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去年的巴黎。我误打误撞，在Airbnb上定了C的房子。

说误打误撞其实是骗人的，真实原因是为了在好地段住得省钱。那房子是个南北向的大开间，有个小小的二楼隔层，只够摆一张一米五的床和C的小衣柜。她在Airbnb上发布了两个出租信息，其实都是这套房子，一个八百块人民币，另一个四百。如果有人订八百的，她就去城郊的出租屋睡，把床让给房客。选四百的客人，就只能睡在靠窗的沙发床上。我选了后者。

我在巴黎住三晚。刚到的那个傍晚，她给我介绍房子里的设施（喷头是坏的，你洗澡要注意）、周边的食物（你别抱什么期望）。我刚从巴塞罗那过来，没吃午饭，下了飞机又坐了一个小时的车，饿坏了，只想赶快结束这个双方都没什么兴趣的对话，出去找点东西吃。她突然想起，离她公寓走路十分钟的一条小街上，有一家非常好吃的中国餐厅，卖一种用酱炒的肉丝和蒸饺。但她怎么也想不起来那家店叫什么名字。这让她非常抓狂，对着那张画上地图的A4纸，嘴里发出呃呃呃的声音。

“我有谷歌地图。”我说。

“当然，每个人都有谷歌地图。”她说。我看到她眼中露出讽刺的神色。

我的手机快没电了，掏出移动电源。她问我：“为什么每个人都有这个。”

“因为方便？我猜。”

“这个多少钱？”她拿起我的小米移动电源，问道。

“大概20欧吧。”我说。

“贵吗？”她问，“对于你们来说。”

“不贵。”我有点想说，中国人早就不是穷鬼了。

一个愤世嫉俗的法国老女人。这是我对她的第一印象。

我们是第二个晚上熟起来的。我从蓬皮杜回来（我像个十足的游客那样，参观了每一层可参观的，甚至购买了纪念品）。她正坐在长条桌边打电话。我曾在三分钟热度的驱使下，学过两个月法语，能听懂数字。我听到她不停地数数，一二一，一二一，一四五八七……她还没来得及收拢表情，目光凝重地注视着台面上的玫瑰，一瓶发黄的、即将凋谢的香槟色玫瑰。我站在门口，不知是不是该走进去。我坐在哪里？她对面？还是她背后的沙发床，我晚上睡觉的地方。

她很快挂掉了电话，这不禁让我怀疑她是不是真的在跟什么人说话。我坐到她对面，不得不开始了对话。她问我去了哪里，我说去蓬皮杜，看了几幅玛格丽特和马蒂斯的画儿。我没提到那几张明信片和印着世界名作的文化衫，它们正乖乖躺在我的背包中，等着我偷偷带回中国，作为曾在巴黎旅游的证据。她问我要不要来点红酒。我这才注意到，她手边有一杯快要见底的红酒，脸上微微泛红，说话时语气不够沉稳。

“为什么不呢？”我说。我在中国从不这么说话。

我们开始假装对对方有兴趣，就像所有住Airbnb的游客和他们的房东所做的那样。她说她年轻的时候非常喜欢旅行，曾沿着地中海的海岸线闲逛，比起属于欧洲的那几个国家，更喜欢乱七八糟的北非。她曾坐火车走过西伯利亚，从莫斯科到北京。无聊的西伯利亚。疯狂的北京。从来没有见过那么多人的脑袋。她还在首尔待过一年，她觉得每个韩国男人都是同性恋。

她说这些时，表情过于用力，喜欢就睁大眼睛，讨厌就把五官皱在一起。她不停地比划着手势，好像不这么做，就没办法传递她真实的想法。我猜这是因为她使用的是不够熟练的英语。

而我不知道该说什么。我不能说我一次玩遍了8个欧洲国家的首都，来巴黎只是为了购物。

“你做什么的？”她问我。

“写小说。”我说。“但刚刚开始。”

她忽略了后半句，兴奋地说，她第一次接待写小说的客人。

“我能问你个问题吗？希望不要冒犯到你。”她这么问。

“我知道你要问什么，是的。”我立刻说。这种反应或许来自于一点点酒精。

“你是出柜的吗？”她问。

“我从高中毕业就公开出柜了。”我说。“但你是怎么看出来的？”

“你的神态。”她说。“你有一种看法国文学的神态。”

“看法国文学的，都是gay吗？”我问。

“哈哈，当然不。但我猜你喜欢杜拉斯和于佩尔。”她说。

“杜拉斯是我开始写作的原因，不过那是很多年前了。”事实上，我白天刚去了蒙帕纳斯公墓，花了半小时才找到杜拉斯那座毫不起眼的墓碑。旁边放着一个瓶子，插了无数支笔，那是来自全世界有精神问题的文艺青年们的敬意。文艺青年们为写作挑选了一个可以购买、送出的符号。

“我也喜欢过她，非常年轻的时候。我甚至见到过她一次。”她站起来，去那个小厨房里找酒，可台面上只有几个空瓶子。她不甘心地往杯子里倒倒，几流下了几滴淡红色的液体。

“现在我们必须要出去喝酒了。”她说。

“为什么不呢？”我说。

“我一定是疯了，你花钱住宿，我再把钱拿出来请你喝酒。”她自言自语地说，动作不太稳定，颠三倒四地在衣服堆中翻找她的钱包。

我已经忘了那酒吧叫什么名字。巴黎的大街小巷全是那种酒吧：无论多冷，人们都更愿意坐在外面，本来就狭窄的街道，被拥挤的行人和椅子挤得只能勉强让一辆小轿车通行。我们点了啤酒，我的关键词是：比利时，light。

她喜欢我的烟，那是Kent薄荷味点1，我在去欧洲前，特地买了一条。她总是抽上两口，就歇一会儿，把烟架在烟灰缸上，说上几句话，或者啜饮一口啤酒，再接着抽。她的酒意越来越浓，脸上的表情时不时停顿下来，像一台被摁了暂停键的机器。她问了我不少关于中国的问题，有时我回答到一半，她脸上出现那种神情，呆滞，麻木，好像我说的话没有进入她的耳朵和脑袋。直到我停下来时，她才说：你继续。

“那么，你们在中国会受到歧视吗？”她问的是同性恋。

“十年前会，现在不会了。中国的变化非常大。”我试着解释，我上学那几年，人们不了解同性恋这回事儿。网络的发展催生了一个叫做腐女的群体，日本的舶来品，是这个群体让同性恋浮出水面。轻浮，却十分奏效。“你知道的，中国的互联网发展得很快。”

“是吗？”她问。她脸上又出现了那种暂停的表情。我突然明白了那是什么——一定程度上的不确信。

“一定程度上，是的。”

她突然说起她不喜欢巴黎。她出生在这儿，却有十几年在外省生活。她说巴黎人有一种自己身处于宇宙中心的感觉，令人不舒服。

“巴黎女人。你一看就知道什么人是巴黎女人。”她做出一个优雅的表情，看上去滑稽极了，我们没绷住，同时笑了出来。旁边一桌人朝我们看了看。我知道我们所笑的内容不太一样。我说哪儿都一样，北京，上海。大伙儿都觉得自己在宇宙中心。这甚至成了中国的一个重要话题，一个必开的玩笑。

“但你在巴黎，可以做所有你想做的事情。这大概是唯一的一点好处。”她说。

“巴黎真棒！”我们举起酒吧，在塞纳河的左岸，为巴黎干杯！

放下酒杯后，我接着说：“我时常在想，到底什么是自由？你说你可以做所有的事情，说所有的话，其实我也可以。即使某些时候我不行，但我可以出国，比如现在，我们坐在一起，所说的这些。可真正的自由是什么呢？我觉得它与精神有关。”

“你看。”她朝我们旁边的桌子努了努嘴。是刚才那两个看了看我们的男人。他们正在接吻。“噢。自由，自由。谁他妈知道到底是什么。”

那两个男人冲我们笑了笑。很快他们就坐了过来。自由的巴黎。

年轻的那个明显醉了，不停缠着年长的那位给他买更多的酒。C冷眼看着他，小声对我说，很多法国人都有酒精问题。年长的那位告诉我们，他们在约会。Date，你懂吗？不是谈恋爱，不是结婚，是Date。我说我明白。接着他开始拒绝那个年轻男人，让他赶紧回家。

“宝贝你醉了，快走吧。”他温柔地说。

年轻男人把胳膊从他的手中抽开，没有理会他的话，转头看着我，“买一杯酒给我，好吗？”

“你醉了。”我还没说话前，C抢着说。她让我不要理他。

很快他就明白，从我们这儿再也没办法弄到一杯酒。他开始用一种努力克制住的声音骂人。好像这事儿是我做错了，而他出于某种修养，要控制自己的怒火。C让我不要看他。

他开始找旁边的人要酒的时候，他的Date拉住了他。

C说：有一个地方，你必须去看看。

那时已经是夜里十二点，她付了酒钱，拉着我穿过了几条街道，去了另一个俱乐部。我没有问那是什么，我猜我也有点醉了。满脑子想的都是：为什么不呢？

在俱乐部门口，她说她不能进去，我得独自去探索，她会在门口等我十分钟，如果我没有出来，她就先回家。

“你有钥匙的，对吧？”

“我有。”从进出的男人脸上，我已经猜到这是个同性恋俱乐部。

我推开门，前台说门票要十七欧。我没有现金，出来找正在门口抽烟的C要。

“我会还你的。”我说。

“快进去吧。”她说。我把剩下的半包Kent都留给了她。

我转过身的时候，她拉住我，没头没脑地说了一句：“我觉得自由是非常低级的东西。”

我点点头，想告诉她，我并不关心自由。

那是个同志裸体俱乐部。付了十七欧门票后，前台给了我一个黑色的垃圾袋。把所有的东西装进去，除了鞋子。他飞快地告诉我。掀开另一道帘子，是一个脱衣服的角落，有矮矮的桌子，暂放你的东西。我瞥了一眼里面，突然想起了中国的浴室，人们脱得赤条条的，泡在同一个水池里。这里更好。这里有一个吧台，你能点上一杯莫吉托或者玛格丽特什么的，然后坐在吧台上，把你的裸体对着另一个找你搭讪的男人。

我没要酒。我觉得我已经喝多了。十七欧里面包含一杯饮料的钱，我打算过会儿要杯橙汁。刚往里走几步，我就发现有一个台阶，通往地下室。我不知道那是什么。但其实我当然清楚。

后来我向朋友们描述过那个场面，经过我提炼并且加工的一句话：我往下走，一群老爷爷抬起头看着我，这让我觉得自己是送上门的一只小羊羔。我晃了一圈，暗房里的味道重极了，让我反胃。我扶着墙，奋力屏住吐意。我想我不应该喝那么多酒。一个男人拍拍我，问我还好吗？我瞥了他一眼，猩红的灯光下，他脸上皮肤光滑，有个大肚腩，看不出多少岁。我说，还好。

他开始摸我，他说你身上真滑。你是日本人吗？还是中国人？

“中国人。”我说。我不再想吐，用肢体语言回避着他的抚摸。

“你不想？”他问。

“我不想。”我说。但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不想。

折叠往上的楼梯下，有一处小小的空间，放着一个黑色皮革制成的秋千，我经过的时候，看到那儿正躺着一个穿丁字裤的壮男，双腿搭在两个搭扣上，把私处完整地露了出来。我借着一点光看到了他的脸，朝一边歪着，好像在研究墙面的纹理，表情凝重而专注。他看上去只是无聊了。

我找吧台服务生要来了我的垃圾袋，取出手机。他警告我不要拍照，我说没问题。我不打算拍照，这些照片也没什么地方可发。我只是迫不及待地想告诉一个人我今晚遇到的事情。

如果用那位法国男人的话来说，那是我曾经的Date。但其实我们管这种人叫炮友。我们曾经上过一次床，吃过一次饭，聊过一次天。我们保持着很好的网络关系，他在美国研究性别理论，我曾写过讨论性别的小说。

“我不觉得这些是自由。”我说。

“自由是创造，不是消费。”他说。

“当然一个社会变成这样固然是好事，但针对我个人，不是这样。”我说。

“你应该接受楼下那个男人。”他发来一个偷笑的表情。

我没有再回复，坐在吧台边喝完了那杯明显兑了水的橙汁。我觉得这个晚上已经结束了。我穿好衣服，告诉吧台服务员“我在这儿非常愉快”，就推开了门，走进了巴黎的夜晚。

等我回到家时候，C穿着一件薄薄的睡衣，手上抱着一本书。她告诉我，她打算泡个澡。

“我先睡了。”我说。

“希望不会打扰到你。”她说。

“不会的。”我们拥抱了一下。

这是二零一六年的事情。

某个夜晚，我与一个陌生的法国女人讨论自由，我甚至告诉她：中国不是你想象的那样。尽管我也说不清中国到底是怎样的。但一种希望还在，我相信的我脸上能看出这种希望所造成的表情——一些并不充分的自信，但足以让我不去羡慕什么，也足够换取她说：我不是那种随便想象东方的人。

我甚至与一个移民美国的男人说起这个。我的意思是，我想要更高级的自由。

但那已经是二零一六年的事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