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月的第一天，姜卉梦见自己和几个朋友一起去天通苑的清河边钓鱼。醒来时，姜卉对杨小盈说起这个梦。
“我记得有你，姗姗，前老板，一个写小说的朋友，还有陈安琪。”
“哦，这不你认识的所有人？”杨小盈醒来以后就躺在沙发上一动不动，她每天上午都这样——在沙发上扮演“马拉之死”，好像睡觉费了她很多精力似的。“你就那么想去钓鱼吗？”
“也没有吧。”但姜卉确实曾经提过一次。北京有许多像清河一带这种不可思议的地方：两条笔直的公路紧贴着清河，河水流速很慢、几乎死水一潭。周边是规整、灰暗、有些年份的老住宅区。拥挤的车流来来往往，但几乎看不到行人。这里既不像城市也不是乡村，带点疏离的未来感——是一个不同于口号和期待却更容易实现的人类未来，荒败又空旷。除了河两岸植物带郁郁葱葱、饱含生机，那里，每隔十几米就有一个老头坐在岸边钓鱼。
“你觉得他们能钓到什么呢？水都污染成这样了。”当时姜卉和杨小盈正一起去河对岸的电影院。过桥时，姜卉突然停下来，打量着异常苍翠的堤岸围着乌黑、浮满白色漂浮物的清河。那场景仿佛死人头上戴着一顶精美的翡翠王冠。
“钓到什么就是什么吧。”杨小盈说。
姜卉觉得他们根本什么也钓不到。他们可能只是为了打发时间，这样想的时候整件事就有了一种等待戈多的性质。你想想，虽然什么也钓不到，但每天还是有那么多人坐在那里。这种无目的的等待，几乎象征人的一生。
“还挺诗意的。”
杨小盈在前面走远了。在那一天，那一刻，姜卉突然感到想要和人交谈的强烈渴望。所以她追了上去，“你去过兰州吗？”
“没。”杨小盈低着头，心不在焉。
“你应该去。在兰州，你随便走到哪里都会看见很多人正对着黄河发呆。沿河城市大概是人类建造的最虚无的一类城市……我猜，所以兰州才会有那么多的摇滚乐队。每天不得不怀疑人生，所以要呐喊啊，要愤怒啊。不吼出来就马上被水流卷走了。”
姜卉开始喋喋不休。杨小盈则沉默不语，一边走一边踢着路边的石子。那就是她们相处的方式。因为没什么固定工作，所以她们花了大把时间闲聊，在吃饭的时候聊，走路的时候聊，什么都不做的时候聊，并且聊得都是不怎么开心的话题。
“我们为什么非要活得这么忧郁？”直到这一天早晨，杨小盈打断了姜卉关于钓鱼的梦的表达。
“我还以为，作为年轻人，忧郁是唯一的政治正确。”
“我觉得你之所以能高谈阔论这些事恰恰是因此你没有深陷其中。”杨小盈说。
姜卉不置可否。没错，她闭了嘴。在梦里出现的六个人中，她是唯一一个没有真正陷入过崩溃境地的。
然后突然她发现这似乎正是关键所在：梦里的人（除了她自己）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他们都患有不同程度的抑郁症。虽然现在她已经不记得梦里发生的事情了。但她隐约记得梦中那神秘的、富于启示的感觉。于是姜卉开始努力回想。每天都会有一桩这种令人费解的毫无意义的事情占据她大量的时间，一个奇怪的往日场景，要不就是一句莫名其妙的话，现在是一个神秘的梦。
也许等到想清楚这些事情她就能正常工作了，写一本长篇小说什么的。但是这些事情永远没完。所以她只能每天抱着书包像没头苍蝇一样找咖啡馆，坐下来写一个小时，再换另一家咖啡馆。她为一家影视公司写剧本赚生活费，有时也写一些乱七八糟的评论，但都不是她真正想写的东西。至于真正想写的东西呢，大概就像清河里的鱼。
已经九月了，姜卉注意到小区花坛里的狗尾草纷纷折断了，呈弯腰点地的倒伏状。青草从草尖开始变黄，白蜡和槭树开始缩水。事物的衰朽总是从外层开始，逐步露出干瘪的核心。呼吸时，能够闻到空气中干燥的尘土味。那就是姜卉步行去离家最近的咖啡馆的路上感受到的事。路两排永远停着等待各自主人开启的汽车们。一排排熄灭的车灯就像一双双因失落而黯淡的眼睛。
所以，姜卉想，梦到底意味着我们的欲望，还是我们逃避的真相？就这一点，她同意纳博科夫的观点：弗洛依德的确是个庸医。现在，她依次想着出现在那个梦里的五个人。
姗姗原名丁姗，是这五个人里姜卉认识得最久的一个，她的高中同学，这也是唯一一段姜卉从少年时代维持至今的友谊。后来她们在不同城市上大学，在不同城市工作。刚毕业那几年她们联系很少，但每年过年姜卉回老家，都会约丁姗一起出来吃饭。吃饭时，丁姗提起过工作的不顺：过度加班、工资低、以及最疲于应付的人际关系。
姜卉劝她辞职，丁姗说她会考虑一下。然后丁姗说，见到你真好，你总是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之后姜卉回自己的城市，不停换工作，不停恋爱然后恋爱失败，只有生活始终不是她想要的样子。第二年再见面，丁姗依旧在以前的单位，倾诉着同样的困境，于是姜卉再次劝她辞职。这时丁姗说起一些犹豫和困难之处，最后承诺今年一定会辞职。然后第三年事情还是老样子。
到了第四年，有一天傍晚姜卉突然接到丁姗的电话，说自己正在北京旅游。
“可以在你那里住几天吗？”丁姗说。
“好啊。”姜卉报了地址。
丁姗来了之后就再也没有回老家。姜卉记得丁姗来找自己那个晚上，那个炎热潮湿的夏天傍晚，家里的空调坏了，所以她们只能一边吃外卖一边吹着电扇聊天。丁姗说，她辞职了。换句话说，她交了辞职报告还没等办完手续就逃难般的离开了那个自己待了二十几年的城市。
姜卉不明白为什么辞职这件事对丁姗而言如此艰难。但看着丁姗阴郁的面孔，她只是默默地开了啤酒，向她庆祝即将开始的新生活。又过了一段时间，丁姗主动提起那几年在老家的生活，带着自嘲说起自己的抗抑郁史。解释自己为什么现在变得迟钝了。
“那时候我整个人都不好了，总之，生活对我而言就是一场漫长的崩溃。”丁姗说。
但当姜卉问起具体的事情，她就陷入沉默。沉默中，姜卉看着丁姗眉头紧锁，似乎在回想什么。有时她会说出几个模棱两可的句子，有时则转移开话题。几次以后，姜卉明白不是她不想说，丁姗的状态更像是一种失忆，所有过去带给她伤害的细节就像沉入时空的黑洞里，消失了。
姜卉走进了家附近那家咖啡馆。她点了一份套餐，在常坐的靠窗的位置坐下来，然后她第一次下意识地打量周围：邻桌坐着的一对年轻情侣、另一桌的一个中学男生，美式的家具和装潢，墙壁上挂着两幅风景版画，好几个木质的面具挂件……虽然她几乎每天都来这里，但事实上，她不记得这家咖啡馆的任何细节，甚至分辨不出仅有的三个服务员中哪一个是新来的。换句话说，咖啡馆对于她是无意义的，承载她一天之中一小段时间的容器而已。它们漂浮在外部，不加入记忆。还有另一种情况，那就是深刻而痛苦的记忆，为了保护记忆的拥有者，记忆选择剔除那部分内容。
现在饭上来了，纯白透亮的瓷盘，里面有西兰花，牛肉，胡萝卜，洋葱片，米饭上洒了芝麻粒……玻璃杯里的橙汁，明亮，分层，果肉正渐渐沉淀……无数正在消失的细节，构成了我们拥有并热爱的生命。
等到她吃完盘子里的东西，就得打开电脑写上一会儿。关于一个杀夫案的故事，讲述婚姻的残酷事实：相爱中的厮杀，以及更可怕的，相爱后的彼此厌倦。
“我在想，是否因为我们持有对爱情悲观的理论，我们才总是遭遇失败的爱情？”有一次聊天时，杨小盈问姜卉。她俩认识的几个月以来，杨小盈一直试图寻找更科学、更理性的逻辑来试图解释自己的病理性抑郁。“你想过吗？或许是我们自己出了问题。或许我们这么抱怨人生只因为我们是失败者。假设我们要是特别有钱呢？那样的话，生活就会有更多选择和更多可能，也许我们就会拥有另一种积极的毫无怨言的人生观。”
姜卉不知道该如何回答杨小盈。就她所知的，有钱人也在奔波，为更有钱奔波，或者为他们要追求的别的什么事奔波。几年前她去一家广告公司实习，那个香港老板每天工作十二个小时以上，下班后就窝在办公室看警匪片，她几乎没见过他休息过。那个时候她刚满二十岁，会偶尔幻想自己像他一样有钱，那样的话她肯定不会开公司，更不会工作，她可能会在山里盖一幢房子，每天吃饭睡觉晒太阳，晒完太阳就在家门口种花种菜。但换个角度想，这正是她没有钱的原因。
这个香港老板也出现在昨天的梦里。她甚至早已忘了他的名字。她只在那家公司待了半年。她知道他有抑郁症，午饭时，有几个同事谈论过那件事，猜测他感情的失败，但没有人能理解真正的原因，说到底，没有一个人能够完全参与另一个人的痛苦，姜卉想，所以人人孤独，这件事天经地义，根本不需要什么原因。
桌子腿和地砖摩擦发出的刺耳声音打断了她的思绪，隔着走廊，另一排桌子突然出现了七八个中学生。他们正把三张桌子拼到一起，准备玩桌游。姜卉看着这些穿校服的少年们，正享受独属于他们的阳光灿烂的逃学的下午，每个人脸上都兴高采烈的，不时发出一阵旁若无人的笑声和叫嚷。他们的世界里好像没有别人，他们从来不会怀疑自己是否对其他人造成困扰。
困扰，是的，至少她常常感觉困扰。比如在这样的噪声中她没办法集中注意力写剧本，所以不得不换个地方。这种事几乎每天都在发生：不合时宜的人的频繁的困扰，还有更糟的，等待一个不会现身的人的无止境的困扰。
“你的意思是，死去的人？”
“可能比起身边的人，有些人天生和死人比较亲近。死人，是的，我总能梦见他们，能听见他们说话。断断续续的。更多时候我们什么也不说——交流，你知道在任何时候都太消耗精力。但你知道他们就在那儿，沉默地望着你。”
“佛教的解释是，这意味着他们有未完成的牵挂。”
“谁没有呢？”
这是姜卉和陈安琪的对话，她们是由于工作结识的，曾共事过短短几个月。但一直仅限于工作上的联络，之后，在两人先后离职几个月后，一天，陈安琪突然在微信上找姜卉聊天。第二天，出于礼貌，她们在一家餐厅见面，令姜卉意外的是，陈安琪变化很大，完全不像是精致的白领精英。她没化妆，穿着卡通T恤和短裤，顶着黑眼圈，点了很少的食物和好几瓶啤酒，而且不停抽烟，像个刚失恋的大学女生。
吃饭中姜卉得知，她刚处理完母亲的后事，是子宫癌，在这之前已经拖了很久。那天，陈安琪不停地说着，姜卉意识到，她找自己只是因为需要倾诉，至于对方是什么人其实完全不重要。所以她只好坐在那里，听着，不知该如何回应。
“好在，她现在解脱了。说真的，我之前多少有些期待这一天，你无法想象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折磨，你做了能做的一切，但情况在不断坏下去，却不知道什么时候是尽头。化疗，水肿，筹钱，看着你亲近的人独自忍受疼痛，而你只能说些连你自己都不相信的废话。”
但事实上，就姜卉所知的，在她母亲去世（她等待的事情）发生后，她才真正陷入崩溃。死是时空的阻断，是绝对的结束——对大多数人而言。但是姜卉不愿意那样想，她宁愿把死者带在身上，活在他们的声音中间。
现在姜卉换了个地方，打车坐到市区，根据地图导航找到一家星巴克。无论什么时候，星巴克都挤满了看似做着正事的人们。人们打电话，低声交谈，礼貌微笑，手提电脑的光勾勒出他们的脸部轮廓线，那让他们的样子看起来充满希望。
她曾经有一任男朋友是记者，喜欢在一天结束时坐在星巴克写当天的新闻稿。那时她嫌星巴克的桌椅设计得不够舒适，人也太多了，对于写作而言，怎么都不是理想环境。
“那种嘈杂，你仔细听，就像人群的和声。”他说，任何可能引起雄辩的话题都让他兴奋，“在那里写东西，会有安全感，电脑里有一个你自己的世界，但是你和真实的世界离得并不太远。别忘了，你也是他们中的一员，为了避免过于自我，写作者需要时时想起这件事。”
她接受了他的说法，事实上，那是他们分手以后，他留在她身上的唯一习惯：在人群中独自处理自己的事。
现在她在写，年轻的妻子杀了丈夫——是过激杀人，事后，她尽可能冷静地处理了尸体。然后她逃离了城市，恐惧紧紧追随着她，她知道警察早晚会查到的。于是她从城市逃往另一个城市，又逃到一个偏远的县城。她在一家不用登记身份证的小旅馆住了下来，带着她三岁的女儿。旅馆老板是个内向的中年单身汉，我们可以假设他的妻子在多年前跟有钱人跑了。他笨拙地关照她，给她送吃的，照顾她的小女儿，给她介绍工作机会。他们开始相爱，或许有更合适的说法：开始彼此信任和依靠。
直到有一天她在电视上看见了自己身份证上的照片，她意识到自己在这里已经不再安全。很可能哪天出门时就会被什么人认出来。最糟糕的是，他也许已经知道了，就算现在不知道也早晚会知道的。他喜欢上的女人是个杀人犯。于是她必须再次逃离，去一个更加闭塞的地方。也许是某个偏远的农村。
现在告别的时刻来了，可以想象她会悄无声息地离开他。可能趁他出门缴电费的一会儿功夫，或者她走的时候他根本就在房间里睡觉，她会最后看一眼他的样子，之后不告而别。
那么问题来了，他到底知道她是杀人犯吗？他可以装作不知道因为他已经爱上这个杀人犯。这样写故事会有一些浪漫的味道。或者也可以写他真的不知道，那么当他发现她离开后他会感到莫名其妙，甚至痛彻心扉。如果这样写，故事的重点就在她个人的内心选择。他只是她漫长的逃亡之路上一个难忘的路牌，一个过客。他将消失在她的故事里。
姜卉不确定自己喜欢哪个选择，两个选择意味着对世界的两种期待。总是在故事中的进程中，意义开始自我显现。那是她和梦里出现的那个小说家都认同的事，这也是写作这个职业唯一不孤独的地方：在忘我的时刻，世界的意义突然出现了。但你不知道这意义到底对什么人奏效。即使同样从事写作，最终人们找到的意义也是千差万别。
比如，姜卉和那个小说家聊过写作、聊过几本书、还聊过他们共同喜欢的作家。后来发现他们的写作习惯不同，对于同一本书的评价也不同，甚至两人喜欢同一个作家也是出于不同的原因。再后来，他们聊了各自想写的书，并不完全理解对方所执着的故事。那时已经入夜，可能是聊天使人疲惫，小说家说他得去趟超市，买些煮面的调料。接下来他有一段时间不想出门。于是他们一起去逛超市。他在货架上挑选盐和料酒，她在明亮的日光灯下站着，感到生活十分离奇：两个因为精神世界而结识的人，忽然一头扎进日常生活，寻找必需的柴米油盐。稍晚一些，还发生了一些更离奇的事：在他们在收银台结账的时候，有一个中年女人忽然拉住了她，开始基督教传教。
“占用您五分钟时间，给您讲述一下耶稣基督的救恩……”女人脸色发红，戴着一顶被晒得发黄的米色遮阳帽，她的声音压得很低，让姜卉有一会儿没明白她想说什么，“上帝爱世人，不愿人人都灭亡……”
女人低语，比起传教，那种窃窃私语更像是做祷告。
走出超市时，姜卉问小说家，“你信上帝吗？”
两个人都沉默了一会儿。然后，出乎姜卉的意料，小说家说：“上帝肯定是存在的。”
“你是基督徒？”
“我以前也不信。”小说家小心地组织着自己的措辞，“直到有一瞬间，我意识到我认识的所有人，只要活得足够久，无论是多脆弱的人还是多坚强的人，每个人好像都被精心设计了一套使他们陷入崩溃的人生方案。如果上帝不存在，那么这件巧夺天工的事还有谁能做到？”他眯起眼睛，“所以，为什么不信？”
“我还是觉得上帝根本不存在，人们只是胡乱地活着，然后随机地撞上痛苦的事——毕竟值得痛苦的事太多了，不撞上是不可能的。然后为了活下去，人们常常说服自己这一切都是上帝被安排好的，那都是自欺欺人。就算上帝真的存在，那么他也不爱任何人，他甚至根本懒得往下面看一眼。”
姜卉说完，抬起脚，把路基边的空啤酒罐踢了出去。小说家哈哈大笑。啤酒罐翻滚的声音清亮如鸟的啼鸣，飞向远处迷离的、他们正步入其中的幽深夜色。
这时，姜卉想起了那个梦。
在梦里面，他们谁都没有钓到鱼，一开始杨小盈的鱼线就断了；小说家和老板因为政见不合而互相咒骂；陈安琪说她要回去照顾母亲，早知道这样当初就不该来；姗姗很安静，她觉得没钓上鱼只是因为等得不够久。至于姜卉自己，她根本就没带鱼饵。她想起梦的最后，他们一群人垂头丧气地并排行走在午夜的马路上。那是一条旋转着上升的漆黑马路，路面浇着粘稠的沥青，没走一步都很费劲，所以他们只好互相搀扶前行。路两边没有路灯，却有无数燃烧着的垃圾桶，垃圾桶里发出的火光引领他们去往某个更高的地方。虽然那种上升不具有任何意义，但却多少让人感到安慰。
当她终于想起这个梦，姜卉就觉得自己一天的工作结束了，她可以晚一点再替那个故事做决定。让故事的意义像鸟儿的羽毛那样自己落下来。
她现在更想做另一件事，那就是去看看生活在这座城市中的人：人们站在路边等公交；人们坐在玻璃窗后打电话；人们躺在公园长椅上睡觉。人们有各种职业和身份：快递员、大学生、乞丐、演员、公务员、妓女、失业者……人们大笑、人们争吵、人们哭泣、人们面无表情。人们去往商场、去往医院、去往学校、去往墓地——一个人去往另一个来的地方，在一切可能的地方寻找可能存在的更合理的生活或者干脆什么也不寻找。人们从未停止伤害某人、欺骗某人、告别某人、但也会疯狂地爱上某人、保护某人、思念某人。她想要看看这些人，所有不被上帝庇护的人。还有所有在人造建筑、灯光、机器的包围中那些数量巨大的虚掷的言辞和视线。然后她会回家，问问杨小盈今天过得怎么样，她们可能会一起吃晚饭，不必再谈话，只是看着盘子里都有些什么。
再晚一点，她可能会给梦里出现过的那些人打电话，向他们发出邀请：不如改天一起去钓鱼，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