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面这女人，一边嚼着，一边掀动两片油乎乎的嘴唇不停地说。他觉得恍惚，是在不该睡的时候睡、从不该醒的地方醒来时的难过，每到这种时候，他会一时想不起自己是谁，或者为了时间被如此度过而惊讶。比如说，他竟然和这女人在同一张床上睡了十五六年，也包括那些夜班在内。此外，还有点儿庆幸，毕竟不用再和她睡在一起了。看看她现在的样子吧：穿那种半镂空的黑色紧身低胸上衣，领口和袖口都绣着大花；头发焗成暗红色，有谁能看出来她本来想要什么色么；把过去文的“半永久”眉形也洗掉了，用粗笔重新画过，她一边说，腮帮子和脖子上的肉就跟着颤动，那两道黑粗线还是死的。他看得出，为了见他，她是打扮过的。这一打扮，她年轻时的冤魂仿佛飘荡在附近什么地方，那时的她，虽说也不是多好看，但清清净净，像个正经的早上。他撇过头，去看窗子，夜色落了下来，窗户上映的都是饭馆里的黄色灯光，她的侧影，还有桌上的酒菜。他俩要了盘拌凉菜，酸菜馅饺子和酱焖的“牛尾巴”鱼，他点过啤酒之后，又要了盐炒的花生米。
渐渐才听明白她说的是什么，是在嚼她表妹的舌根子。表妹是她娘家兄弟姊妹里唯一有文化的，十几年前，跟她学电子的丈夫去日本定居了，向来是她妒忌的对象。她这么高兴，肯定是表妹遇到什么事儿了。她说，表妹在那头，每天做家务，伺候男人和孩子出门，就和一伙中国老娘们往来。不知道啥时候起，她们有了种新玩法，用手机摇附近的人。摇到中国男的，三句两句，觉得合适，就各自领到家里去搞破鞋——她用“搞破鞋”这词用得很解恨，意思是谁都是不过如此。那天，她表妹摇到个三十来岁的年轻男人，也是东北去的，在建筑工地上打工，年轻力壮。过了几个月，男人又来找她，说回老家把婚离了，孩子也都不要了，是来和她结婚的。她说我岁数比你大好多，他说我乐意。她说我有丈夫有孩子，他说你想想，你到底是想跟谁过。但她没说你拿什么养我，这句话不说，就是她心里乐意。
他招呼服务员，伸出手指，说再来四瓶凉的。她说别喝了，现在饭店的啤酒多贵，超市才卖四块，这儿卖十二块，四瓶快赶上鱼贵了。他想了想，就改口说先拿两瓶。
表妹和那男人纠缠了一段，终于也把婚离了。她跟儿子说找了份工作，需要到外地上班。儿子说你不是找了份工作，你是又找了个男的，不要我和我爸了。没过大半年，表妹的前夫得了急病，或是糖尿病并发症，总之是很重，表妹就又和新男人搬到离她原来家附近的公寓。白天回来照顾前夫和孩子，晚上再回新家，这一年多，就在这么过。“最有意思的，”她说，“这事儿，我们谁都不敢跟我老姨说，她还不知道姑爷换人了呢。诶，你就说，这得到哪天算一站呢？
那对夫妇，按他的印象，是比他俩——怎么说呢，他自己承认，“高档”的人。听到那女人用一份说不上是爱的东西，换了好几份仇恨，毁了包括自己在内的东西，弄成这样，他不觉得有什么可高兴的，准是一开始就错了，走进了不想要的活法里，过了很多年，又倒霉地遇到了想要的活法。“这他妈跟我有什么关系！”他又想，盯着眼前这女人，他只觉得厌烦，恨她告诉自己这件事。没错，早就该和她离，干嘛早不离呢。他不由得微笑了一下，使她误以为他在赞同她。
还不是为了孩子？他原本想趁这次要回那本相册。他想不起儿子小时候长什么样了，他手头没有自己年轻时的照片。那些照片也不可靠，那时候，照相不是常有的事儿。每回照，儿子都一脸不耐烦，被他扳来扳去，然后他自己摆出过于严肃或过于开心的模样，心想，将来儿子会指着这些照片，对孙子孙女说“这是你爷爷”。现在他知道，他不会被介绍给任何人，那本相册说不定哪天就会被扔掉，还不如让他再看看。他总觉得，最近有种东西在迫近，叫他头皮发麻，按说不过是死而已，但又比死又气闷一些。他总看见殡葬公司的旧面包车停在院子里，下来两个人，提溜着一个鞋盒子似的纸棺材，还没想过那东西和自己的关系。他不算老，按外国的算法，还算得上年轻呢，但也到这个岁数了：要是哪天，像那个稀里糊涂丢了老婆、得了重病的男人一样，窝窝囊囊地死在什么地方，一点儿也不稀罕，顶多是成全了别人。他现在就得安排这些事。她见面时随口说忘带了那本相册，然后就一屁股坐了下来，开始翻菜单。“你要那么想要，应该再嘱咐我一次。”
他两次问到儿子，她第一次是随便搪塞了几句，第二次，就只是恨恨地瞪他。听那个意思，儿子不在本市，好像是和朋友去海边儿玩去了，不知道是几个人、有没有女孩，坐火车去外地，似乎早了点儿。哦，对了，就是因为露出了责怪她的意思，她才瞪他的。
他告诉儿子他们要离婚的时候，那小子眼睛一直没离开电视，瞳孔跟着屏幕闪烁。“离吧，你俩早该离了。”他准备好的安慰和自责的话，全都没用上。
结婚，是因为当年要找女人，又不被当流氓犯抓走，只有结婚。他妈那时候瞅着还行，想必她看他也还行。他俩只是没有将就下来，这也不奇怪，没将就下来的人和将就下来的人，差不多一样多。等到没什么话说以后，就开始吵嘴，然后是干仗，她说话嘴没把门的，总拿他和别的男人比来比去，他没动手算很不错了。他当然不恨她，这个字儿，可能得算得上爱过以后才能谈得到。
等他们又重新安静下来，各做各的饭，按月给她钱的时候，就到了可以离的时候了。那天，随便一说就说成了：他不要房子，总务科科长和他是老哥们儿，前几年也离了，能给他解决间单身宿舍，上班更方便。存折和屋里的东西差不多都留给她，毕竟是她带孩子。要说过错，没什么过错，最正宗的“感情破裂”。他俩把日子过成了只剩下一层死皮的东西。
“你他妈还有脸笑话别人？”他下意识地看了女人一眼，又低头看杯里的几点沫子，举起杯子，一直看着沫子，把它倒进喉咙。
区离婚登记处里，填个表，照个相，就把证换了，根本没人劝，也可能是疑心他们是为卖房子。一楼结婚登记的没什么喜气，二楼离婚登记也不大丧气，这可能是天底下唯一不用花钱找人就能办的事了——就应该这样。报上说有个先进工作者，给人办离婚的时候总说电脑故障，让人过几天再来，帮助多少对复合。凭什么，不是应该告这样的傻逼么？
他想起那天的儿子，稍微有点儿寒心，他俩对孩子，做了很多没用的事儿，但不管怎么说，都算不错，对自己都舍不得那么好。十七八，正是最混蛋的时候，以后再看吧。幸亏国家就让生一个，还是国家英明。
她也可能不是为见他而打扮的。谁知道她待会儿要去哪儿，要见谁呢？他听人讲过她这一年多是怎么过的，就是和那几个老娘们天天喝酒打麻将。她们极力拉上个四五十岁的老光棍上她们的局子里来，好在牌桌上为了他争风吃醋，竞相用脚去蹭那人的腿肚子。他又看了看这个女人的眉毛，他不是嫉妒，真是不大在乎，顶多是为了自己难过。那他为什么还和她吃饭呢，他想要什么，还是就是个坏习惯？那毕竟是二十多年。当初干仗的时候，她老是骂“我这一辈子都让你给祸害了”，他回嘴说“也不知道谁祸害谁”。女人总是要比男人难，男人老了也就老了，女人老了，自己都嫌弃自己。
他在医院做电工，这活儿挺好，不忙。医院可有钱了，他还有高级技师的职称，开得真不少，所以净身出户也没什么。他要是想，想搞搞“破鞋”还不容易么吗，人跟人，就这点儿事儿容易。可那方面不行了，也没什么兴趣。他老笑话总务科长，不行了还买药，兜里揣着一堆瓶子盒子，上歌厅跟去住院似的，不是应该正好趁着不行图个清净么。他没打算再怎么样，退休有退休费，将来老了看病，都是熟人，肯定没问题。现在，一跟谁说他在医院工作，对方的表情都紧上一紧，然后笑，发现他有用。找个大夫、安排个病房之类的小事儿，他确实能办。
他喜欢呆在医院里。如同人身上的肿瘤，这家医院自我复制，越长越大，从几座旧楼开始，往上、往横里，接了好几层，又盖了新外科楼、新住院处，分出好多科，还收购了新医院，新楼与新楼间，连着过街的空中走廊，病人需要做个CT彩超什么的，自己根本就找不对地方。但不知为什么，不管大楼怎么盖，大夫们待的地方，老是像工棚似的，比他的值班室都不如，好像是故意的一样。他老说，给我一样的工资，让我天天就在住院处里坐着，我都不乐意。
他不爱聊天，但人缘挺好，哪个科有事儿找他，都到得很快。没事儿也爱瞎溜达，干坐着不也是一天么？尤其喜欢到检验帮忙。常穿着医院的马甲，照约好的时间，推着轮椅去病房接患者。他最爱去儿科，喜欢领着那些或凉或热的小手，有时着急，干脆抱起来，家长们一脸感激，小心翼翼地后面跟着。送来患者，他还帮着维持维持秩序，叫叫号，遇到老人或胖子，帮着一起扛扛抬抬，然后退到一边静静地看。各科大夫护士长对他都很和气，说他“有修养”，让他有点儿不好意思。
只要霍老师在科里，他差不多一天都呆在这边。霍老师五十多了，身上除了雪花膏味儿，还有股少女头发里的味道，她笔直地坐在椅子里，用瘦弱的、洗得发红的左手持探头，在患者腹部来回移着，有种特殊的节奏，右手敲键盘，同时飞快地冲屋外的人打各种手势，同时安排着好几个事情。她脸上的皱纹很细很均匀，此时的表情，却像孩子似的，半张着嘴，好像那些图像多好玩似的。没有实习大夫时，霍老师就求他给帮忙，用铅笔把她报出来的一串串数字记下来。霍老师一边说数字，一边和病人、和他聊，从来没有着急上火的时候。最后总说“没事儿，我看没什么大事儿，过俩小时到窗口取结果”。病人走了，偶尔摇摇头，跟他说：“这个呀……唉，咱们啥事儿都应该想开点儿，你说是不是？”
最近，他睡眠不好，总想一些如果和但是。坐在霍老师身边抄那些数字时，他觉得自己变回了少年。他没什么妄想，人家霍老师有老伴儿的，也是医科大学的教授，孩子在美国都大学毕业了。再说，一个大夫，怎么会看上个工人？当然也有知识分子嫁工人的年代，那是什么年代？那种婚姻都像恶毒的玩笑。他盼着霍老师让他做点儿什么，他能想出来的平静的死法，就是死在和她有关的事情上。除了偶尔让他抄抄数字，霍老师什么都是自己干，连学生也不太使唤。她对每个人都很慈祥和亲热，因为她是个干巴巴的小老太太。
距离喝到满足，就差那么一点儿，就是她制止他的那两瓶。喝酒没喝到地方，和听了一句不明不白的话，都特别叫人懊恼。她最会让他懊恼。
“我他妈在干什么，我干什么来了？”他很气恼，说的却是：“这顿我来吧。”去椅背上摸夹克里的钱包。鱼做咸了。她的脸色忽然一沉，也许是想到他俩确实没什么关系，连吃饭谁花钱都需要说一声。他觉得痛快了点儿。
为了这点儿痛快，到她说要去公园溜达一圈时，他也同意了。他刚才觉得，她这副样子有点儿丢人，现在觉得有点儿不忍心，她是他儿子的妈啊。
那个老公园，就有一片老林子，中间有棵从来不结果的大梨树，树上系着很多红布条，因为是一个有名的大军阀种的，她要去看看梨花，她小时候就在这公园边儿住。城里就这么两三个小公园，四周一圈大眼瞪小眼的大板楼。只有上岁数的人早起到这里遛遛鸟、打两趟太极拳，晚上没什么人，连搞对象的都没有。城里的年轻人越来越少，谁不愿意去北京上海闯闯啊。他不由得想起儿子，觉得没什么不对，就该从小多出去闯闯。
“树还那样，我过年就四十五了。”她说，看了他一眼，脸上凉凉的，不再那么难看了。非得到离婚了，他俩才能心平气和地说几句话。
现在倒是比过去强，公园都免票了，所以，没几盏路灯也是应该的。
她不知道怎么胆儿这么大，敢往黑的地方走。“这边儿近，前面一绕，就出去了。”
他早就发现后面不远不近地走着两个小子，穿着牛仔服，头发用摩斯梳得老高，是从外县到城里来的小孩儿，正是他儿子那个岁数。这小树林里就这一条路，也不一定是在跟着他们，可能都在找那个出口。他侥幸地想。
拐弯的岔路中间，又站着一个小子，他心一惊。回头看，跟在后面那俩小子也在三五米外站住了，像三条狼似的。
“你们干啥！”她忽然喝了一声。
“别喊，包给我。”面前那个小子命令了一声，过来伸手抓她的背包。
“你他妈就干看着啊。”她一边挣，一边冲他说。
“你给他们吧。咱俩没带多少钱。”他小声说。
“操你妈，你是不是男人？”她继续和那个小子撕扯。
就不该喝那几瓶啤酒。看那小子只盯着女人手里的包，好像眼里根本没他，他胃里忽然一阵恶心似的翻腾，涌上来从来没有过的怒气，他也喊了一声：“你他妈凭什么！”没有章法地扑了上去。
那小子被他一撞，往后倒退了几步。这小崽子，真该把他揪过来扇几个嘴巴。他忽然觉得自己真像个男人，幸亏喝了几瓶酒。公园就在道边儿，喊两声就能把他们吓跑，明天开始，一切都会变得好起来。
正想再跟上去打他两拳，他的背上好像被拍了一巴掌，但是有点儿发凉。接着，腰眼里最柔软的那个地方，就是爱岔气的那个地方，又一阵发凉。在女人讨厌的尖叫声里，背上、腰上和腹部，又被扎了第三、第四、第五刀。他慢慢地转动着身子，像头迷茫的牛，体内的热气顺那些窟窿狂泄出身体。天一下黑到什么也看不见了，他始终摸不着那个在拿刀不住捅他的小子。
“真他妈倒霉”，他想，“真他妈倒霉。”他甚至能看到那个乏味的葬礼了，像他参加过的很多葬礼，那葬礼上，许多人因为起了个大早而不大高兴，手里捻着朵铁丝扎的白纸花，笑嘻嘻地纷纷议论。有谁会在乎他么？他可算不上什么英雄，只是个倒霉蛋，为了个不值得的女人，她那破包里根本什么值钱的东西都没有啊。儿子肯定还是无动于衷。他会被很快忘掉。会迅速消失。在儿子的记忆里。在女人的牌桌上。在医院里，很快。
“真他妈倒霉”，他想。