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太太的狗丢了。

那是一只边境牧羊犬，黑白交错，毛发浓密，跑动起来像演奏中的琴键，全身翻滚着泾渭分明的波浪。每天早晚，周太太都会带它出来散步。它是小区里的明星。人们看见它，总免不了一阵抚摩和逗弄。来，握个手。它就抬起前爪，和人握手。漂亮，再转个圈。它就原地转一圈，转得人心花怒放。人们对它的赞扬，让周太太引以为荣。周太太的老伴死了，儿子常年在外，陪伴她的就只有这条狗了。我们深知这条狗对于周太太的重要性。因此，阿庆不止一次地表示，想对它下手。这件事我是反对的。一来周太太跟我们无冤无仇，二来，也是最关键的，这违背了我们的职业道德。

我和阿庆是大学同学，毕业后来到北京，租住在周太太的楼下。由于找不到工作，我整天窝在屋里写东西，做我的作家梦。阿庆呢，在街上转悠，幻想有朝一日捡到彩票，或误打误撞帮警方破获一桩有巨额赏金的大案。阿庆看了很多侦探电影，喜欢分析，大到国家领导人的讲话，小到一只苍蝇的飞行轨迹，他都分析得头头是道。世上无小事，一切小事都惊心动魄，这是他的口头禅。有一次，我们在公交车上，他分析那些上车的乘客。他说那个穿黑色夹克的中年人是个小偷。我看过去，那人梳着背头，国字脸，腋下夹了一只公文包，像个老板。我低头继续玩手机。过了一会儿，阿庆捅了我一下，嘴唇朝那边努了努。我抬起头，只见那人岿然不动，手却幽幽地伸进了一位女士的挎包。我差点叫了出来。阿庆又捅了我一下，目视前方，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我说，要不要提醒她。阿庆说，找死啊，他包里有家伙。我仔细一看，果然有半截刀柄露了出来。车到站了，他勾出一件什么东西，揣在兜里，下车了。我正要过去提醒那位女士，阿庆又拉住我，叫我别动。等那位女士也下了车，阿庆说，这是个圈套。我说，什么意思。阿庆说，她下车的时候，在包里掏公交卡，却没有发现自己丢了东西，可见她是故意让那个人偷的。他们是一伙的。我说，他们这么做有什么目的。阿庆说，引人上钩，你要是多管闲事，去提醒她，她就会说是你偷的。我说，如果我在他下手的时候提醒呢。阿庆说，他把刀露出来，就是让你不敢轻举妄动。一个小偷怎么会把刀露出来呢，只能说明他是故意为之。

阿庆缜密的思维和细致的观察力，使我对他在街上转悠也能破案的说法笃信不疑。一天，阿庆逛街回来，手里拿了一张纸。从他的眼神中，我看到了异样的光芒。我说，悬赏通缉令。阿庆摇头说，不对，再猜。我说，难道是公安局的聘书，阿庆又摇头，把纸递给我。我展开一看，大失所望，是一张寻狗启事。我把纸丢在桌上。阿庆说，赏金一万。

就这样，我们走上了寻找宠物的职业道路。

在北京，养宠物的人遍地都是，不愁没有丢的。最重要的是，丢了之后，他们还愿意用金钱来衡量这份感情，这就更加难能可贵了。我们走访了很多小区，见过无数启事，从经验来看，赏金的多少确实反映着感情的深浅。有的启事二话不说，直接砸上钱数，大号字体，颜色加粗，像一声呐喊，振聋发聩，我们完全可以体会主人那张焦急的脸和不计代价的决心。有的启事，挖空了心思，措辞不可谓不情真意切，可以说到了催人泪下的地步，可是看到最后，绝口不提酬谢的事，或者只有“必有重谢”这样模糊的承诺。通常，我们对后面这种启事是不搭理的。有价值的启事，我们会先打个电话过去确认，因为有很多宠物已经找到了而启事没有撤掉的情况（为此还闹过把主人当成小偷向他索要宠物的乌龙事件）。更离奇的是，还有人表示不用找了，因为有了新欢，旧爱就随它去吧。

除了偶尔有热心人插一脚，这个行业基本没什么竞争力。最大的困难就在于寻找本身。在这方面，阿庆充分展现了一个业余侦探爱好者的专业性。他分析道，宠物丢失一般有三种情况：被拐卖、被抱养和迷路。拐卖有两种去向：宠物市场和卖肉市场，这取决于宠物看起来是可爱还是可口。抱养的话，宠物的位置相对固定，却也更为隐秘。迷路中的宠物比较容易找到，它们往往还在附近活动，垃圾场和饭店门口是它们主要的觅食场所。但迷路最不稳定，随时会变成前两种情况。宠物丢失的前两天是寻找的黄金时间，再往后经过倒卖和转移，甚至杀戮，就无力回天了。因此，通过主人的描述、目击者提供的信息和监控记录，判断宠物丢失属于哪种情况至关重要。

虽然那条赏金一万的狗，我们最终没有找到，但经过一段时间的摸索和历练，我们算是渐入佳境，收获颇丰了。最顺的时候，一个月可以完成四五个单子，少则几百，多则数千。这份职业很快改善了我们的生活，使我们从吃煎饼放一个鸡蛋升级为放两个，也让阿庆的才华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施展，同时，虽然我们是冲着钱去的，但每次物归原主，看到主人和宠物相拥而泣的样子，我们觉得也是功德一件。

因为这个缘故，我才反对向周太太的狗下手。而阿庆之所以打它的主意，一方面是因为我们的事业在不久之后就陷入低迷了，连续几个月接不到单子。据阿庆的分析，主要和季节有关。现在是冬天，宠物过了发情期，出来活动的时间少了，丢失的几率自然就小了。而且我们的“管辖”范围有限，基本就这一片小区，那些丢过一次的，二次丢失的可能性极小。虽说可以去更远的地方，但熟悉环境需要时间，搞不好宠物没找着，自己丢了。总之，我们遇到瓶颈了。那些日子我们过得非常拮据，每天吃泡面，喝自来水，连房租都快交不起了。另一方面，周太太有个有钱的儿子，具体做什么不知道，但从他开的车可以看出。那是一辆黑色捷豹，全身闪耀着不可靠近的光泽。当它第一次出现在楼下的时候，我和阿庆是绕着走开的。正是这辆车，抬高了那条狗的身价，使阿庆相信，只要把它弄到手，赏金绝不会少。

为了寻找启事，我们过上了早出晚归的生活，这和周太太遛狗的时间恰好一致。我们经常看见一个老人牵着一条狗，走在熹微的晨光里，或黯淡的余晖中，仿佛她们永远处在昼夜转换的那个缝隙，宁静，安详，被一种近乎永恒的光线笼罩着。有时她看见我们，会远远地打个招呼，而我们总是行色匆匆。尤其在阿庆对她的狗产生想法之后，我们躲躲闪闪的样子更像是做贼心虚。

其实，以我对阿庆的了解，他不会真的去干那种事，只是说说罢了。在那个困顿的时期，我们需要一些玩笑来缓解自己。但我没有想到的是，就在他说完没几天，周太太的狗就丢了。

启事很快贴了出来，赏金两万。

这个消息犹如一记重磅炸弹，轰动了整个小区。人们三五成群地簇拥在那些张贴启事的地方：公告栏、电线杆、行道树、超市橱窗……启事写得很简短，却给人们留下了丰富的讨论空间。照片上，那条狗伸着舌头，摇着尾巴，顽皮地绕着虚空打转，仿佛那里原本站着什么东西。想起它可爱的样子，人们纷纷表示惋惜，甚至有心肠软的老人，为周太太的处境落泪了。

人群中形成了两种意见：一种是自然走失，另一种是被人套走。两种意见的支持者旗鼓相当。认为自然走失的人，是相信小区的治安环境。这里监控密布，出入有保安把守，陌生人很难把狗带出去。相比之下，狗自己溜出去要容易得多。而认为被人套走的人，是基于这条狗值钱，加上周太太优渥的家庭条件，作案者完全可能对它实施绑架。

看到这张启事的时候，我像挨了一拳似的，把阿庆拉出人群。我说，说吧，狗在哪儿。阿庆看着我，像看着一个他不认识的人。不是我干的，他说。

后来证明，我还是高兴得太早了。我以为只要阿庆跟这件事无关，我们就能理直气壮地大赚一笔。我们太需要这笔钱了。可是，随着调查的深入，我们发现这笔钱并不好赚。案情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

启事上说，狗是从周太太家里跑出去的。那天早上，周太太照常出去遛狗，她把门打开后，忽然想起没有拿钥匙。在她转身去客厅找钥匙的时候，狗跑出去了。周太太找到钥匙，锁上门，追了出来。外面没有一个人，也不见狗的踪影。周太太一边走，一边东张西望，嘴里喊着狗的名字。路上遇到买菜的张太太、晨练的李大爷和检查线路的杨师傅，他们得知情况后，也帮着一起找。这些在监控里看得一清二楚。可是，监控里没有看到那条狗。楼房外十几米处就有摄像头，狗如果出来了，肯定会像周太太出来时一样被拍到。可是没有。有人怀疑，狗根本没有跑出楼房。这幢楼有六层，周太太住在二层，不排除狗出门后不是往楼下跑而是往楼上跑，尽管这有些违背常理，但如果一切都按常理解释，就不会出现意外了，没准儿我们把外面翻个底朝天，狗却躲在楼里呼呼大睡呢。然而，经过排查，楼房里没有。狗确实跑出楼房了，而且在跑出楼房的那一刻消失了。

难道是超自然现象？我说，在我们生活的空间里，也许真有黑洞的存在，它们平时没动静，但会在一些特定时刻发挥强大的吞噬力。阿根廷轿车穿越案，莫斯科地铁失踪案，还有“泰坦尼克”号船长再现案，都是这方面的例子。不知道，阿庆摇头说，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狗是自己走失的，监控里没有发现可疑人员和车辆。

无论如何，先找到狗再说。我们第一时间跑遍了小区周围的垃圾场、饭店，也去了较远的宠物市场和卖肉市场，都无功而返。其实这次被倒卖和收养的可能性不大，周太太寻狗心切，启事贴得铺天盖地，发现者不会放着高额的赏金不领，却留着收养或拿去贱卖。直觉告诉我们，只要赏金没被领走，狗就还在附近。为了抢得先机，我和阿庆决定不分昼夜，对方圆几公里的区域，展开地毯式搜索。要想找到狗，必须先像狗一样活着。我们的足迹无微不至，遍布各种犄角旮旯，即便像公共厕所那样的污秽之地，我们也是身不顾粪，勇往直前，饿了就啃几口面包，累了就找墙根眯一会儿。狗不等人，它会越跑越远，越远就越充满变数。我们的两条腿追它的四条腿，常有一种命运的无力感。在寻找过程中，我们还发现这次竞争异常激烈，到处都能看到和我们一样白天撅着屁股晚上打着手电找狗的人。

但是一周过去了，没有任何线索。

人们开始犹豫，放弃，甚至盖棺定论地认为，狗不可能找到了。它已经跑出了我们的可控范围。一场由两万赏金引发的找狗狂欢逐渐降温，我和阿庆也由于连日奋战而体力不支了。当我们回到小区，人们已经不怎么谈论周太太和那条失踪的狗了，好像周太太从未养过那么一条狗，或者养过，但已失踪多年，我们在外面忙了一件跟狗无关的事。所有人，至少大部分人，都在适应没有狗的现实。生活以某种诡异的逻辑回归了正常。那些启事因风吹日晒和人们的忽视而慢慢模糊，褪色，直至消失，和它们后面的墙、玻璃融为一体。人们渐渐想不起（或不愿想起）狗的样子。狗在人们的记忆里又失踪了一次。

他们不过是在用遗忘治愈自己，假如那条狗的确从他们那里带走了什么的话，阿庆说。

回来之后，阿庆仍没有放弃。他不相信谁能躲过小区监控和众目睽睽而不留下一点线索。他决定不找了，而是从头思考整个案件的经过。他认为，只有弄清楚狗是怎么消失的，才能让它重新出现。一定有某个开关控制着这一切。

由于案发地点就在我们楼下，阿庆只要得空，就会跑出去站一会儿，有时还会把泡面端出去吃。他总盯着狗消失的那条路看，好像那是一头怪兽，会把吃进去的狗吐出来似的。我呢，在家里干着自己的事，写写东西，上上网，偶尔透过窗户，看见阿庆无动于衷的身体，被楼房的阴影缓缓切割着。我不知道他看出了什么，但我敢保证，他一定没有看出家里只剩下半箱泡面：吃完这些，就该出去乞讨了。那几天，我又开始四处投简历，找工作。我的看法是，哪怕去街上发传单，去饭店刷盘子，也比找宠物强。这也是我想告诉阿庆的，我们不能靠偶然性活着。

一天下午，阿庆又准备出去了。我叫住他。我说，不要再找了。他好像听见了，返身回到屋里，翻箱倒柜地找东西。我说，你找什么。他不说话，继续找着。我说，事情过去这么久了，就算那条狗还活着，也已经有了别的主人，我看我们还是算了吧。他还在找，还是不说话。最后，他从床底下捞出一根自拍杆，伸缩了一下说，帮我个忙。我说，什么忙。他说，你出来就知道了。

我们出了楼房，往右走了十几米，停住了。阿庆掏出手机，装在自拍杆上，然后打开相机，切到摄像模式，说，你拿着这个。我说，干吗。阿庆说，拿着这个，往上举，看见那个摄像头没，把手机举到那儿。我照做了，刚好能把路灯杆上的摄像头遮住。阿庆说，我现在回到楼里，你听见我喊好了，就开始录。说完，他就跑回去了。我举着自拍杆，像个傻子站在原地。还没等我反应过来，就听见楼道里传来一声“好了”。我收回自拍杆，点击开始，又举了上去。阳光强烈，微风和煦，我就这么以自由女神的姿势，高高地举着手机，和手机周围的一圈弧光，站在空无一人的马路上。没过多久，我的胳膊就因为不自由而发酸了。我小心翼翼地换了只手，继续举着。楼房那边没有动静。阿庆只告诉我什么时候开始，没告诉我什么时候结束。我扭头看了看四周，没有人。我喊，阿庆。没有回音。我又换了只手举了一会儿，然后放下来了。我把相机退出来，点开刚刚拍到的视频。我想看看阿庆在搞什么鬼。

视频里除了楼房，和楼前的一排灌木，什么也没有。

突然，有人从后面拍了我一下，吓得我差点把手机掉在地上了。我知道怎么回事了，阿庆说。我说，你从哪儿冒出来的。阿庆指了指楼房入口，看我一脸的不相信，他说，你跟我来。他决定再演示一遍他是怎么走出楼房而不被摄像头拍到的。我们来到楼房入口。阿庆说，狗当时从二楼跑下来，经过我们门口，到了这儿。他站在自己所说的位置，楼道的靠墙处。我说，然后呢。阿庆挽起袖子，目光熊熊地盯着前方。我以为他要冲出去，以快到摄像头无法捕捉的速度。这时，我忽然害怕起来，好像那个黑洞就在他前面两米远的地方。我刚要阻止他，让我震惊的一幕发生了：阿庆扑通一声跪了下去，两只手按在地上，脖子尽力伸长，学狗的样子向前爬去。一时间，楼道里充满了膝盖的撞地声，衣服的擦墙声，和咻咻的喘气声。我看见他贴着墙爬出楼道，左拐，继续贴着墙，在灌木的遮挡之下，爬远了。他的动作刚开始有些笨拙，手和脚磕磕绊绊，似乎还在克服身上人的部分；渐渐的，他的四肢已能协调自如，不仅步态从容，甚至能撒腿小跑起来。看着他远去的身影，我不忍打扰他。直到他爬出了我认为已经远远超出演示范围的距离时，他才抬起两只前腿，拍拍衣服上的尘土，向我走过来了。

阿庆通过身体力行，近乎完美地解释了狗消失的原因：只要贴着墙走，有灌木的遮挡，就能躲过监控。但是，躲过这一个，还有后面很多个，狗如何躲过所有监控，依然是个谜。

也许是这个突破性的发现，让阿庆受到了鼓舞，他从此变得更加痴迷了。为了进一步研究狗的路线，他白天出去勘察，晚上回来绘图，把小区里的楼房、摄像头、停车位、绿化带、栅栏和下水道的分布情况，都按比例画了下来，并用虚线框出每个摄像头的监控范围，用红三角标记死角。随着这项工程的推进，他桌上的图纸越来越多，几乎把他那颗耳朵上别着铅笔的脑袋埋了进去。从那以后，我很少看清他的脸。他的脸因长期面对图纸而变得和图纸一样抽象了。

他能继续心无旁骛地做这件事，饿了有泡面吃，困了有床睡，全是靠我到处打零工挣来的。那段时间我什么都干，送快递，做保洁，当保安，混迹于社会的各行各业。我要通过这种马不停蹄的忙碌，把自己从阿庆和那条狗的世界里抽离出来。说不累是不可能的，如果没有之前找宠物的经历，我想我很难坚持下去。好在干了不久，我就收到了图书馆的面试通知，并很快成了一名图书管理员。

那是一家外观陈旧但体量庞大的图书馆。我每天的任务，就是把读者归还的图书，按书脊上的白色编码放回书架，以便下一个读者取走。这种工作无穷无尽，像纯粹的物理现象，最终结果就是我、图书、读者，被磨损得面目全非。我经常想，西西弗斯不是神话，而是我们的生活现实。但只要能接触图书，不在外面餐风饮露，这份工作还是令人满意的。

忙碌的时候，我基本腾不出心思想别的，不是在书架间跑来跑去，就是仰头哈腰寻找编码。总是有新的空缺等着我去填补。但偶尔，我也会突发奇想：假如我放任那些空缺不管，会是什么后果呢？读者将惊讶于那些书的失踪，像惊讶于自己身上某个部分的失去。他们会代替我，在书架间跑来跑去，仰头哈腰寻找编码。他们焦急的身影将一遍遍涂抹着图书馆，加深这里的夜色，使那些空缺看起来更加幽暗和深不可测。当然，这种情况不会持续太久，他们很快会被另外的书吸引，并说服自己原先的书应该被人借走了。

不太忙的时候，我会拿一本自己喜欢的书，躲在角落里看。只有很少的时刻我能看进去。我必须留一部分大脑，去警惕那些空缺的诞生，仿佛一旦出现空缺，书架就像豁了牙的嘴，让我难以容忍。其实空缺一直都有，早在我来之前，早在图书馆成立之前，甚至早在这个世界形成之前。我从未见过没有空缺的书架。我只是在想象中建立了它们完整的样子，然后才对空缺如此在意。但每次有新书归还，我还是会迫不及待地把它们插回原位，似乎通过这种渺小的努力，我可以无限接近那并不存在的理想中的完整。

工作之余，我也会想起阿庆和那条失踪的狗。我几乎想不起什么新的东西，阿庆仍旧白天勘察晚上绘图，狗仍旧下落不明，他（它）们像是停在了过去的某个时刻，随着我的前进而逐渐变远变小。有时，我担心他（它）们会这样消失在我的生活之中，仿佛我的前进成了一种背叛，一种难以定义的罪。可是每晚回家，当我试图抓住越来越模糊的他（它）们时，却又感到力不从心。启事已经揭掉了，在原来的位置留下了比贴启事之前更强烈的空白。周太太也有了新的宠物，是一只小萨摩耶犬，通身如雪，招人喜欢。有好几次，我看见它贴着周太太的腿，走在熹微的晨光里，或黯淡的余晖中，被同一种近乎永恒的光线笼罩着。它像一块橡皮擦，把那只边境牧羊犬擦去了，就像当初边境牧羊犬把周太太的老伴擦去了一样。而阿庆，他越来越沉默和不修边幅，头发乱蓬蓬的，身上那件浅灰色的棉衣脏成了深灰色。有几个晚上，我记得他回来的时候，头上还沾了几片细碎的叶子，衣袖和裤腿满是泥土。他的工程似乎进入了一个关键性的阶段，不容任何人干扰。每当我设法和他交谈几句，都被他随意敷衍过去了。我不仅看不清他的脸，他整个人也开始融化、消解，不可避免地朝着雾的方向飘散而去。

我终于见到那条狗了。它一反失踪前的可爱面孔，变得狰狞而可怖。它在追我。它跑得太快了，我每回一次头，都能感觉它又逼近了一点。我想我已经使足了全力，把我尚未出生的子孙后代的力气，都透支在了这次逃跑上。可是没用。这注定又是一次失败的逃跑。它那讨厌的鼻息，几乎贴到了我的大腿上，使我不得不放慢速度。它抄到我的前面，在我周围转了两圈，又去追别人去了。我站在原地惊魂未定。过了一会儿，我看见阿庆也跑过来了，他那疲于奔命的样子，看着真让人心酸。这时我才想起来，我们是一块逃跑的，中途跑散了。狗先追到我，然后去追阿庆。我们这样逃跑了很多次，我以为这次，我们中间至少有一个人能够逃脱。可是没有。眼看狗快要追上他了，而他越来越不行了，脚步开始踉跄。当他跑到我跟前的时候，我大吃一惊：这分明是一只羊，弯弯的角，细细的腿，厚厚的毛，连喘息也带着咩咩的声音。阿庆怎么会是一只羊呢？但羊的眼睛里，的确透着阿庆的恐惧。他浑身颤抖着，像是刚从冰河里捞起来似的。我伸手去碰他，却发现我伸出的不是手，而是一根羊蹄……

我惊醒了。现在是深夜，屋里一片漆黑。我伸手摸了摸自己，不是羊，是人。我长舒一口气。回想刚才的梦境，我忽然有种预感：那条失踪的狗并没有走远，它只不过像启事上的照片一样，在某个更大的范围里画圈，把我们困在其中，无法突围。它让我们乱跑乱撞，互相伤害。它把我们的生活变得一团糟。我想立即告诉阿庆我的这个发现，可是当我打开灯，阿庆已经不在屋里了。

他的床上空空荡荡，被子掀开了一角。床边有一只拖鞋，另一只在椅子下面。椅子斜放着。桌上摆满了凌乱的图纸、尺子、笔，还有一桶没有吃完的泡面。他的手机反扣在泡面旁边，充着电。总之，屋里的一切都处于一种中间的、未完成的状态。阿庆应该是临时离开的，而且很快就会回来。我看了看手表，凌晨三点。这么晚了，他会去哪里呢？我开始回忆他离开时的情形，也许在我睡觉的时候，听到过什么动静。这一想，把我还有些昏沉的头脑彻底惊醒了：阿庆早在我睡觉之前就已经不在了。

阿庆每天比我早出门，晚回家。可是昨晚，我回来之后，一直没有看见阿庆。屋里的东西和现在摆放的一样。我吃完泡面，写了会儿东西，快到十点了，阿庆没有回来。我洗了个澡，躺在床上，看了几页书，阿庆还没有回来。我不记得我是什么时候睡着的，但我敢肯定，在我睡着之前，阿庆没有回来。

我有些着急，继续往前回忆。我要想起阿庆离开的那一刻，也许他在那一刻对我说过什么。我想起昨天早上，我起床的时候，阿庆的被子就掀开了一角，椅子斜放着，手机充着电。我再往前想，更骇然了：前天晚上也是如此。很有可能，阿庆几天前就已经不在了。

如同书架上的空缺，阿庆的消失像一个黑洞，突然向我凝视过来。我拼命搜索有关阿庆的记忆，但他好像永远背对着我，坐在桌前绘图。灯光打在他的背上，他的正面一片漆黑。即使我想象他回过头来，也是一张漆黑的脸，看不出任何内容。我能轻松想起从前的阿庆，他机敏的眼睛，坚定的鼻子，暗匣似的嘴巴（随时会从里面蹦出惊人之语），和嘴巴右侧的一颗黑痣。那仿佛是另一个人，一个明亮、清晰、充满细节的人。而最近的阿庆总是晦暗不清，我越努力辨认，他越失焦得厉害，甚至发生奇怪的变形。也许是受了那次演示的影响，他在我的脑海里时常会不可遏止地往狗的形象滑去。他头上的叶子，他衣服上的泥土，都在加深这个动作的悲剧性。他作为人的形象越模糊，作为狗的形象就越具体。我渐渐觉得他每天是爬着出去和回来的，他呼吸时伸着舌头，耳朵高耸，但有一半耷拉下来，他的尾巴和他的后腿一起，被他穿到裤子里去了。连他的声音我也听不真切，他对我说的话，听起来就像一串狗吠。地板上、床铺上、图纸上，到处都是他的爪印。我闻到整个屋子都是他的味道，那种把鼻子埋进狗毛里闻到的味道。

他一定是去找那条狗了。从他桌上的图纸来看，他应该已经掌握了狗的去向。可是，如果需要好几天的话，屋里不会像现在这样，呈现出一种匆忙的、被打断的状态。可以想象他是一边吃着泡面，一边画着图，突然被某种意外的力量吸引，于是他站起身，把椅子推向一边，连手机也顾不上拿，就走出去了。很可能连他自己也是这样想的：我就出去一会儿。如此说来，他未必是去找那条狗了。他是被一件并不起眼的小事吸引到了别处，但这件小事只是线头，后面藏着巨大的线团，最终裹得他无法脱身。

当然，还有可能他确实有什么急事，需要停下手头的一切，前去解决；更要命的是，在他临走的时候，我说不定还在场。他告诉过我他要去哪儿，可我没有听见，或者听见了没有在意。他是从我的眼皮底下消失的。换句话说，是我有意无意的忽视，把他往失踪的方向上，推了也许是至关重要的一把。

犹豫再三，我还是决定报警。在电话里，我含混地说了一些关于阿庆的情况。我发现描述他已经成为一件非常困难的事，他总在躲避我的描述，从我每个词语的边缘溜走。当对方问我，阿庆是什么时候走失的，我支支吾吾，好像他的走失跟我有关，我就是这次失踪案件的主谋。挂断电话后，我像个嫌疑犯待在案发现场，等着警察的抓捕。当敲门声响起时，我差点跳了起来。

来的是两个年轻民警。我没有看清他们的脸。他们进门之后，影子像手电光一样乱晃，仿佛眨眼的工夫，就把阿庆从这间屋子里抹除了。他们问了我很多问题，但是显然，我的回答不能使他们满意。他们在问我的时候，目光一直盯着那些图纸，偶尔互相对望一眼，似乎根本不相信这浩大而精密的工程，只是跟一条狗有关。

天蒙蒙亮的时候，我们去保安处调取了监控。监控显示，阿庆最后一次出现是在前天晚上，他走进楼房之后就再也没有出来了。当民警提出要不要在楼房里搜一遍的时候，我的语调已经异常平静。我说，不，他出来了，他是在走出楼房的那一刻消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