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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大学时光是在华南地区一个二线城市中度过的。大二那年，河北枣强县的父亲突然病重，被二叔连夜开着小货车送进了石家庄的医院。医生说，人送来时血糖已经高出正常值二十多倍。父亲一辈子在农村种地，脾气倔强得很，虽然几年前就查出了糖尿病，但总是摆摆手，说自己又不疼又不痒，吃个哪门子药。他嘴不忌口，酒喝得贼冲，干起活来还玩命，久而久之，病也自然越发严重。这次在医院住了半个月，才勉强保住了性命。
因为母亲和叔伯的隐瞒，父亲出院后我才知道了这件事。那时学校的新校区刚刚竣工不久，我们提着被褥脸盆之类的家当，从繁华的市区中心，搬到了南部一个偏僻的经济开发区。叔伯一直在叮嘱我要尽快适应新环境，努力学习，不用担心父亲，他已经恢复得差不多了。我并不信他们的话，心里总忍不住闪现出生死的念头。但我能够做的其实并不多，只有期盼这一学期快点结束，然后买一张最早的火车票，回家亲眼看到一个完完整整的父亲。
新校区的荒凉在某些程度上甚至加重了我的心病。校门之外空空荡荡，南边是一片菜地，北边是一条臭水河。东西两侧零星点缀着两排新建的小时房，彼此隔着一片空荡的校园，相互遥望。永不停息的巨型货车来来往往，将所有一切不搭边的东西，勉强缝制在了一起。到了冬天，尤其是深夜，这里要比市区冷上至少一件毛衣的温度。有时候晚上心情烦躁难耐，我就裹上厚衣服，一个人走出来，坐在空地里，点上一支红梅。郊区的星星特别亮，一颗一颗的，彼此分明，都能数得过来。我的心被揪得老高，想起远在千里之外的父亲，第一次感觉自己的渺小与生活的无奈。
大二的我第一次陷入了爱情的苦恼中，这让我的生活更加难熬。我在学校的话剧社里认识了文学系的一位姑娘。她总喜欢穿一件白色的体恤衫，搭配着瘦长的牛仔裤，头发偶尔会遮住一半眼眸，有一刹那，我觉得那里面藏着我所有的爱恋。但我不敢声张，想起家中病重的父亲，我更会尽力避免这种情感。
只有在排练中，我才敢见缝插针地将自己敞开一点缝隙，放内心中的野马出来透一口气。当时我们排演的是一部法国戏剧，在剧中我们饰演两个被监禁的游击队员，在临刑前表露出彼此的爱意。第一次联排时，我站在俄语学院的教室里，对她说：“哦，吕茜小姐，我是说，我曾对你隐藏的爱恋，此时此刻，都要说出来了，是的，我爱你！”伴随着生硬浓重的戏剧腔，我的眼泪都要掉出来了。想必她并没有察觉到这一切吧。
除去每周的排练，我还可以在公共关系导论课上遇到她。当时我们都选了这们课程，于是每次我走进教室，都会禁不住寻找她，然后隔着几排座椅，静静坐在她的后面。阶梯教室像是一条缓行的河提，我在上游，像河岸上一棵直立的树，她有时梳起的马尾，像一朵绽放的遥远的不知名的，我想要闻到气息的花。
年末将至，话剧社演出在即，定妆照的海报已经做好了。我怀着私心，接下了取海报的任务，偷偷多洗了一张她的照片，照片上她清瘦的恰当好处，嘴角上扬，比出标准的茄子口型。我把照片偷偷地藏在了枕头底下，但我不敢轻易的看，我害怕一种莫名的负罪感，和一颗蠢蠢欲动的心，在失眠的夜晚彼此厮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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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读书的学校算不上有多出名，即使在经济水平并不发达的X市里，也不过是二流水平。然而，学校的老师却大多生活富足。比如那位教公共关系导论的老师便在省里开了好几家饭店，说起话来颇有些江湖道行。他经常开一辆奔驰车来讲课，有时候是一辆路虎。这位老师很会说话，经常逗得学生们前仰后合。他承诺在自己公司的营销部解决学生的实习问题，还会偶尔带一些高年级的女学生出去应酬。对于这位老师，学生们也许谈不上多么喜欢，但很多人都隐隐希望可以仰仗他的人脉介绍份好工作。学生和老师一样，都在努力挣扎着，好像在从一项无聊的任务中挤出一点乐趣和盼头。
在众多富足的教授中，教毛概的秦老师似乎是个例外。他五十多岁，总是骑着一辆二八自行车上下班。不管有没有课，每天早上，我都能在清晨的食堂里看到他吃早点，和钟表一样精确。虽然穿着朴素，但看得出，他是个很修边幅的人，毛衣永远是合身平整，裤子因为掉色的缘故，有些深浅不一，但仍旧会凸显出一条平直顺滑的裤线。
秦老师讲起课来同样一丝不苟，但却不怎么能吸引学生，这大致因为他不会用电子设备，动作又缓慢的很，每次写板书的时候，都像是在黑板上雕琢一件艺术品。他没有什么气场，讲话时，才微微直起佝偻着身子，声音还有些怯懦，就像是要被生活随时压塌了一样。早先听话剧社高年级的同学传言，说秦老师的妻子很早就过世了，他没有再娶妻，一个人把孩子拉扯大。
但这样忠贞不渝的形象并没有维持多久。学期进行到一半的时候，一件爆炸性的新闻在学生中迅速传开，有人看到秦老师和一位中年妇女走进了学校西门外的好再来小时房。这件事情是宿舍同学在学校的论坛上看到后告诉我的。帖子很快就被顶到了论坛的每日十大精华，但很快又被管理员删除了。即使这样，帖子中的照片还是流窜到各个角落。实际上，这张照片只拍下了两个背影，但从朴素的装扮、消瘦的身材，以及走路的姿态看，确认无疑。
“万万没想到，老秦这是要老树发新芽啊！”
“男人嘛，都能理解！”
学生们在私底下热烈地讨论着，各种谣言也随之而来。但事情发生之后，秦老师便从学校里蒸发了，一个礼拜的时间，我都没有在清晨的食堂里见过他的踪影。几天后接到通知，说秦老师家中有事，毛概课要停一周。等秦老师回到讲台时，大家就像是期待着他宣布一件什么事情一样。但秦老师什么都没有说，仍旧是一笔一划地书写着板书，不温不火地归纳着知识点，不一会就睡倒了一大片。无论如何，事情似乎已经板上钉钉：秦老师和X女士在好再来小时房开房了，他们显然不是去讨论政治理论的。他们去开房了。而那个女人是谁，似乎并不重要了。
3
话剧公演的前一周，社长突然打电话给我，说要我明天一早把海报贴到公共教学楼的墙上，他还告诉我，她不能参加演出了，要替换成另外一个从外校临时请来的同学救火，要我抓紧时间磨合一下。我一下子愣住了，问为什么，社长支支吾吾地，只是说她因为自己的一些私事。我却不知趣地偏要追问下去，社长最后悄悄和我我，几天前，她去堕胎了，听说是一个选修课老师把她肚子搞大了，现在身体还没有恢复。这件事情不要外传，学校知道了，是要给处分的。
那一刻我本来已经四壁斑驳的世界最终坍塌了。晚上我坐车进城，找了一处偏僻的小馆，喝了很多酒，喝醉了就捧着她的照片噼里啪啦掉眼泪。我并不敢责怪她，甚至也没有资格这样去做。我将这些错误都推到了自己身上。我痛恨自己并没有足够的能力来保护我爱的人 。
第二天中午社长再次给我打来电话的时候，我已经记不得他说了什么，也记不得自己说了什么，只记得头炸裂一般的疼痛。晚上的时候他来宿舍看我，把海报取走，紧张地问我是不是发生了什么事情，还能不能演出了。我回答说没问题，他才放下心来，眉头舒展了一些，和我说起秦老师的事情。他告诉我，中午时候学生中间开始迅速传开了消息，好再来小时房一楼被改成了一个饭铺子，而里面炒菜的大厨正是秦老师。秦老师的儿子因为车祸瘫痪了，他为了承担下昂贵的治疗费用，便在学校外面开了这个小饭铺贴补家用。
接下来的日子里，秦老师还是按时讲课，下课后便骑着他的二八自行车去饭铺，换上一身白褂子，抄起炒勺。同学们会在暗地里偷偷地笑他，但碍于他的苦楚，也只是偷偷地谈论：在讲堂上整洁严肃的秦老师，一转脸怎么就给学生炒菜去了呢？不多时日，整个事情便风平浪静，学生们的脸上恢复了往日的麻木，我也从未偿的爱恋中渐渐恢复了过来，只希望学期尽快结束，快些乘上返乡的火车。
临近期末，父亲的身体恢复得应该还算不错，水肿已经消失的差不多了，虽然腿脚没有以往那么灵便。有一天母亲打电话给我，说父亲执意要来学校看我。母亲埋怨他说，这么大人了还不懂事，孩子到了期末，正是要劲儿的时候，你去掺什么乱。父亲则说他想儿子，儿子每天都打电话回来，一定也担心我，我现在恢复得也不错，呆在家里闷得慌，不如出去走走。执拗不过，母亲决定陪父亲一起南下。
见到父亲的时候，我几乎没有在第一眼认出他。这两三个月里，他消瘦了一整圈，甚至有些脱相了。母亲站在他旁边，提着一提兜的大枣和熏肉。那天阳光正好，早上也不怎么冷，我给父母在学校里找到了一个住处，之后陪着他们在校园里闲逛。母亲问我早上没有课么，我告诉他们，本来是有一节选修课，但任课老师上周突然就辞职了，这个课还没有找到新老师，正好留出一个早上的空闲给我。
母亲若有所思地点点头，进而一个劲儿地问我学业是不是跟得上，父亲则说：“没文化的老娘们，孩子好不好你也管不了啊，吃好了，身体壮实了，比什么都强。”母亲怪他总惯着我，他就哈哈大笑起来。看得出，父亲一直在硬挺着，故意在我面前表现出一副精神矍铄的模样。但他走路的时候仍然难以避免一瘸一拐的架势，这是怎么也隐藏不住的。
走过学校主楼，母亲撇着嘴告诉我：“你爹还指望着明年春忙的时候出力气呢。”她希望我劝劝父亲，好好养病，按时打针，要懂得服老。我刚想开口，父亲就摆着手，一副不在乎的样子：“这不都好了么，我听你妈的，按时把药吃了，那也不能不让人成天憋在家里呀。”父亲又问起我有没有谈恋爱，我赶快扯开了话题。
一路走着走着，不知不觉就出了学校西门。中午时分，肚子饿了，一家人就顺路来到了秦老师开的小饭铺。我们点了三个清炒菠菜盖饭，父亲自己撩开衣服，往肚皮上注射了一针胰岛素。
中午正是人多的时候，小饭铺里非常拥挤。我突然看到她坐在邻桌等饭，手边展开一本教科书，嘴里嘟嘟囔囔，目不转睛地背诵着。我忍不住多看了几眼，却又怕被她发现。父亲和我说，他和母亲明天就走了，城里不自在，看见我一切都好就行了，让我别担心家里。他板起脸孔告诉我，再过一个月，我也要回家了，赶上春忙，要像个男人，多出力气。
我们坐在离取饭窗口不远的一张桌子上，视线穿过父亲、穿过她，从窗口中，我隐约看见秦老师正在专注地挥动着一口铁锅，他的肩上搭着一条皱巴巴的毛巾。火焰有时候窜的老高，还会发出轰轰的响声。
借着忽隐忽现的火光，我突然第一次发现，生活在他们身上竟然留下了不同的疤痕，我一下子没忍住，还掉下了眼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