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那年我11岁,小学四年级。同学之间开始流行过生日、送礼物这样的游戏。漫长的暑假中,我们已经给几位同学过了开心的生日,兴趣正浓。
我的生日在秋天,东北的秋天货真价实,日头一天低过一天,天空一日高过一日,蓝色愈发的蓝,云朵愈发的白而软,像棉花糖一样低低地飘浮在头顶。我疑心这样的日子便是最完美的季节了。
我对于即将到来的生日满心欢喜,充满无尽的幻想。即便那时的生日聚会非常简单,也丝毫不妨碍我愉快的期待。
礼物提前就收了一大堆,玩具拼图、魔方、小镜子、转笔刀、好看的自动铅笔、小本子,每一样都不超过5块钱,但每一样都令人快乐无比,这些在同一时间里从天而降的礼物是物资匮乏的童年时代的巨大奖赏,也是一种好人缘的面子体现。
生日前一个礼拜,我妈带我坐车去二姨家玩。那时我家在林场,二姨家在50公里远的区里(林业局的政府所在地),相比什么都基本自给自足的林场,区里是物质丰富的花花世界,可以买到好看的衣服、文具,新华书店里有各种精美的书籍、画册,小卖店里卖的糖果都比林场丰富百倍。
我妈那段时间心情好像不太好,但还是带我去商店买了一只生日蛋糕。拎着蛋糕,我跟着我妈又坐上车,回到林场。
一路上,望着透明盖子下面的蛋白奶油,那些好看的花瓣和粉红色糖浆写成的“生日快乐”都在不停诱惑着我。离生日还有好几天,我却突然想掀开盖子,大口大口地把它们吞掉。
小时候的奶油即便劣质,也足够吸引我这只馋虫。生日蛋糕的诱惑力就像魔鬼般强大,一路上我一言不发,眼睛死死盯着它。
我应该是忽略了我妈的心情,那只生日蛋糕此刻比我妈更亲。我猜她当时恶狠狠地拽着我的胳膊,把我带到了外公家,去跟亲娘亲爹诉说自己的坏心情。而她不争气的儿子则只知道盯着蛋糕发癔症,她真后悔生出这么个馋虫,转而一想也许是自己怀孕时补充的营养太少了,我出生后她的奶水又不够充足,也算是自己亏欠儿子的。想到这儿她的步伐就更加大而快了,手里拽着的仿佛不是儿子,而是个想甩却又不能甩掉的装着细软的包袱。
嫁出去的闺女回娘家总是有许多苦要诉的,何况是我妈这样不敢跟婆婆争长短的窝囊媳妇儿。
我妈和外婆在小屋里抹眼泪,外公在窗户外面编着藤筐,我一个人在客厅继续死死盯着那蛋糕,好像多看几眼上面就能多出几朵花来。
我吃力地解开系在外面的塑料绳,那些塑料绳太细,系在一起都快成了死结,我把手指甲都抠疼了才勉强解开它。
小心翼翼地取下透明塑料盖,奶油的香气扑上我的脸,小男孩简直要熔化在这香气中了,于是不由自主地伸出手指去摸那些艺术品一般好看的花朵。
“妈!我可不可以在生日之前先吃一点奶油啊!”我妈懒得搭理我。
我跑进小屋,见我妈眼睛红红的,本能告诉我最好闭嘴。但嘴馋的欲望已经战胜了一切。“妈!我可不可以先吃一点?就一点?”
她大概觉得自己的儿子也没什么指望了。“你现在吃了,过生日那天可就没有吃的了!”
“我就吃一点。”说完我就跑去厨房,取出筷子,用画画一般的手法在蛋糕周围蹭了一小圈奶油,伸出舌头把筷子细细地舔了一遍。那滋味简直是天堂!
于是,小男孩在天堂里快乐地对蛋糕继续下手,用那根幸运的筷子蹭了一圈又一圈的奶油,然后将那幸运的筷子舔了一遍又一遍,直到他发现奶油下面的蛋糕坯子已经露了出来。原来漂亮完美的奶油下面藏着的蛋糕坯子是那样丑陋而粗糙!
我哇的一声大哭起来。
2
我妈、外婆和外公三个人同时跑到客厅里,看我究竟出了什么事。
我一看我妈来了,就发起脾气来,大声哭喊着:“我不过生日了!我不过生日了!我把生日蛋糕弄坏了!弄坏了!哇……”
我妈眼角提前出现的鱼尾纹抽搐了几下,此刻她的眼圈比我还红,但她不能任我这样胡闹下去,于是迫使自己冷静下来,从跟亲娘撒娇的女儿的角色转换到含辛茹苦做妈的档位。我妈搂着我说:“没关系啊,没有蛋糕也照样过生日啊,再说了,不还是吃进你自己肚子里了嘛!”
“我就是想现在吃嘛,人家很馋……可是过几天真正过生日的时候就没有了,呜……”
我对自己犯下的过错竟还挺委屈,好像老天欠了我似的。
“那就今天过,提前过呗!”外公走到我身边说。
“对,咱就今天过,和姥姥姥爷一起过!”我妈终于找到了停止我哭喊的办法,“赚到了!你今年能过两个生日!”
我停止了哭闹,虽然对这样的解决方案并不完全满意,但是对于自己嘴馋这件事既惭愧又无可奈何,而且从今天早上进到蛋糕店那一刻起,魂儿就好像不在我自己身上了,这一哭闹就如同把魂儿给招了回来,我又是一个完整的小人儿了。
外公不编筐了,走到菜园子里摘了些蔬菜,又吩咐外婆把刚买的卤猪肉拿出来切。他今晚要为这个馋虫外孙亲自下厨。
我跑去窗下看他刚刚用河边折来的柳条当材料编了一半的筐,心想外公的手可真巧啊,那么复杂的工序在他手下似乎再简单不过,凌乱缠绕的柳条经由他的调教也变得乖顺起来。
我外公平日里沉默寡言,性格内敛倔强,看似闷葫芦,实际上才华横溢,琴棋书画简直样样精通。听我妈说,外公的爸爸也就是我太姥爷是位教书先生,外公从小就言传身教,写得一手好书法,画的花草鸟兽活灵活现,家中的春联福字和小画都出自他手。不仅如此,外公还会做衣服做鞋,甚至还会刺绣,我家里的门帘都是他和外婆联手绣的,一对配色漂亮的戏水鸳鸯。
外公闯关东时来到北大荒,在黑土里、小兴安岭的林子里种下了无数颗汗珠子,原本就因为干活晒出的黑亮皮肤更加黑亮了。他又学会了伐木、盖房、捕鱼,做一切生活和生产中需要的工具、器皿,若不是当年我外婆从山东老家带着孩子来东北投靠男人,估计他也并不会因为身边少了个婆娘而觉得生活上有任何不便。在我的印象里,他一直是任劳任怨、从不废话的老人。
外公破天荒地多炒了好几样菜,我和我妈都开心起来。我的注意力也渐渐从那惹祸的蛋糕上面转移,开始盯着外公雪白的胡子看。
我好像从未这样细致地瞧过外公,这个打我记事起就很老了的老头儿,经常抱着我说话讲故事,他那一口没来得及改掉山东口音的普通话,常常把我逗乐,他的花白的胡子扎得我的小脸蛋痒痒的,引得我吃吃地笑。
如今外公的胡子再不是花白的了,而是雪白雪白的,我猜他大概一个月修剪一次,每一根胡须都硬朗朗地支楞着,跟他的性子一样倔强,跟他的命一样硬。
菜上桌了,满满一桌,外公笑眯眯地举起自己的白酒盅,对我说:“我祝我外孙生日快乐!学习进步!学有所成!祝你永远都幸福!”说完,一饮而尽。我也拿起杯子,学着他的样子把里面的饮料一饮而尽。“谢谢姥爷!”
我妈和外婆也十分高兴,大家都忘记了晚饭前自己愁眉不展的样子。
姥爷帮我切开生日蛋糕,在这之前,我点了11根蜡烛,像模像样地许了个愿。
我早已忘记了当时的愿望是什么,但从此以后我再也没吃过那么甜的生日蛋糕。
3
外公虽沉默寡言,但性子仍是那个山东大汉的性子。在教育子女这件事上,就显得简单粗暴,却也非常有效。
我妈7岁那年,扎着两只羊角辫,坐在长着四条短腿的小板凳上,哭着喊着要吃“油”,她嘴里馋的那口油,其实只是吃起饭来多点滋味的酱油。那个物资匮乏的时代,什么滋味都有,就是嘴里的滋味尝不到。
外公端着饭碗,闷着声走过去,一脚踹开了我妈屁股底下的小板凳,仍旧一言不发,坐回到炕沿上吃饭。我妈不敢哭了,抽抽搭搭地凑合着吃完了一顿饭,从此再也不敢放肆。
但我外公的威风没能持续下去。不久以后,“文革”就来了。
以我外公这样老实巴交的作风,是不会得罪组织的。说错了话的,是他那已经有些老糊涂的爹。
当过教书先生,一辈子舞文弄墨、颇为讲究的老先生,到老了却脑子短路,在不该开口的时候说了句糊涂话。于是他的儿子就要陪着他“蹲小号”。
那“小号”还真是小,空间小,高度低,根本就是一笼子,人待在里头坐不得、站不得,只能半蹲着,半个时辰过去,两条腿就打哆嗦,爷俩在笼子里一关就是一天,不到天擦黑不能回家。
过去我外公在笼子里养过牲口,关过从山上捕获的野物,没想到如今换自己和精明一世糊涂一时的老爹,活活遭这窝囊罪。
好不容易给从笼子里被赶了出来,却连风都不给放,一人脖子上挂一只装满砖头的铁桶,再加一个“反革命”的牌子,当街游行,给批斗去。那水桶装满了水,每只足足有五十斤,平日里去担水,两个水桶一百来斤,我外公走得那叫一轻松。如今这水桶装满了砖头,叫人低下的,不是从两耳里不断给塞进批斗口号,快要爆炸、疯掉的头颅,而是骄傲了半生、遇到日本鬼子也没塌下的脊梁。
胆小的我妈跟着我二姨去送饭,快到了,二姨就把饭交给我妈,二姨已经大了,见到那些当了红卫兵小将的同学,觉得丢人。
我妈不嫌丢人,却是十足的害怕。每往前走一步,就仿佛离阴曹地府更近了一些。那些戴着红袖箍的孩子们朝她扔石子,骂她是“反革命”的闺女,她一边哭一边将饭送到站不直蹲不下的爹和爷手里。她望着爹那驼下去的背,被那时代里的语录震撼得一句话也说不出,幼小的心灵被“红袖箍”的小石子砸得遍体鳞伤。
外公的后半生都驼着背。
他驼着背上山伐木,劈柴,种田,收割,做家务,编筐,驼着背抽烟斗,喝高粱酒,下棋,走路,他比从前更沉默了。他晓得管住自己的舌头是件顶要紧的事,他可不能再让自己的儿子陪自己去那笼子里待着。
在我6岁左右的时候,政府给林场职工盖房子,外公原来的东西两间土木结构的老房子给拆了。他驼着背,拉木材、垒砖块,几乎靠他一个人一双手,在菜园子里盖了间木屋做临时住所。这间房顶铺着油毡纸和稻草的木屋,虽然时有漏雨,但也坚挺地帮一家人度过了一冬一夏,直到政府盖的红色砖瓦房竣工。
生活在外地的表哥表姐们对那座木屋几乎没有什么印象,我对它的记忆却尤为深刻,那里藏着我许多的童年时光,在那间屋里,我第一次唱全了韦唯的《爱的奉献》,调起得老高,外婆止不住地夸我好嗓子;在那里我第一次抱起半岁的表妹,她笑嘻嘻地尿了我一身;下着大雪的冬夜,我和外公外婆一起窝在炕头看电视,倪萍在节目里笑意盈盈,说起自己家乡山东的变化,这让大半生只回过一趟老家的老两口感慨连连,老眼浑浊……
后来,外公去世时的灵堂就设在他原先盖的房子的位置。
当初盖房子时荒了一年的地,大半个菜园子什么都不能种。这一次,为了设外公的灵堂,菜园子再一次被清空了,还没有完全成熟的作物被硬生生地从土里薅出来,难看地堆在一边。它们本来可以安好地长到成熟,带给这一家人以丰盛的收成。
04、
有一天夜里,我被我妈的哭声惊醒。我迷迷糊糊地埋怨她,大半夜的哭啥。我妈说她想起考上大学又没钱读书的我那表姐,心里难受。我说好了好了快睡吧,吉人自有天相。我妈抽噎着仍是控制不住内心迸发的哀伤。
谁又能知道那是噩耗的征兆呢?
隔了一天,凌晨三四点,有人在外面拍门,我听见一个像是我二舅的声音在喊:“三姐!三姐快开门!”
我爸我妈穿上衣服,都跟着我二舅二舅妈走了。留下我一个人,呆呆地望着窗子外面的一片漆黑。
外公夜里病发,昏迷不醒,临昏迷前趁着还有一丝力气,叫醒了外婆,让她去叫人。儿女们都赶来了,大夫也来了,说是脑出血。但没有办法挪动病人,怕引发脑血管迸裂。
九月初,秋老虎显示着它的威力。医生说,内出血的头颅,必须要控制温度。我那两个舅舅爬下几十米深的地窖,取出大块的冰块,敷在外公的枕边。
我看到外公那苍白的脸,才两日的工夫,就已经苍白得不像他了。那雪白的胡茬,也不那么坚挺扎人了。外公的身边围着子孙们,大家束手无策,内心焦急。我妈在小屋里不断地祈祷,后来除了睡觉的其他时间她干脆都在祈祷。
外公昏迷的几日里,我的生日过去了。
没有人记得这是我的生日,我自己早已提前通知了小伙伴们,今年的生日我不过了,谢谢你们的礼物。所有的聚会和面子统统都不重要了。我只要外公醒来,我想要听他用带着浓重山东口音的普通话对我说:“我祝你永远幸福。”
中秋节,本该是家人团聚的日子,外公去了。我妈的祈祷没能灵验。天公垂帘,连下了三天小雨。邻居们都说,老张做了一辈子的好人,老天都可怜他啊。
外公的灵柩停在园子临时搭起的棚子里,就在他原来一手盖起的木屋的位置。他孤独地躺在那里,听一家儿女们在屋中说话。
我妈说终于明白为什么从不出游的外公会在夏天独自一人走遍外地的儿女的家,也终于明白为何自己会无缘无故在夜里哭醒过来,为何自己平时还算乖顺的儿子突然在外公家哭闹着要提前吃生日蛋糕,为何父亲会破天荒地亲自下厨、破天荒地对外孙说了许多文绉绉的生日祝福……这一切都是征兆啊!是征兆啊!呜呜呜……
一家人又哭起来,我的眼泪一颗一颗无声地从鼻翼流到嘴里,很咸很咸,从此以后我再也没有尝过比这更咸的泪水,就像我再也没有吃过那么甜的生日蛋糕一样。不知道外公躺在棺材里,能否听到子孙们在哭他、念他,埋怨他走得这样突然这样早,如果听得到,他会是怎样的心情。
表哥都在外地读书,作为家里唯一赶得上送殡的孙子,我肩负着去墓地送外公的重任。一路上,我磕了无数的头,膝盖跪在冰凉的泥水里,也不觉得湿和冷。送葬的队伍似乎永远也走不到头,一路上,我觉得我一辈子的眼泪都要哭干了。抵达墓地的时候,又嫌这路途太近,送葬队伍走得太快了,我不舍得就这样送走外公。外公,你舍得走吗?
外公的墓位置很好,在这片墓地的最高处,旁边没有别的墓,只有地上一片片白色的野花,肃穆雅静,周围一圈高高的松柏,随风呜咽。
主事的人说,这墓地风水好。
那么,他今后在这里可以不用再吃苦受累,不用再听儿女唠叨,也不用再往脖子上挂水桶,让头深深地低下去了。他这一躺,终于将驼了半生的脊背挺直了,并且不会再弯下去,他不必再对任何人卑躬屈膝,战战兢兢,沉默不语。
外公走后的整整一年里,我都做着同样的一个梦,在梦里我和一行人披麻戴孝,走路,坐火车,坐汽车,坐轮船,不断地为他送行。这些个梦缠绕我许久,每次醒来都一身冷汗,精疲力尽。不知道是不是当时我年龄太小,去到几百座土坟包密集的墓地令我造成了心理阴影,还是因为外公离去这件事本身所带来的巨大刺激,总之,那以后的许久,我都活在一种阴霾之下,死亡的阴影就像一个魔咒,遮蔽了弱小的我的某一片天空。我已经深深知道,就像那天我大声哭喊着“蛋糕没了”时的心情一样,我再也无法没心没肺地过一个生日,再也见不到我的外公了。
5
外公在上个世纪四十年代来到位于北大荒东北部的小兴安岭,这里树木参天物产丰富土壤肥沃,光是山里疯长的野生植物、撒丫子跑的猎物就足以养活一大家子人,比留在山东老家参军打仗的日子不知要好上多少倍。
他去东北之前,我大姨已经出生了。外婆一个人留在老家,一边拉扯孩子一边担心自己的男人。等到日子太平了,她就赶紧千里迢迢寻夫来了。
外婆的担心并非多余,据说外公这样忠厚老实的人,也曾经有过一小段婚外情。细节我不清楚,这事儿还是从表姐那里听来的,当时我瞪大了眼,“婚外情”这样先锋而叛逆的字眼怎么会和我那一生都落不下半句埋怨的外公挂上钩呢?这太令人震惊了。
但祖辈的日子我是没法懂的。那种日子或许不叫生活,更不能叫爱情,也许外公一生中唯一的一次真正动心并不发生在我外婆身上。于是,那个传说中的女人在我的脑海中成了一个真正的谜,是怎样一个优秀的女人才会让我才华横溢知书达理的外公敢冒险天下之大不韪,抛弃远在老家的妻女呢?而当我的外公那尚有一副儒生风范的年轻面孔出现在那女人面前时,她是用了怎样的手段俘获了他?还是仅仅只因为一双年轻身体里涌动的荷尔蒙的作用,让他心甘情愿被俘虏了去?
不知是我的外婆魅力更大,还是原配夫人技高一筹,后来,外公那颗蠢蠢欲动的心最终仍是跟他的性格一样,尘埃落定,闷在了生活里,和外婆一道,养大了五个儿女,熬白了两鬓霜发。
关于事情的真相,已经无从证实,外公一生中唯一的一次冲动,随着他的一副红棺,在他68岁那年葬在了小兴安岭友谊林场的一座山包上,在那里,他和他忠厚老实的一生,包括他唯一的一次冲动,他所有的心酸与快乐、不忠与不甘,一道沐浴着小兴安岭的阳光雨露,最终与滋养了他半生的大地、与他洒满了血汗的黑土合而为一,长出更新的树苗,那些树苗最终亦会长成参天大树,和他刚刚抵达这里时一样。
日光之下,并无新事。这区区几十年的人生,不过是大自然漫长变迁的一枝半叶,谈不上恢弘,也说不上遗憾。等我这一代人老去、离开,便完全不会有人记得他的存在,但他的血脉,将会继续留存下去,在一代又一代不自知的灵魂里流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