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七岁那一年春天，我爸暂停了点心厂的活儿，忙着建一间冷库。

工人们把厂房里的搅面机、打蛋器、做点心的模具——总之，我妈称之为“那些破烂”的东西——都搬到了外面的门廊上，涂蓝漆的“幸福食品厂”木牌匾也被摘了下来，搁在五斗橱上。我和姐姐上学时，总得像赛马一般，跃过那些障碍物。

现在生意不景气，可到了夏天，人人都要吃冷饮。爸爸说。

妈妈忙着备课和批改作业，不怎么过问我爸的事情。她是大学生，什么都懂，要不怎么能当上镇中学的老师呢。她还总说“知识改变命运”，听得我们耳朵都生茧了。她一开始唠叨我和姐姐就跑得远远的。我们去看工人干活：搅水泥啦，垒砖啦，用粉笔在地上划线啦。工人们席地而坐，乱讲各地方言，说起脏话像唱歌。

妈妈不太搭理他们。我爸则说，知识分子都这样。爸爸相信妈妈不是清高，而是为了掩饰自己不擅长与人打交道的缺点。

五月，冷库终于竣工了。冷库坐落我们家和蛋糕工厂中间，二十五步长，十五步宽。墙壁包着厚厚的隔热板，两头都有门，穿过冷库，可以从我家厨房直接通往蛋糕厂。

到了竣工那天，镇上的男人们纷纷前来观看。爸爸穿着一件天蓝色的鸡心领毛衣，站在门口，像导游那样为来客演示冷凝器和蒸发器的工作程序，介绍排水管和电路的走向。我和姐姐也赶去凑热闹。我们拨开堵在门口的大人们，来到黑暗的房间中间——那感觉像突然掉进了一头巨鲸的胃袋。我们隔墙听见压缩机发出嗡嗡声，阵阵冷气使我们全身冰凉。不一会儿，我就感到厌倦了，于是回到我的菜地里。

那儿属于另一个世界，一个我更熟悉也更热爱的世界。尤其当夏季来临，果树枝繁叶茂、枝头挂满鲜红嫩绿的果子。鸟雀的来来去去，使一棵苹果树变得广阔、神秘。一排排辣椒、茄子、南瓜蹲伏在田垄里，耐心又安静。昆虫会爬过菜叶，留下牙齿的孔洞和分泌物的痕迹。菜园的另一边是一条小河，哈什河的支流——据大人们说是。河流是我们游戏空间的终点。因为母亲担心我们落水，不允许我们接近水面。事实是，小河窄而浅，我们经常看见有人穿着黑色的橡胶背带裤站在水里捞鱼。

捞到了什么鱼啊？我们站在岸边，主动和捞鱼人搭话。

胆大一点的男孩会把长木头架在河上，比赛过“桥”。但姐姐不让我那么做。

无聊透顶，她说。

姐姐十三岁了，开始对很多事情感到不屑。虽然最初，正是她带着我往河边跑。而我很想知道水贴着脚底流过是什么感觉，想着要私下过一次“桥”。而姐姐则开始对别的事物感兴趣，比如父亲的工厂。当人群散去，父亲依旧在冷库里检查那些机器，姐姐就跟着他来回走动，问这问那。他们不厌其烦地听着机器启动声和变档声，像为病人诊断病情的医生和护士。

姐姐说声音太大了，吵得她头痛。

爸爸则解释说这是正常的，那是机器在制冷——它得让这么大一间房子保持在零度以下。有噪声很正常。

我们很快就会习惯那声音，习惯穿过香味浓烈的蛋糕厂房、散发着蓝光的发酵室和黑黢黢的冷库到达自己的家（门口挂着一杆气枪），并想象自己刚经历过一场格列佛式的冒险。我一直以为生活就是这样——混乱、无序、混沌。直到隔壁搬来了新房客。

新房客搬进来之前，是我奶奶住在那里。我奶奶的两任丈夫都死了，现在她又找到了第三任。

他们还没领结婚证呢，爸爸说。他不乐意承认这位新继父，但奶奶还是搬出去住了。

新房客是初春搬进来的，一对年轻夫妇。他们没有我们家那些造型古怪的机器、瓶瓶罐罐，他们甚至没有小孩。

但愿是正常人，妈妈说。

搬家那天，我和姐姐前去围观。要我说，他们看上去不太般配：男的太过高大，太过沉默；女的又太细瘦，尖着嗓子说个没完。

他们找了粉刷匠重新粉刷了墙壁，墙裙涂成淡淡的青绿色——我猜是女主人的意思。工人们在粉刷房子时，女主人进进出出，忙着张罗一切。那个男的却在外面的台阶上一根接一根地抽烟。他们搬来了胡桃木的五斗橱，椭圆形的穿衣镜、双层的木头茶几、两张单人沙发、还有一扇很高的竹屏风（上面画着竹子和鸟）。最后，还在卧室挂起了湖蓝色的窗帘，当他们拉起窗帘，房间就像是被海水填满了。

他们看起来爱干净，很讲究。吃晚饭的时候，爸爸评价说。

妈妈则叮嘱我们不要去那边打扰新房客。她说，现在不一样了。

我想我妈的意思是，既然房子租给别人用了，我们便失去了随时造访的权利。

但她虽然那么说，自己却和新房客热络了起来。好几次，我和姐姐在院子里玩儿，都看见妈妈和新搬来的女人站在门廊上聊天。

一天，妈妈招呼我和姐姐过去，让我们谢谢林阿姨。林阿姨给你们织了毛衣，妈妈说。她的胳膊上搭着两件毛衣，一件粉的，一件黄的。

这位林阿姨穿着件不显腰身的紫色连衣裙，长脸，皮肤异常白，细软的头发梳在后面，笑起来时，颧骨特别高。老实说，她看起来缺乏亲和力。但我们喜欢她送的毛衣——据说是她自己织的——质地松软，领口还有蝴蝶结。母亲也曾给我和姐姐织过毛衣，但我恨透了那种又厚又硬的质地，令人透不过气的收缩式领口。

回家后，我和姐姐欢天喜地地换上毛衣。

挺好看的，是马海毛的。妈妈说。

那时候我以为“马海”是一种动物，这个名字让我想起秋天的芦苇穗子，或者是马的鬃毛随风起伏的样子。

小林说她想在我们的地里种点东西，妈妈又对爸爸说。

爸爸点着头，因为忙着修冷库，那年春天地里只种了玉米和向日葵，水井边的一大片地都空着。实际上，妈妈下午就对林阿姨说了，随便种，空着也是空着。

妈妈是个急性子，她热心肠、有主见，依靠一套复杂的标准判断他人。爸爸则不一样，他认识的人只分两类：“我兄弟”和“那傻逼”。

晚饭后，爸爸照常去捣腾他的机器，妈妈则关照我们：林阿姨从毛纺厂下岗了，但你们不要提起这件事。

因为没有工作，林阿姨大多时间都待在家里。她的丈夫（我们叫他程叔叔）则每天早出晚归，他是镇上的线路车司机，每天要开着中巴去县城两个来回。他不爱说话，即使是男人们一起玩扑克时也心不在焉。

以前不是这样的，退役以后就不爱说话了，成了个闷葫芦。林阿姨说。仿佛为丈夫的失礼而感到抱歉。

话少是优点，显得有男子气概。妈妈说。

于是林阿姨开始说起她丈夫追求她的故事。虽然，就我们所知的，她和丈夫的感情并不好，他烦她絮絮叨叨这一套。有一次，姐姐说听见他们吵架。程叔叔说：你再说我就撕烂你的嘴。

但是林阿姨不提那些事，她总是说别的。她说程叔叔喜欢孩子，一直想要一个。

大概天下的妻子们都喜欢谈论丈夫。但妈妈谈得少，我的父母似乎对彼此兴趣寥寥。他们的关系，对于我和姐姐而言，只是类似于故事设定那样的客观存在。甚至，在成年以后，我们都无法想象我们的父母曾经相爱。

2
到了五月，积雪化尽。林阿姨开始种菜。她托我母亲在新华书店买了本《专家教你种蔬菜》，从耕作培垄到播种栽种都严格按照书上的指示流程操作。

妈妈挺喜欢林阿姨这一点，说她尊重知识。

在地里干活的时候，林阿姨穿着一件灰色罩衣,头上扎一条红格子围巾，佝偻着上半身，远远看去像一根折断的旗。

我的一年级课程快结束了，班里忙着准备儿童节的文艺汇演，我报名参加了大家兴致不高的合唱节目。姐姐则为了准备期末考试复习功课，顾不上理我。我们一起做作业时，她又经常走神。她会把课本摊在桌上，整个晚上也不翻一页。要是我打断她，她又会露出不耐烦的神情。

我不知道姐姐在想什么，她长大的速度要远远快过我。

一天晚上，姐姐突然说，我们住在离海洋最遥远的地方。

我们谁也没见过真正的海，但在电视上见过：海洋注满蓝色的水，看起来和赛里木湖没什么区别。我感到茫然，姐姐就翻开地图册指给我看。

这是太平洋，这是大西洋。她指向右页的蓝色涂块，又指向左页的蓝色涂块，然后在两页的夹缝附近找到了一个点。我们在这儿，喏，这里。

我们生活在灰色涂块里，我想，但我不明白海有什么重要的。

大概姐姐也知道我不明白，所以她和她的朋友讲。那时候，她经常和另一个圆脸女孩一起放学回家，告别时依旧站在院子门口说话。

我插不上嘴，就去林阿姨家待上一会儿。春天的黄昏开始变得漫长，很多时候，林阿姨都在织着什么，两根竹签在她手上秒针般规律地颤动，地上则散落着一团团灰的毛线球。

你在织什么呀？
给程叔叔织毛衣。

可马上就到穿衬衣的季节了，我想。可我没说，就像没提过她下岗的事一样。我只是悄悄给她起了个外号，就叫竹签。

要是时间晚了，竹签会做些吃的招待我，都是她老家的东西：糖藕、豆沙馅的糍粑、油炸玉米饼。她动作麻利，那些米和面到了她手上就像是活了似的，乖巧地变成梅花形、扇形、米老鼠形。我们都爱吃竹签做的点心，包括我爸，他说那些点心让他想起他的童年。这时，竹签会说起她老家的事……江南好风景，江南人温柔。我爸点着头，似乎应和，但其实也说不上什么话。爸爸没去过江南，甚至他那几句江苏话也是小时候和他爷爷学的。后来我爸问竹签，既然老家那么好为什么要来新疆。

竹签说，听说这里好赚钱。

但她甚至连份工作也没有。

我妈见我和姐姐爱吃她做的点心，也去向竹签讨教。但妈妈从来都做不好——我爸则说，不是那块料——她蒸出的米饭不是太硬就是太软，锅里的菜常烧焦，有时忘记放盐，有时又放得太多。我妈不太在乎，还经常把这些事当作笑谈。

这怎么行呢，小孩子正长身体呢。竹签一脸严肃地说。然后她开始滔滔不绝地聊起做饭的事，她说程叔叔喜欢她做的饭。

妈妈尴尬地笑一笑，过后在家里嘀咕：有些女人是为了家庭而活的，可我不是那样的，那以后越发忙她的工作。

竹签不时问起母亲，你妈妈最近挺忙噢。

到六月了，她还在织毛衣。而我对那种无聊的、一成不变的生活感到无趣，就独自回到菜园里。竹签种下的蔬菜长势很好，菠菜绿油油的，辣椒和番茄还小，但也个个鲜艳饱满。她还在房前圈起一个鸡笼，养了几只鸡，整天咕咕地吵个不停。

我妈说：有些人有过日子的天赋，你看看林瑶就知道了。

可有时，会差一点运气。

3
那年的暴雨始于六月的第一个星期天。气温很高，燠热异常。灰雾铺天盖地，室内室外同样昏暗。我们吃午饭时还开着灯。我爸额头上的汗珠在灯下闪着金光，令我想起电视里的金刚罗汉。突然，外面一声惊雷炸响。接着，雨滴噼噼啪啪地砸了下来。

整个下午，我和姐姐站在门廊上看雨，哪儿也去不了。

傍晚，我爸说，要洪汛了。接着他就去冷库拆机器了。睡觉前，爸爸把冷凝机抬进了客厅，架在两个椅子上面。好像洪水当天晚上就会冲破房门。

大雨一夜没停，到了星期一早晨，整个世界都充满了灰黄的水。我们脱掉鞋子，趟水上学。小镇被水侵占了：教学楼里，马路上，院子里。决堤的河水先是涌入果园、填满了我们吃水的井，又占领了我们房前的水泥地，最后冲进了蛋糕厂房，被挡在最后一道封锁线——密闭的冷库门——之外。

男人们在雨伞下吐着烟圈，站在河堤的高处打量着发怒的河水，十几人的目光共同追随着冲下来的一段圆木、一个纸箱、一块毛毯。

有人还说末日即将到来——在1999年，很多人都是末世论者。

我不记得洪水持续了几天，总之，并不严重。洪水结束后，我们因重获自由而倍感兴奋。洪水还把河底的东西带到了岸上，湿淋淋的织物残片、家具零件、塑料包装袋、油漆灌、破损汤勺……河底存在着一个藏污纳垢的秘密世界。这让我惊奇，并以此推测姐姐被大海吸引的原因。但姐姐说，海水是蓝的，并且永不干涸。

不管怎样，那年我们曾并肩在洪水冲刷过的地上寻找废弃的“宝物”。姐姐捡到一个铁制的首饰盒，盖子是皇冠形状，开关处有块磁铁。她把它当作战利品，偷偷藏在我看不见的地方。我没有找到那样的宝贝，但却发现了一只溺死的小黄狗，就在工厂的下水道出口那里。我看着它黏而湿的皮毛，下面露出稀松的皮肉，胀得浑圆的肚子，四只细腿缩在一起，有点像我们在“动物世界”上看见的水獭。

我有点手足无措，只好喊爸爸来看。

离它远一点，尸体会传染瘟疫。爸爸说。但他自己却蹲在那里，拨弄着那只死狗。

我念着这个词：尸体。心里却想着一只小黄狗在太阳下转着圈咬自己尾巴的情形。尸体：这两个字有着湿皮毛的冰冷和不洁。

后来我想，尸体的意思是，生命变成了别的东西。洪水、疾病、他人的伤害使这变化发生。但姐姐喜欢的海洋不会，海水净化生命。

竹签养的鸡也变成了尸体。那些半大的鸡，在洪汛来临的第一天晚上就全淹死了。

我们看见死鸡被移出鸡笼、拔了毛、晾在外阳台上，就知道竹签回来了。洪水期间，她和程叔叔肯定搬出去了。他们租住的房子地势低矮，没被冲塌已经是天大的奇迹。

洪水过后的某个中午，我看见竹签赤着小腿一桶桶往外倒水，像搬家那时一样，她一个人忙里忙外，她那位沉默寡言的丈夫像是被洪水冲走了，完全消失了。

我们站在林阿姨家门口环视着废弃池塘般的屋子，水清空后，留下一层淤泥，浮着一片片碧绿的墙皮，那是他们春天新刷的墙裙，如今一片片地膨胀、脱落了。柜子底层的衣服和毛线也都被泡烂了。只有湖蓝的窗帘被高高卷起，显得越发干净闪亮。

叔叔呢？怎么不帮你干活？我姐姐问。

去红星公社看他爸妈了。竹签说。她穿着条棉布短裤赤脚站在水里，红色衬衫扎在腰间，背对着我们往一个塑料盆里铲泥。她没说她为什么没一起去。

我们走到太阳下，院子里也处处是淤泥。我被晒得晕头转向，感觉像在梦里一样。姐姐则头脑清醒。

他们肯定吵架了。姐姐说。
你怎么知道？
你没看见她腿上的淤青吗？

但我的确没留意到。晚饭时，当妈妈问起林阿姨家的情况。我如实汇报：他家比我家严重，墙皮都泡烂了。林阿姨一个人在打扫，她和叔叔吵架了，叔叔回娘家去了。

是婆家，姐姐纠正我。

我似懂非懂。在我的印象里，夫妻吵架总有人要回娘家。

妈妈叹口气说，女人不能只会做家务，还得聪明才行。那天晚些时候，妈妈拎着几罐消毒液去看望竹签，看看房子是否有必要维修加固。那时候，竹签房间里的积水已经被清理出去，妈妈帮忙在洪水浸泡过的地方洒上消毒液，竹签则拿块抹布擦拭墙面，突然说起自己的事，后来还哭了起来。

她说，发洪水那几天，程海波在外面赌博，输了很多钱。他要用她下岗时毛纺厂赔她的钱去偿还赌债，她和他吵起来，他动手打她，还拿走了存折。之后他就再没回家。

当然，竹签的事我们后来通过妈妈的转述了解的。妈妈说她可怜，后来还突发奇想，撺掇我爸去车站找程海波劝劝他。

行吧，爸爸说。工人们刚打扫完洪水侵袭过的厂房，到处弥漫着一股消毒水的酸味，电线受了潮，需要全部拆下来重装。洪水方走，炎夏即临，镇上的门市部纷纷摆出了遮阳伞和海尔冰柜。这次他猜得不错，不管生意多么不景气，洪水曾多么汹涌，可到了夏天，人总得吃冷饮。可问题在于：爸爸还没来得及和供货商谈好合作，人们已经吃上了冷饮。而我家冷库内部空荡荡的，刮着风。

4
傍晚时，我爸独自回来了。他抱着两箱雪糕，大汗淋漓。我和姐姐一路跟着父亲进了冷库，他把箱子放在冷风的风口处，之后打开箱子。给我们一人发了一支雪糕。

我看见爸爸的衬衣后襟已经全汗湿了。天太热了。我们三个在冷库里边吹冷风边吃雪糕。后来爸爸走出去。我们依旧赖在冷库里一边吹着冷风一边偷听妈妈和爸爸说话。

怎么样？
什么怎么样？
程海波怎么说？
他说不关我什么事，这小子，真他娘的活见鬼。

听那声音，我想我爸肯定是生气了。

那天晚上，竹签邀请我们一家去她家吃饭。去之前，我妈反复叮嘱我们，不该说的话别说，要懂礼貌。但当竹签端上一大盘炒鸡时，我突然想起了晾在阳台上的那排死鸡。当我看向姐姐的时候，姐姐也在看我。于是我知道她和我想的是一回事。

你们先吃吧，我去煮点面。竹签用围裙前那块布擦着手，开始发筷子。
这时，姐姐突然说：阿姨，淹死的鸡是不能吃的。

我盯着桌上那一大盘冒着热气的鸡肉。

过了好一会儿，爸爸清了清嗓子。小林，这是淹死的鸡？

它们只是被水淹了，我杀的时候还没死透呢。竹签犹豫着，像是没完成作业的小学生，右手紧紧捏着围裙的一角。

嗯，咱们不能吃这个。爸爸说。要知道，这里可不像你老家。你没法想象我们这儿的水里有多脏。简直什么都有。

要不我们得搞点别的，什么都行，煮点挂面？妈妈说。

后来，竹签端走了那盘鸡肉，木头餐桌中间上留下一个圆形的水印，像漩涡平息后留下的遗迹。而我们待在客厅里，大家的脸上有着幸存者一般的茫然。对面的电视上摆着一张结婚照，照片上，竹签的脸比现在圆润，程海波也挺友好地笑着。

过了一会儿，我爸开始说他生意上的事。多年以后，我才知道那个夏天爸爸不太顺心，和他那些一起做生意的那几个“兄弟”怀疑爸爸自己安装的设备会出问题，不愿意承担供货风险。所以，即使爸爸花了一大笔钱去修建了冷库，最后却只能空在那里。

白认识这么多年，都他妈什么东西。爸爸说。

别当着你女儿的面说脏话。妈妈说。

姐姐坐在沙发上，撑着下巴，露出那种专注而伤感的神情。爸爸说过，姐姐是这个家里最理解他的人。但我不知道该如何尝试理解：理解为什么爸爸总说脏话而妈妈彬彬有礼，理解为什么爸爸爱做生意而妈妈喜欢当老师，理解人们说话的深意以及当人们不说话的时候他们在想什么。我希望长大后我会理解这些。

我们说着话，全然忘记了一个人在厨房里干活的林阿姨。很多年后，当我想起她，我的脑海里会浮现出她端着一盘热腾腾的炒鸡，穿过门廊，走进厨房，然后把它们倒进垃圾桶的样子。而那个时候，我们只是觉得才过了一会儿工夫，竹签就重新煮好了面，面里除了番茄酱和洋葱什么也没放。我们开始吃面，妈妈提议大家说点开心的事。

我没什么可开心的事，竹签说。
那样可不行。任何一个人要想好好生活，都不该指望别人。我爸说。

爸爸的话让我想起必须自己完成的家庭作业和即将面对的无数场考试。他说得不错，我的确没法指望别人帮我取得好成绩。

妈妈提起了修缮房屋的事，她承诺近期会找人加固墙壁，修缮房顶。

那天晚上，大人们说得不多，最后，谁也没提程海波。我们吃完饭就早早回家了。回到家后，爸爸又饿了，就从厨房里找出块卤牛肉吃起来。

爸爸突然说，林瑶挺可惜的。
她为家庭付出了很多。妈妈说。

有些人即使做了很多事，但依旧不讨人喜欢。

后来姐姐也加入了谈话。他们在厨房里有一搭没一搭的谈话，虽然我都不太明白，但我记得那个夜晚难得的宁静。洪水仿佛把天上的月亮也洗白了，显得空前的大和圆。

不像姐姐，我不太担心大人们的事，真正令我伤心的是那两箱雪糕。第二天放学后，我摸黑去冷库找雪糕吃，发现雪糕已经融化成了一袋袋粘稠的液体。

爸爸皱着眉，抱起那两箱化掉的雪糕，把它们丢在了河边。他的白衬衣因此蹭上了雪糕的汁水。我们蹲在河边，捞起河水洗手，谁也没说话。

后来我们站起身，爸爸大步流星地走进冷库，关掉了嗡嗡作响的制冷设备。

5
最终，那年夏天，我家的冷库没能投入使用。我也还没被选上少先队员就迎来了人生中的第一个暑假。一切都有点赶不上趟。就像那个清晨，姐姐带着我去城里的外婆家过暑假，我们背着书包去车站。她在前面走得飞快而我即使一路奔跑也还是跟不上她。

在车站，我们看见了失踪已久的程叔叔。他戴着一副墨镜，右耳后夹着一根香烟，正和售票台后面的女孩说话。发车的铃声响到第三遍，他才慢悠悠地晃回车上。

我和姐姐坐在司机座位的后排，视野很好，能看到外面的风景：数不清的农田、牧场、集市。停车的时候，卖饮料和茶叶蛋的小贩会突然冒出来，在车窗外叫卖。一路上，程叔叔不停抽烟，我被呛得晕头晕脑，好几次都觉得到站了，其实只是加油或排队过收费站。几小时后，乘客们到站，程叔叔又开车送了我们一截。车最后在外婆住的那幢小白楼下面停住。

下车吧，丫头们。程叔叔拿毛巾擦着汗珠，又点起一根烟。

那时候，中巴上的时间对我而言简直漫长得像一辈子。而程叔叔居然每天都在这条路上见识着外面的世界——这让他在我心里成了不可思议的人物。在我过着日复一日的平淡生活的时候，有人却经历着丰富的旅程。

但当我和姐姐过完暑假，再次乘车回家时，司机已经换成了一个陌生的年轻人。

妈妈在车站门口接我们，打着把紫色的太阳伞，看起来精神很好。

你们也晒黑了。这下更像你爹的女儿了。妈妈说。

直到见到爸爸我才知道妈妈的话是什么意思。那年夏天，他在广场上卖三色冰淇淋，皮肤晒得很黑。我们到家时他正将一盘刚烤好的月饼撤出烤炉。我爸转过身来，脸颊上蹭满了黑色炉灰，像课本上的土著人。他身后，蛋糕厂腾腾地冒着热气。

自己去拿月饼吃。爸爸看见我和姐姐，咧嘴一笑。

我们放下书包跑进蛋糕厂，看见了竹签。她现在和其他女工一样打扮：在衣服外面穿一件蓝色的塑料罩衫，头上扎一条白头巾。她在低头揉搓面团，然后用面团包裹起捏好的五仁月饼馅，在面团外刷一层油，再扣进月饼模具里。她干活时还和从前一样，动作麻利，一气呵成。

爸爸说，她一个人抵得上三个人。
晚些时候，妈妈提起林阿姨时则说：现在她彻底被丈夫甩了。
那程叔叔呢？姐姐问。
和城里的售票员跑了。

我想象一个画面：程叔叔和售票员开着空空的大巴在大路上飞驰，林阿姨在后面奔跑着追赶，可大巴车很快就消失在地平线后面。竹签“砰”的一声，倒在了地上。

但事实上，林阿姨没有倒下，现在她每天和蛋糕厂的女工一起工作，爸爸付他工资，并免去了房租。她没有从前爱说话了，只顾着低头干活，薄薄的嘴唇抿成一条线。

她需要一些时间，妈妈说。

就这样，中秋过去了，女工们领了工钱回去，只有竹签留下来帮爸爸做饼干，秋冬是蛋糕厂的淡季，有时候一整天也没有客人上门。可案板上的饼干却越堆越多。

我爸起初招呼她，别干了，去休息吧。

竹签就走到一旁，在椅子上呆坐一会儿。但没过一会儿就又去做饼干了。爸爸再次提醒她：够多了，你看上星期的都没卖完呢，都浪费了。

可她第二天又会一大早就赶到厂房，开始和面、打蛋。等到爸爸去工厂时，桌案上已经堆满了新烤的饼干。直到有一天，爸爸没办法了，只好委婉地提出，蛋糕厂要歇业了。

你看，这些饼干，根本没人买。爸爸说，他许诺会给她整个月的工资，并且在找到新工作之前都不用考虑房租的事。

爸爸在家里提起她时则说，天知道她怎么了。

过了不久，我们听妈妈说林阿姨要走了。

重新找个工作或者丈夫是必要的。妈妈说，开始一段新生活，那对她有好处。

6
竹签走的时候是中午，妈妈和姐姐在午睡。我睡不着，就在门廊边滚雪球玩儿。这时竹签走过来，问我妈妈在吗。

我妈在睡觉呢，我说。

竹签站在门口，手上拎着一个大包，背上背着一个，像一颗长瘤子的树。她向里面张望着，不时踱着步，犹豫不决的样子。

你找我妈吗？我问。
也没什么事，就是说一声。
说什么？
说一声我要走啦。
走去哪儿？
回老家。

那个时候，我不知道老家到底是什么地方，大人们总是说起那儿，老家，而且每个人说的都不太一样，可见谁也没有真的去过。

你们老家离海近吗？我问。

我不记得她是怎么回答我的，后来我想，也许她根本就没回答我。

反正竹签就那么离开了，她的家具都没搬走，爸妈也没去动，后来奶奶搬回来了，又过了几年蛋糕厂倒闭了，我们全家都搬进了城里的楼房。我和姐姐在城里读书，长大，离家。姐姐交了男朋友，把自己锁在卧室里打很久的电话。再后来，姐姐去了北京而我去了上海，姐姐过年回家时剪了头发，打扮得像个男孩子。我们通过电话和家里联系，但在电话里常常无话可说，即使面对面时也是一样。又过了几年，姐姐搬去了一个南方的临海城市。

妈妈担心姐姐不能处理好自己的感情问题，撺掇着我去说说。

以后你们就知道了，婚姻是赌博，坏的婚姻会毁掉一个好女人。

姐姐说，既然是赌博那你怎么知道自己不会输呢。

姐姐在电话里说她过得挺好，透过她的卧室的窗户，能看见远方的海。正当我想象她站在海边的时候，她又说，可惜没小时候想象得那样好。海水很脏，远看时，甚至还没有那年的洪水那样壮阔。

那是1999年吧。沉默了很久，我说。
我记得，那时候我家还有个女房客。姐姐说。

是的，我也记起来了。我说。那是1999年的年末，十二月的某一天，我猜。当时姐姐和妈妈都在午睡，我站在门廊的阴影里，竹签说她要回老家，她让我告诉我的父母，代我谢谢他们。

我说我会的。

她准备走了，又抬了抬肩膀，挪稳了背上那个包。突然她笑了：你穿着我织的毛衣呢。我记得那个时刻。她笑着仿佛命运的一个阴谋，仿佛一个无声的诅咒。她笑着仿佛在说既然你穿着我织的毛衣有一天你也会像我这样生活。她笑着。

是的。我记得八岁的我当时正穿着她织的那件黄毛衣。马海毛柔软而暖和。当时我感到又惊又怕，后来，我跑进洞穴般的冷库里悄悄换掉了那件毛衣，趁没人在意我的时候，把它丢进了河里。河水已经有一半结冰了。金黄的毛衣在浸过水后，颜色变深，沉下去又浮起来，缓缓向远处漂去。我希望它能漂得远一些，最好是沿河漂进大海深处，再也不会冲上岸。现在想想，当时我本可以不必那么惊恐。

但这就是我人生中的第一个秘密：是关于丢弃的，它发生在1999年。现在我想起那个时刻——一年已逝，一个世纪已逝——不管失去的事物多么渺小多么无关紧要，你要知道你都不可能重新失去一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