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二和高三那两年，我一直坐在教室的倒数两排。这和我的身高没什么关系。我一米七四，中等个子，边上坐的都是超过一米八的竹竿，或者胖子。我只是不太受到班主任的喜欢。也许因为我禁止父母接触班主任（我威胁他们，要是送礼，我就退学），也许因为我是常常带头搞些小动作的那种坏学生。

他个子比我矮，坐在教室中间。他时常在课间休息、体育课或者放学后这些需要与人沟通交流的时间里，露出那种茫然的神情，好像要缓一缓，才能接住对方的问题、抱怨或者玩笑，然后再费劲地找补回来。通常同学们不太能注意到这里面的勉强与尴尬，认为他是个单纯、热络的小孩子。但那时的我相信，只有我才真正明白他。

等班主任出台了按成绩选座位的机制后，他选择了教室最里面靠窗的位置，中排。我选教室中列，最后一排。这样我能更清楚地看到他，又不至于离得太近。他喜欢冬天，他应该告诉过我这个。即使没有，我也能从记忆中找到与之相关的证据——仅从一动不动的后脑勺，就能判断他对窗外的冬天入了迷。我常故意经过，看看那种凝固的神情。有时我会注意到他呼吸时上升的热气、有生冻疮迹象的耳垂或者手背；他草稿纸上密密麻麻的演算笔记；他那双脏兮兮的运动鞋和深蓝色的袜子……他盯着窗外，窗上满布水汽，又一个抽象画般的冬日，将持续整个冬天。

那时我觉得我这辈子只会喜欢这一个人。这个想法根深蒂固，以至于我的脑子里根本没有其他的空间，当下是不重要的，我厌弃那种盲目的在学习方面的努力与奋斗；未来也是不重要的——这像是一个被植入了我潜意识中的观念——我这样的人，或者扩大到一个虚指的“我们”，是没有未来的。

很多年以后，我才弄清楚当年让我受到伤害的，不是对一个人的喜欢，而是那种念头的偏执。这里面有一些未经审视的危险事物：僵硬、极端，缺乏弹性与空间，也因为这些特点，使那种“喜欢”变得肤浅与盲目。你可以说那是一叶障目，也可以说是我在迅速坠落的过程中，抓住了一棵虚构出来的大树。

我急于去摆脱什么。词不达意，南辕北辙。我没办法正常地表达，性别阻碍了我。我不能去写：我喜欢上了什么人。那会儿这类感情完全不成立（我自己也不能理解）。我给自己取了各种各样的笔名，可能有“小黑”、“经年”、“飞鸟”……我用这些笔名写下了一些幻想，有时只是一些简单动作的描述，有时会涉及到更为黑暗甚至血腥的东西。这些文字还躺在那个旧的书橱抽屉里，上面压着毕业后没扔掉的习题册。一个封面上印着维尼熊的本子。

另一方面，我又急于去表达。甚至因为迫切要证明这件事情的合法性，表达得有些过分。我主要在说我的母亲——一个温柔、愚钝的传统中年女性。我告诉她：我不喜欢女孩。我说我喜欢男孩，这不是变态。一种正常的感情。我还说过，那个男孩喜欢戴帽子，夏天戴灰色的棒球帽，冬天戴黑色的针织帽。我在一种强烈的羞耻中，说了这些。

她回避了这个话题。我猜她是觉得我那会儿处于高中的紧要关头，精神也一直不太稳定，所以不能说太多来刺激我。

“以后再说吧。”

“你觉得我在骗你？”

“我不是这个意思。”

“但你不相信我。也不承认。”

那是一个夏天的中午，临近放暑假。我还记得母亲做了我喜欢吃的改良版鱼香肉丝，一道酸甜口的菜。我们没动几筷子，她也没过多劝我。我们在这个问题上僵持了一会儿后，午睡时间到了，母亲停止和我争论，用沉默对付我。通常我会关上门，打开空调。我不一定会真的午睡，有时躺在床上听歌，有时趴在窗边的桌子上看小说。那一个半小时属于我。

但那天中午，我走进房间，没有关门，甚至没有开空调。我仰面躺在床上，没有那个旧空调机的噪音遮盖，外面的蝉鸣尖锐极了。或许是这个启发了我，我开始用指甲抠凉席。一下，两下，三下……发出均匀又刺耳的声音。接着母亲发现了我在干什么。

“你希望我说什么呢？”她在我床边坐下。

现在，轮到我用沉默对付她了。有半小时，也许更久，我抠着凉席，发出频率稳定的摩擦声。我觉得我在对付某些不公正的东西。

事实上，那种偏执并不是突然出现的，它一直存在，甚至有可能先于后天经验对我产生的影响。更早的时候，初中，对那个比我高一级的男孩，不也是这样的么？还有大学，另外一个人。除了这些，在其他方面我也一样偏执。警惕、任性，要按照自己的想法来做。

是这个要求了我，必须违反所有形式的“威权”的规定动作。

或许这种“违背”，是我与外界发生关系的方式。不如此，我没办法存在于这种身份之中。同性恋。有几年，我不敢直面这三个字，它的发音、字形、作为某种术语在文本中的使用都让我感到某种羞耻。其中还夹杂着“我不应对此感到羞耻”的羞愧……我必须违背，首先要违背传统道德，接着要是所有扩大出来的主流意义上的看法。

最后，我需要违背的是我自己——那些不中正的想法，比如某种自卑所导致的自负，内化的恐惧，以及所有在后天形成的流于表面的观念。

要有勇气，但不要有观点。我一直这么告诫自己。

等我模模糊糊地有了这些概念，我正式向母亲出柜了。那是大一的冬天，过年回家。这不是个深思熟虑的决定，非常即兴，也许只是因为她来我的房间坐坐，而我没想好要说什么。那些话不受控制地被说出来，这回它要中立冷静很多。我提到了同性恋的定义、法理和医学上对此的看法，以及当下环境的转变。

“以后会不一样的。”她又说了这句话。

“你相信我作为一个成年人的智商与理解力吗？”我问她。

“相信。”她说。

她告诉我，她没什么不能接受的，她只是害怕我未来会孤独和伤心。

“这不是由我决定的。”我说。

我想到在念高中时，我还对她说过一些傻话。我说某某哪怕考上了清华大学，那个学校会有无数个他。但我即使念的是一个烂学校，那个学校只有一个我。

她说她相信。

其实我说那话的时候，根本谈不上不相信与否。

那只是一句蠢话。

我很容易陷入到某种形式的愚蠢中去。这是说，在我自认为强大的过滤系统之中，还有很多容易忽视的漏网之鱼。比如我过分地相信我跟母亲所提起的那种“特殊”，它造成了我很多年的自我孤立。拒绝普通的人、友谊、情感。这种矫枉过正中，有一些难以察觉的轻浮。再比如，因为这些充分的怀疑，当我找不到理由去质疑一个对象时，我会过分地相信它。一种被我创造出来、毫无保留去拥抱的热情。

对于我的同性恋身份，度过最初几年的惶恐之后，我进入到截然相反的状态中。我不加掩饰，甚至有意提及。我将它作为某种实践，来抵抗日常世界的压抑。这当然是一种更为轻便，且容易被人记住的做法。它的初衷是我活着省力，如果有什么两难的境界，不在于我说或不说，让别人进去吧。让别人去决定接受还是不接受。

我也慢慢意识到这个身份所具有的解放意义。当你彻底没办法进入到主流系统中，无法建立一段稳定的受保护与认可的关系时，你就会反过来去质疑那些关系本身：

爱，太容易被浪漫化、被虚构。

婚姻，过时的制度，各种意义的自由的终点。

……

在大学里，我遇到了性少数群体和女权主义的团体，有些是校内的社团与活动，还有一些是社会上的。北京、上海、广州，我第一次作为独立的个体与所谓的“社会”发生关系，正是因为我的同性恋身份，以及我对此的表达与行动。一次次的工作坊、见面会、粗陋的戏剧与行为艺术；各种当面求同存异，背地里却针锋相对的话语与理念。每个人都会说，我们所呼吁的一种真正的平等与多元。多好的两个词，是那几年我唯一相信的事物。在我还不太明白文学写作是什么的时候，我甚至认为，这是我想要去写作的对象，和想要表达的理念。

但他们真的能接受不同观念的存在吗？如何对待喜欢处女的直男？或想被豢养的女性？他们又是怎样处理自身的问题，是否能突破他们所反对的那些人身上常常有的虚幻迷思、那些内化的性别观念？

遗憾的是，很多人不能。高举一句标语，只需要几句他人的怂恿、一点盲目的勇气。但要向内审视，去推翻历史在自身上的作用，并根据一些理念去重构一个自我，则要难得多。它需要强烈的意愿、真诚以及巨大的勇气。这也是我很久以后才知道的。在那个时候，我只是难以掩饰对此的失望与厌倦，并迅速地离开了现场。

我的文学老师走走跟我提起过，她不相信任何形式的组织。这话在当年，对我来说是矛盾的。如果那个组织的理念，正是你所信仰的理想呢？

这暗示着一种非黑即白的划分方法：你同意，或者不同意。并以此决定你的态度与你所看到的事物的本质。事实上它是一个复杂而微妙的系统，细菌和病毒之间，没有明确的界限。我们往往很难分辨，到底是个人秉持着某种理想而加入了组织，还是我们的思想被某种理想植入，让组织成为了一种具有重大地位的存在？

走走说，组织是危险的。要远离那种可能性——你的个体性，被一些含混不清的概念偷换。她不止一次地跟我说过这些——最初我拿着小本子，让她给我讲小说写作的技法时；我们成为朋友，坐在梧桐树下的露天咖啡馆时……我想，或许她对我存在着某种担忧，来自于她曾经的年轻的经验：脆弱的人，总是容易被理想的火光灼伤。

这是我所有表达的前提。

但在这个前提之后，我无法回避或否定我在性少数群体组织与女权团体中的经历。从非常个人的角度来说，正是那些经历，以及我曾偶遇的那些值得尊重的运动者们，唤醒并明确了我的个体性。因此，我不得不陷入另外一种反思，我“逃离现场”的行动，是否陷入过于个人化的窠臼？

我无法左右的事情太多，我甚至不能左右我未来的命运，抑或这个凌晨的想法。我们总是在一种十分随机的动机中发生偏移。

现在，我二十出头，还算年轻。我每周去三次健身房，练出还算过得去的肌肉线条。我有时会出门约会，当然大部分时候，我难以忍受约会这件事，就像我难以忍受过去在公司上班时的写字楼格子间。我写作，值得高兴的是我入了门，虽然没多久。我写同性恋，那些故事往往是虚构出来，但聪明的人能看懂我在故事中的位置。我有一个让人赞叹的母亲。当我在电话里说起我的某些担心时，她问我移民要多少钱，她给我。

我不止一次和朋友聊起我们还能做什么，我的回答常常听上去幼稚且无力：做正在做和想做的事情。但诚实地说，这是经过我思考之后的想法。我的任务不在于任何形式的表达，而是作为一个写作者，写出我真正关心的东西。也许是一触即发的孤独，也许是漫长的伪饰中片刻的真实，也许只是某个人对着窗户发一会儿愣。

或许我唯一要比过去更为注意的是：

任何的出神与失控，背后都有一层正在聚拢的阴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