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我仍然记得童年结束那天的一些事情，讲完这个故事你们一定知道我为何记得。
6月1号那天，足球场一定是正在改造，从泥土地改造成塑胶操场，否则我们不会在羽毛球场踢那一场球。老陆是那天我的队友之一。
很长久时间里，他都是我最羡慕的朋友，不经意之间奥数满分，拉小提琴，弹钢琴，熟悉五线谱，英语已经学到了《新概念3》，上课特别不认真，经常顶撞老师，还是年级前几名。那天我有一个很巧妙的头球，他大呼厉害得很。
那天在场的其他人我再也看不清了。我努力端详此刻在脑中定格的画面，就是怎么也看不清其他面孔了。
我丝毫不具备“学者症候群”特征，就像博尔赫斯笔下的富内斯一样，那是我十几岁的时候特别崇拜的虚构人物。但我仍确切知道那天发生的一些事情，因为它们变成了一个环形废墟，怎么走也走不出去。
踢那场球之前，我们刚刚参加完学校组织的儿童节歌唱比赛。我们班唱的是罗大佑的《童年》。除了这首歌外，我还记得6班唱的是《一千零一个愿望》，“明天就像是盒子里的巧克力糖，什么滋味，充满想象”。这首歌真好听，其他班唱的歌为啥就那么难听呢。那个领唱真漂亮，我们班的艺术生怎么就不是她呢。
为了赢得奖项，我们班排练了许久，所以我仍熟知《童年》的歌词。一开始，我就不太喜欢前面那段“等待游戏的童年”，而偏爱“福利社里面什么都有，就是口袋里没有半毛钱”，“诸葛四郎和魔鬼党，到底谁抢到了那把宝剑”……
我还不知道福利社是台湾的特殊讲法，以为那是远远高于学校小卖部的存在。不然我们学校的小卖部，怎么没有诸葛四郎和魔鬼党啊。
排练时最让我们兴奋的，就是唱那句“隔壁班的那个女孩，怎么还没经过我的窗前”。包括老陆老聂在内，我们几个人总是不怀好意地喊，“对呀，怎么还没经过我的床前呢？”然后把“Chuang”唱得特别响亮，继而大笑，前面的女生就露出鄙夷而复杂的笑容。
歌唱比赛结束，又踢完那场球，我是和雨文一起回的家，那居然成了我们最后一次一起回家。在路上我给她唱了两首歌，没有不怀好意，只是我当时最喜欢的。第一次遇见她的时候，我第一次听到这两首歌。一首《回到过去》，一首《简单爱》。
回家见到我妈妈，她在厨房做菜。我说，今天过儿童节，所以学校歌唱比赛结束后就没课了，下午我踢球踢得不错。爸妈从不会因为我踢球好而开心，他们像大多数中国父母一样只关心孩子的学习成绩。
所以我跟她聊了几句不可能被记住的话，就回到房间。须臾间，一愣，我的天，我13岁，这是最后一个儿童节，以后就没了，永远不会再有资格过这个节日了。我第一次真正感到忧郁，体会到永远地失去是什么意思。
长大后，我讨厌一切在6月1日扭捏作态过这天节日的成年人，因为他们侮辱了我那天的深深沮丧，仿佛我并非真的失去一去不返的事物。
2
过最后一个儿童节之前，我已知道喜爱一个人是什么滋味。
前一年，我从县里去重庆那个传说中的中学念书。在那个班上的前三天，我喜欢上一个女生，就是雨然。第一次见到她时，她扎马尾辫，小脸蛋，我确定她是班上最美的女孩。十来年后，时间证实了我当时的判断，那时候她已在法国念JD了。从小到大，我都不明白，为什么有人会喜欢考试成绩好的女生，真是荒谬极了。我从来只喜欢像雨然那样的姑娘。
最开始我住校。整个中学阶段我最开心的时间，就是住校的那短暂半年，后来就是噩梦般的五年半陪读期。
宿舍八个人，晚上我们的固定话题是聊班上哪个女生最美——重庆话是“乖”——我会极力推举两个人，其中一个就是那姑娘。好几年后读左拉，另外那个的身份因此有了确切的专有名词，应该叫做“陪衬人”。
她有一天发烧，脸红红的，很难过地趴在课桌上，头深深埋进蜷缩起的手臂里。我给她买了一瓶橙味的美连达汽水。旁边的老聂说，你要是喝一口再给她，你们就算间接接吻了。老聂不怀好意地笑，我没那样做，而是走过去，稍稍扶起她，摸了她的额头。烫烫的，我应该也一样。
我故意把手停得很久，知道这对缓解她的难受毫无帮助，只是想触摸她久一些时间。她没有生气，后来我那样对她，她也没有生过气。
3
12岁时我还没决定要当一个作家。所以每天晚自习，我都在教室里画画，如同我从两三岁时开始做的事情一样。美术老师在守晚自习时，发现我埋头作画，他拿起那个笔记本，端详一阵，说你画得真不错，加入学校美术社吧。
我欣喜如狂，晚上回宿舍，给那时还没来陪读的妈妈打了电话，告诉她这个天大的好消息。她和我爸一起严厉批评了我，警告说一定不能加入美术社。类似的事情在以后还会发生很多次，小到能不能带溜冰鞋去市里，大到能不能念中文系，一切都在提醒我，不再是12岁以前的日子了。
美术老师脸有些婴儿肥，身材却不胖，喜欢穿大红大绿的polo衫，年纪和我现在差不多，开一辆很酷的越野车出入学校。我们那个经常喜欢秀英文口语的年轻历史老师，就特别喜欢他。
我感念这位美术老师，因为在我们13岁时，他在美术课堂上放映了《可可西里》。那部电影让我直到现在，仍会原谅陆导这些年拍过的东西。有时他不想上课，就给我们放映最新贺岁电影《天下无贼》。正好那天教室里的投影仪出了点问题，射出来的不是彩色，而是昏黄的光线。傅彪和刘若英正亲热接吻，刘若英的胸部若隐若现。我们觉得观影效果很差，便大声喊道，“赵老师，好黄啊！”
美术老师不易察觉地嘴角上扬，又正襟危坐怒道，“那是因为你们心里黄！”
“赵老师，我们是说屏幕很黄啊”，我们大声说，然后窃笑。他一阵尴尬，不知如何圆回来，随即转过头去，假装没这事儿。
尽管13岁的人只是初开懵懂，26岁的他，才是天天在学校开车、吸引文艺教师的艺术家；但美术老师说得没错，我们心里确实很黄，因为关于异性的身体，我们早在宿舍里已经研究过许久了。
4
住校头半年，对面寝室的老聂跑过来神秘兮兮说，小聂在楼道公用厕所蹲坑时，捡到几页漫画，如获至宝，目前正在床上细细品味，看得面红耳赤。我不屑一顾，企图去借来欣赏时，他们说已扔掉了，我因此只好继续不屑一顾。
过了几天，他俩不知在哪儿，竟按图索骥买到了那套漫画。我才知道，那套漫画叫《二人世界》。许多年后，我的大学室友也在看这部漫画，名字叫《夫妻成长日记》，最新出了电影版。他略显羞涩地告诉我，这其实是日本的一套性行为普及教科书式的漫画，陪伴了日本一代新婚年轻夫妻的成长。
但对那时的我们来说不是这样。老聂神秘兮兮拿给我一册漫画，我故作镇定，拿出来翻看，几秒钟后，他摸了摸我的下面，说，硬了吧！
真是废话，此前我只看过布尔玛和静香的裸体，以及电视里天天播放的丰胸广告，哪里见过这么好看的事物。
《龙珠》里，克林为了帮助雅木茶打败隐身人，拉下布尔玛的内衣，露出其浑圆胸部，龟仙人立刻鼻血长流，“吱”的射中了隐形人，雅木茶才终于看清了敌人在哪里。我在看到《二人世界》那部漫画时，才知道其实男方并不会流鼻血，而只是会硬和其他而已。
然而我们不知道，悲剧发生在童年结束前。
5
那时我已不再住校。妈妈在学校旁边交了两千块钱做定金，以2000多元一平米的价格按揭了一套小房子，从此开始了残酷管制、积极封锁、对我和她同样辛苦艰难、矛盾重重的陪读生涯。
但也因此，最初我幸运逃过一劫。
集体宿舍的学生没有隐私可言，如大多数中国孩子都没有隐私可言一样，老师会和父母说同样的话，“在父母（学校）面前，孩子（住校生）谈什么隐私？”
每隔一段时间老师会来到宿舍，按学校要求查房，搜查寝室内是否有不利于学习的事物。小聂疏忽大意，离开寝室前没藏好，在枕头底下，被英语女老师翻出来了。
英语女老师美若繁星，身材极好，是包括老陆在内的许多小男孩最初的性幻想对象。我不是，我最初的幻想对象是雨然。但英语女老师本身却是非常传统的人，于是怒不可遏。据说她反映给年级主任的话是，这个寝室的男生，竟然如此龌龊下流，一定要严厉处置。
那个寝室处于童年最后阶段的男孩儿，于是无一幸免。
这个国度有扩大化打击的传统，自然也波及到我之前住的对面寝室——所有人都要请家长，接受学校处分。住校生的父母大部分不在主城区，而在各个区县，他们已付出巨大努力，以让孩子接受更好的教育，因此孩子没有权利让他们在任何意义上失望。“请家长”这三个字，对孩子来说，不啻为死神到来。
更何况，性在当事的一切人之间，都是如此巨大沉重的禁忌。审判者与被审判者都不直言其事，而一直用“下流龌龊”、“健康成长”一类的修辞术，含糊其辞地做出判决。我身在其外，庆幸、唏嘘、后怕、同情，那些我曾最要好的朋友，他们满脸写着绝望。
老聂和小聂两兄弟倒是纨绔子弟惯了，他们破罐破摔，父母忙着投标工程，盖新楼盘，也不关心他们会不会变坏，因此很快没事儿了，但却苦极了“好孩子”。一个晚自习上，外表老实巴交、但也看了《二人世界》的阿宏，趔趄着走到讲台上的年轻班主任那儿，嗫嚅着说，“王老师，能不能……请了家长……来，不要说……这件事。”
阿宏跟我交流业务时，非常认真地说他喜欢漫画里的女生，不喜欢真人。我幼稚地赞赏了他幼稚的审美，两人相谈甚欢。此刻他的脸又红又白，忽明忽暗，我感到一阵巨大寒凉，心想，“幸好，我没在那个寝室住着了”。
然后我眼睁睁看着，他晕倒在讲台上。
6
我从来没亲口对雨然说过我喜欢她，但全班同学都知道。
全班同学都知道我喜欢她，那自然是我刻意营造、自作聪明的结果。这种幼稚的方式，成年人肯定不屑一顾。但那时我觉得自己聪明极了。
计算机课上，我一边玩着电脑，一边把计算机课本翻开，露出用行书写着她名字的扉页，刻意掉下来，被老聂这样的大嘴巴捡到，他若有所思地说一句，“你还不承认你喜欢她”。有时候她在我身旁，看到后只是抿嘴笑，一声不吭。我会暗自疑惑，她是否被我的一手好字吸引住了，却从来不敢问一声。
后来我们都成了班上的语文课代表，一起帮语文老师收发作业，领读早读课文，配合默契——其实并非真的默契，我时常不靠谱，她帮我完成了一切。
不再住校的下学期，第一天她就问我，“咦，你们家在哪儿呢？”我回答后，她没说话。过了两天她说，“我家也搬到那个小区啦。”
第一次一起回家时，进入我家所在小区，走进一栋楼，我按下18楼，她犹豫几秒钟，按下了23楼。我惊讶地说，想不到我们不仅住一个小区，还住一栋楼啊？她笑笑说，对呀，没想到。
我只是开心，没多想。从此以后，我们放学总是一起回家，持续数月。每天从学校前门出来，走出沙坪坝南街，走入三峡广场，这一路我们聊许多现在已经无法记起的话题，但有一点我记得特别清楚，就是我喜欢给她唱周杰伦和聊韩寒，吹嘘自己最近读的古龙，不知道她听得有多烦。肩并肩走，我刻意在宽敞的街道上营造出摩肩接踵的感觉。然后每天，我按18楼电梯，她按23楼电梯，说了再见，然后各自回家。
我只问过她一次，为什么从来早上上学的时候，我们都没有碰到过？她没回答，又是抿嘴一笑。
7
故事的另一面是，一开始那种幼稚的表达喜欢的方式，很快有了副作用。
我和她的事情很正常地传入了语文老师耳中。老师在同学中有个把眼线，在中国孩子里，实在是太正常了。语文老师是我小学时候启蒙导师的女儿，跟我爸妈因此很熟，妈妈一直认她做表姐。语文老师从来威严凛凛，庄重自持，长久以来，即便是老陆老聂这样的人，看到她都不敢再调皮捣蛋。
“最近一直在听同学说，你和雨然在谈恋爱。聪聪啊，还是学业为重，爸爸妈妈是送你来读书的。”
我突然感到愧疚，感觉喜欢她就对不起所有人，只能红着脸说，“肖老师，那是同学们乱讲的，我和她没什么的。”
语文老师欣慰地微笑，“我相信你，这件事我不会告诉你妈妈的。”
不久后，我爸就专程数百公里赶过来。我早已知道家里的大人不会为小孩儿遵守诺言，只是没想到一直敬重的语文老师也这样。后来发现更多的真相后，我倾向于对一切大人保持沉默。
那个晚上，我们三人坐在小区喷水池旁边的桌椅上，旁边的喷水池哗啦啦啦。妈妈沉默不言，爸爸尴尬而严厉地询问批评，从我身上肩负的学业重任，到父母承担的压力艰辛，最后终于说到了早恋和性教育这件事上。真想让他们直奔主题啊，在他们那里，这件事情似乎比我告诉他们我喜欢一个人，还要难以启齿。
“我没有早恋，你说这些做什么”，我气鼓鼓地说。
“我不是说你有早恋，而是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嘛”，我爸一脸释然，又刻意补充了一句，“也没有人告诉我们你早恋了”。
很快我不再是语文课代表，雨然的搭档变成了另外一个男孩儿，这倒是为她减轻了不少压力。
我们仍是一起放学，因为毕竟住在一个小区，但一路上，我不再刻意制造摩肩接踵的效果，对她唱的歌少了，我们俩也越来越沉默。只是仍然每天，我按下18楼的电梯，她按下23楼。
最后的儿童节那天，踢了场好球，我特别开心，回家路上又对她唱起了《回到过去》和《简单爱》。那两首歌是我刚刚在初一新课堂上遇见她后，回到宿舍老聂在步步高复读机里放给我听的。
我偏爱那句“羞怯的脸带有一点稚气”，和“想回到过去，试着让故事继续”，尽管我根本没有过去和故事。我也喜欢“我想带你回我的外婆家，一起看着日落，一直到我们都睡着”，因为似乎此生，只有外婆喜欢我的一切，也无条件喜欢我喜欢的人，对我没有任何要求。
而和她告别、各回各家后，我真的第一次感到童年彻底离开的沮丧。我感到压抑难耐，于是立刻起身离开书房，去阳台上透一透气。就是在那一刻，我从阳台上高高地看到雨然了。
她背着浅色书包，马尾辫，玫红色T恤，深蓝色紧身牛仔裤，小船鞋，瘦长的身形越走越远，往小区的另一个大门走去。
一瞬间，我终于恍然大悟，难怪这么巧合地住在了一栋楼里，难怪她会犹豫自己家住在哪一层，难怪我们从来没有在早上上学的时候相遇过……
原来这几个月以来，她每天都在送我回家。
8
我竟然没有丝毫感动，而是觉得异常沉重，对这一切厌恶极了。
我厌恶语文老师，厌恶爸妈，厌恶自己，也厌恶她对我这么好。第二天是6月2号，我非常混蛋地对她说，你骗了我，我们根本不住在一栋楼里，从此以后我们不要再一起回家了吧。
她竟然没有说什么，没有骂我，只是我们不再无话不谈了。只是在初二之后，我给了她一篇我要代表学校发表在文学刊物上的作文《拒绝成长》，她家有打印机，希望她帮我打印出来，但她没再把原稿还给我。
那是我们正式成为少年人的第一天，我一定是从那一天起，突然变得气质阴郁，不再开心的。
以后几年，我开始逐渐和一切对我有好感的女生交恶，因为女生太容易对我有好感，而我又要“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对我爸妈朋友的女儿，我同样如此，像是报复爸妈，也报复自己一样，有两三年，我让自己看上去像一个越来越严重的厌女症患者。
这导致在初中最后一年，班上的女生联合起来，誓言要狠狠地孤立我，只有雨然完全没和那帮女人打过交道。连阿宏和老陆，在那时都感到诧异，因为就连他们，我都在课堂上和他们打过架，“初一的时候你那么开朗，不是这样孤僻怪异的人啊。”
……
18岁时，我们去了不同的大学。寒假有一次，我们一同去看望初中班主任。我带病活着，却不再是那个极端的“厌女症患者”。那时候我瘦，留长头发，雨然看着我，说，“你的样子越来越像韩寒了。”我那时早已脱离了迷恋韩寒和周杰伦的年纪，却突然在须臾间，想到我们一起回家的整整一学期，以及童年的最后一天。我当时真想问她，为什么那时候送我送了那么久，后来我那样对她，却没有怪过我。
再后来的人生，她去了巴黎，我去了香港，她终于回了重庆，我又来了北京。有一天我们加了微信，她说，这几年一直听别的人讲起我的事情。我们聊了很长时间各自的生活，约好什么时候再见一面，可我常年漂泊，根本定不下一个具体的时间。那一刻我蓦地发现，我们竟然都到了那个笑骂“那是你们心里黄”的美术老师的年纪。我不知道她是否也成为了那样的老司机。
我也突然想起来，最后的那个儿童节，我的沮丧失落，如此的真实，准确得要命。在最后的童年消散以前，那天自带BGM，是由《童年》、《一千零一个愿望》、《回到过去》和《简单爱》组成的一天。从此它们所唱的内容，竟奇迹般地一一无法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