爷做下的笔记。那时候很多人传爷爷信了邪教，我也因此对爷爷有了些异样眼光。最严重的时候，听说警察要抓人，爷爷躲到了成都，过了一个多月才回来。可是爷爷什么都没做过，他只是病了。

那时候我正试图堕落，从一个好学生，变成混混，好让各自重组家庭的父母重新关注我。爷爷常常拉我进他的房间，他坐在书桌前，我坐在床沿上。他慢慢地给我读书上的内容。阳光照耀着这个戴着帽子的驼背老头，他近乎虔诚地告诉我：“你要做个善良的人，要相信主，不要去学坏，不要去怨恨你的爸爸妈妈。”

我冷笑，说：“我不信你这些，要是真有神，当初就不该让他们把我生下来。”

爷爷叹气：“没事的时候，把书拿去读一读，主会救你。”

那几年，也许是爷爷活得最心安的几年。因此，我反而有些感谢他虔诚信仰的“主”，爷爷没有做坏事，反而得到了信仰给予他的纯粹和心安。不必怀念故人，不必回首往事，不必悔恨，也不必悲伤。

主没有救我，也没能救他。爷爷死后，家里没有了信仰，只剩下生活。

爷爷的遗物里，和两本《圣经》放在一起的，还有一个笔记本。笔记本上写着“神爱世人”，本子里夹着父母没离婚前，和爷爷奶奶、伯父家一起照的唯一一张全家福。照片里我小小的，被母亲抱在怀里，所有人都笑着，背景布上印着粗糙的北京天安门。照片的背面是父亲和母亲一人写的一句“家庭圆满”。

伯父在爷爷的遗物中找到三万多现金和几本存折，其他的遗物都被堆在后院，床也拆了。后来这些东西被一车拉上山，烧成了灰。一个人存在过的证明，就这样消失了。

爷爷去世后，父亲赶回来，和伯父请阴阳先生算好下葬的日期时辰，棺木在堂屋里放了五天。棺木下的灯不能熄灭，需要随时添油。在那之前我很害怕鬼，但那几天自告奋勇守夜。

父亲搬来音响，循环播放着莫扎特的《安魂曲》，长久燃烧的香蜡气味让人昏昏欲睡。我却格外的平静，既没感到害怕，也没感到困倦。我躺在堂屋侧边的床上，仿佛在做一件极庄严的事，这件事为了爷爷，也为了救赎我自己。那时我真希望世上有鬼魂，这样我就能告诉他，我终于想明白了自己的根在哪里。

就在他身上，在我父亲身上，也在我母亲身上。我的根在那些从我生命中已经离开的人，和终将离开的人身上，不是哪一片土地构成了我，是他们构成了我。

接下来是下葬、酒席。

我们随着抬棺的队伍一路上山，天上下着小雨，所有人的衣服都被打湿了。到了墓坑前，棺木放下地面，第一串鞭炮在群山间炸响。我们站成一排，烧纸，磕头，抓米。接着众人再次抬起棺木，落进墓坑里，第二串鞭炮随着炸响。我们走到墓边，依次拿起铁锹，往里面铲了三次土。细碎的黑色泥土滑过棺木，就像雨水滑过我们的身体。

道士让我们背过身，扯起背后的衣服，依次放上一把米。

“别松手，不要回头看。”道士说。

道士念着经，把米又抓了回去，撒在地上。

“走。”他说。

我们离开了。没有回头。这场仪式结束，爷爷就此成了那里的一块墓碑。

开酒席的那天，陆续赶来的晚辈在灵堂前跪下磕头，老人们站在一旁看着屋里的棺木深深叹息。四散天涯的家族在那一天汇合，送别这个生前总是笑着的驼背老头子。父亲和伯父与众人说笑着，一个个地敬酒，从容不迫地完成着做儿子必经的这一场热闹的仪式。

忙完所有的事，家里所有人又陷入虚脱的沉默里。没人知道应该如何面对家庭中心的永远离开，他是我们的丈夫、父亲、公公、爷爷，他善良淳朴、受人爱戴，我们中没有一人能够像他一样活着。应该如何面对，以悲痛，以平静，以沉默。

爷爷葬在曾祖父的脚下。

每年的大年三十早上，还住在小镇上的本家人都会一起上山祭祖。家族人多，每年都是浩浩荡荡几十人，从镇上慢慢走到山上，祭拜曾祖父、两位曾祖母、四爷爷和五爷爷。爷爷葬下后，这条路线上就多了一处停留。

世界依然要运转。

一切后事结束，父亲急着离开。那时候我已经辍了学，背了一本《黄金时代》和几篇书稿，想去大城市看看。父亲这次临走前，长谈的人变成了我。他说：“出去以后，一切小心。”

我点点头。

父亲起身，走到门口时又突然说：“你爷爷以前给我说，响鼓不用重捶，这句话我现在也说给你。”

“知道了。”

第二天一早，父亲就离开了，没有道别，也没有让我送他。又过了几天，伯父一家和堂哥也启程去了广东。除了我，家里只剩下奶奶和年幼的弟弟。每个人都还要自己面对人生。

爷爷的遗照挂在堂屋的墙上，照片里，爷爷笑得很开心，在他生命最后那几年，我从未见过他笑得那么开心过。临走前，我对奶奶说：“在家注意身体。”

奶奶手里忙着做事，没有回答我。

我又说：“我们都走了，会常给你打电话的。”

奶奶没有回答。

我站在原地良久，再次开口：“我走了。”

“多吃饭，别冷着。”

走出门后，奶奶颤抖的声音才传出来。

爷爷的书放在我的书桌里，那个笔记本，我装进了包里，带上了火车。那时候是春天，天气变暖，漫山遍野的油菜花开了，山野里像是铺了一层鲜艳的地毯。火车一路南下，途经贵州、湖南、广西，在贵州的土地上，我看到一个男人跪在油菜花地外的坟前磕头，身旁放着灰色的背包。

他也许要远行，像父亲，像伯父，像我两位堂哥，或者像我。他要去更大的世界，可支撑着这一切的，埋在某一方土壤里，刻在墓碑上。我们生命的某一部分，随着一块块墓碑，也随之定格、停留。许多事都像夜里的烟花一样，升空，爆炸，灿烂，坠落，最后回到平静的黑暗。

那年我十四岁，离开学校，只身前去纷纷扬扬的社会，奔赴另一种人生。从爷爷患病，到爷爷去世，再到一切结束，我一直没有流过泪，因为我并没感觉到值得落泪的难过。

直到在南下的火车上，我看着窗外掠过的大地，才想到这世上已经再也没有人会带我去放牛，再也没有人会告诉我不要去恨爸爸妈妈，再也没有人教我应该记得那些离开的人、遥远的事。淡淡的悲伤忽然涌上心头，继而汹涌澎湃地席卷了我。我迅速躲进火车的厕所里，憋着声音痛哭。

过去了七年。今年我二十一岁，大学学业结束，预备着再次迈入社会。伯父一家在广东的工地上谋生，“一家人内心的荒凉被机器的轰鸣声震碎”。大堂哥结了婚，有了儿子，家庭美满。二堂哥也买了车房，彻彻底底地离开了小镇。父亲和继母离了婚，因为有我这个前车之鉴，两人为了弟弟的成长，在市里买了房，共同陪伴抚养。

弟弟九岁了，是我当年回到小镇时的年纪。我问过弟弟，还记不记得爷爷的样子。弟弟说，只记得堂屋里挂着的遗照了。大年三十的早晨，弟弟学着我们，在爷爷坟前跪下，磕头。但那方土壤下埋葬的生命，在弟弟的生命中永远只剩下一个名字，一个身份。

我们越走越远。

家里只剩下奶奶，背负着几十年的往事，孤独坚毅地生活着，姿态伟岸，像是在坚守些什么已经失去意义的东西。

我离家最近，一年最多也只能回去两次。家里更新的家用电器和电子设备，奶奶不会用，也不愿意到城市里生活。每次回家陪着她，她对现在的生活只字不提，只愿多听听我在外面过的日子。

2020年，爷爷已经离开了快七年。夏天回老家看望奶奶，临走时，这个要强的老人第一次在我面前袒露出脆弱的一面。她说，以后多给她打打电话，要是想看我们，就到邻居家借用手机打视频。

奶奶说：“我会提前跟你们说，不会耽误你们时间的。”

那天我做了一个梦，梦里是瘦小的奶奶背着背篓走进家门。她放下背篓，洗了洗手，从冰箱里拿出热了两顿的剩菜，去厨房做了一碗面。她把面端到堂屋宽敞的大圆桌上，一边吃，一边自言自语。说了好一会儿，没人回答，她放下筷子，抬头看着墙上爷爷的遗照，说：“三哥，到头来，就剩我们啦。”

黑白照片里的小老头微笑着。

她盯着照片里他的眼睛，骂了一句：“你就是不想我过得好，死得好。”

小镇常年的风会吹过她灰白的头发，就像过去几十年里一样。那些野草野花和遥远的风，为她的一部分人生做了注解。

有些事情，直到今天我才明白。

离开的人，变成清明时群山深处鞭炮炸响的回声，变成一缕缕香蜡燃烧升腾的青烟。他们不在这世上了，又好像还在，只是从砖砌的大房子住进了一方小小的棺材里。可活着的人还要继续活下去。我们拼了命地奔向同样的终点，一路上甚至来不及告别。过去的人和事就在这样慌乱的旅途上、在记忆里，给我们的灵魂纹身，一笔一画，深入骨血。到了我们该离开的日子，这个刻了一辈子的图案，就变成这漫长且平凡的一生的图腾，变成我们唯一留下的东西。我们活下去，就像那些离开的人，曾经做过的那样。

“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晚风拂柳笛声残，夕阳山外山。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零落。问君此去几时还，来时莫徘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