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注视的从来不只是事物本身；我们注视的永远是事物与我们之间的关系。——John Berger
我们家曾在新村里开过五年的照相馆，后来倒闭了。虽然听起来挺美好的，但事实要比想象中朴素得多。照相馆位于一个奇特的地理位置，它在一个小区进门口、类似于看台般的高台背面，是归属物业、没有产权的几间小铺子，阴暗潮湿。
在我们家照相馆的隔壁，还卖过三无护肤品，后来又变成了五金店，还有一间洗车铺子，经营者是一个癌症病人，他想把人生最后的积蓄用于一项新的事业，而不是治病，这令他的家人都觉得他有病，虽说他的确是有病在身，精神倒还不错，每天坚持开晨课，教育两个打工仔“要用时间换空间”，这件稀奇事后来被我写到一个小说里。所谓“时间换空间”，就是抓紧时间多洗几辆车……因为他们只有一个车位。
他的两个手下有一天偷偷来问我母亲，照相馆要不要招人，因为他们觉得自己老板快要做不下去了。我母亲说，我们也是。他们就叹了一口气说，要死啊。
我们照相馆关张之后，据说变成了一个米铺，生意还不错，我母亲听闻后只是幽幽地说，那么潮湿的地方怎么能卖米？我觉得挺有道理。
在那不长不短的五年间，我很少去店里。记得有一天，有个顾客来取照片，还对我母亲说，你们招了个小姑娘啊。我母亲就笑笑，没有解释。这样来来往往打招呼的人真不少。有一条狗，路过的时候会自己进来巡查，每个角落都不落下，巡完一遍又走，我母亲说它每天都来，跟自己家一样。还有一只兔子，主人也常常带它来店里玩，后来有一天被车撞死了，大家都为此很难过。草丛里会躲着猫，也会躲着捧着电话的躲债的人，悉悉索索的，说着“阿姐你要想相信我啊阿姐……”之类的鬼话。就是这样一个小环境，令我母亲每天都挺不高兴。她不太喜欢无所事事来店里串门的人，觉得他们并不带来生意，冬天蹭暖气、夏天蹭冷气，恨不得把早晨买的菜带到照相馆来择。门外的人又听起来很不吉利。
我一直都在想，究竟是什么样的人会来我们店里拍照，这真是一个难解的疑问。
我自己肯定不会去照相馆照相，也不会带着我的朋友去。也许很久以前，去照相馆照相对于城市人来说是一件很大的事。小朋友要穿着道具衣服，手里拿着一本卷起来的书之类，去留下“永远的纪念”。有的人是通过拍照爱上别人的，比方《长恨歌》里的程先生。我很小的时候看过一个悲伤的韩国电影，叫做《八月照相馆》，可想而知电影里有爱情、也有绝症。印象最深的是，男主人公要给自己拍遗像。事实上，遗像的确是我们照相馆的主要生意。每年一到三伏天，生意就会突然变好。
曾经有一个老太太，哭哭啼啼捧着老伴的照片来我们这儿做遗像。开了一个奇低的价格。我母亲很生气，叫她去别家做，她就哭，说自己有多苦，老伴将不久于人世，孩子不在身边，只能自己一个人孤身为伴侣做遗照。我母亲觉得有点不忍，就帮她做了。结果第二天，她拿来了自己的照片，依然要求用那个几乎没有价格的价格……
我也是在那几年才知道，原来老年人印照片，是会带着一个U盘，让照相馆的人帮忙拣选的。那随意按下的千余张照片，给我们萧条的生意带来了看似忙碌的愿景。但结果是，她可能只要了三张冲洗，花不到五块钱，分享了自己的家庭旅行，有出息的子女的故事，欢欢喜喜打发了一个理想的下午。每到这时，我就很怕看到我母亲惘然的表情。
还有一种人，会自己跑来照相馆拍照。有个男孩，貌似眉清目秀，乍一看真的是个好看的人，这么说是因为，长这样的人一般不会在新村照相馆拍证件照。我家人都热情地接待了他。可是他对每一张照片都不满意，总说怪怪的要重来，最后他对摄影师说，“我出过车祸，鼻子有点歪，你能不能帮我把照片上的鼻子修修正。”
我们还有一个常客，一直说自己是地下党。他不做照片，他只要复印材料。照相馆不是影印店，复印本来不是我们的生意，但因为熟络了，就马马虎虎给印一下。五年来，他反反复复诉说他的身世，说能证明他是地下党的人都已经死了，新村里的人都已经相信了他的故事，但听说他依然没有拿到证明。那么他为什么要这个证明呢？因为他有一个女儿，年轻时候嫁给日本人，生了一个孩子之后就病故了。这个孩子就在新村里长大，一句日文都不会说，父亲早已消失在人海。老外公不断跟他说，我养你到十八岁，然后你就回日本去。与此同时，他不断找一些没边没际的新材料证明他是地下党，应该得到更好的待遇，以便养活这个孩子。这些如电影般复杂的故事，围绕着照相馆这一小社交空间而栩栩如生起来。
还有一个老先生，热爱旧照翻新。他有无穷无尽的精力，为自己做从童年到老年的回顾，为太太做回顾，为子女做回顾。他的相册里，不只有人的照片，还有全家福，奖状，工作证……总之，像自传。他还拿来一个不知身份的女性的旧照片，也不把原件拿回去。也许他觉得，放在照相馆比放在家里要安全。有一本照片，他做完了一直不来拿，我母亲拜托邻舍找他，也只知道他姓什么，兜兜转转找了一个月，终于找到了他们家，才知道老先生病倒了。而且他病倒了，心心念念也在找我们，但他的家人根本不知道他念叨的人是谁。
我母亲问他，你是不是还想拍张照？他就点点头。最后挣扎着拍了生命中的最后一幅照片，放在了他自己的相册里，当天就过世了。可当我们连夜做完照片给他们家人送去的时候，他们家人反倒是反应冷淡。他们都不知道，老先生花了三四年的时间，给他们每个人的一生都做了笔记。而且，他还有一些秘密，永远也不会拿回去了。这个故事，后来我也写成了小说，叫做《奥客》，为我得到了一个台湾的文学奖。
待我再次想起照相馆来，是去年博士毕业。台湾的大学似乎有穿着博士服去照相馆摄影留念的习惯，我被同学们拉去拍了一套照片。学妹对老板说，可把我们修得美一点，我们要拿给未来的婆婆看的。老板很憨厚，的确把我们的方脸都修得圆润了一些。拿回照片的时候，我很惊喜，因为我已经很久没有看到过这种白色花边裁剪的小照片了。更令我意外的是，后来我和同学三人拍的一幅集体照，还被挂在了那间照相馆里。这距离我以为自己会被挂在墙上，可真是提前了小几十年。
那时候，我才有一点想念我们家里的小照相馆，尽管它已经彻底的完蛋了，却令我在它完蛋以后，略微开始关切起与之有关的点点滴滴。去年，有一本很有趣的书叫做《中国照相馆史》出版了，作者叫仝冰雪。当照相馆本身被作为关切的对象，一种特殊的物质文化超越了摄影这个行为本身，获得了社会学意义上的注意。“照相馆”曾在城市文明中的风气之先，象征着西方文明，也象征着开放。它的起点是很高的，就连“为未来逝去后绘制肖像”这种如今像起来很普通的事，也背靠着特定阶级特定的生活方式，只有非富即贵才能想到为影像而“未雨绸缪”。从新兴技术到大众艺术，这段不长的历史早已改变了普通人的日常生活。这令我想到那位到我们家照相馆来胡搅蛮缠的老太太，时光如电。
仝冰雪写道：“照相馆，几乎是当时社会‘大众接触和享用摄影艺术的唯一途径’，照相馆影像……某种意义上，首次使形形色色的‘中国人，得以不分等级身份、在一种静止不失庄重的状态中，不带偏激地凝神观看成为可能‘，照相馆不仅仅是每个个人或家庭影响的第一个自觉塑造者，也首次成为中国社会变迁视觉文献的主动记录者。”
然而，照相馆在如今早已没落。能不知觉地参与到了这降落途中，又不知觉地了解到那么多人的生生世世，或许是我难以厘清的幸运与不幸。我最近一次拍摄证件照是在地铁站里，坦白说效果还不错。但从前，我都是在自己家里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